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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道德景观

by Sam Harris
ax译

阿尔巴尼亚人有个神圣的家族仇杀的传统叫做“Kanun”：如果一个人杀了人，受害者的家族可以杀死那个人的任何一个男性亲属作为报复。如果一个男孩不幸是杀人者的儿子或兄弟，他就必须日夜躲藏，放弃应受的教育和应有的健康，以及正常生活的快乐。甚至到现在，仍有数不清的阿尔巴尼亚男人和男孩生活得像囚徒一样。我们能说阿尔巴尼亚人这样构建社会在道德上是错的吗？他们的族仇传统是邪恶的形式吗？他们的价值标准次于我们的吗？

很多人猜想科学不会提出这类问题，更不用说回答了。从科学的角度上看，我们如何评价一种生活方式要比另一种更好更道德？我们该用谁定义的“更好”或“道德”？虽然许多科学家现在正研究道德的进化及其底层的神经生物学，但他们研究的目的仅仅是描述人类如何思考和行事。没人会期望科学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事。关于人的价值的辩论是科学也没有正式观点的辩论。

可是我要提出，关于价值 – 有关含义、道德和更大的生活目标 – 的问题其实就是有意识生物的安康问题。这样，价值就转换成了在科学上可以理解的事实：关于正面和负面的社会情感、报复的冲动、人际关系上的特定法律和社会制度的功效、幸福和受苦的神经生物学，等等。最重要的是这些事实是超越文化的 – 就像身体和精神健康的事实一样。在新几内亚高地的癌症仍然是癌症；霍乱仍然是霍乱；精神分裂仍然是精神分裂，因此，我认为怜悯仍然是怜悯，安康仍然是安康。在如何使人类繁荣上如果有重要的文化差异 – 比如，即使它们不兼容，但在使人幸福、使人有智慧和生产孩子的方面都是等价的 – 这些差异也必定是依赖人类头脑处理的事实。因此，从原则上讲，在神经系统科学和心理学背景下，我们可以解释文化给我们造成的一些影响。我们在大脑层面上了解我们自己越多，我们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关于人的价值问题的对与错的答案。

当然，我们必需面对关于道德真相的一些古老的分歧：从宗教上获取世界观的人们通常相信道德真相是存在的，但这仅仅是因为上帝已经把它编进现实的构造中了；而对于没有那些信仰的人们则倾向于认为，“善”与“恶”的概念必定是进化压力和文化发明的产物。对于第一类人，提到 “道德真相”就必需引入上帝；对于第二类人，这仅仅是某人的愚蠢冲动、文化偏见和哲学困惑的说辞。我的目的是要说服你，他们两方面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本书的目的是开始谈论如何在科学的背景下理解道德真相。

尽管我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主张是有争议的，但它却是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前提：人的安康完全依赖于世上发生的事情和人脑的状态。因此，这里一定存在可被了解的科学真相。更详细地了解这些真相将能使我们勾画出社会中人与人的不同生活方式的清晰区别，评判哪些更好或更差，哪些更真实，和哪些更道德。很显然，这样的观点能帮助我们改善人的生活质量 – 而且这也是学术争论的终点和选择去影响成百上千万人生活的起点。

我不是在暗示科学肯定可以解决每一个道德争端。不同的观点仍将存在 – 但各种观点将被逐渐约束在事实范围之内。而且我们没有能力回答一个问题和这个问题本身是否有答案根本是两回事，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在过去60秒内有多少人被蚊子叮咬？这些人中有多少会染上疟疾？多少人会因此死亡？这是技术上的挑战，没任何科学机构能回答这种问题。但我们知道它们会有简单的数字答案。是不是因为我们无力收集相关数据就要求我们必须对所有观点同等对待？当然不是。同样的道理，我们不能解决某些道德困境并不意味着所有参与这方面的回应都是同等有效的。我的经验是，错把“实践上没答案”当成“原则上没答案”是个很大的道德困惑的根源。

举个例子，在美国有21个州仍然允许在学校内对学生体罚。在这些地区教师用硬木板使劲打学生确实是合法的，其用力程度足以造成大块青肿甚至皮肤开裂。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受害，这些几乎都发生在南方。不用说，这种行为的理由是明确的宗教原因：宇宙创造者自己告诉我们不要舍不得用棍棒，我们会把孩子宠坏的（箴言篇13:24, 20:30, 和 23:13–14）。可是，如果我们真的关心人类安康，助长这种方法对待孩子们，通过让小男孩小女孩疼痛、恐惧和当众受辱的方法，来促进他们在认知上和感情上成长，我们就要问问在总体上这是否明智。这个问题是有答案的，这有疑问吗？这关系到我们去做正确的事情，这有疑问吗？实际上所有的研究都表明体罚是极坏的行为，这会导致更多的暴力和社会问题 – 而且会恶性循环鼓励更多的体罚。

但更深的要点是，不管我们知道与否，这个问题一定有答案。而且这不是可以简单地靠尊重不同“传统”就能表示同意和不同意的问题。为什么科学将可以越来越多地解决这类问题呢？因为人们对于一些问题 –像遵循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头脑的状态、暴力行为和法律纠纷，等等 – 给出的有差异的答案会转换成我们脑中的差异、别人脑中的差异和外部世界的差异。我希望展现当我们谈论价值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谈论一个相互关联的事实世界。

