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出身于湖南宁乡的小地主家庭。这种家庭除了振兴家业的强烈愿望以外，跟周围的小农没有明显的区别，从文化水准和社会责任的角度看，都不足以称为士大夫阶级。小地主重视自己的积累，对同侪没有扶助的义务，对社区的公共事务漠不关心。他们如果出租土地，租金通常比士大夫、大地主或宗族长老高得多。后者作为社区领袖或社区凝结核，必须把社会公益放在私人经济利益之上，从共同体纽带的角度看待土地关系，否则就会丧失作为统治者德性标志的文化和体面。小地主都是没有文化或体面负担的下等人，辛苦经营只为求财，不在乎别人说三道四。这样的家庭如果生在和平时期的儒家传统社会，通常会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教育资本，上升为士大夫阶级，最后由聚敛者和暴发户转型为统治者和慈善家，但他们的上升欲望在其最强烈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社会阶梯的倒塌，因此以变形、甚至错乱的方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进入农村的时候，通常会遭到社区领袖基于乡土共同体或宗族共同体利益的抵制。小地主通常是最容易接受自由竞争和社区解构的少数活跃分子，统治者和穷人组成的大多数反倒是心存疑虑的。斯托雷平时代的贵族、知识分子和穷人一心维护村社，只有少数富农或村社分离者热衷于小家庭本位的发家致富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者推行减租减息时，惊讶地发现：大地主向佃户索取的租金早就低于经济学认为的正常标准了，实际上构成福利领取者对秩序输出者的长期逆向经济剥削。宗族的公共财产尤其是赤裸裸的社会主义机构，服务于本族DNA的传播最大化。你只要用自己的精子和卵子为生物人团体的沙丁鱼生存策略立了功，白吃白住就是你应得的权利。乡村共同体虽然没有《红楼梦》的贾府资源丰富，但血缘大锅饭的逻辑仍然是一脉相承的。外族人无论多么善于创造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价值，都永远不会比血缘共同体内部的寄生虫地位高。周期性大洪水通常会消灭整个地区的人口，让垦荒的外来人重新开始这场沙丁鱼的游戏。社会主义者很难找到比他们更加社会主义的社会了，减租减息的打击实际上落在了少数急于致富的社区分离者和大锅饭厌恶者头上。只有这些人才会索取市场标准的租金，只顾自己挣钱。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父亲都属于这种人，同时遭到统治者和穷人的厌恶。统治者（王先谦和叶德辉之流）讨厌他们的贪婪和精明，觉得他们依靠少尽社区义务而缩小了原有的阶级落差。无产阶级讨厌他们的贪婪和精明，觉得他们依靠少尽社区义务而扩大了原有的阶级落差。他们如果能够碰上一个朴正熙式的威权型独裁者，就会变成未来资产阶级的种子。无产阶级的子弟会变成他们的工人，士大夫的子弟会变成满腔嫉妒的左派知识分子。老毛和老刘生不逢时，还没有来得及培养出子孙后代的士大夫或资产阶级，就亲眼看到他们变成满腔嫉妒的左派知识分子。
小农如何产生阶级地位接近、行为模式不同的新暴发户，这是非常有趣的问题。以下因素肯定存在，但不一定是故事的全部。蛋白质供应、激素水平和意识形态训练。下等人的典型特征是迟钝、麻木、软弱，难以长期集中注意力，缺乏制定长期计划和集结短期力量的能力，生活在散漫和片段的世界中，倾向于今朝有酒今朝醉。这些特征非常不适合生存在原始部落或大洪水时期，只能是文明社会建构的产物。其中许多特征从医学角度分析，其实属于慢性营养不良或蛋白质摄入不足的症状。只不过病人数量如果足够大，社会就会把不正常当作正常。原始部落通常人口不多而自然资源丰富，人均摄入蛋白质和平均身高超过农业社会。健康的猎人或采集者通常不缺蛋白质，缺乏蛋白质的病人会因为行动迟缓迅速落入捕食者口中。原始部落没有大量简单、机械，不需要智力、毅力、体力和勇气的半福利性工作。这些工作的出现和下层阶级的出现，似乎是文明社会的特征。蛋白质供应的突变通常有两种原因。其一是培养种子选手的家庭策略，但能够使用这种策略的家庭通常不是最底层。最底层人口通常意志和道德非常涣散，基本上无力维持稳定的家庭，更不用说采取任何家庭投资策略了。女性在怀孕和养育当中能够得到男性的扶助，本身就是明确的阶级标志。真正底层的特点是男性灭绝，女性外流。第二种因素重要得多，就是外部世界的资源和机会输入。湘军开启的军事化传统，对近代湖南社会非常重要。毛泽东、刘少奇和杨度脱离原有的阶级，都由家族内部的军事冒险家开始。蛋白质是高激素水平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儿童的蛋白质供应如果已经得到保证，未来的阶级门槛首先就要取决于性激素水平。婚姻策略和社交策略大部分是当事人性激素水平的无意识反应，与其天然水平不适应的策略很快就会使当事人感到尴尬和混乱。激素水平的下降会导致当事人对身体信号和阶级信号的敏感性下降，产生乖谬错乱的应对策略。意识形态训练只有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才能发挥强化资源整合的效力，但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意识形态体系会直接影响路径和命运。
