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陵君与王翦
发表于 2016 年 08 月 28 日 由 老唐
一般人知道的战国后期的抗秦名将最出名的有廉颇李牧。但其实这两人跟秦国作战，最多也不过防守成功。廉颇抗秦的业绩，不过是长平之战初期，虽然吃亏但筑垒不战而已。李牧呢，则是延缓了秦灭赵一点时间。太史公的记载是“李牧帅师与（秦军）战肥下，却之…四年，秦攻番吾，李牧与之战，却之。”其实，从秦昭襄王开始，秦国跟六国作战，就鲜有败绩。这期间真正的抗秦牛人只有一个，就是魏公子信陵君。
信陵君救赵，太史公是如此记载的：“勒兵下令军中曰：父子俱在军中，父归；兄弟俱在军中，兄归，独子无兄弟，归养。得选兵八万人，进兵击秦军。秦军解去，遂救邯郸，存赵。”看上去似乎差不多，但这次跟李牧那次不同，这次秦兵是长平之战之后，秦昭襄王举倾国之力攻赵，益发十五岁上少年佐主将王陵，力图一战而亡赵的豪赌。此战信陵君存赵以后，才有一个赵国可以留给李牧。而此战以后，秦国力衰，要等约四十年到秦王嬴政时代才能一统天下。
而救邯郸十年之后，信陵君再救危局：“公子留赵十年不归。秦闻公子在赵，日夜出兵东伐魏….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诸侯。诸侯闻公子将，各遣将将兵救魏。公子率五国之兵破秦军于河外，走蒙鹜。遂趁胜逐秦军至函谷关，抑秦兵，秦兵不敢出。当是时，公子威振天下，诸侯之客进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称魏公子兵法。”这样的风光，是前后几十年都所未见的。
我们今天要说的，却不是这位信陵君的辉煌，而是有关他身份的故事。信陵君就是战国后期跟孟尝君，平原君和春申君齐名的四公子之一。他的第一次出征，就是著名的窃符救赵的故事。长平之战之后，秦挟举国之力试图一举灭赵。信陵君的姐姐是平原君夫人，向魏国求救。同样是平原君夫人的兄弟的魏安釐王，虽然派晋鄙率十万军救赵，但因为秦国的恐吓，屯留邺城观望。这时候信陵君出场。在门客侯赢和朱亥的帮助下，他巧妙地夺取了晋鄙的军权，挽救了赵国的命运。这里门客侯赢和朱亥又是史记里为主人义无反顾的例子。这样的例子除了上次讲的刺客列传以外，在史记里还有很多，包括程婴的赵氏孤儿的故事。我们先按下不表。但信陵君作为魏安釐王的弟弟，在两次战争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魏安釐王，继位的第二年就把其弟魏无忌封於信陵，这就是信陵君名号的来源。魏无忌为人仁爱宽厚，礼贤下士，士人因而争相前往归附于他，最高峰时门下曾有三千食客。而这些食客，并不是吃闲饭的，其中，就有赵王身边的间谍。赵王是不是有进犯魏国的计划，他都了然于胸。这不免让人猜想，魏王的身边他有没有安插暗探呢？也许魏王也有同样的猜疑，对他并不重用。所以信陵君平时就是一个不能展志的状态。
当魏安釐王在救赵犹疑的时刻，他却果断出手，杀上将而夺取了军权，一举击败秦军而扬名。这种举措，放在后世，显然是大罪。即使有大功也不能免。比如相比之下情节要轻的袁崇焕杀毛文龙案件，崇祯即使装着没事儿，到诛杀袁崇焕的时候，还是憋不住拿出来作为一条大罪而宣示天下。在这种情况下，夺军的上将，常常首选是趁胜夺权，至少也是一个据县自立。这在春秋战国，其实并不罕见。周室内讧而分东西周，晋曲沃武公为晋公族而杀两位晋公篡位而立都是先例。而这位信陵君，却在退秦之后让魏军回了魏国，而自己留在了赵国。
不但如此，十年后秦国攻魏的时候，魏安釐王第一想到的，居然就是请信陵君救魏。于是信陵君的第二次出场，上演了上面我们描述的威风八面的一出戏。这出戏中，魏无忌不但掌握了魏国所有精锐军队，而且是五国军队统帅，并且把天下共惧的秦军打得不敢出关。当时的天下霸主是谁，已经是毫无疑问了。但这巨大的成功，却会造成信陵君相对魏王关系的尴尬。要放在后代，就叫做“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以见容于暗世者而谁”？也就是功劳已经无可赏赐，威势盖过主公。这样的人，一般只有两种下场，不是“狡兔尽走狗烹”，就是篡位夺权。