有些事实需要认识，如思维和意愿是如何在人脑中形成的；有些事实需要了解，如这些思想状态是如何转化成行为的；有些事实需要进一步去认识，如这些行为如何影响世界和其他有意识生物的经验。我们会看到这类事实将释放出合理的“善”与“恶”的含义。它们将越来越多地进入科学的视野并走向远比一个人的宗教信条更深的层次。就像没有基督教物理学和穆斯林几何学一样，我们也将看到没有基督教道德或穆斯林道德。确实，我认为道德应该是尚未被开发的科学分支。

自从我的第一本书《信仰的终结》出版以来，我就有了便利来观察“文化战争”– 不仅有美国的世俗自由者和基督教保守者之间的，而且还有欧洲的大部分无宗教社区和日益增长的穆斯林人口之间的。通过收到的数万封信件和电子邮件，他们来自信奉和怀疑之间的各种人，我可以有些自信地说，在文化分界的底层有一个受理性制约的共有信念。两方面都认为理性无力回答人类生活中的重要问题。一个人如何领悟实事与价值之间的隔阂似乎影响到他对几乎每一个社会事件的看法 – 从战争的交火到孩子的教育。

我们思想中的这种分裂对于不同的政治观点会有不同的作用结果：宗教保守者倾向于相信含义和道德有正确的答案，但这仅仅是因为亚伯拉罕上帝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承认普通实事可以通过理性调查被发现，但他们相信价值一定是来自上空的声音。死抠经文、不容忍分歧、不信科学、无视人和动物受苦的真正原因 – 太经常是这样了，这就是实事与价值分离的宗教表达。

另一方面，世俗自由者倾向于认为不存在道德问题的客观答案。虽然John Stuart Mill认为“我们”文化思想中的善良要优于Osama bin Laden的，大多数世俗者却怀疑Mill关于对与错的思想并不更接近真相。多元文化、道德相对论、政治正确、对不容忍的容忍 – 这些就是常见的世俗自由者分离实事和价值的结果。

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两方面的分量并不相等。在老式的不理智的宗教热情面前，世俗的民主精神被逐渐淡化。由于保守的教条主义者和自由的怀疑论者在禁止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给予联邦资助方面的共同努力，使美国损失了10年；这就是我们多年受到的政治干扰，而且在堕胎和同性婚姻方面我们仍将继续受到干扰；这就是最近叫嚷要在联合国通过反亵渎法（这将使得成员国的国民批评宗教变成违法）的根基；这就是使西方世代反激进伊斯兰教斗争步履蹒跚的力量；这恐怕会使欧洲社会变成新的伊斯兰教区。用宇宙创造者关于对与错的信念鼓动宗教保守者不惜任何代价在公开场合强加这种思想；由于世俗的自由者不知道什么是对（或者不管什么东西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对），常导致他们在智力上和政治上举双手投降。

科学工作者中多数都是世俗者和自由者 – 科学家对宗教保守者的让步已经使人透不过气来了。我们可以看到，问题已经上升到国家科学院和国家卫生研究院的高度。甚至《自然》杂志，这个地球上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出版物，都没有能力靠谱地去巡查理性讨论和虚构小说之间的边界。我最近回顾了最近10年在这本杂志上出现的每一个“宗教”术语，并且发现《自然》的编辑们普遍接受Stephen J. Gould的“非重叠专署权”的观点 – 意思是科学与宗教架构恰当没有冲突，因为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领域。就像一个编辑写的，当这些学科“相互误入对方领域并制造麻烦”时才会出问题。其言外之意就是，科学在物质宇宙运作方面是权威，宗教在含义、价值、道德和好生活方面是权威。我希望能说服你，这不但不是正确的，也没有可能是正确的。含义、价值、道德和好生活必定要关联有意识生物的安康这样的事实 – 并且，以我们为例，必定要合理地依赖世上发生的事情和人脑的状态。理性、没有约束、和诚实的调查研究永远都是洞察这种机制的真正源泉。信仰，如果它曾经是正确的话，那也是意外的正确。

科学工作者在道德方面懒得有所作为已经付出了代价。这已基本上使得科学脱离了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从大众文化的角度看，科学似乎比技术孵化器强不了多少。虽然多数受过教育的人都承认，在物质事实方面，科学方法已经给宗教带来了几个世纪的不断的难堪，但现在有一件事可以几乎毫无疑问地肯定，不但在科学圈子以内还是科学圈子以外，科学对于好生活是什么构成的说不上任何话。各种信仰的宗教思想家和不同的政治派别，在这一点上精确地走到了一起；人们经常听到的辩解是，相信上帝不是因为有他存在的不可抗拒的证据，而是他的信念是含义和道德指导的唯一可靠的源泉。互不相容的各种宗教传统都在相同的不合逻辑的推论下得到庇护。

然而科学似乎会不可避免地逐渐涉及生活最深层的问题 – 这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击。我们对不同世界观碰撞的结果如何反应当然会影响到科学的进步，但这也会决定我们是否能成功建立一个在共有价值基础上的全球文明。对于人类在21世纪该如何生活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答案 – 大部分答案可以肯定是错的。只有理性地理解人类安康才能使几十亿的我们和平共存，在社会、政治、经济和环境上向着相同的目标前进。促进人类繁荣的科学似乎有很长的路要走，但要达到目的，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知识的战场是切实存在的。