刘少奇家族的意识形态原本属于致力于兴家的小地主类型，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培养几个脱产秀才的程度，但辛亥革命打断了他原先接受的私塾教育，将他送进了新型师范学校。他不是那种从小聪明外露的孩子，主要是父母已经富裕到足以不让下一代的几个孩子留在农村的地步。在新式教育大扩张的背景下，师范生如果愿意回乡教书，原本并不困难，但他已经不再是原先的乡下孩子，开始追求超越自身阶级的目标。他一离开乡下，就抛弃了糟糠之妻，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社会活动，以致于无法正常毕业。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不久，他就跟杨开慧的室友何葆真同居。他的家庭在农村是小地主，在城里就连小资产阶级都不如，不能也无意支持他到北京闯荡。他自己的新学知识同样根本不足以支持他在大城市活动。湖南的师范学校虽然号称新式，其实因为师资力量的限制，真正过硬的科目也只有《资治通鉴》一类。他从脱离原有阶级和路径的时刻开始，就再也无法回头了。他进不了北大，参加不了赴法勤工俭学。“俄罗斯研究会”价格便宜，他就像飞蛾扑火一样扎了进去。“留俄预备班”给他准备了川资，将他接到上海。他这时肯定已经知道未来的命运了，因为预备班的课程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任弼时、罗亦农和柯庆施都是预备班的同学。共产国际在租界发动工人运动时，经常调动这批年轻的学员当打手。自由市的资产阶级看到这些排成整齐队列、呼喊外国口号的纠察队员挥舞短枪和大棒，殴打其他帮会的好汉，感觉就像维也纳市民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和纳粹党的准军事组织在大街上角斗。缺乏重武器的警察很少有胆量干涉这样的战斗，海军陆战队又不是随时随地都能登陆的。英国人当时坚持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标准给警察配备武器，结果导致了远东局的坐大。美国人后来又犯了同样的错误，按照本国警察的标准给南越警察发装备，结果将大部分国土送给了南方局的枪手。
刘少奇一开始的培养目标就是城市地下党代理人，符合共产国际初期的工作路线。莫斯科根据爪哇革命经验，准备以上海广州工人运动为主要战场，以英日帝国主义为主要敌人，把国民党对土地和省份的贪婪视为落后性的表现。1921年，他的幕后资助者露出真面目。赤色职工国际工会中国劳动组合是共产国际经略远东的早期白手套，欣然接受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毕业生。刘少奇在莫斯科仅仅停留了一年，就奉命返回上海，随即前往内地，组织了粤汉铁路和安源煤矿的两次大罢工。国民党打回广州以后，他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全国总工会的代理委员长。国民政府为了回报苏联的支持，发动了针对英国人的省港大罢工。刘少奇和苏兆征主持封锁香港的行动，将国民党和苏联的蜜月推向最高潮，但最初的裂痕也由此而生。罢工工人由广州革命政府养活，负担极为沉重。国军将领觉得不如把他们编入北伐军，至少还能派点用处。苏联代表和陈独秀都热衷于反帝运动，不高兴进攻内地各省。他们嘲笑蒋介石的波拿巴主义思想，说国军的战斗力源于人人都想做省主席的欲望，但蒋介石赢了这一回合，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更愿意迁就国民党。
北伐军一到武汉，刘少奇就把总工会的办公室搬到汉口。武汉的工纠队迅速发展，在几个月内吓跑了大部分资本家。李宗仁恼怒地说：为什么共产党总是在北伐军的后方搞破坏，偏偏不到敌人的后方去搞破坏？这个指责并不公正，至少刘少奇早在北伐军来临以前就发动过两湖的工人运动。他领导的群众运动发挥了人肉盾牌的作用，使得保卫租界的英国水兵不好意思开枪。陈友仁的政府能够成功地接管汉口租界，多亏了刘少奇亲自部署的碰瓷活动。
清党以后，他和汪兆铭达成协议。他同意将工纠队的主力调往江西，留在武汉的机构放下武器。朱培德为他的部下提供了避难所，安排他在白鹿洞书院和庐山公馆休养。他和汪兆铭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直到汪兆铭下野。他在庐山时期的同伴丁觉群（后来脱党）说：