前者除了信陵君前面的文种以外，后面还有从韩信到明朝朱元璋的功臣。而后者，从曹操到刘裕，可谓层出不穷。能够说得上像信陵君这样挟不赏之功既不篡位，又没有被逼死的，以后可能也就是郭子仪和曾国藩两个例子。信陵君虽然自己饮酒纵欲而早死，但毕竟没有受到魏安釐王的直接逼迫，而信陵君自己，虽然跟魏王有过互相猜忌，能违王令杀上将夺军而善终于魏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相比较之下，秦国最牛的将军王翦的故事，就完全是另一番面目了：“秦始皇既灭三晋，走燕王，而数破荆师。秦将李信者，年少壮勇，尝以兵数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为贤勇。於是始皇问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曰：“不过用二十万人。”始皇问王翦，王翦曰：“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谢病，归老於频阳。李信攻平与，蒙恬攻寝，大破荆军。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与蒙恬会城父。荆人因随之，三日三夜不顿舍，大破李信军，入两壁，杀七都尉，秦军走。
始皇闻之，大怒，自驰如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今闻荆兵日进而西，将军虽病，独忍弃寡人乎！”王翦谢曰：“老臣罢病悖乱，唯大王更择贤将。”始皇谢曰：“已矣，将军勿复言！”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始皇曰：“为听将军计耳。”於是王翦将兵六十万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王翦行，请美田宅园池甚众。始皇曰：“将军行矣，何忧贫乎？”王翦曰：“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乡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关，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於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
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最艰难的就是灭楚。这期间动用了六十万兵力，即使放在现代，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在当时天下人口二三千万的情况下，用举国形容也是不够的。王翦是秦国最优秀的将领，带六十万军队灭楚也是他的谋划。但他在带领秦军出征的途中，却使了一个小心眼，不停地向秦王讨取美田，并且公然说，有功要分钱给后代。这种近乎无耻的开口，在我们当代人看来，可能是难以接受的。为国立功，本身就是莫大的荣耀，如此贪婪，岂不丢人？当时在秦国，也是如此，自商鞅变法侯，就已经是人人勇公战而怯私斗。而且王翦所谓的“有功终不得封侯”，明明是谎言。秦制明确以军工分二十等级爵位，日后王翦不但自己封武成侯，儿子王賁，孙子王离，都以军功封侯。这讨钱，岂不是太小人？
而王翦却有自己的理由：秦王不信人，秦国全部的武装力量交付给了我，如果我不多要钱，秦王岂不是要怀疑我了？后人说起这件事，有很多都赞赏王翦的智慧。是的，王翦很聪明，他知道，如果他不停地向秦始皇讨钱，这就给了秦始皇一个明确的信号：我王翦所图不过是功名利禄，我对秦国的大位是没有觊觎之心的。大王尽管放心地让我带领军队好了。这一个小心眼，完全成功了。王翦不但灭楚，而且善终死在家里。
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感慨。一个从记载上看，完全对秦国忠心耿耿的王翦，而且并没有欲望带领这军队，是在秦始皇逼迫下出征的老将军，都要这么耍小心眼，才觉得能够自保，这秦朝还未立，中国还没有大一统，君臣之间的猜忌就已经出现了。
