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县，地处内蒙古中西部，虽然近些年也沐浴着西部大开发的春风，工业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但仍属于典型的农业县。座落在“乳都”呼和浩特的伊利和蒙牛两大乳业集团，在本世纪最初的十多年内，曾以“火箭般”的速度得到了飞速发展，这在客观上也带动了周边奶牛养殖业的崛起。农户散养的业态，令太多的农户从中受益。尽管忙碌一些，但日子也越过越小康，就连不少县城里的上班族都开始羡慕。

凡事有利必有弊。2008年之前，奶农和奶站每个月都笑眯眯的。因为牛奶根本不愁卖，基本都被伊利、蒙牛给包了，剩下的就是每天按照固定的流程做事，月底等着数钱。2008年中国乳品行业发生了最为灰暗的一页，那就是“三聚氰胺事件”。短短一两个星期，这就令整个行业变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厂家的产能利用率越来越低，同时奶站交奶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其连锁反应的结果自然会波及奶牛养殖户。

在这种情况下，离县城比较近的奶农，开始拉着自家的奶牛上街卖奶。早中晚都能见到不少这样卖奶的。当时相当比例的消费者都对那些大品牌失去了信心，一时间甚至出现了上街排队向奶农抢奶的现象，其夸张程度不啻于北京儿童医院挂号。

这也难怪，原本在整个乳品行业火爆的时候，当地奶农的牛奶，都被厂家给“吸”走了。尽管厂家的收购价偏低，但毕竟量大、稳定、便捷和省心。本地民众如果想消费牛奶，则只能通过超市购买厂家的工业化产品。现在奶农和消费者之间的奶站与厂家两个中间环节有点断链了，某些奶农的牛奶只能由“趸卖”变成“零售”，当然每斤的价格要相对高一些。而消费者一方面更为信任原生态的本地鲜奶，另一方面相对于工业化的袋装牛奶，也感觉优质优价，非常合算。特别是家里有哺乳期婴儿的，在消费心理上更是如此。

这本来使当地的牛奶产业，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到了一个更少中间环节、更为低碳环保和更为天然健康的状态上。于国于民于己都有相当大的好处。然而，世上的事情往往没那么简单，特别是在传统小农经济特别盛行的地方。

有人先是往自己卖的牛奶里面兑水，后来越兑比例越大。当影响到自己销售的时候，或者价格上比别人便宜一点，或者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玩起了“游击战术”。

这是一个典型的“劣币驱良币”的“竞底”游戏。先是坚守底线的人没办法赚到钱而被迫退出，接下来便是牛奶质量越来越差，逐渐丧失“行业口碑”，被消费者用脚来投票。结果是无论牛奶是好是坏，都变得越来越难卖出去。剩下的几个卖牛奶的，抱着能蒙一个蒙一个，能骗一个骗一个的心态去做事，直到最后本地消费资源彻底枯竭。

这种恶性循环持续了四年之久，大约到了2012年底，此类本地奶农向本地消费者销售鲜奶的现象基本绝迹了。在消费者那里，他们宁愿多花钱购买伊利和蒙牛的工业化产品，也不愿从本地奶农那里购买鲜奶了。这倒不是因为厂家的牛奶产品质量有多好，消费者对他们的品质多有信心，而更大程度上是因为直接向奶农购奶，在现实中显得更不靠谱。

伊利、蒙牛等大品牌，虽然在“三聚氰胺”事件上留有污点，但毕竟是大厂家，长远来看还是非常爱惜自己牌子的，在品质上仍旧会有起码的底线。而如同“车船店脚牙”般的奶农散户，在直接面对消费者的时候，反而显得更无节操和底线。相互之间“竞底”的结果，是在短短四年内，在当地消灭了一个行当。

也许有人会认为这个案例毕竟是极端个案，说明不了太多问题。其实在人口比较稀少且市场经济不太发达的某些地区，类似现象传统上还是比较常见的，这属于典型的小农式狡猾。

过去每个县城和镇上，都会有一些做白酒、做酱油、做醋、做豆腐、磨香油、蒸馒头的小作坊。在其刚开业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为了积累口碑，快速扩大销量，一般都比较注重品质。可是客流量一旦达到了预期的基础值，品质就会一点一点下降，直到最后由于质量太对不起观众，而被市场无情抛弃。

我当年上中学的时候，县城学校里面没有食堂和宿舍，乡下来的学生只能借宿在私人家里。专门提供这种服务的，美名其曰“留学生”。土豆、食用油、调味品、米面，由学生自带。留学生的户主，负责做饭和提供住宿场地，每月收取30-50元不等的服务费。留学生的户主，不光是县城的普通居民，不少甚至就是老师和机关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尽管这样，整体上还是避免不了服务质量层面的“撇脂效应”。刚开始都是和东家在一起吃，后来就逐渐分开做分开吃了。演变到最后无一例外，都是白开水加盐煮土豆，外加一个大馒头，甚至馒头里还夹着没有熟透的“硬核”。学生们吃几年下来，几乎没有肠胃没毛病的。尽管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非常艰苦，但在当时觉得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根本算不得什么。因为整个大环境都是那样，你根本无从选择，顶多调侃着说上几句“天下乌鸦一般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