林昭的欣慰和遗憾
羊华荣

我与林昭在苏南新专降北京大学两度同窗，1957年在北大同被划为右派。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处境，我们自然地成了相互同情、相互关怀的朋友。1957年冬天，当时北大反右高潮已过，学校将放寒假，校方对右派的监管相对有所放松，这就使我们有了一些自由活动的机会。林昭是北大知名的右派之一，她的行动易被人注意，故我与林昭相约，每天黄昏在校外相见。我们有时相约在颐和园或园明园遗址，有时相约在僻静的小酒店里，但大都相约在附近的田野中。北京的冬夜很冷，有风的时候更冷，当时林昭有肺病，弱不禁风，我们只能在荒坟和密林中寻找一些略可避风的地方。北大宿舍有暖气，但林昭宁肯在寒风中发抖，也不愿早些回到宿舍去，因为只有这一黄昏时刻，我们才能自由地谈天说地，尽情地喜笑怒骂；才能忘记白天的一切烦恼，静静地欣赏茫茫的夜色。从1957年冬天到来年的春天，我们风雨无阻，共同渡过了一百多个难忘的黄昏。

当时我们无所不谈。记得有次谈到北大一位右派被捕入狱时，我们谈起牢狱的问题。认为牢狱的大门为右派敞开着，但牢狱是人盖的，也是人坐的。右派既然还是人，坐坐牢亦无所谓。并认为：牢狱可以毁掉人，亦可造就人，古今中外有很多名人就坐过牢，有些因坐牢而名闻于世。1962年夏，我与林昭在苏州相见时（当时林昭被捕后保释在外养病），她高兴地回忆起当年的议论。她说，我入狱后，立即想起那次有关牢狱的议论。由于当年的预见，思想有所准备，故在牢中并未感到恐惧。她还送我一张自制的名为“铁窗之花”的书笺。

苏州分手后，她不久再次被捕，我以后则去了四川，从此失去联系。

在与林昭相处中，我感到：林昭对社会生活中的专制现象十分不满，她希望有一个民主自由的公正的社会，她愿为此而摇旗呐喊。但她只是一介书生，比较单纯，对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显然认识不足，因而她处处碰壁，屡遭不幸。更遇“文革”动乱，致使她死于非命。

林昭去世已三十年，往昔的是是非非，皆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逐渐淡化。三十年后来回首往事，我感到，林昭有值得欣慰的地方，也有十分遗憾的地方。

我认为：林昭是不幸的，又是幸运的，她是不幸中的幸运者。在那个年代里，类似林昭那样形形式式的不幸者何止成千上万，他们大都不明不白地，默默地很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林昭，活得明白，死得不（注：疑为‘也’字）明白。她的死，曾在社会上博得广泛的同情和关怀；她持久地受到苏南新专校友们的怀念；在北大百年校庆之际，有的回忆北大的文章中，亦提及林昭。林昭在北大只有四年，离开北大已四十年，但北大人并未忘记林昭，因为她毕生的追求，是与北大民主自由进步的传统相吻合的。林昭之死所以在社会上有持久的影响，这是由于她的悲惨遭的经历，已成为那一不幸年代的标志之一，亦成为当时众多不幸者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林昭是用血和泪书写自已历史的，她也得到了历史的承认。我想，林昭如九泉有知，当可感到一点欣慰。

林昭聪明，有文才，可惜未有充分展示其才华的机会。更可惜的是：她生前留下的一些文稿，也大都被毁或散失了。1968年早春，我到林昭上海的老家拜访其老母（我们1962年在苏州已相识），她告诉我，林昭留在上海的文稿在文革初已散失，手边仅留下她的一首诗，她随即找出此诗。这是一首长诗，诗名似为《普罗米修斯》（或为《盗火者普罗米修斯》），诗中热情地歌颂了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的幸福而献身的精神。林昭母亲去世后，不知此诗由谁保存了。

八十年代初，在北京罗青老先生家，谈起林昭，罗老说，林昭曾将一包文稿寄在他那里，“文革”开始后，由于害怕而将它全部烧毁了，他感到十分惋惜和后悔。

林昭存放在上海和北京的主要文稿已散失，看来，她存在的文稿不会很多了，我认为，这对林昭来说，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因为人们再也无法全面地了解林昭了。

林昭在被捕抄家时，当会抄走一些文稿和书信。林昭成为右派后，在无休止的检查和思想汇报中，或许会有点什么，但愿这些档案公开后，从中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文革”开始时，我自知在劫难逃。及时将书信、文稿等毁掉，其中亦包括林昭的书信、诗文等。但仍设法保存了她的一张照片，一张自制的贺年片和三首诗，以作记念。诗已在《新专校友会刊》上刊出过（其中有些错字），我希望这次新专校友出文集时，能把它收进去，为林昭保存一些残余的文稿。

“此身行作沟中瘠，犹对西风吊落英。”就借用林昭的诗句来聊以自嘲吧。

——录自“五十年情缘”——华中、苏南新专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