现在，就让我们对比一下信陵君和王翦这两位抗秦和秦国最牛的军事家，在跟自己君主的关系上的不同吧。
第一，    信陵君偷军符，杀上将，夺军；王翦受军而编故事以自保。王翦如果夺军，被秦始皇灭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信陵君能够犯重罪而掌军权，虽然有才华，但在秦国依然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    信陵君回国前魏王说不动，要毛公薛公喻以大义，回国后，与魏王相对落泪，然后魏王任为上将军，这是一种对等的关系；而秦始皇不听王翦失败后再去请王翦出山，用的是“已矣，将军勿复言！”， 完全是一种命令的口气
第三，    信陵君在魏国曾经养士三千，其中有很多敢于犯上作乱的死士，比如像侯赢朱亥这样的；王翦则掌军之后反而自危，怕秦始皇猜忌而请田自保。以此类推，在秦国，王翦如果培植自己的亲信体系也一定会受猜忌，养士三千的场面肯定不会出现。事实上，王翦一家出将才，儿子王賁败楚灭魏，也是灭六国大将之一，孙子王离先为秦朝捍匈奴，后在秦末被项羽击败所杀。但王家军事世家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弟子门客。战国时期，四公子都是养客上千，但秦国很少有公子养士的故事，丞相如吕不韦养客的，也未得善终。
这种不同，反应了战国末期，秦国与魏国的政治形态，已经有了极大的不同。魏国虽然也经过法家变法，有过李克变法，用过吴起，但魏国的基本政治，仍然具有封建时代的特征。魏公子无忌养士三千，很多都是忠于公子不忠于国家的人。这股人群，在救赵时，最低限度也可以组织起百乘以上的骑兵，而动员起来，他们起到的夺取魏国军权的作用。这说明，信陵君在魏国作为一股独立于君王的政治势力，是被容忍的。
而信陵君能够养士，他需要独立的财政来源，这就是信陵这个封地。在这个封地上，魏公子无忌可以掌握一切资源，用来培养他自己的实力，他的门客都是忠于他的。这种军事财政上的独立，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行政上的独立，必须依靠财政和军事的独立才能维持。
而秦国，这种状况已经不可能存在了。将军不但必须全面对君主效忠，培养自己的亲信会受到猜忌而自危。秦国的军队，必须时刻忠于君主。任何具有离心倾向的组织和个人，都会受到制约。秦国到战国末期，已经有着郡县制，军爵制等一系列体制来维持这种向心力了。
而这种制度上的不同，也意味着人际关系和伦理的不同。信陵君与魏安釐王是一种对等恩义的关系。这和信陵君与门客的关系有一种层层递推的逻辑。魏安釐王对信陵君免罪并信任（像智伯对豫让的以国士相待），信陵君就为魏安釐王出力，虽然毛公薛公也有过“没有魏国就没有信陵君”一类的现代式劝说。信陵君对侯赢“执辔愈恭”，侯赢就为信陵君谋划并“北乡自刭，以送公子。”在魏国，即使经过了数百年的“礼崩乐坏”，封建的伦理还是具有支配地位的。
而秦国的王翦则不同了，秦始皇虽然也做出了一点礼贤下士的姿态，但王翦是臣，始皇为君的关系已经明确。虽然秦始皇一开始不听王翦的建议而败，但等秦王回来让你出战，你就不得不战。王翦作为下属，不忠也已经不是一个选项了。信陵君式的留赵十年对王翦完全不可能。王翦前面，郑安平在信陵君救赵时被迫降魏，而家族因此被灭门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他这是新一代的主从关系，跟封建时代的对等的恩义式的主从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孤立地看，王翦的小心眼，似乎是王翦对历史有着深刻的洞察力，早就预见了在中国完成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之后，臣子必须照顾到君主对臣子的猜忌。但实际上，在这件事情上，王翦也是借鉴了秦国的历史。在王翦之前，白起就是因为对秦昭襄王的攻邯郸政策有异议并不肯出站而被降职为士卒，一个老人被迫到前线，仍然被秦王赐剑而自尽。王翦一样与秦王异议而被强起出征，失败固然没有好下场，成功了岂能不怕秦王以“其意尚有怏怏之意”的描述而处死呢？