“刘少奇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中旬由广州到武汉，……十一月上旬总工会成立“劳资斗争委员会”……，刘少奇兼任主席，我是委员之一，在共产党内我是受他领导的。十一月底成立‘湖北省劳资问题仲裁委员会’我被选为主席，更须与总工会劳资斗争会密切联系，所以我和刘少奇往来更密。刘少奇在一九二七年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白鹿洞书院。我于七月三十一日到牯岭。八月中旬刘少奇、何宝珍和我同住在牯岭河南路一所房子里。这房子是九江警备司令部参谋长之妹贺淑租的，她下山后，由朱培德公馆的宋嘉晋无代价让给我们住的，直到十月初离开牯岭到上海。……
一、……自一九二六年十月下旬经市党部介绍汉口总商会请愿代表与刘少奇见面后，大资本家周星棠、周韵宣、徐荣廷等时常请刘少奇和我吃酒。一次在□月楼吃酒，周星棠送刘少奇人参两支，后来邹协和又送燕窝一盒。十一月上旬刘少奇制订“湖北省劳资标准条件”时，因受了周星棠五百元贿，将工人增加工资的条件降得很低。十一月底周韵宣劝我受了纱厂的二百元，并说刘少奇受了一千元，令受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五百元。刘少奇在审批各基层工会所提出的劳资条件时，就可将条件压低。
二、…… 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陈公博获悉刘少奇很受资本家赞扬，召我到中央工人部了解刘少奇。我向陈汇报后，陈对我说：“刘少奇是真正服从本党领导的，是按照本党的方针和政策办事的。这个人用处很大，我还要和他详谈。”此后刘少奇与陈公博的关系日益密切，刘遇事向陈请示汇报，唯命是从。“四•三惨案”日帝屠杀中国工人，死伤四、五十人。刘少奇根据陈公博不要扩大事态的指示，一面劝凡在日厂的工人不要罢工，一面劝码头工人不要扩大事态，并到日租界劝群众退出日租界，另一方面用总工会名义发了一个宣言了事。“四•一二事变”后，陈指示不要集会散步，宣传活动召集工人不要太多。刘仅开了一次小会了事。“马日事变”后，刘用密件向陈请示，由我送去。陈当即打电话给刘，叫刘不要举行任何活动，对工人也不要进行宣传。刘对提议散步示威和集会宣传的，一概拒绝。
五月中旬，陈公博从商界探悉刘少奇在处理劳资问题时，曾受资本家贿赂。陈对我说：“一个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贪财是必然的。我要证明这一点，才敢大胆地重用他。”五月底，刘少奇告诉我：“陈部长想进一步掌握工运动态，扩大了解面，将有更重大的任务交给我们两人。陈部长对我说：‘只要你身在共产党，心向国民党就行了。’”
汪精卫既得罗易泄漏第三国际给中共中央密令的消息后，借此决心分共。为了防止武汉工人总罢工和武装暴动，乃由陈公博于六月三、四号晚上召刘少奇和我到他的公馆谈话，组织了一个“工人运动小组”。陈指定刘为组长，我是组员，担任工运情报工作。刘向陈献策：一、将武汉工会干部调走，由外地调新干部来组织地下工会，这样干群脱节，掌握不了群众，就不会发生总罢工；二、遣散工人纠察队，将枪缴还政府，就可防止暴动。…… 刘少奇为了掩盖他与汪精卫、陈公博勾结出卖工人纠察队的罪行，为将来更好地为汪精卫效劳，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写了一封密信，要我送给陈公博，并说：“在这信内我提请陈部长考虑，在完成任务后，来一次苦肉计。”在纠察队缴枪的头一天逮捕了刘少奇等人，次日上午汪精卫打电话给卫戍司令部用小汽车密送刘到中央党部与汪谈话，决定下一步活动。
刘少奇在六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五千人的纠察队，二十九日将三千余枝枪及全部弹药交给“管理卫戍事宜汉口办事处”，并将武汉工会原有干部调到他地工作。七月二日刘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二次工运会上作了“自动解散工人纠察队意义及经过”的报告。
七月六日晚上，刘少奇对我说：“我在中央党部见了汪主席，我向他提出将来愿在主席领导下，为国民革命尽力。汪说：‘将来重用你是不成问题的，现在还不是时机，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影响它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作用还大些。’我当即表示，主席指示我竭尽全力以赴。”刘又说：“我们今后还是要脚踩两只船。现在党内对陈独秀很不满，正在酝酿斗争。为了避免卷入斗争漩涡，我已借病请假到庐山疗养。”刘少奇在七月八日左右离汉到庐山，住在白鹿洞书院。
三、七月二十八日陈公博命我送密信给刘少奇。八月初我到白鹿洞会见了刘少奇交了信，并将我在九江侦察的情形告诉他。刘回信向陈公博提供了：武汉工厂清共线索。几天后，刘寄“改组工会意见书”给陈公博，又提供了如下情报：一、据觉群在浔侦察，集中南昌者为叶挺、贺龙部，无国府警卫团，此团军官多系共党，如仍警卫国府殊危险，请速除之；二、中央军校内共党很多，须清除；三、汉阳兵工厂共党不少，请注意。