在本书中我引入了一个假想的空间，我称之为“道德景观” – 一个真实和潜在结果的空间，其中的高峰代表最高可能的安康，低谷代表最深可能的痛苦。不同方式的思维和行为 – 不同的文化实践、道德准则、政府体制，等等 – 将转换成这个景观中移动的座标，进而转换成不同的人类繁荣程度。我不是在暗示我们必定会发现每一个道德问题的唯一正确的答案，或人类生活的单一最佳方式。一些问题也许会有很多答案，每一个答案或多或少都是等价的。可是，在道德景观里存在多重峰值并不会使它们变得不真实，或不值得去发现。也不会使处在高峰和低谷的在清晰和重要性方面有什么不同。

看待道德问题的多重答案我们没必要自找麻烦，就像我们目前看待食物一样：没人会认为一定会有唯一正确的食物可吃。当然有益健康的食物和毒物还是有客观区别的。有一些例外 – 例如，一些人吃了花生会死 – 但我们可以将这些放在化学、生物学和人类健康的理性探讨背景下做出说明。面对世界上丰富的食物，我们永远都不会这样说：关于人的营养没有可了解的事实依据，或所有的烹调方式原则上必定是同等地有益健康的。

道德景观里的曲线变化可在许多水平上分析 – 从生物化学到经济学 – 但涉及到人类，改变需要依赖人脑的状态和能力。尽管我在科学上完全支持 “一致性”的概念 – 看一下大学建筑学里各学科专业主要功能的之间的边界和一个人一生能学多少的边界 – 神经系统科学和其它有关人类经验的头脑科学的首要性是不可否认的。人类经验会展现出被人脑状态所决定和理解的每一个信号。

很多人似乎认为一个道德的普世概念需要找到没有例外的道德原则。例如，如果说谎是真正的错误，那么说谎必定总是错误的 – 如果能找到哪怕一个例外，任何道德真相的概念就必须被放弃。但是存在道德真相 – 也就是我们如何思维行事和安康之间的联系 – 并不需要我们把道德定义为不变的道德箴言。道德可能更像国际象棋：它肯定会有很多普遍原则需要遵守，但也允许重大的例外。如果你想下好国际象棋，“不要失去你的皇后”是几乎永远要遵守的原则。但这允许例外：有时牺牲你的皇后是明智的事情；有时你只能这样做。但是，这里有个事实，就是在下棋的任何一步都会有一系列的客观上的好棋和客观上的坏棋。如果人类安康存在可被认识的客观真相 – 比如，善意通常更有助于高兴而不是残忍 – 那么某天科学应该能很精确地阐述我们哪些行为和关怀的使用是道德正确的，哪些是中性的，哪些是该被放弃的。

虽然说我们对如何使人类繁荣有了完全了解还为时尚早，但已有了开端。我们可以仔细考虑一下这里面的联系，如早期的儿童经历、感情纽带和一个人在后来生活中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能力。当然，我们知道情感忽视和滥用在心理上或社会上都是不好的。我们也知道，早期的儿童时代经历必须在脑中形成认识。对鼠类的研究表明，父母的照料、社会的依附和精神压力的调节有一部分是由后叶加压素和后叶催产素这两种激素掌管的，因为它们影响脑部奖励系统的活动。想要了解为什么对儿童早期时代的忽视有害我们的心理和社会发展，似乎可以合理地认为是这个系统的扰动所带来的影响。

为了做实验而剥夺对年幼儿童的照料是不道德的，社会上也不上心天天从事这类实验。为了研究对早期儿童时代的情感剥夺，有组研究人员测量了两组儿童的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的血液含量：一组是在传统家庭抚养的孩子，另一组是第一年在孤儿院度过的孩子。你可以猜想得到，由政府抚养的孩子一般得不到正常水平的养育。他们在今后生活中也更容易有社会沟通和情感沟通的障碍。就像预想的一样，这些孩子在和收养母亲身体接触时也没表现出后叶催产素和后叶加压素的通常会出现的峰值。

虽然有关神经系统科学的研究才刚起步，但我们知道情感、社会互动和道德直觉是相互影响的。我们在这些体系中成长并与同类伙伴相协调，在此过程中创造文化。文化就成了社会、情感和道德发展的机制。人脑无疑是这些影响的关联物。文化通过改变我们大脑的结构和功能影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你是否感觉儿子和女儿之间你更喜欢儿子？顺从父母的权威比诚恳的质疑更重要吗？如果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是同性恋后，你会不再爱他们吗？父母看待这类问题的方式和生活中对孩子的影响，必定会转化成他们脑中的事实。

我的目的就是要使你明白，人类的知识和人类的价值不再分离了。量化的世界和含义的世界最终一定会走到一起。科学和宗教 – 对于相同现实的截然相反的思维 – 将永远不会搭界。其实，道德观点的差异仅仅代表我们知识的不完善；我们不必永远去关心各种各样的观点。

