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莱因哈德·泽尔滕、约翰·C·海萨尼和约翰·纳什共同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喜悦。但老实说，获奖之前, 泽尔滕与纳什并不熟悉。1961年, 他来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博弈论的研讨会，那时纳什就已经病了, 他们虽然坐在一个桌子边, 却从来没有说过话。
不过，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泽尔滕与纳什成了好朋友。2005年，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他表示，以纳什为故事原型的《美丽心灵》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但人们不能根据这部电影来看待纳什的一生，而且影片中关于博弈论的描写并不准确。
在纳什意外逝世之际，我们找出这篇10年前的访谈，希望以泽尔滕之口，还原更为真实的纳什和博弈论。1994 年, 泽尔滕因其在“非合作博弈理论中开创性的均衡分析”中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德国人, 也是现在德国实验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不能用《美丽心灵》看待纳什的一生
《第一财经日报》:美国人纳什(John F .Nash)和以色列人海萨尼(Jr .John C .Harsanyi)与您分享了1994 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您能谈谈和其他两位的合作情况吗?
泽尔滕:我和海萨尼一直都是很亲密的合作伙伴。我们合作写了一本书, 发表了一篇论文。1965 年, 我们相识, 虽然他在美国工作, 而我在德国,但是我们经常在一些会议上见面。几十年来, 我都是和海萨尼一起合作, 他在我的整个研究工作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很可惜, 他已经过世了。
获奖之前, 我没有和纳什一起工作过。纳什的获奖文章是在1951 年写的, 也就是说, 他在文章发表43 年后才得到诺贝尔奖。
1961 年, 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参加一个关于博弈论的研讨会。那个时候纳什已经病了, 我们虽然坐在一个桌子边, 却从来没有说过话。当时, 我也不是很有自信心和纳什讲话。得到诺贝尔奖以后我才认识纳什。现在, 我和纳什是很好的朋友。
《第一财经日报》:有一部电影是以纳什为原形拍摄的, 叫做《美丽心灵》(A BeautifulMind), 您看过吗? 这部电影中的纳什的形象和您印象中的纳什接近吗?
泽尔滕:我看过这电影。《美丽心灵》是一部很好的电影, 但是人们不能根据这部电影来讲这就是纳什的一生。艺术方面的真实和真实生活中的那种真实是有区别的。
在这部电影里, 很多场景都在讲纳什的病,他的病在电影里被描述得非常夸张。
电影反复描述纳什看到了三个不同的人,这三个人不停地陪伴着他。但是, 在现实生活中, 纳什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些不存在的人, 他只是听到了他们的声音, 他听到了超过100 个陌生人的声音。电影无法用镜头反映出他总是听到不同人的声音, 所以, 这部影片并没有描述他听到了100 种声音, 而是改成他看到了三个不同的人, 并且这三个不同的人物是非常戏剧化的。
也就是说, 在电影中, 恰好是因为他与现实相悖, 他才有可能从艺术的角度上唤起人们的理解。通过这部影片, 人们找到了一个入口, 人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的存在, 而这种疾病或许可以唤起人们对于真实的需求和渴望。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这部电影关于“博弈论”的描写, 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呢?
泽尔滕:这部电影关于“博弈论” 的说法基本是胡说八道, 它本来就不是一部专门说博弈论的电影。
影片中有一幕, 纳什在酒吧里获得了灵感,这是很容易让观众误解的。博弈论也许可以解释一些类似的现象, 但是像电影里描述的从这种现象中受到启发, 是不正确的。
但是, 这部电影也反映了普林斯顿大学在上世纪50 年代的基本面貌和求学氛围。上世纪60 年代, 我也曾去普林斯顿大学看过, 当时也被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深深感动。
诺贝尔奖改变了我的生活
《第一财经日报》:1994 年您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您还记得当时知道这个消息时的情形吗?
泽尔滕:通知我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我正在超市购物, 电话铃响时家里没人。
我到家后, 看到很多人围在我的房子前。刚开始, 我还以为发生了入室抢劫之类的糟糕事。有人走来对我说, “祝贺你” , 我说, “为什么? 请解释一下。”当时时间太短, 我还没来得及想, 这时电话铃响了。刚开始,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直到我们乘政府专车去市政厅时, 我才慢慢调节过来, 开始觉得这是真的了。
《第一财经日报》:以前想过自己会得诺贝尔奖吗?