八月中旬刘少奇由白鹿洞到牯岭，和我住在河南路一所房子里。刘说：“我在白鹿洞会见了汪主席。我对汪说，我本想到汉口帮助陈部长改组工会，又怕被共党发现。汪说，你还是留在共产党内好，不要暴露。”刘少奇到牯岭的第三天遇见了汪精卫的秘书褚民谊。刘说：“褚说，宁汉合作后，汪主席将出任国府主席或行政院长，你有什么意见可写书面条陈。”于是，刘少奇和我讨论了条陈内容，大意是：我要千方百计使共产党走失败路线，主张单搞工人运动，不搞农民运动，使工人阶级处于孤立地位；建议政府对共产党采取镇压与策反相结合的政策，号召共产党员反水，从内部破坏共产党；建议政府实行改良主义夺取群众，削弱共产党对群众的影响等。刘少奇写成呈文后，亲送汪精卫办事处。
一九二七年十月初，刘少奇获悉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垮台消息后，就到了上海。”（《对刘少奇一九二七年在汉口、庐山所犯罪行的交待》，1968年10月6日）
文革结束后，刘少奇的平反报告证明了丁觉群报告的真实性。“据李维汉、郭述申同志及李景明（当时任湖北省总工会宣传部主任）、郑超麟（当时任湖北省委宣传部长）等人证明，一九二七年六月初，我党中央鉴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叛变革命，实行宁汉合流的步骤逐渐明显，遂决定疏散各地聚集在武汉的干部。湖北省总工会根据这一精神，将公开活动的党员干部，有的隐蔽、转移，有的派往贺龙、叶挺部队，又新调一些面目未暴露的干部来坚持工作。这种应变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也是完全正确的，原审查报告将此事歪曲为刘少奇同志“破坏革命的内奸活动”，是十分荒谬的……据聂荣臻等人证明，当时党中央是知道刘少奇同志从武汉去庐山养病的；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前几天，聂荣臻同志还曾经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两次到庐山向刘少奇同志当面传达过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聂荣臻在南昌起义前，奉周恩来的命令从南昌去庐山，向苏联顾问鲍罗廷汇报南昌起义的准备情况，顺便去庐山找刘少奇:“按恩来同志给的任务, 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我通过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刘少奇在九江的住处，他当时似乎因为患肺病在疗养。我同他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无论如何，刘少奇没有参加周恩来策划的南昌起义。1927年和1928年上半年，两湖江西和华北各省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仍然藕断丝连。汪兆铭和朱培德的礼送政策不是孤立的，刘少奇也不是唯一希望继续打着国民党左派旗号活动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叶挺、贺龙在南昌同样高举国民党的旗帜，汪兆铭和张发奎对此并不反感。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彻底决裂，在南方还要等到广州苏维埃的公开决裂。至于北方，甚至这样姗姗来迟的决裂都没有发生。刘少奇在上海休息了几个月，又来到天津整党。他发现当地的共产党人普遍认为：只要北伐军（冯玉祥和阎锡山）占领平津，革命就胜利了。刘少奇断定这些人都是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必须无情地肃清。周恩来却在他背后刺了一刀，向中央指控他犯了取消主义的错误，另派张慕陶主持华北党务。刘少奇不得不检讨自己的“命令主义”，黯然返回上海，接受了沪东区委书记的职务，直到几个月后接到满洲的任命。
