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的一天，钱学森收到了留美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美中区一位负责人的来信，信中向他透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的消息，并向他转达了中共领导人希望他能早日回国，为新中国服务的愿望。几个月后，他又收到了在上海的老父亲的一封来信。用了很大的篇幅向他介绍了上海解放的情况。父亲希望他能早归故里，以便把他的才能贡献给新中国。
来自祖国的召唤，使钱学森心情异常激动。他开始为回国做起了准备。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麦卡锡主义的幽灵正一步一步地向他走近。

钱学森决定回国

这天，两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员，造访了钱学森的家，称要对他进行“调查”。他们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这当然是无中生有，钱学森从来就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感到非常震惊和愤慨。
此后，钱学森多次发现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的电话也被窃听了。更使他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国家安全许可证”亦被吊销。这表示他已不能继续进行喷气推进的科学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实验室里。
钱学森终于决定要提前离开美国。于是，他首先辞去了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的顾问职务，接着又找到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主任林维尔博士，向他讲述了近来发生的事。
林维尔博士很惊奇会发生对钱学森进行审查等一系列事情，他更对钱学森的决定深感惋借。同时，他也清楚，美国如果失去了钱学森，将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损失。
1950年6月15日，钱学森就为全家订好了太平洋航空公司8月15日一班从洛杉矶飞往香港的机票。
6月21日，钱学森出于礼貌，飞往华盛顿，去向时任美国海军次长的金波尔辞行。“次长先生．我是来向你辞行的、我已经购买了飞机票。准备动身回国……”钱学森彬彬有礼地说道。
金波尔原是美国通用航空公司的主席，他对钱学森的才华一向十分赞赏。当他接到钱学森想要辞去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职务的报告时，就已经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但他总觉得钱学森不会是真想离开美国。然而，他想错了。
金波尔用温和的语气劝钱学森继续留在加州理工学院，他还答应给钱学森介绍一位律师为他辩护，钱学森却更加坚定地说道：“次长先生，我主意已定，这是没有什么可以商量的了。”说完，他转身离开了金波尔的办公室。金波尔望着钱学森的背影，目瞪口呆。当他清醒过来时，第一个动作就是抓起电话打给美国的司法部，他气急败坏地说：“你们应当立即通知洛杉矶移民局，绝不能放走钱学森……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他一个人就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他枪毙了，也不能让他离开美国！”

美国人处处设防

美国司法部在得到金波尔的电话后，立即转令洛杉矶移民局，要他们立即加强对钱学森的监视，绝不能让他突然飞离美国。
钱学森做事一贯严谨、细致，他在整理要托运的书籍和笔记时，早已将最新的实验笔记，全部锁进了实验室的保险柜里，并将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学院的米里根博士。
事实上，钱学森丝毫没有要带走美国军事科学机密的企图。但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却无理扣押了钱学森已经装上驳船的全部行李，包括800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
正当钱学森气愤不已之时，他的自由又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他家的外面，总是停着一辆深色的轿车，里面的人，一直在注视着他的居室。对此，钱学森非常气愤，但又毫无办法。
一天下午，两个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走了进来，他们向钱学森宣读了逮捕令……
钱学森被关进了特米那岛上的一个拘留所。他在那里被关了整整15天。
钱学森被美国政府无理拘禁的消息一经传出，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爱好和平的人土，都纷纷向钱学森发出了声援的呐喊。中国政府也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
1954年4月，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布取消了扣留中国留学生的法令。可钱学森夫妇的行动仍然受到盯梢。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了。突然有一天，蒋英想出了一条妙计——
那是1955年6月的一天，蒋英带着两个孩子，伴着钱学森佯装上街闲逛。他们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盯梢，溜进一家咖啡馆。蒋英边喝咖啡，边逗孩子玩耍，钱学森则以香烟盒作纸，用中文写起信来。他写道；“……阻碍归国禁令已于4日被取消，然我仍身陷囹圄，还乡报国之梦难圆，省亲探友之愿难偿，戚戚然久之……恳请祖国助我还外……”
这信是寄往比利时蒋英的妹妹家的，请她迅速转给父亲的世交陈叔通先生。

周恩来要回钱学森

1954年4月25日，中、苏、英、美、法五国外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会议。3个月以后，中美大使级会议正式在日内瓦举行。之后，中美两国关于朝鲜战俘和旅美华人、留学生回国问题的谈判，一直处于胶着状态。就在这时。钱学森的短信几经辗转，终于送到了陈叔通老人的手中。
陈叔通，时任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在读完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纸上的求援信后，速将这封短信转呈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激动地用手拍着桌案说：“好，有了这封信，我们就可以向他们要人了……”
周总理当即把就要赴日内瓦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同志召来，将钱学森的信递给他看过后，严肃地说：“炳南同志，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它说明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旅美华人和留学生回国。你要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争取使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家能早日回国。”
1955年8月1日下午四时。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再次复会。王炳南大使将钱学森的这封写在香烟盒上的信及翻译件摆在了谈判桌上。
王炳南大使质问，为什么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博士还在今年6月间写信给中国政府，请求帮助回国呢？显然，情况并不像大使先生介绍的那样。约翰逊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美国政府不得不在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第四天，即8月4日，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长达5年的禁令，终于解除了。
据王炳南后来回忆，上世纪50年代末，周总理在一次会议上，非常高兴地对大家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的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1955年 9月17日，钱学森夫妇携一双儿女登上了开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
（《环球视野》摘自2006年9月4日《北京广播电视报•人物周刊》，原载祁淑英 魏根发著《钱学森》，江苏少年儿童童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