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淼：让他的基因一直流传下去
发表于 2015 年 02 月 06 日

2012年4月的一天，我在杭州做科普演讲期间，得悉恩师去世噩耗，当时就在微博上发布了这个消息，边写边流泪。自然，那些微博当时被转了好多次，后来被新浪删了。

我不是一个经常流泪的人，偶尔有机会流泪是在看电影的时候，也限于触景伤情的镜头。杭州，是方老师的家乡，如今，我和浙江科协的合作比较多，也算是一个巧合。

在认识方老师之前，我是在高考前就知道他的名字的。那时，高考刚刚恢复，国内也恢复了一些科学刊物，方老师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科普文章的人之一。考上北大之后，读方老师科普文章的机会更多了，但也从来没有想过有机缘认识他，更不用说做他的学生了。

在大三的时候，上量子力学课了，任课老师是李淑娴老师。在这里，我需要坦白，在整个大学期间，我多数时间在逃课， 最严重的是最后一年天体物理的专业课，弄得专业课老师不认识我，辅导老师从来没见过我。在别的同学上课的时候，用现在的话说，我宅在宿舍里读我的书，书可能与当时上的课有关，更可能无关 ，而是其他的物理书。即使在别人去图书馆自习的时候（那时流行去北大图书馆自习，所以图书馆的位置极难占），我还是宅在宿舍里。最近，我宅的毛病越来越严重，算是返老还童吧。话说到，我上李淑娴老师的课，因为我知道量子力学极重要，极有趣，头两次课我是去听了。后来，我开始逃课了，李老师不高兴，但也没办法， 估计其他同学告诉了她这是我的习惯。一段时间后，有个小测验，李老师出的题，我自然参加了。我用从狄拉克经典课本中学来的bra和ket的方式解了问题，估计得了班级最高分， 李老师在下一次课上宣布，李淼可以不来听课了。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到，李老师非常大度，也体现了我后来不断体会到的她的爱才的个性。李老师这么一宣布，我反而不好意思不来了，所以，在北大四年上的课中， 李老师的量子力学课我是上得最多的。

我提前参加过一次李政道的CUSPEA出国考试，成绩不理想（如果找借口的话，我不适应美国那种题海和多选择题的方式），也就打消了出国的念头。大四开始的时候，我去李老师位于蔚秀园的家找李老师──可见我跟她很熟了，也可见她的课我常去听── 不记得方老师是否在家，我的目的很明显，就是想告诉李老师和方老师，我打算在国内读研，而且只读方老师的研究生。李老师的家位于高层，得爬楼，每次爬楼的心情我还记得，兴奋加害怕。那时，我读了点广义相对论，后来再去李老师家拜访时，就问方老师问题， 诸如是否存在大统一理论时空的本质是什么总之，我有点急于求成，总想知道物理学最前沿的发展。后来我自己有了研究生，因为深知这种方式的坏处，反而劝他们好好打基础。我会对每个新研究生说，第一年将选的课学好就行了，第二年我立刻给你们研究课题。

我记得考研的几门专业课是在北京地质学院考的，还记得借了别人的自行车，记得地质学院里的大树，以及安静的校园──那时北京地质学院主要部分被迁出去还没有回来。结果是完美的，我考上方老师的学生了，硕士生，那时没有硕博连读一说。

方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天体物理，非常宽，包括大尺度结构，致密恒星的结构，类星体，宇宙学，甚至涉及引力的基本理论。那时，著名的科大天体物理教研室附属于物理教研室──简称物教，今天，天体物理教研室已经发展成一个系了 。我们室的人沿用老师们传统的叫法：天体组。那时，在方老师的率领下，天体组非常兴旺，每周一个研讨会，通常是晚上。我记得我是在研一时做的第一个学术报告，关于日本物理刊物《理论物理进展》上的一篇研究黑洞的论文。在研一就开始读学术论文，是方老师指导学生的方法，这个方法，被我继承下来。当然，今天，由于科学院大学的课程太重，这两届学生不参加我们的组会了。简单地说，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能力都是在组会上学到的，而后来我自己的最好的学生也是这样培养出来的。

整个天体组有两间打通的房间，外间是公共活动用的，开学术报告会等等，里间是天体组的图书室，里面有很多专业书，有当时影印书和学术刊物，也有方老师利用与海外联系得到的原版杂志。现在，无论你多大牌，不可能有那时方老师在国外得到的待遇了。

在天体组的传统下，我做了生平第一个学术报告。接着，我想做点研究，去方老师家──还是去老师家，因为那个时候， 即使天体组的老师也没有办公室，前面说过整个天体组只有两间房。方老师从书架上拿出一本Physics Report，是1977年的关于超对称的综述文章。我忘了是复印了这本刊物还是将方老师的那本一直留在手边了，因为从1982年到1983年期间复印并不容易。于是，我在通往超对称、超引力和超弦理论的路上起步了。