李大钊被捕后，满洲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刘少奇和孟坚奉命恢复当地的党组织，迅速重蹈覆辙。《满洲日报》（奉天专电八月二十四日电）报道说：“支那（中国）时局困难以来，似有许多共产党员趁中央、奉天间的诸问题正在谈判而陷于忙乱之机，潜入奉天纺纱厂，故当局预先已有警惕。八月二十一日下午五点左右，该厂职工王绳一等几人下工后，来该厂里院与南方职工打扮的支那人（刘少奇）秘密接头，正在递交共产党传单及其他材料费用等时，被警戒者发现，当即押送支那方面公安局审讯。王系三年前招收的该厂职工，至今逢机便进行共产党的宣传，是一直受当局监视的人物。”满洲省委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报告说：“纱厂斗争问题，奉天纱厂两月来即以五成开支，而且是奉票，我们经过支部的讨论在群众中提出要八成现洋的鼓动，并要求立刻开支群众情绪异常兴奋，我们更继续不断一再进行鼓动工作，一面准备召集各部工人会，八月十八九的时候，群众情绪已确实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而且八月廿七日又是开支的关头，据当时情形没能在组织上积极准备，八月廿七日不按照工人要求开八成现洋，群众行动确已不成问题。不料在召集第一次群众会时，支部书记即遭拘押，其他同志一人被开除（前数日）致会不能开成，叛徒崔某（过去是同志）与厂中阴谋勾结，即以陷害常张同志，又向省委报告谓群众会仍可召集，省委为其言所欺，竟不疑而到（此次是赵孟二人去，上次是全总代表及丁孟三人去的）随被捕。（赵即刘少奇，化名赵之启，孟即孟用潜，当时名孟坚，叛徒崔某即崔凤翥，全总代表是张崑第。丁是丁君羊。）”
如果不是因为张学良正好在这段时间接管了政权，他的前途凶多吉少。高等法院故意避重就轻，把他的案件当成普通的煽动工潮事件，以便保存刘少奇和满洲省委，为易帜后的政策转向留余地。事实上，处理案件的机关已经透露了许多信息。如果当局相信本案属于证据并不充足的经济纠纷，就不会送交办理要案的奉天高等检察处。共产党属于境外颠覆势力，又经日本人公开宣扬，即使罪名纯属虚构，调查清楚也是需要时间的，非常不可能区区半个月就放人。何况刘少奇的身份已经暴露，谈不上证据不足。高等法院检察处代理主任书记官刘青第说起诉书的大意是：“被告三人系共产党员，煽动罢工，为首的是负责沈阳地区共产党书记，深知改悔，并提供了组织关系及散布情况，是悔过自新的具体表现，应从宽处理。”杨一辰提供的材料说：“刘少奇被捕后，省委机关没遭到破坏。省委机关一直还在原来的地方。”杨本人在1930年11月被捕，没有暴露身份，却花了一年多时间，才能无罪释放。这场交易实现了托洛茨基和加拉罕未尽的梦想，把满洲变成了战争策源地，后来构成了刘少奇叛变革命的主要罪证。刘少奇写给张学良的感谢信非常肉麻，发誓要在有生之年报答再生父母的恩情，但从政治上讲毫无疑问，张学良才是上当受骗的一方。毛泽东后来写给蒋介石的感谢信同样肉麻，却从来没有人怀疑他的撒谎诚意。张学良的部分动机大概类似韩复渠和宋哲元，利用共产党增加他们对蒋介石的独立性。饶漱石在满洲被捕时，张学良拒绝了蒋介石的引渡要求，因为“东北的事情我们自己办。”另一个可能动机则类似蒋介石和徐恩曾，想利用共产党著名的地下活动能力为自己服务。徐恩曾依靠钱壮飞，打入了原先的禁区满洲。张学良则想利用刘少奇，打入原先的禁区中东路。张学良的卫队长刘多荃在《我所知道的一九二九年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起共产党案件情况》中说：“一九二九年我是张学良卫队上校团长，时常跟随张学良。一九二九年八月底，警察厅在奉天纺纱厂破获一个大共产党案。关系到东北三省的事。当时警察厅长白铭镇和宪兵司令部副官长程广道，告诉我捕了三个人。经审讯，其中一个人供认是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供出了满洲省委员会和沈阳、哈尔滨、本溪湖、抚顺及铁路沿线党组织和活动计划。张学良责成参谋长荣臻和白铭镇与这个党的负责人达成了政治交易条件：要他彻底交出东北活动计划、地点、参加人员名单等。今后不再在东北搞政治破坏和颠覆活动；对中东铁路有关工人运动双方事先取得联系，相机配合……这个负责人要求签字画押后，不登报，双方联系各派妥靠人员，到指定地点会晤。张学良亲口对我说：这个共产党负责人给他写信表示感激，张长官是我的再生父母，将来我有生之日，就是我戴德之年。这个案子连捉带放共廿天左右，释放时我们和他有秘密计：对外宣布确非共产党人，找不出确实证据，由警察厅批准无罪取保释放。”
刘少奇离开满洲后，前往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他接下来在上海、赣南和西行途中继续担任名义上的工会职务，实际上却无事可做。工会无疑属于白区工作，在当时的情况下属于特务活动的外围，在红区则纯属摆设。他不得不将农村的短工、沿街叫卖的小贩和杂货铺的店员统统解释成工人阶级，才能保证他的工会不致于变成官多兵少的衙门。（《苏区阶级工会会员成份》）在此期间，马克思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大多落入国民党控制的工会。早期工人运动的干将大多脱党叛党，甚至构成反动工会的骨干，最终变成五十年代镇反运动的主要对象。苏区的工会在他的领导下，实现了托洛茨基点梦想，变成了政权机器的一部分。他在1933年“二七”全总召集的各省青工部长会议上说：“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团体的利益，团体的利益要服从国家的利益。工人在自己的政权下不能罢工，罢工是对国民党，对帝国主义，对资本家的斗争方式。”