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谌旭彬

毛泽东对苏联披露：白崇禧愿意对中共指令“照办不误”

近日，《党的文献》刊登了一组1949年1月毛泽东与斯大林的往来函电，其中附有一封“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报”。据该电报，毛泽东在1949年1月7日，向“捷列宾”，也就是联共与中共间的联络员奥尔洛夫，详细披露了国民政府高级军事将领的“通共”情形，桂系巨擘白崇禧，赫然在列；可谓内战最大牌的“通共”国军将领。

据“捷列宾”转述，毛泽东披露：

“现在，国民党的许多要员，特别是其中的特工人员，正在寻求和我们联系。白崇禧告诉我们的人，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我们对他已有口头暗示：其驻汉口部队按兵不动，不要为我们将要发动的进攻掣肘。

“我们对第8兵团司令刘汝明也有口头交代：留在国民党指定的地区，在我们部队发起进攻时，听凭其通过。汤恩伯也在谋求与我们联系。钟则明打算与我们建立联系。

“我们在西康的电台好长时间没有发报，现在第24军军长刘文辉每天都来找我们的人，问中共有什么指示。我们与舶于长江上的许多舰艇取得了联系。进攻打响时，他们会转向我们。许多高级特工人员，特别是战犯名单公布后，都力求保命，向我们提供重要情报。”

“我们与傅作义保持着固定的无线电联系。正在和他谈判，告诉他派什么人来我们这里谈判。傅作义的10个师被消灭后，他得知自己被宣布为战犯，心情沉重，以为上了当，悔恨不已，骂自己是混蛋。但是听到我们口头告诉他(没有给任何文字的东西 )的六条 (毛泽东没有说六条的内容)之后，他放心了。”①

除身份不详的“钟则明”②外，毛泽东提到的其他“通共”者，均已有其他史料作为佐证。刘文辉、傅作义1949年后留在大陆，自不必论。刘汝明虽然去台，但其在内战期间，或按兵不动，或动辄一触即溃，被蒋介石痛斥为“逃跑将军”，于此电中已不难找到缘故。

至于汤恩伯，先是其妻“通过关系向中共方面打听他们汤家还有没有保全自己的退路”；潘汉年派出接洽策反人员后，汤也确曾与浙江省主席陈仪密谋，试图携京沪杭及数十万部队，向中共要价投诚；可惜因事机败露，汤丢卒保车，出卖了陈仪。陈仪被杀，汤去台后亦终生不受重用。③

蒋介石曾指责白崇禧在内战中“按兵不动”

白崇禧与中共间的秘密渠道之一，据参与其事的沈涛披露，早先是经由桂系将领黄绍竑，在香港与潘汉年联系；黄绍竑离开香港后，由沈涛接任，“白崇禧方面有什么意见，通过杜秘书转达给我，我再转达给潘汉年；同样，潘汉年那里有什么意见要对白崇禧讲，也由我从中转达。”④

但这种联络工作，沈涛“实际上只干过一次”。显然，白崇禧与中共方面，还有其他更隐秘的、更高级的沟通渠道。白的真实盘算，虽未必尽如毛泽东所言，已到了“中共若有什么指令，他马上照办不误”的程度，但已多少能够解释，何以1948年底，蒋介石会严厉指责白崇禧在内战中“按兵不动”。

尽管国军高层涣散若此，但毛泽东并不急于收编这些意欲投诚的部队。其理由是：

“目前的情势是，如果我们现在就着手这项工作并下发什么指示，那就势必发生大规模国民党军队反蒋哗变、向我方投诚的现象。但眼下这对我们并没有好处。因为有太多的国民党军队投奔我们，很不安全。况且国民党军队的将领都想谋求高位，可他们并不足信。”⑤

毛泽东所谓“国民党军队的将领都想谋求高位，可他们并不足信”，大约正是指刘汝明、白崇禧一类人物。其实，不止是对“通共”的国民党军官，包括对民主人士，毛泽东也在保持着一种克制：

“现在，多数民主人士都在我方占领地区，他们主动来这里投奔我们。如果说我们过去邀请过许多人，他们都不来，那么现在，我军凯歌高奏，只需稍加暗示，他们立刻就会前来。现在，上海(笔者注：当时还是国统区)只有三位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和黄炎培，后两人也想来，但我们暂时还没有请他们。”⑥

注释：

①⑤⑥王福曾/译：《俄罗斯公布的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一组往来函电》，《党的文献》2013年第5期。②原注释称：“钟则明，系音译，身份不详”。据笔者揣测，可能是军统高干“郑介民”，一者，音似；二者，毛泽东谈话中两番提到“高级特工人员”主动积极“通共”，但除“钟则明”(郑介民)外，其他人均与“特工”无关。③汤恩伯事，可参考：尹骐：《夏衍与潘汉年的挚友情》，《炎黄春秋》1995年第6期；周宏涛/口述，汪士淳/撰写：《蒋公与我：见证中华民国关键变局》，天下遠見2003，P94-95。④沈涛：《白崇禧与共产党的一段秘密接触》，收录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