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1881年9月25日出生在中国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府城内东昌坊口（今属绍兴市越城区），本名周樟寿，后更名为周树人。2014年9月25日是其133岁出生日。

鲁迅是被中共利用的一个文人，其对中华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暴力、仇恨的宣扬符合了中共夺取政权的需要，并符合中共建政后毒化民众、给民众洗脑的宣传需要。鲁迅能够被中利共用，与鲁迅自身有很大关系。鲁迅自身就是一个典型的“难养小人”，拿着国民政府的津贴和薪水，谩骂国民政府；对中华民族没有爱心，国难当头之际，立场站到苏俄和日本那边去。鲁迅被中共利用，是鲁迅个人的一个悲剧。1949年后中共党魁毛泽东曾说，如果鲁迅活着，要么自己闭嘴，要么进监狱。
中共利用鲁迅毒害中国人
鲁迅性格偏激，把自己遇到的所有不幸迁怒于他所存身的社会，并对中华民族五千年传统文明作出全盘否定。在民族虚无主义、进化论、无神论的影响下，鲁迅看不到中国的希望，其笔下的中国人，麻木、愚昧、懦弱、自欺、凶暴，所以鲁迅自称“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
鲁迅否定中药、中医，还自我表白说“决不看中医”；甚至要彻底废除中文，说什么“中文不灭，国无希望”等等文化虚无的言论。
带着这种绝望的消极情绪，鲁迅对国民政府的抨击毫不留情，不遗余力，专门揭露社会的黑暗面，人性中的善良和互助友爱被其视为虚伪。在国难当头之时，鲁迅不是奋力呼吁民族的团结和抗日，而是揭中国人的短处，以证明外族入侵、凌辱中华的合理性。
中共可以利用鲁迅的正在于此。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中共的假、恶、斗在这样的道德氛围中无处存身，鲁迅却恶毒地诽谤中国传统文化是“吃人”文化，把现实社会描述成“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颠覆传统道德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为中共能够在中国立足开路。
中共看中鲁迅文章中的阴暗、暴力、冷漠、相互敌视和仇恨的因素，对民众可以起到麻痹和毒化的作用，大力宣扬鲁迅，将其宣扬仇恨和暴力的文章引入中、小学以致大学的教育的课本之中，几代中国人被中共宣传洗脑，被鲁迅所毒害。
鲁迅领取国民政府津贴骂国民政府
鲁迅的为人缺乏起码的厚道，他一边通过钻营骗取国民政府的津贴，一边对国民政府开骂，拿了人家好处还骂人家，这样的人实不为人齿，其跟中共抗战初期拿国民政府资助活命又打国民政府军的卑劣行径极为相似。
从1927年12月至1931年12月，鲁迅从国民政府领取了14,700元大洋。当时黄金一两（约37.5克）约30元，这笔巨款相当于490两黄金。按现在的黄金价约人民币385元/克算，一大洋约值人民币480元，则鲁迅4年从国民政府拿了约值人民币705.6万元。
也有人说鲁迅总共收入是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的人民币5760万元。
鲁迅领着国民政府的薪水和津贴，对国民政府的谩骂却毫不留情，甚至骂国民党大员们是“强盗”。
国民政府对这些讽刺和诽谤并没有认真计较，显得非常宽容，鲁迅谩骂政府的文章可以在《申报》等中国大报刊上自由发表。但鲁迅对此并不满意，出版《伪自由书》，把国民政府给予的宽大和自由称为“伪自由”。众所周知，1949年后的大陆，知识份子任何对中共的不满言论都会引来杀身大祸。自由和不自由、真自由和假自由的分辨，在此一清二楚。
鲁迅属于孔子所说的那种“难养小人”，他怎么样都不会感到快乐和光明，他眼中的现实是“黑暗的铁的牢不可破的屋子”，没有任何希望可言。鲁迅给人看到的“黑暗面”使人消沉，觉得时代除了黑暗别无所有。出路要么像中共那样处心积虑推翻政府，要么接受日本人的侵略来“打破黑屋子”。这两种结果都是中华民族的灾难。鲁迅的文章和他的实际行动向我们传达的就是这样的信息。
事实上在抗战的艰难时期，国民政府从未放松过对教育的支持，投入教育经费仅次与军费。期间由中学到大学毕业，完全依赖国家贷金或公费的学生，共达12.8万余人，这其中就包括了李政道、杨振宁这两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这让抗战时期的大师级人物背出。而对比现在中共社会，镇压民众维权的“维稳”费反倒超过军费，而还有很贫穷山区的孩子无钱上学。