苏区的工会要“教育工人要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号召国营企业与合作社企业的职工，要爱护自己的工厂，爱护公共财产，贡献自己的技能与天才，为了革命战争而努力生产，把劳动的英雄们列到红榜上去。同时号召大家必须与破坏劳动纪律、违反厂规、偷窃公共财物、浪费材料及怠工偷懒的现象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即使如此，他的劳动组合仍然是苏区事务最不重要的部分。他的工会只给红军输送了一万九千人马，在“正规部队有三十五万人；非正规部队有六十万人”（王明在1933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上的报告）的红军当中微不足道（《斯大林策略下的中国》，第55页，胡适纪念馆，民国六十三年再版）。
这段低潮期直到1936年才结束。刘少奇接管北平的北方局工作以后，恢复了武汉时期如鱼得水的感觉。北方诸将的暧昧性格比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他虽然是北方局的领导，北方局的成就却不能首先归功于他。一二九运动和卢沟桥事变无疑是北方局为党立下的不世奇功，但真正的功臣比刘少奇的资格老得多。除了莫斯科以外，很难想象还有人能够协调他们的工作。刘少奇的特长不是纯粹的情报工作，而是半公开的社会活动。他的系统和周恩来的系统一直谈不上友好，优势明显在后者一方。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抗战前期的相互提携，苏联系人马给他们造成的共同挫败感发挥了很大作用。他在延安的活动，压制了王明的苏联系人马；在华中华东的活动，压制了饶漱石的苏联系人马。他上升为党内第二号人物，则是毛泽东遏制周恩来的最可靠保证。刘少奇在抗日根据地培训干部，教育他们运用社会组织关系，在旧政府和社会精英的关系网外，建立自己的影子政府，逐步削弱和切断旧势力的网络，最后取而代之。他的作风比毛泽东更接近斯大林，一切从干部党的角度出发。他的组织能力对土改和三反五反作用最大，但对镇反的作用就不如毛泽东。这些运动的暴行不是由他开始的，他在苏区时代实际上很少参加这些活动。任何共产党领导人都比他责任更大、罪恶更深，因为共产党政权不依靠抢劫是无法生存的。
聂力回忆说：“父亲注意到，林彪兜里装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的尽是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的数目字。有一次他还碰到他向机要科的人要第三次反‘围剿’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又记到了他的小本子上，流露出一副沾沾自喜的样子。父亲觉得他比较年轻，比较单纯，没多少世故，年轻人看重荣誉，自我欣赏一下，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稍重一点也是正常的，也就没往心里去。但是在漳浦筹款时，有些部队做了过头事。有的土豪和商人不肯交款，就把他们拉到大街上，当众拷打。父亲听说后，赶去处理。一问，说是军团长同意这样做的。父亲坚决反对，他找到林彪，说：对一些不肯出钱的土豪，给他们一定的惩罚是必要的，但我反对把他们弄到大街上去拷打的办法，这种搞法不光不会得到市民的同情，甚至也得不到工人、农民的同情，其结果只会使铺子关门，人也逃走了，款也筹不到，政治影响反而会很坏。林彪反唇相讥：‘我们究竟要不要钱？没有钱就不能打仗！’父亲说：‘我们既要钱，也要政治，我们是红军，如果政治影响搞坏了，即便你搞到再多的钱，你甚至把漳州所有的老才的财产都没收了，都毫无意义！’这在父亲的记忆中，是他来一军团后第一次和林彪发生矛盾。父亲后来说：‘林彪虽然气盛，但只要做好工作，遇到非原则问题，即便有不同的看法，也不多争论。但是遇到原则问题就不能让步。’多年之后，聂荣臻举了这个例子说：‘林彪这个人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在战争年代中往往还是兼听则明的。’（聂力：《山高水长——回忆父亲聂荣臻》，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魏巍等，北京军区编写组：《聂荣臻传》第十一章《在战争中学习》）
