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到12月，苏联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会议达成的《中国问题决议》给中共布置了更激进的斗争任务，要求“在中国全面实行土地革命”。斯大林对国民党温和的土地改革方式开始感到不满，要求中国的土地改革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指示不要害怕土地革命会影响与一小撮资产阶级的合作。斯大林说：“把中国农民卷入革命愈迅速愈彻底，中国反帝国主义的战线，就愈有力愈强大。”“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得罪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
中共领导人接到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后，根本不知该如何具体应对，不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加大阶级斗争的力度。在中国农村，地主与贫农之间只有贫富之分，不存在欧洲封建时代那种世家血统上不可逾越的身份贵贱之差别，贫农如果能勤俭持家，善于经营，就有可能上升为地主，而地主一旦失去土地也就不再是地主，因此，乡村富裕人家和贫穷人家之间的矛盾冲突从来没有像共产党挑拨的那样尖锐。农民中穷人数量虽然远多于富人，但大多数人本着他们心目中的天理人情，过着安分守己的日子，要他们打破世代的乡村和谐，起来造反，并不容易。对乡下农民来讲，反而是与那些在乡村间游走流窜的无产游民矛盾更为激烈。这些无产游民有些以乞讨为生，有些是盗匪黑帮，有些纯粹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流，他们对乡村没有归属感没有责任感，因此敢抢敢夺，敢打敢杀，被乡下人看成是扰乱平安生活的地痞流氓。当时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给中共出主意，提出了依靠这些敢打敢杀的地痞流氓做“革命前锋”的观点，说：“两湖的农民运动太沉静，农民都不愿意起来，我们应该利用地痞流氓来发动群众”。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铁建在一篇史学研究文章里介绍，鲍罗廷的这段言论“有文字可查，当时湖北的报纸就是这样报道的”，陈铁建文章里还提到，鲍罗廷在一次演讲中说：“地痞流氓最勇敢，最坚定，最果断”。杨奎松在《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一书中也谈到，1927年初长沙《大公报》报道说，鲍罗廷明确提出，发动农民，非用地痞流氓做“先锋”不可。
鲍罗廷的言论一出，突然间，湖南农村一片混乱，社会构架彻底崩溃，暴力横行，恐怖泛滥，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样。湖南农民运动进行得最轰轰烈烈的，是打倒“土豪劣绅”。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有这样一幕：农会“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农会对什么人算土豪劣绅，划线的标准常常定得非常任意随机，有人喊出“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标语口号，有的地方把凡是拥有五十亩以上田地者一律归成土豪，把凡是穿长衫马褂者一律当劣绅，还有的地方开大会，只要有一个人指认某人是土豪劣绅，往往就没有人会反对。有时对土豪劣绅连姓名都不问，就带上高帽游街，还有以群众审判当场立即枪决的，有的“土豪劣绅”被人用梭镖刺死，有的在批斗大会上被直接打死，连当时中共要员李立三的父亲，也在那场运动中，以土豪劣绅之罪名被枪决。
正如文化大革命并非真正的群众运动，不是下面自发兴起的，而是皇上-伟大领袖毛泽东自上而下发动的一样，湖南农民运动也不是农民自发的运动，而是当时中共的皇上-苏联代表鲍罗廷鼓动发起的。证明湖南农民运动是境外势力发起的另一个依据是农会给土豪劣绅戴纸扎的高帽子游街，这种纸糊的高帽子是一种西洋货，古代欧洲在宗教审判时常给犯人戴。流窜于闭塞湖南乡间的地痞流氓，怎么会懂得用欧洲方式来侮辱人？这难道不是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农会干的事是苏联人出的主意？
湖南农民运动的暴力和恐怖，引来了中共党内外包括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指责，许多人称湖南农民运动“过分”，“乱来”，是“痞子运动”。今天，有人称湖南农民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预演，因为两者的暴力景象非常相似。
在国民党工作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的前期，对农村改革的观点并不激进，基本上遵守国民党的温和路线，甚至在1924年还说过“在农民问题上，应该放弃阶级路线”的话。1926年12月，毛泽东在长沙召开的湖南省农民协会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我们现在还不是打倒地主的时候，我们要让他一步”。毛泽东的这一番讲话，被当时一同出席会议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布力茨，批评为过于温和。
1927年初，毛泽东以农运委员的身份去湖南农村做了三十二天的巡视，三十二天后，毛泽东的调子发生了剧烈的变化。1927年3月，毛发表了巡视后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他们现在在农会称王”，“农会在乡村简直独裁一切”，“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为所欲为，”，“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 “农民的举动，完全是对的，他们的举动好得很！”，看过后“你必定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 ，“所有一切所谓“过分”的举动，都有革命的意义”，“必须把一切绅权都打倒，把绅士打在地下，甚至用脚踏上”， “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考察报告的结尾，毛泽东用鲍罗廷的话为自己的报告做最后总结：“我這次考察湖南農民運動所得到最重要的成果，即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引号内皆为毛《报告》中原话）。
毛泽东对农民运动的看法在两三个月内从温和到极端的剧烈变化，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很多作者包括张戎都认为是毛泽东亲眼目睹暴力后，发现自己喜爱暴力。也许他们写书时还没有发现关于鲍罗廷言论的资料，从今天我所知道的来看，那应该只是次要原因，毛泽东发生剧烈变化的更重要因素是，他听明白了莫斯科调子的变化，从鲍罗廷和布力茨的言语中，毛泽东捕捉出莫斯科老板不喜欢中国式的温和。当然，毛泽东内心深处一定存在着对暴力的向往，并不是每一个中共党员都能够在听了苏联上司的言论后突然爆发出对暴力的热情，但在这之前，毛自己在无意识中压抑了那种向往，因为他知道不可能会被社会接受，苏联人对暴力的鼓励，对温和的不屑，让毛觉得可以无所顾忌，心中的向往可以尽情释放出来，同时还迎合了上司的口味。果然，毛泽东对暴力的热情称赞，得到了莫斯科上司的赞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被发表在共产国际的专刊上，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八次扩大会议上，也给予毛的考察报告以好评。莫斯科要鼓励的是毛泽东这样的共产党员，像陈独秀这样的共产党员，只是从理论上相信共产主义，一听到打人杀人的暴民行为就火冒三丈，要坚决制止，不是苏俄式的共产主义者，注定会被苏联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