那时我成天啃超对称和Kaluza-Klein理论，一来自己喜欢纯理论，二来，方老师在组会上明明白白地说，天体组在每个方向都得有人研究，我可能是第一个选择纯理论方向的，因为那时老师们基本都在天体物理和宇宙学的方向上，同学们的研究方向还没有肯定。

在我的硕士期间，李老师也常来科大。我记得，我生平第一次喝咖啡是在方老师家，李老师用锅煮的咖啡，好像是那时国内唯一的品牌，出自上海。那一夜，我没有睡着。现在，我白天晚上都喝咖啡，喝咖啡不仅不会睡不着，还帮助放松。过去，我紧张的时候会让妻子烧咖啡，喝了好入睡。现在紧张的时候不多了。现在，我想告诉方老师和李老师，虽然国内的咖啡还是不行，云南的小粒咖啡非常好。

等到研究生有了指针本，我就拼命复印超引力方面的文章，那时，超引力是文章最多的方向。如果有人现在去科大图书馆找出那几年的Nucl. Phys. B.，还会看到那几年 Nucl . Phys. B. 上的一些文章被我暗暗地标记了，标记的文章都是我复印过的。

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看到了研究万有引力常数变化的文章，以及精细结构常数变化的文章，我就开始想，万有引力常数还不算是最普适的常数，另一个常数比万有引力常数更加普适，就是普朗克常数。有什么粒子、场或者物理系统不满足量子力学法则那时，我已经学了点路径积分，知道普朗克常数在路径积分中出现在指数函数的指数的分母上。如果引入可变的普朗克常数，就等于引入一个普适的标量场，那时，我还不知道超弦理论中有一个伸缩子场， 其作用基本就是这个标量场。

我还是去方老师家，跟他讨论这个想法。就没有什么方老师不知道的，他很快给了我两个文献，都是讨论对普朗克常数变化的观测限制的。我现在不记得具体的限制了，能记得的是，在那个时候，对普朗克常数的相对变化大约每哈勃时间小于 1，这是最粗糙的限制。今天，普朗克常数的相对变化的限制已经提高了5到6个量级。

这样，我在方老师的指导下完成了研究生期间第一篇学术论文，我并没有将它翻译成英文，也没有给任何学术刊物投稿，因为，那时恰好有一个科大研究生自己办的刊物，名字就叫《研究生》，这篇文章直接在这个非正式刊物上发表了。其时，方老师已经是科大常务副校长，我记得《研究生》第一期上有他的文章。我一共在《研究生》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一篇就是关于普朗克常数变化的文章，另一篇是超引力综述文章，第三篇是和冯珑珑合作的宇宙学综述文章。

我的第一篇在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是关于超对称标准模型中的暴胀宇宙学的，那是一篇极其简单的练习，通过这篇练习，我终于完成了超对称学习的作业。这篇文章发表在国内英文刊物Comm. Theor. Phys. 上。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们跟随方老师在科学院研究生院学习，方老师在研究生院教宇宙学课。应该提一下，方老师是国内第一个在暴胀宇宙学领域发表文章的人。我记得，他的文章发表在Phys. Lett. 上，关于宇宙学相变。

回忆起来，在硕士研究生前两年，我还是蛮“高产”的，这种高产是在方老师的指导和影响下做出的。

在我的硕士研究生期间，Hartle-Hawking的无边界量子宇宙学很时髦，方老师于是将我们引导到这个方向。我记得师兄吴忠超去了剑桥，就在这个方向上做研究，期间他回了一趟科大，他的报告我听得似懂非懂。方老师交给我一个问题，在量子宇宙学框架下计算一下极早期黑洞的生成率，于是我们合作完成了一篇文章。我记得在Hawking访问科大期间我还报告了这个研究，Hawking问，带宇宙学常数的黑洞解已经存在了，你们为何不用记得我的回答大约是：我们直接在欧氏时空中解爱因斯坦方程，取的是共动坐标，没有和de Sitter黑洞解直接比较。因为我后来的兴趣转移了，至今也不知道这两个解之间的联系。

在方老师担任科大常务副校长之后，虽然很忙，和我们见面的机会并没有减少，天体组的会议他继续参加。

后来，通过硕士答辩不久，就考上了方老师的博士生。接下来，对我来说重要的事情是方老师推荐我去位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参加活动三个月 。这事发生在1985年夏天，我才23岁，第一次出国。懵懵懂懂地坐飞机从北京出发，路过沙加，在法兰克福转机到了米兰，结果米兰没有去Trieste的飞机 ，就在米兰住了一晚上，第二天坐汽车到Trieste，一路上的所见导致我的第一次文化休克。在那里过了一个月后，方老师自己也到了Trieste，终于觉得有了靠山。那年夏天，从方老师那儿学会和老外打交道，学会喝Espresso不加糖。也是在Trieste，我写了自己最初的几篇弦论论文。

