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6-19 10:56:35 来源：综合 作者：成都全搜索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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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撰稿/李立 6月6日，人民网报道称，2014年全国高校计划招生698万人，录取率达到74.3%。这是自1977年以来录取率第三高，录取人数最多的年份。入学率如此高，又让人想起了老话题—扩招。 每当高考如火如荼时，教育部总会因此进入舆论视野，不过在讨论扩招时，很少有人知道，教育部在扩招中只起执行作用，扩招政策非教育部率先主张。 搞清楚决策出台始末，我们才能更全面、客观地评价扩招。 曾经的高校发展政策：与经济速度持平 1999年是高校扩招元年，高校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上升到今年的698万，增长6倍。扩招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界罕见。 但在1999年中之前，扩招之声并不强烈。 1992年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虽有不同看法，但走内涵发展的思路基本上成为共识。高等教育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平均速度基本持平。 1994年《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到，教育改革的重点在于推进职业教育，高校招生规模要适当。该意见对高招设定的目标，仅是2000年高校毛入学率上升到8％，在校生规模达630万人。 1996年教育部出台的《全国教育事业九五计划和2010年发展规划》提出2010年高教发展目标：高等学校在校生增加到950万人左右，每10万人口在校生学生数达到700人，毛入学率达11%左右。 1997年以来，扩大规模的呼声逐步升高，考虑到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等教育入学率比较高，中国排名比较落后，国家在发展计划上有一些倾斜。1998年秋，教育主管部门集中就扩招问题进行研讨，并对原有发展规划进行调整。 即便如此，1999年年初调整后的招生规模也仅比1998年增加21%，毛入学率由1998年的9.1%上升至9.8%。 但令很多业内人士没想到的是，1999年6月份，扩招政策正式出炉，决定招生规模同比增幅达到42%，最终普通高校招生增幅达到47.4%。 这似乎超出了教育部的预期。
教育部只是扩招的执行者 恢复高考后的几次改革，使得中国形成了“国家计划”和“调节性计划”并存的局面，随之形成录取批次、录取分数线、交费和毕业后就业等情况的不同，造成一些弊端。招生“并轨”，就是消除这些现象。 根据1994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要求，从1997年起，中国大多数高校开始实施招生并轨，在2010年计划并轨完成。在教育部看来，并轨完成后高校不再管就业，录取分数和学费也趋于公平，这时候谈扩招，阻力才不会那么大。 然而教育部的意见并未被采纳。 2007年，国家教育部原学生司司长、大学扩招的操刀人瞿振元表示，扩招时，招生并轨改革并未完成，对此教育部内部也有争论，“决策后，对于我们操作部门来说，也议论过是1999年做还是2000年做，中央确定，当年就扩招。你想想，五六月份确定扩招，7月份就考试，9月份就入学，留给工作的时间是很紧张的。我当时开了一个玩笑，我说食堂24小时开，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住宿，总不能一个宿舍倒着轮班住吧，一些领导就笑了。当时准备工作很仓促，但扩招工作有条不紊，保证了当年顺利录取，入学。” 瞿振元2007年表示：“扩招其实不是部门行为，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我记得是在1999年，当时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全教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决定扩招。” 《李岚清访谈录》也提到，“大幅度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规模，是1999年6月上旬朱镕基总理主持召开的国务院总理办公会议决定的，是在6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朱镕基总理宣布的。” 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兼培养处处长刘复兴在《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中表示，扩招政策的决策者主要是经济学家和国务院官员，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教育管理人员没有直接参与政策的制定。 由此看来，教育部只是扩招的执行者。 扩招出台动机只为扩大内需？ 对于扩招的动机，学界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扩招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通货紧缩，失业率攀升的背景下出炉。最初起于一位经济学家在此背景下提出“教育拉动内需”的建议。 1998年11月，亚洲开发银行驻北京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以个人名义向中央写信，提出《关于启动中国经济有效途径—扩大招生量一倍》的建议书。他陈述5个理由支持大学扩招：其一，当时中国大学生数量远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国家；其二，1998年国企改革，大量下岗工人进入就业市场，如果大量年轻人参与竞争，就业将面临恶性局面；其三，国家提出保持经济增长8%目标，扩招前经济增长率为7.8%，急需扩大内需，教育被认为是老百姓需求最大的；其四，当时高校有能力消化扩招，平均一个教师仅带7个学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高等教育的普及事关中华民族的整体振兴。 建议很快被有关部门采纳，基于“拉动内需、刺激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四大目标的高校扩招从此进入正轨，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大幕。 《李岚清访谈录》提到有四个主要原因：“一是持续快速发展的经济需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1998年我国的大学生在校人数只有780万，占同龄人比例为9.8%，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低于国际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低标准15%的水平。就平均每万人中大学生的比例而言，我国也比印度低许多。我们需要培养更多的大学生。二是广大群众普遍渴望子女都能受到高等教育，政府有责任尽量满足他们这种愿望。三是扩招也可以推迟学生就业，增加教育消费，是拉动内需、带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四是由于过去招生比例低，录取人数少，考大学难，迫使基础教育集中力量应付高难度的考试，因此影响了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行。所以，高校大幅度地扩招是客观的必然，也是民心所向，势在必行。” 瞿振元也表示：“对于扩招政策出炉的原因，传说是各种各样的。其实，党中央、教育部都不把大学扩招简单理解为解决经济驱动力。因为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发展当中的一个瓶颈，我们经常说上大学是百里挑一的事情，这样一种规模跟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扩招是必然的事情。” 扩招建议者：实际执行有四大遗憾 扩招政策出台至今已有10多年，公众对此的议论仍然很多。不过，扩招政策的实施已经放缓。 2006年5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指出，要适当控制招生增长幅度，相对稳定招生规模，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教育质量上。 2008年10月，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表示：“高校扩招步伐将放缓，明年扩招幅度不超过4%，后年不超过3%。” 2009年，汤敏首次面对媒体回应扩招政策的建议，他表示不后悔。 汤敏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扩招及可能伴生的短期就业难问题，不可能依靠一次改革而解决所有问题，青年人上大学除了就业的需要，还有更为长远的国民素质提高和社会发展长期目标的考虑。我始终相信扩招是利大于弊，并不是扩招的方向错了，也不是教育与市场相结合错了，恰恰是过去计划体制中的弊端还没有完全消除，政府职能转变还没到位，改革还不够完善造成的。如果等教育改革完善了再扩招就太晚了，大学实际上首先就是一个敲门砖，有了这个敲门砖，你就比别人高一个台阶。” 但汤敏仍然表示，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仍和他的建言有不少偏差。 “现状与当时的提议是有距离的，至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首先，我的建议是3年扩一倍，结果是6年扩了超过5倍；第二，关于助学政策的配合，助学贷款、助学金、奖学金制度显然在过去没有得到重视；第三，教育改革的与时俱进，在高校扩招的同时，教育改革没有跟上，造成高校毕业学子非社会所需人才，这在我看来是造成目前大学生就业难的最核心问题所在；第四，我主张好学校多扩，差学校少扩，但结果却并不是这样。” 来源：成都全搜索新闻网《全叔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