事实和价值

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David Hume提出了著名的观点，没有任何一种对世界构成的描述（事实）能告诉我们应该如何行事（道德）。哲学家G. E. Moore跟随Hume的观点，提出在自然世界任何企图想锁定道德真相都是 “自然主义谬误”。Moore提出，善不会等同于任何一种人类经验（如愉快、幸福和进化上的健康）的属性，因为总可以去询问这种属性本身是否是善的。例如，如果我们说善等同于某种使人愉快的东西，那么仍然会有可能担心某种特定情况的愉快是否真正是善的。这就是Moore著名的“开放问题论”。尽管我认为当我们关注人类安康时，这个语言陷阱是很容易就可以避开的，但大多数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都掉了进去。其它有影响的哲学家，像Karl Popper，在这点上与Hume和Moore相呼应，他们已经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就是通过我们的知识论述在事实和价值之间建立一道防火墙。

虽然心理学家们和神经系统科学家们现在一直在研究人类的幸福、积极的情感和道德推理，但他们几乎没有根据他们的发现做出有关人类该如何思考和行事的结论。确实，要是科学家提出他或她的工作可以得出有关人们该如何生活的某些指导意见，人们会普遍会认为这是有损学术声誉的，甚至有点专制主义的味道。哲学家和心理学家Jerry Fodor明确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科学就是关于事实，不是准则；它可以告诉我们如何我们会这样，但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我们会这样错在哪里。不可能会有人类生活状况的科学。

虽然这是罕见的清晰陈述，但这种理性局限性的信念在学术界现在还是被普遍接受的。

尽管大多数科学家在善与恶的问题上不愿多谈，道德和人类幸福的科学研究已在进行中了。这种研究必然会导致科学与宗教正统观念和大众观念的冲突 – 正像我们日益增长的对进化论的认识一样 – 因为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是种错觉，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只要有意识生物安康的最大化能被认识 – 我认为这是唯一能被理性评价的东西 – 从大的方面讲，就一定可从某些方面上转化成脑中和与外界相互作用的事实；（2）“客观的”知识（如，需要通过诚实观察和推理获得的知识）里面有内在的价值，因为我们在每次讨论事实时，都要依赖预先估价的原则（如，罗辑兼容、对证据的依赖、简洁，等）；（3）对于事实的信念和对于价值的信念在大脑的层面上似乎是从相似的过程得到的；这表明对于这两个领域我们有共同的对错判断系统。我下面将对此详细讨论。从两方面看 – 能从这个世界了解什么，和能使我们了解这些的大脑的机制 – 我们将看到，事实和价值之间的明显分界线根本不存在。

有些读者会感到不解，我们如何能让某些事情作为价值的基础，就像“安康”一样很难定义。可是，对我来说安康的概念就像身体健康的概念一样；它不能精确定义，却是不可缺少的。实际上，这两方面的含义似乎都向修正的方向永恒开放和就像科学的进步一样。现在，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身体健康，他就应该没有能检测得到的疾病、能够做运动、而且将能够活到80岁而没有明显的衰老迹象。但这个标准会变化。如果生物抗衰老医学家Aubrey de Grey是对的，他认为衰老就像工程问题一样会有完全的解决方案，那么能够在100岁生日那天走上一英里将不会总是等同于“健康”。或许有那么一天当500岁不能跑马拉松时，这将被认为是个不可思议的无能为力。像这样看待人类健康的大胆变革并不说明现有的健康和生病的概念是武断的、纯粹主观的、或文化构建的。一个健康的人和死人的区别就像我们在科学上曾经取得的成就一样明显和有重要特征。人类满足感的高度和人类苦难的深度之间的区别并不是不明显，虽然这两方面新的疆域仍等着我们去开发。

如果我们把“善”定义为支持安康的东西，就像我提出的我们必须这样，那么Moore首先提出的“开放问题论”的回归问题就真正终止了。虽然我同意Moore对于任何给定事例的最大化愉快是否是“善的”的怀疑是合乎情理的，但要是去问最大化安康是否是“善的”却根本说不通。似乎很清楚当我们想知道某种状态的愉快是否是“善的”的时候，其实我们真正想问的是，它是否有助于或有碍于某种更深层的安康。这个问题是非常条理分明的；它确实是有答案的（不管我们是否去回答）；它将善的概念根植于有感觉生物的经验上。

这样定义善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价值问题；它仅仅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价值具体是什么– 对我们的安康有潜在影响的一系列的态度、选择和行为，以及其它意识意愿。虽然这使得安康是由什么构成的这个问题真正地开放了，但有理由认为这个问题是有有限范围的答案的。既然有意识生物的安康变化肯定是自然定律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应该希望科学将会逐步照亮这个有各种可能的空间 – 道德景观。

强调科学上的人的价值– 如，把它们放在外部世界的状态和人脑状态相互影响的方形的网格中 – 和进化上的价值不同是很重要的。大多数构成人类安康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都会被任何细致的达尔文主义者的计算所忽略。尽管人类拥有经验的可能性必须在进化给我们造就的大脑中实现，但我们的大脑不是为看到我们的终极满足感而设计的。进化不可能预见智慧或需求，比如这些需求：创建稳定的民主体系、缓解气候的改变、挽救其它物种的灭绝、控制核武器扩散、或为本世纪我们的幸福做更多的现在认为是至关重要的事情。