那个时候，中国开放不久，我们出国的机会不多，每次都很珍惜出国的机会，加之，我回去还得还机票钱（从学校借的），所以在Trieste的三个月结束后我没有马上回国，在方老师的推荐下去罗马大学的Remo Ruffini处接着访问。我记得，是和方老师以及北京大学的俞永强老师一起坐火车去罗马的。半夜，俞老师上厕所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包被小偷扔在厕所，里面的钱包没了，幸好护照还在。

也是那次Trieste访问期间，随方老师和当时的科学院院长卢嘉锡以及上海分院院长曹天钦玩了一趟威尼斯，我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玻璃烟灰缸，至今仍放在我家的装饰厨里。

从罗马访问回国，正好遇到国际天文联合会（IAU）首次在中国开会，这是方老师主办的一次会议。因为我出国回来，就在北京和冯珑珑等人去了一趟老莫（莫斯科餐厅），我请客， 大醉而归，这事没敢告诉方老师。

在写好博士论文不久，我又出国了，还是去Trieste，没想到，这一次出国后的再次回国，是十年后了。在出国之前，方老师因为被打成资产自由化的领袖，从科大调到北京天文台。

我本想在1988年回国完成博士论文答辩的，由于方老师被调到北京，回国的事情与当时科大的一些规定起了冲突。事情起因是Ruffini希望我回到科大后能够每年去罗马大学一次，他还和科大的领导人签了字。一拖再拖，拖到著名的“六•四”前夕。我和冯珑珑也买好了回国的机票，在回国的前一天晚上，“六•四”发生了 。

我和冯珑珑本来计划好回国的，这下不敢回去了，弄得我们两家去北京接我们的人也白跑了一趟。我和他一起再去Trieste，在那里过了两个月，后来冯珑珑终于回国了，我去了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的玻尔研究所待了一年，期间申请了博士候选人身份，一年后答辩。在答辩之前，我申请了美国的博士后，请了三人写推荐信，方老师那时还在美国使馆， 我们通过美国国务院中转递信联系，方老师为我写了推荐信。我的运气不错，拿到了两个offers，决定去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做博士后研究。那时，去美国的签证不好拿，方老师特别关心，为此，他给美国驻丹麦的领馆写了一封信。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快拿到了去美国的H1签证。接下来，我记得是，1991年方老师去圣巴巴拉演讲，我见到了方老师和李老师，当然也听了方老师的演讲。

再次见到方老师，是我们从西部转到东部的过程中。我开车和妻子以及女儿路过图森，在图森住了几天，方老师当然请了我们去当地著名的牛排店吃了一顿。我女儿至今还记得在方老师家的游泳池游了泳。

回国之前，我当然请教方老师和李老师，他们不反对，我就回来了。

以上回忆了一下从和方老师、李老师结识，到回国的经过，留一个记录。在此期间，我不仅从他们那里开始了学术研究的起步，还在人生转折的关头多次受到他们的帮助和恩惠。这种恩惠不仅是我自己的，也是我们家的，包括我的在美国读研的女儿和读本科的儿子。

接下来，我想谈谈学术之外的事情。

我现在除了研究，科普占了不少个人时间的份额，科普不仅仅是爱好，也是一种责任，是直接从方老师那里继承下来的。

我对政治本身关心不多，但随着社会的演化，越来越关心。我相信，方老师和李老师一直以来坚守的事业，必将在中国成功。自由和民主，是当今每一个中国人生活中必须思考和必须追求的事情，这不仅仅是理想，已经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改变，中国的社会将变得越来越可怕，人性将越来越畸形。所以，虽然在这些问题上我不写长文，不做演讲，但在我的博客和微博上，我经常转社会问题的帖子 ，我在非科普文章中也会尽自己所能涉及人性的问题，涉及一些社会的问题。

我写诗，虽然与方老师李老师没有直接关系，但基因是类似的。最近，我还写文学评论，写一点科幻，我觉得人到了一定年纪，就该做做这些事了。我做所有这些事都是认真的， 不是玩票性质的。

我觉得，只有将这些事做好，才是真正的记住方老师，让他的基因一直流传下去。请恩师在天之灵照应我们，照应我们大家。谢谢您，方老师。

来源：《方励之纪念文集•科学卷》2014年4月明镜出版社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