泽尔滕:当然, 以前我也曾经想过这事也许会发生在我身上, 但事情发生后, 在情感上, 这需要时间来面对。
《第一财经日报》:十几年过去了, 获奖是否对您的人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泽尔滕:确实, 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刚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 突然间, 我就被一大群记者包围。他们问了我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都与我平常研究的问题无关。获奖之后, 世界各地的大学都邀请我访问, 我必须要作很多报告, 而这些报告和我的研究方向没有太大的联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的生活确实改变了许多。但是就我的研究、就我感兴趣的领域来说, 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我一如既往地从事我的研究工作。
我在1994 年获得诺贝尔奖, 得奖的原因是1965 年发表的一个研究成果。也就是说, 我获奖的原因在30 年前就已经定下来了。这就是说, 现在可能有些中国人已经做出了一些成就,但这些研究成果要在20 年或30 年后才能得到认可。这种情况也许可以让我们更平静地对待诺贝尔奖。
博弈论帮助我更好地了解人们的行为
《第一财经日报》:经济学和数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纳什本人就是一个数学家, 但是他在经济学上做出了非凡的成就。而在中学的时候, 您的攻读方向也是数学。
泽尔滕:对, 1947 年开始, 有四年的时间,我在梅尔松根(Melsungen)读中学。但是我们家住在梅尔松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 我必须步行一个半小时去学校, 再花两个小时走回家。路上, 满脑子都在思考代数学和初等几何学。
慢慢地, 我发现自己对数学很感兴趣, 并且在这方面有一些天赋。另外, 在学校里我的数学成绩也非常好, 所以, 离开中学以后, 我决定继续攻读数学。
《第一财经日报》:后来又是什么原因, 使您决定转而研究经济学？
泽尔滕:虽然决定攻读数学, 但我并没有决定一定要在这一领域中固守不变。当时我觉得, 除了数学之外, 我还喜欢其他各种事情, 我也曾经对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等其他很多学科感兴趣。
其实人的机遇是很重要的, 人不可能把一生都早早地作下一个决定来。我的人生也是这样, 并非所有东西都已经事先定好, 会有一些偶然的机遇在里面。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个人的经历迫使我密切地关注政治。在那个战争年代, 在德国的一些宣传中, 谁是纯粹的日耳曼人, 谁是什么血统的人, 都分得清清楚楚。慢慢地我发现, 我的立场与大多数人的观念完全不同。在希特勒政权下, 作为犹太人的后代, 我必须学着相信自己的判断, 而不是盲目听从政府的宣传和大众的舆论。这对于我的智力发展具有非常大的作用,正是对于政治和公共事务的长期的兴趣, 逐渐使我对经济产生了兴趣。
《第一财经日报》:实际生活中的一些事件,是否也会带给您研究上的灵感?
泽尔滕:在真实生活中, 存在着一些对抗,这些对抗对整个人类来说会有一些非常极端的影响。但是譬如说政治和科学之间的一些矛盾, 其实都不怎么真实。冷战期间前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 就是既有合作又有对抗。
博弈论在这个领域中有很大的作用, 博弈论也可以解释当时苏美两国之间那时的行为。当时, 如果两国之间的对抗继续发展下去, 可能今天地球上已经没有人类了。如果说有什么让我突然灵感闪现的时刻,那么这就是生活中可以激发灵感的细节。
我是活在现在的人
《第一财经日报》:“博弈”(game)一词, 在英文中有“游戏”的意思, 学术研究对您来说, 是基于对于“游戏” 的好奇而产生的持续的兴趣呢, 还是仅仅把它看成一份工作?
泽尔滕:究竟是工作, 还是游戏, 对我来说没有区别。
我感兴趣的是我从内心提出的一些问题。我内心里有一种渴望, 让我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真的, 正是这样的一些动力使我从事了博弈论研究。
研究不是我的整个生活, 但它是我整个生活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第一财经日报》:在这么多年的研究工作中, 有没有让您觉得疲惫的时候?
泽尔滕:大部分的时间, 我都不觉得疲倦。
只有一次, 我感到有一个很疲惫的时刻。
20 年前, 我生病了, 我觉得有一点透支。在这之后, 我觉得又慢慢变好了。1991 年的时候,我觉得心脏有点不舒服, 后来查出我得了糖尿病, 于是我学着慢慢适应。现在, 过了这么多年以后, 我已经觉得比当时好多了。
基本上, 我不太想过去的事情, 我觉得, 我不是活在过去的人, 不是一个活在记忆中的人,我是活在现在的人, 活在现在的科学探索里的人。
《第一财经日报》:您现在的研究状态是什么样的? 今后还有哪些打算?
泽尔滕:我非常想集中精力于我的研究工作。现在, 我正在写一本书, 除此之外, 我经常会接到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 请我去作各种报告。很多时候, 我都在世界各地跑, 在家的时间并不是特别长。
我们的办公室有许多项目, 有许多工作人员在同时工作。当我在波恩的时候, 我会经常到办公室, 和他们一起讨论项目进展情况。
在过去的几年中, 我和中国的接触非常多,我计划以后经常到中国来。现在, 南开大学和同济大学各有一个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实验室和研究所。既然建立了这两个研究所, 我就有责任有义务把研究往前推进, 我会经常来看看这两个实验室在科研方面的进展, 我也希望今后这两个所之间有频繁的交流, 推进中国在这一领域中的科研。
【本文刊载于《第一财经日报》（2005年3月18日），原标题为《Game(博弈), 是工作, 也是游戏》，作者罗敏、马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