就像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观察到的，如果顺从进化指令是主观上安康的基础，那么就会发现大多数男人除了每天向本地精子银行捐精以外，就没有比这更高的招唤了。不管怎么说，从男人的基因角度看，没有比繁衍成千上万的孩子而不需付出任何代价或责任更能让人满足的了。但我们的头脑不会仅仅顺从自然选择的逻辑。实际上，任何戴眼镜或使用防晒霜的人都承认他不愿意过那种基因造就给他的生活。虽然我们继承了大量的我们祖先强烈渴望的东西，这些或许帮助了他们的生存和在小的狩猎群体里的繁衍，但坦率地说我们很多内心生活和我们在当今世界寻找幸福是矛盾的。每天早晨的几个油炸圈饼和婚外情的诱惑，一些人是很难抗拒的，从进化的角度看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肯定还有更好的方式来得到最大化的长期安康。我希望应该很清楚我主张的“好”与“坏”不会被直接简化到本能的驱动和进化的指令，尽管现在（包括今后发展的可能）完全在生物学框架之内。就像数学、科学、艺术和几乎所有我们感兴趣的其它东西，我们当代对含义与道德的关注已经达到了进化为我们建造的一个落脚点。

信念的重要性

人的大脑是信念的引擎。我们的头脑一直在消化、产生和试图整合各种关于我们和这个世界号称是真实想法：伊朗正在开发核武器；季节性流感可以通过偶然的接触而传播；实际上我有头灰发看上去会更好。我们必须怎样做才能相信这些陈述？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应该怎样做才能接受这些主张是真实的？这个问题是很多领域的交叉点：心理学、神经系统科学、哲学、经济学、政治科学、甚至法理学。

信念也是沟通事实和价值的桥梁。我们通过科学、历史、新闻等对事实形成信念：这种感觉的信念又构成了大多数我们了解到的世界。我们也会对价值形成信念：道德的判断、含义、个人目标、和生活的大目标。尽管它们可能在特定的方面不同，但信念在这两个领域中具有共同的重要特征。两种信念都有默许的对与错的主张：它们不仅是关于我们如何思想和行为，而且关于我们应该如何思想和行为。事实的信念，像“水是两份氢和一份氧”，和道德信念，像“残忍是错的”，并不仅仅是偏爱的表达。要真正相信这两方面的主张就是要相信我们已经接受了真正的理性。因此，也是要相信你是服从于特定的准则的 – 就是说你是心智健全的、有理智的、不自欺的、不糊涂的、不过分偏见的，等等。当我们认为某些事情在事实上是真的或在道德上是善的，我们也会相信处在相似位置的另外一个人也应该会有同样的信念。这似乎是不太会改变的。在第三章我们将看到，信念的逻辑学和神经学的特性会进一步揭示事实和价值的分界线是虚幻的。

差生活和好生活

对于我在道德景观里持有的观点，我认为只需赋予两点：（1）一些人的生活要好于其他人的生活，和（2）在某种法定的方式和并非完全随意的方式上，这些区别和人脑的状态和外部世界的状态有关。为使这些前提不那么抽象，可以想象两种普通的生活，位于两种极端状态连线的某个地方：

差的生活

你是个年轻的寡妇，生活在整个内战中。今天，你7岁的女儿在你眼前被强奸并被肢解。还有更糟的，凶手是你14岁的儿子，他是被一帮吃了迷魂药的士兵用大刀威胁干的这邪恶的事情。你现在光着脚在丛林里奔跑躲避追杀。虽然这是你最糟糕的一天，但这不是与你生活中的其它时间完全不相称的情况：从你生下来的那一刻，你的世界就成了残忍和暴力的舞台。你从没学过识字、洗过热水澡、或离开过那片绿色地狱的丛林。甚至你认识的最幸运的人也只是有过短暂的经历而没有持续饥饿、恐惧、冷漠和困惑。很不幸，甚至对于凄凉的标准你也是十分不幸的。你的生活一直是个漫长的非常时刻，现在快结束了。

好的生活

你和一个你曾见过的非常有爱心、有智慧和有个性的人结了婚。你们两个都有职业，在智慧上相激励，在经济上相支持。在几十年里，你的财富和社会关系已经能让你投身于各种活动并带给你巨大的个人满足感。你的一个最大的幸福源泉就是寻找有创意的方式去帮助那些生活没你这样幸运的人。实际上，你刚获得了10亿美元的拨款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的儿童。如果有人问，你会说你想不出其它更好的方法打发你的时间。由于有良好的基因和可选择的环境，你和你的好朋友和家庭成员会健康长寿，不会被犯罪、突然的丧亲和其他的不幸触及。

我选的这些例子虽然普通，但却是真实的 – 它们代表了大多数人在这一刻的生活走势。虽然受苦和幸福范围肯定会有延伸，但我想这原则上代表了我们大多数人的一般经验范围。而且我还认为，对于我们自己和那些接近我们的人来说，我们生活中大多数的所作所为总是介于坏生活和好生活之间，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退一步说，如果你看不出值得去估价（前提1）的这两种生活的区别，那么我的道德景观的观点对你也就没什么吸引力了。同样，如果你承认这两种生活有区别，其中一个肯定好于另一个，但你不相信它们与人的行为、社会状态、或人脑状态有法定关系（前提2）, 那么你也看不懂我的观点。虽然我看不出如何可以合理地质疑前提1或2 ，但我的经验告诉我，讨论这些问题时应该强调一下这种怀疑态度，否则看上去会有些不合情理。