面对民族危机 鲁迅倒向苏联一边
鲁迅看不到中国的希望，把希望放到别处。据大陆学者邵建《20世纪的两个知识份子：胡适与鲁迅》（2008年1月出版）介绍，鲁迅是一个苏俄式的社会主义者，抱着非同寻常的热情关注、介绍和支持苏俄，形成了一种化解不开的“苏俄情结”。
中国对于北边的俄罗斯，一直抱有戒备之心。过去的俄罗斯和当时的苏联，并吞中国的心一直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个世纪初，俄罗斯和日本就在东北为各自利益打了一仗。苏联成立，祸心未止。东北张作霖之死，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所为，后来苏俄档案揭秘，证实是苏联干的。1920年代，孙中山卧病在床，谆谆告诫张学良要警惕苏联和日本这两个“红白帝国”，对中国都有侵占的野心。
鲁迅除了对红色苏联怀有一种特殊的情结，对白色帝国的日本，更有牵扯不清的纠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鲁迅称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膺惩”其奴仆中国军阀，同时“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
而在1932年鲁迅在北平辅仁大学的一个演讲中，鲁迅宣称，日本侵占东北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苦楚的第一步。
日本人占领中国领土，在鲁迅看来这并不严重，严重的是这将成为日本攻打苏联的第一步。面对国难，鲁迅一步就跨到苏俄那边去，好像这事和中国无关（有关的也只是两个“膺惩”）。
邵建说，日本的侵略，对世界的劳苦群众构成了“苦楚”，为什么对中国民众却是“膺惩”，难道中国民众不在这“世界的劳苦群众”之中？面对民族危机，鲁迅原是以苏俄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发布态度的。
孙乃修：鲁迅有汉奸的嫌疑
加拿大学者孙乃修今年7月发表一篇关于鲁迅与日本书商内山完造交往的文章，援引了许多历史资料，显示鲁迅不仅有汉奸之嫌，内山也可能是日本间谍。
1935年10月21日，日本侵略政策的使者和狂热宣扬者野口米次郎与鲁迅的一次谈话，把鲁迅和日人的亲善、友谊的实质和盘托出。据内山记述，野口对鲁迅宣称，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无法给中国带来太平，英国对印度的军事政治管理还算太平，中国不如请日本帮忙管理军事政治。
1933年7月1日《文艺座谈》第一期发表白羽遐《内山书店小坐记》，表示内山完造表面是开书店，实在差不多是替日本政府做侦探。
1934年6月12日《社会新闻》7卷24期发表天一《记某书店底秘密》，称凡是到书店买过两、三次书的人，可以在书店赊取书报。书店1933年的赊账款达到16万元，其中有14万元是中国人欠的。文章还说，有一次内山在一家馆子里喝醉，回答人们关于放账的疑问说：“我这放账，等于军部里放军用鸽；好的传信鸽，一头就要八百美金，我如今储了数十百头了。”此文认为，鲁迅就是其中一只传信鸽。
鲁迅之依赖和受庇于内山，这种异常关系曾引起中共王明的关注，他断言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吴奚如《我所认识的胡风》），“甚至左翼内部有地位的领导人也这样看内山。鲁迅丧事期间，有这样一位领导人亲口对我和冯雪峰说，谁不晓得内山是特务。”（胡风《鲁迅先生》）
鲁迅若活到中共建政 下场可能凄凉
鲁迅被中共利用其实是鲁迅的一个悲哀。在需要鲁迅反对国民政府的时候，中共党魁毛泽东称他与鲁迅心意相通。鲁迅性格偏激，而抱怨和发泄又是他难以克服的习惯。鲁迅不改掉这个毛病，如果活到中共建政，下场可能会很凄惨。
1949年后有人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没死，活到现在会怎样？毛沉默了一会回答道：“他要么自己乖乖闭嘴，要么会蹲在监狱里面把嘴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