陈毅则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说：“朱毛领导的部队每月至少需要五万元左右，这笔巨大的款项主要是靠勒索地方豪绅得到的。一开始，他们是通过绑票来实现这一目的，但由于红军声势浩大，豪绅们往往闻风而逃，所以要想绑票比较困难。然而‘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红军捉不到人，便在房子上打主意。他们根据房屋的好坏，贴上‘值百罚一’的条子，即价值一万元罚款一百元，说如果在两天之内交不来罚款，就烧掉一栋房屋以示惩戒。这样一来，许多人为了保住房子，只好乖乖地把钱送来。此外，他们还有‘挖窖’、‘奖励’等筹款办法。前者是说红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要从当地绅士的房子内挖出许多金银财宝和枪支弹药，后者是鼓励老百姓告密，以便找到隐藏的绅士及其财物。陈毅还说，如果豪绅们把财物藏在地下，他们就想方设法寻找痕迹，实在找不到，就在室内倒一盆水，根据水渗透的快慢来判断下面土质是否疏松，是否动过。这样做往往能找到许多现款或金银首饰。这种‘筹款秘诀’很有效力，红军的经济大批靠这个方法来解决。”然而，这些介于恐怖主义和流寇抢劫的活动组织度不够高。如果红军生活在挤不完的橘子当中，自然可以满足于浪费性甚大的掠夺方式。只有滴水不漏的社会监控，才能实现颗粒归公的汲取，对干部组织的要求更高，需要刘少奇这样心思细密的组织人才。组织才是他真正的天才，浪人性格浓厚的梁山系人马难以胜任。
刘少奇在抗战时期就开始大规模地培养干部，准备统战到革命的转型，没有前一个阶段的筹备，四五十年代的斗争就会像二三十年代一样混乱，不仅会造成战利品的大量浪费，而且会妨碍斯大林式的社会监控体系有效运作。他向盐城训练班的干部学员解释统治的奥秘：“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定要肃清暗藏的反革命，但要慎重不乱杀人。统一战线始终不变，不用国民党的罪名，不因为他是国民党而枪毙任何人。如果是最坏的，进行暴动、杀人、破坏，那当然要杀。依照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法律来制裁，不问他是否国民党员，也不必公布他是否国民党。任何政权的建立，统治的建立，不杀人就不能建立统治的权威。没有威，就没有恩，给他很多好处，他的感觉，反而背后笑我们无能。我们一定要有威力，‘有威则知恩’，因此对真正的汉奸反革命，今天应采取镇压政策，毫不留情的对付他。但绝不能乱杀。我们做到不放走一个奸细，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流氓、反革命的土匪头子，土豪地主真正反革命的，我们也可杀几个，不过我们要慎重顾到群众中的影响等。例如对那些鼎鼎大名的，有地位的，过去在群众中有些威望的绅士地主，因为他的地位太重要的，虽然他是顽固的反对我们的，但因为捉了他或杀了他影响很大，就不能不在事前慎重考虑和决定处理办法。”显而易见，统战对象和革命对象是同一批人。统战时期应该慎重对待，意思就是在（以前和以后的）革命时期应该杀掉。1945年以后的革命比1937年以前的革命容易了许多，关键就在于统战时期剪除了旧精英的社会联系。土豪的财产和官职可能没有变化，但他们已经失去了曾国藩、别廷芳动员宗族、乡邻的组织资源。社会重组完成后，干部取代了乡绅在社会网络当中的位置。土豪从凝结核变成局外人，自然就会变得不堪一击。如果革命者像三十年代一样直接进攻土豪，很可能同样会陷入众多小别廷芳的汪洋大海。统战工作之所以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原因一目了然。他填补了毛泽东文人性格留下的空缺部分，否则后者很困难寸步难行，但毛泽东担心自己遭到组织的裹挟，也是早晚会发生的事情。土改、三反、反蒋战争和朝鲜战争构成同一个连续体的不同侧面，干部和组织都是成败的关键。毛泽东把这些自己不太擅长的组织工作托付给刘少奇，不能说没有知人之明。刘少奇向东北干部传授土改的技术：“群众斗争起来了，要打人、使用肉刑、杀人，现在总是控制不了……杀的方法上，有活埋的、枪毙的、活剐的、还有勒死的，剐了以后还要挂在树上和门上……给他们杀人权……总比没有法庭好……问题不是杀不杀，而是军事力量达得到不？”；向全国干部传授社会重组的技术：“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因为抗美援朝的锣鼓响起来，响得很厉害，土改的锣鼓、镇反的锣鼓就不大听得见了，就好搞了。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很多事情不好办。”工人团体自从省港大罢工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的重要阵地，在清党运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而且具备一定的战斗力，自然构成主要的镇压对象。 1951年4月27日前后，上海公私各厂逮捕了6077人，其中包括325个基层工会主席或委员，73个上海总工会和产业工会干部。（1951年7月，《上海工人参加镇反运动总结报告》）工人组织瓦解后，企业已成釜底游鱼。镇反运动自然延伸为三反五反，将孤立无援的企业家各个击破。共产国际1922年在上海开创的事业，至此功德圆满。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接受远东方面的报告，军事方面的材料署名人通常是毛泽东本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的材料署名人通常是刘少奇。这种组合充分说明了两人当时的关系，以及他们和苏联的关系。邓小平当时还是小角色，工作风格亦步亦趋地模仿刘少奇，而且一直表现得比刘少奇更左更夸张，在反右运动和人民公社的指标问题上尤其如此，大大加重了满洲和四川的饥荒。