实际上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们声称看不太出好生活和坏生活的区别。我甚至碰到过走的更远的人，他们否认存在任何区别。虽然他们会承认，我们习惯上的言行举止似乎表明存在可用文字描述的经验连续统一体，比如一端有“苦难”、“恐惧”、“愤怒”、“发疯”等，另一端有“安康”、“幸福”、“平静”、“狂喜”等，但当讨论上升到哲学和科学的高度时，这些人则会说，“但是，当然，这仅仅是我们特定语言的游戏，并不代表在现实中是有区别的。”真心希望这些人能轻松度过他们生活中的难关。他们也会经常使用“爱”和“幸福”这些字，但我们怀疑他们这些术语不是对好生活和坏生活的表达。任何主张看不出这两种状态（和他们连带的世界）区别的人，应该会把他自己和他所“爱”的那些人当成一个人或随机的另一个人，并把结果称之为“幸福”。

问问你自己，如果好生活和坏生活的区别对一个人不重要，那么对他来说什么才是重要的？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还有某些东西比这个区别更重要？如果有人这样说我们会怎样想，“要不是我还有其他更紧迫的事情，我早就让我们70亿人过上好生活了。”有可能还有其他更紧迫的事情吗？难道真正紧迫的事情不是获取好生活赋予的自由和机遇吗？甚至如果你恰巧是个受虐狂，着迷于偶尔用刀自虐，这种需求难道不是好生活背景下的最大满足吗？

试想有个人用尽他所有的力气，想把尽可能多的人引向坏的生活，同时，另一个人付出同样的努力力图扭转所造成的破坏，把尽可能多的人引向好的生活：你或者你认识的人，会相信这两种努力的区别可以忽略吗？有可能对他们或他们潜在的动机产生迷惑吗？难道这些区别不需要客观条件吗？比如，如果一个人的目的是让全人类能有好生活，达到此目的的方法有较高效率的和较低效率的，不是这样吗？强迫男孩子强奸并杀害他们的女性亲属，如何想象这样的情景？

我不是想责骂这种事情，但这却很关键 – 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普遍认为，要么这些区别不存在，要么它们太过变化、太复杂、或太具有文化的特殊性，而不能进行一般的价值判断。可是，一旦承认好生活和坏生活有区别，而且法定与人脑的状态、人的行为和外部世界的状态有关，就一定承认道德问题有对与错的答案。为了进一步搞定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再举几个反对意见：

在更大的背景下，坏生活确实好于好生活会怎样 – 如，那些娃娃兵的来世将会很幸福，因为他们的罪孽已经被洗脱或者学会了向上帝忏悔，而拥有好生活的人将永远在某种地狱受折磨，如果这样会怎样？

如果宇宙真是以这种方式构成的，我相信在末日审判时会得到更正。但是，我对事实与价值相关的主张是不会改变的。来世的奖赏和惩罚只会改变道德景观里的临时特性。如果坏生活确实长期好于好生活 – 因为它使你获得无尽的幸福，而好生活仅仅是一个预示永恒受难的希望 – 那么坏生活确实好于好生活。如果这是宇宙的运作方式，我们就有道德上的义务为尽可能多的人设计一个完善的坏生活。在这种体系下，仍然会有道德问题的对与错的答案，而且也仍然需要用有意识生物的经验来评估。唯一剩下需要解决的就是，宇宙构成得如此怪异到底有多合理的困扰。我认为这根本就不合理 – 但这是另外的话题。

如果某些人就是喜欢坏生活而不是好生活，会怎样？或许有些精神变态者和施虐狂期望在坏生活下生活，没什么比用屠刀杀人能使他们更快乐的了。

这些困扰仅仅是我们该如何评价不同意见的问题。Jeffrey Dahmer的好生活的观念就是杀年轻男人、奸这些尸体、肢解他们、和保存尸体某个部位留念。我们在第三章将会看到更详细的精神变态问题。到目前为止似乎足以说明，在任何知识领域我们都可以说某些意见没有价值。实际上，为了使知识或专家意见有价值，我们必须这样说。在人类安康的问题上为什么要有不同呢？

任何看不出好生活要比坏生活更可取的人，是不太可能对人类安康的讨论有什么贡献的。我们真的有必要说明在繁荣的社会所享受的仁慈、信任、和创造等，比在充满了敌意的带有致命病菌昆虫的潮湿的森林里忍受战乱的恐惧要好吗？我认为没有必要。在下一章，我将阐明任何把反对意见当回事 – 或有可能当回事 – 的人，不是滥用文字就是没花时间思考细节。

如果我们明天在亚马逊发现一个新的部落，科学家不会预先假设这些人必定享有最好的身体健康和物质繁荣。我们实际应该做的是去了解这个部落的平均寿命、 每日卡路里摄取、妇女生产死亡率、传染病的流行程度、物质文化的表现，等。这些问题应该会有答案，而且还会多少揭示出一些石器时代的生活情景。除此之外，这些快乐的人们还愿意牺牲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给想象中的上帝以求多产，许多（甚至多数的）人类学家会说这个部落拥有一个另类的道德准则，每一条都和我们的一样有效和不可辩驳。可是，当我们将道德和安康联系在一起时，就会看出这相当于说这个部落的成员必定在心理上和社会上和地球上其它人一样满足。如何看待身体健康和精神/社会健康之间的不同，揭示了一个离奇的双重标准：就是我们对人类安康的不知 – 或假装不知。