至此，我们应该得出结论，中国的从封建到中央集权专制的历史转变，不但像前面我们说的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本质的转变，而且君臣关系也发生了本质的转变。君臣由层层递推的对等的恩义关系，改变为君王直接领导全国人口，每个人都对君王直接效忠，而臣子作为君王的辅佐，不能对抗君王，也不能觊觎君王的权力。君王对臣子，产生出一种完全单向的操纵模式。
而王翦的请田，似乎又应验了两段后世关于中央集权专制君主的御臣之道。也就是皇帝与贪官是一种互补共生关系的论断。按照这种理论，只有贪官，皇帝才能通过赏罚来让他们为皇帝办事，所以皇帝是故意培养贪官以维护自己统治的。
说这话的，有人说第一个是秦始皇杀掉的集法家大成者韩非。他在《八说》中有“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洁之吏，而务必知之术也”。
第二个，是一个著名的网传的北周宇文泰跟苏焯的谈话（这个对话多半是无中生有编的）：
“宇文泰是北周开国的奠基者。当他模仿曹操，作北魏的丞相而“挟天子令诸侯”之时，遇到了可与诸葛亮和王猛齐名的苏绰。宇文泰向苏绰讨教治国之道，二人密谈 三日三夜。
宇文泰问：“国何以立？”
苏绰答：“具官。”
宇文泰问：“如何具官？”
苏绰答：“用贪官，反贪官。
宇文泰不解的问：“为什么要用贪官？
苏绰答：“你要想叫别人为你卖命，就必须给人家好处。而你又没有那么多钱给他们，那就给他权，叫他用手中的权去搜刮民脂民膏，他不就得到好处了吗？”
宇文泰问：“贪官用我给的权得到了好处，又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苏绰答：“因为他能得到好处是因为你给的权，所以，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处就必须维护你的权。那么，你的统治不就牢固了吗。你要知道皇帝人人想坐，如果没有贪官维护你的政权，那么你还怎么巩固统治？”
宇文泰恍然大悟，接着不解的问道：“既然用了贪官，为什么还要反呢？”
苏绰答：“这就是权术的精髓所在。要用贪官，就必须反贪官。只有这样才能欺骗民众，才能巩固政权。”宇文泰闻听此语大惑，兴奋不已的说：“爱卿快说说其中的奥秘。”
苏绰答：“这有两个好处：其一、天下哪有不贪的官？官不怕贪，怕的是不听你的话。以反贪官为名，消除不听你话的贪官，保留听你话的贪官。这样既可以消除异己，巩固你的权力，又可以得到人民对你的拥戴。其二、官吏只要贪墨，他的把柄就在你的手中。他敢背叛你，你就以贪墨为借口灭了他。贪官怕你灭了他，就只有乖乖听你的话。所以，‘反贪官 ’是你用来驾御贪官的法宝。如果你不用贪官，你就失去了‘反贪官’这个法宝，那么你还怎么驾御官吏？如果人人皆是清官，深得人民拥戴，他不听话，你没有借口除掉他；即使硬去除掉，也会引来民情骚动。所以必须用贪官，你才可以清理官僚队伍，使其成为清一色的拥护你的人。”
他又对宇文泰说：“还有呢？”
宇文泰瞪圆了眼问： “还有什么？”
苏绰答：“如果你用贪官而招惹民怨怎么办？”宇文泰一惊，这却没有想到，便问：“ 有何妙计可除此患？”
苏绰答：“祭起反贪大旗，加大宣传力度，证明你心系黎民。让民众误认为你是好的，而不好的是那些官吏，把责任都推到这些他们的身上，千万不要让民众认为你是任用贪官的元凶。你必须叫民众认为，你是好的。社会出现这么多问题，不是你不想搞好，而是下面的官吏不好好执行你！”
这种对中国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描述，似乎完全基于操纵和贪婪，用现代伦理来看，是可耻的，但却又是逻辑严密的。我们现代人，对中央集权专制的不满，对这个制度下形成的各种腐败和其他的丑恶现象，有着很大的憎恶。而这篇“对话”，对这种腐败和丑陋，似乎有着强大的解释力。
那么事情真的就是这样吗？其实，皇帝喜欢贪官，是既不符合逻辑，也不对应历史事实的。这个道理，说来话长，我们以后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