斯大林能够战胜党内的敌人，因为他最能胜任乏味的组织工作。长此以往，干部队伍的主力就变成了斯大林的人。其他人即使名义地位更高或更出风头，总是斗不过组织力量的控制者。毛泽东完全清楚刘少奇不是中共的赫鲁晓夫，而是中共的斯大林。如果刘少奇真是赫鲁晓夫，毛泽东反倒不会觉得他足以构成威胁了，因为从毛泽东后来对赫鲁晓夫的态度看，他明显认为赫鲁晓夫是个愚蠢软弱的人。赫鲁晓夫即使从苏联党的角度看，也是太冲动任性了，缺乏斯大林式冷酷的坚韧。中共党内最像斯大林的人，也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周恩来和康生虽然同样冷酷而且更加阴毒，却像许多特务头子一样韧而不坚，掺杂了许多女性化的脆弱，组织工作的专业能力不如刘邓。如果中共完全走苏联路线，毛泽东很容易遭到淘汰。毛是一位精明的观察者，不可能看不出这一点。高饶事件已经暴露了毛的猜忌心，因为饶漱石和刘少奇的矛盾在党内是众所周知的。饶漱石不爱声色娱乐，一心致力权术，不是粗枝大叶的人，如果不是自以为得到了毛泽东的鼓励，是不敢公开进攻刘少奇的。毛到底是一开始就打算利用和牺牲饶漱石，还是本来真想打倒刘少奇周恩来，但一看斯大林的脸色不对就转弯，就像他在大鸣大放－引蛇出洞事件当中的表现一样，不可能有准确的答案。无论如何，即使他在高饶事件当时还没有把刘少奇当做主要敌人，在五十年代后期已经没有选择余地了。政治家要懂得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战场，大搞苏联式计划经济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有利战场。时间越久，刘少奇培训的干部队伍就越壮大。领袖一旦被架空，多半会死得很惨。刘少奇和苏联系人马的残忍比毛泽东和梁山好汉可怕得多，正如奥斯威辛的平庸官吏群体比海盗船长爱德华•迪奇可怕得多。中苏决裂和文化大革命恰好是毛泽东的有利战场，刘少奇集团在这里有劲使不上。从中共党的角度看，决裂既无必要又无利益。从苏联的角度看，决裂是毛泽东单方面的挑衅。苏联根本没有打算对毛泽东下手，也看不出毛泽东到底有什么没有得到满足的要求。然而，毛泽东是一位深谋远虑的人。他能在道路的起点就看到道路的终点，然而这种能力没有办法给大多数人解释清楚。大多数人只有在接近终点时才能看清道路的方向，然而这时候已经无法回头了。毛泽东如果不能成功地挑起中苏斗争，就没有多少机会破坏干部党的成长。乱中取胜是毛泽东和梁山系的特长，却不是干部党的特长。脱轨会造成更严重的脱轨，最终形成绑架效应。没有中苏决裂，文革很难发生。没有文革，1972年外交革命很难发生。如果干部党顺着五十年代中叶的发展方向走下去，1976年的政变大概提前十年就会发生了。毛泽东的下场最好也不过是印尼的苏加诺，最坏就会变成阿富汗的阿明，而且后者比前者的可能性大得多，因为共产党体制是容不得傀儡领袖自然死亡的。毛泽东的折腾虽然祸害了党国，但至少把干部党难以避免的胜利推迟了十多年，绑架保障了自己的自然死亡和历史评价，显然证明了他的格局理解力和权术高人一筹。至于东亚居民遭受的池鱼之殃，那本来就是他和他的敌人谁都不当回事的因素。何况大清灭亡以后，这些人无论如何都是要倒霉的。知识分子进剥皮亭还是夹边沟，差别不是很大。顺民反正总是要饿死和吃人肉的，有没有共产主义的牌子关系同样不大。欧洲人、甚至俄国人因为共产主义损失惨重，东亚人的损失就不大、甚至没有。后者至多只能抱怨自己为什么没有像洪承畴时代的士大夫和顺民一样诚实，像维护八旗将士一样维护大日本皇军，把毛泽东和刘少奇统统挤回张献忠的生态位，但这件事主要应该怪蒋介石。
刘少奇不敢或不能在五十年代末阻止中苏决裂，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的知人之明或把握机会窗口的敏锐特长。他既然承认了毛泽东的反修（实际上就是打倒干部党的意思）路径，就把自己放在了不利战场上。他暗用干部党约束反修革命的努力，并不能阻止毛泽东的胜利，却足以引起毛泽东的厌恶，虽然他这时已经死定了但死法如此悲惨却是他的失败权术造成的。在毛泽东这样狡诈、孤立、敏感、残酷的心灵中，刘少奇式的牵拉约束无异于一条缠住下身的大蟒蛇，好不容易把蟒蛇扯下来，自然要往死里面打。一个女人如果被恶心的渣男死缠烂打，就能体会到毛泽东的感受。列宁主义者的性格特征和行为模式确实酷似冷血动物和爬行动物，把智力、道德和能力的缺陷变成了有利条件。他们对别人的痛苦和自己的痛苦都非常迟钝，因此才能在自己创造的世界上有滋有味地生活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