当然，有些人类学家不肯跟随他们的同僚去跨越悬崖。Robert Edgerton对于“高尚的野蛮人”的神话作了整本书的剖析，详细描述了1920年代和1930年代大多数的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 – 像Franz Boas, Margaret Mead, 和 Ruth Benedict – 是如何系统地夸大平民社会的和谐，和忽视他们那些太经常的野蛮行径或条件反射地对殖民者、贸易者、传教者和类似的外来者赋予有害的影响。Edgerton详细描述了这种大同小异的传奇故事如何对整个领域产生了影响。这样，要在道德上比较这些社会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一般认为只能寄希望于站在各自的立场理解和接受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相对主义因此变得如此不可动摇，以致一位杰出的哈佛人类学家在1939年写道，这一判定的告一段落“恐怕是最有意义的贡献，这使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变成了常识。”我们希望不是这样。对于任何事例，这种贡献一直都是我们还在努力想要搞清楚的。

很多社会科学家不正确地认为，所有长期流传的人类行为必定遵循进化原则：不然它们是如何留存下来的？这样，那些最离奇的绝后的行为 – 女性生殖器切除、血腥的族仇、杀婴、折磨动物、割皮刺图、裹小脚、食人行为、仪式强奸、人祭、危险的成人礼、对孕妇和哺乳母亲的限制饮食、奴隶制度、某些印第安部落的奢侈盛宴、杀死老人、妻子殉夫、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引起的无理饮食和农业禁忌 、用重金属治疗疾病、等等 – 就被一两个昏头的人种学家在火光中的胡乱刻画被合理化，甚至被理想化。但是，信仰系统或习惯的一点点持久力不能说明这遵循进化原则，思维太简单了。这仅仅说明它没有直接导致社会崩溃或彻底终结这些行为。

对明显不同的基因与文化基因（如，信仰、观念、文化活动）的关注也是很重要的。文化基因是可交流的；它们不随它们依附的人类繁殖因子传播。因此，文化基因的生存不依靠向个体或群体提供某些实际利益（再生产或其他什么方面）。非常有可能人们通过交换观念和文化产物，在几个世纪里持续地降低人们的安康水准。

很明显，人们可以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而不必要地损坏他们的身体健康 – 比如在20世纪中期很多落后社会群体的平均寿命几乎只有发达地区的三分之一。无知的和与世隔绝的人们摧残他们的精神上的安康，或他们的社会制度变成无端残忍、绝望和迷信的引擎，为什么这些不同样明显？一些部落或社会能将他们的信念依附在不但错误而且明显有害的事实上，为什么没引发什么争论？

每一个曾经存在的社会都必须通过社会结构和制度疏导和克服人的某些自然属性 – 嫉妒、领土暴力、贪婪、诡计、懒惰、欺骗，等。如果所有的社会都能把这些处理得一样好将是个奇迹。然而文化相对论的普遍偏见是假设这种奇迹不是发生过一次，而是经常发生。

让我们花点时间概括一下我们的态度。从事实角度出发，一个人有可能相信错误的事情吗？是，一个人有可能去珍视错误的事情（也就是，拿错误的事情理解人类安康）。我要说明的是我要强调与这个问题的答案相同的“是”，科学将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的价值。有没有可能某些人没有能力得到想要得到东西？当然会有 – 就像总是有人没有能力获取特定的事实，或相信特定的正确主张。就像每一个其他关于脑力有能和无能的描述，这最终表达了人脑的状况。

受苦可以是好事吗？

似乎很清楚，当沿着道德景观的斜线向上移动时，有时就需要受苦。也可能需要一些负面的社会情感，像有罪与愤怒。此外，对身体健康的分析似乎对我们有帮助：我们必须偶尔经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 吃药、手术等 – 以避免更大的受苦或死亡。这个原则似乎适用于我们的整个生活。即便是读书学习或从事一项新的运动都可以使我们产生很深的挫折感。然而获取这些技能通常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这是没有疑问的。甚至周期性的消沉都有助于我们得到更好的生活决策和获得洞察力。这似乎也是我们的头脑的工作方式。就认为是这样吧。

当然，这个原则在整体上也适用于文明方面。仅仅做个必要的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也会造成上百万人的很大不便。而且非故意的影响总是可能发生的。比如，地球上最危险的公路是现在介于喀布尔和贾拉拉巴德之间的两车道的高速路。当它还没铺好、坑坑洼洼、到处散落着石子时，比较之下它是安全的。但是当某些给予帮助的西方建筑商将其改善之后，当地阿富汗人的驾驶技能终于把物理学定律的作用展现出来了。很多人现在还有在有盲点的弯道超越慢行卡车的习惯，经常是突然看到眼前致命的一览无余的上千英尺峡谷。从事故增长上讲，有没有从这些失足中吸取教训？当然有。但他们并不否认事故增长的事实。此外，好生活和差生活的区别可能不明显：对于个体和群体都一样，问题是我们如何能最可靠地从一个方向进入而避免从另一个方向进入。

宗教的问题

任何想要了解世界的人都应该敞开接受新的事实和新的观点，甚至是对于那些他或她认为已经非常完全了解的事情。与这相似，真正对道德 – 使人类繁荣的行为准则 – 感兴趣的人应该敞开接受新的证据和新的观点，以此来看待与快乐和苦难有关的问题。很明显，在任何形式上，公开对话的主要敌人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公认的科学推理的障碍；然而，因为科学家们很不情愿去设想他们应该对一些常规事物做出评价，在宗教的招牌下教条主义仍然主宰着真理与善良的问题。

在2006年秋天，我参加了一个在索尔克研究所的三天会议，主题为《超越宗教：科学、宗教、理性和生存》。这个会议是由Roger Bingham组织的，在被邀请来的听众看来像是个市政厅会议。发言者包括Steven Weinberg、Harold Kroto、Richard Dawkins、和很多其他科学家及哲学家，他们一直是宗教教条主义和迷信的积极反对者。这个地方挤满了高级知识分子和有科学修养的人 – 分子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 – 然而，令我惊奇的是，三天的时间不足以对一个简单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即宗教与科学是否有冲突。试想一个登山者的会议不能对这项运动是否必须往上走取得一致，你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深思熟虑是多么的离奇。

在索尔克期间，我目睹了我曾听到的科学家向某些不正直的宗教人士说的道歉。要说的一件事是教皇是无与伦比的理性捍卫者，他对胚胎干细胞研究的看法不但有道德准则而且完全不受宗教教条主义的影响；要说的另一件事是说这话的是一位总统委员会里在生物伦理学方面的斯坦佛的医生。在会议过程中，我有幸听到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是世俗的杀人狂，伊斯兰殉道和圣战的教条不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原因，人们不能超出他们的信念争论问题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理性的世界，科学没有对我们的伦理道德生活作出重要贡献（也不可能），诋毁古老的神话不是科学家的工作，因为这会“泼灭人们的希望” – 所有这些都出自那些坚持怀疑论的具有顽固头脑的无神论的科学家们， 他们都坚定无比地认为，对宗教信仰的批评是无意义的、鲁莽的、甚至是不体面的。在分组讨论的有些时候令我想起了恐怖电影《人体异性》的最后场景：看上去像科学家的人们，就科学家一样发布信息，而且会马上返回他们的实验室，然而对外星人在最轻微的刺激下发出的嘶嘶声却表现出宗教的蒙昧主义。我以前曾想象文化战争的前沿应该在大教会的入口。我现在意识到了在我们的眼前就有相当多的工作要做。

我在别处有过不同的经历，宗教与科学关于事实的冲突是零和的。这里，我必须提出事实和价值的分界线在知识上是无法存在的，特别是从神经系统科学的角度来看。因此，我看不出信仰和理性之间有什么可调和的空间也就不足为其了。虽然宗教不是这本书着重要讨论的，但任何有关事实与价值、自然信念、和科学在公共事务讨论中的角色，都必定要不断受到宗教观点的重担压迫。因此，我要在第四章对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冲突作非常深刻的剖析。

但是，很多科学家感觉他们必须假装认为宗教与科学是相容的，这并不奇怪。我们刚刚从很多宗教迷茫和困扰的黑暗世纪中走出来 – 有时跳跃、有时步履蹒跚、还有时爬行 – 进入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主流科学仍然会偶尔受到普通大众甚至是政府的公然敌视。虽然生活在西方的科学家现在不担心会受到宗教狂热分子的折磨或杀害，但是很多人，特别是在美国，担心如果他们冒犯宗教会失去他们的资助。富有的组织像Templeton基金会（它目前的捐赠有15亿美元），通过给予科学相对的贫困，让一些科学家和科学新闻工作者明白，明智的做法是将知识的完整性与过去的神话完全分开。

因为没有简单的方案解决社会不公平，很多科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认为，最好让数量众多的人类在虔诚的幻觉中沉睡。很多人认为，当他们在没有假想的朋友相安相处时，大多数人类总会去相信上帝。在我看来，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注意到，这种看法对其他的人类 – 以及后代子孙 – 是多么的傲慢、缺乏想象力、和悲观。

这种善意忽略的政策需要付出社会、经济、环境、和地缘政治的代价 – 从个人的伪善到公共政治这些都不必要地损害着成百上千万人的健康和安全。然而，很多科学家似乎担心批评宗教信念会引发科学不可能赢的思想战争。我认为他们错了。更重要得是我深信我们最终会毫无选择地进行这场战争。零和的冲突会有明确结果。

我们的处境是这样的：如果宗教的基本主张是正确的，科学的世界观对迷信的影响是如此的思路狭窄和易受干扰以致看上去近乎荒唐；如果宗教的基本主张是错误的，大多数人对自然现实深深迷惑，被无理的希望和恐惧所困扰，而且经常会浪费珍贵时间和注意力 – 往往伴随悲惨的结局。在这种对分的状态下，科学真的能中立吗？

公共讨论中大多数科学家在这个问题上的顺从与屈服是一部分较大问题：关于信仰的本质，关于使人烦恼的科学与宗教之间思维方法的鸿沟，或关于道德进步的真实源泉，人们不太愿意诚实地表态。对于我们来说在伦理上和精神上，不管什么是真的，是可以现在被发现的，而且可以被谈论，完全不用诋毁我们日益增长的对世界的理解。将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特征维系在无比圣洁的古书中会引起纷争的主张上，或古代神迹的谣言上，是根本说不通的。我们如何谈论人的价值 – 以及有关大脑层面相关现象我们如何研究或研究失败 – 将会深刻地影响我们的共同未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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