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82年春，县吏张懋尝率8人赴荣昌县履新。荣昌位于重庆以西，处成渝两地中段，是川东丘陵和川西平原的交界处。斯时，“平定三藩”战事刚刚结束，大清勇略将军赵良栋击溃吴三桂，吴残部退守云南。虽说正是春天，但驿道两旁田园荒芜、万户萧疏，让张懋尝颇感惊心。他清楚，自1644年张献忠入川始，川渝两地就再没消停过，由重庆府到荣昌的阡陌良田，已有近40年无人耕种，田里的树林绵延成森林。好在他率领的人除师爷外，均是精壮军士，熟操刀剑。一行人昼行暮宿，在第五天下午终于走进荣昌洞开的城门，时值黄昏，城内除野草残垣，竟无一个人影。张县吏好生诧异，令军士敲门询问。门推开，冲出的竟是一群老虎！众大骇，一番血肉拼杀，3名军士力保县吏逃出，其余5人当即丧生！

　　这一惊心动魄的往事，载于清《荣昌县志》第十九卷上，它只是川渝酷烈虎患的一个小小插曲。

　　荣昌县曾于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上报在册人口仅“143户，男妇286人”，后经1674年开始的“三藩之乱”，全县人丁几乎死绝，作为一个自唐乾元二年（公元758年）即设县治的农耕大县，此时“虽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明末清初发生在川渝地区的虎患，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虎患，前后历时30年以上。斯时川渝境内战祸惨烈，张献忠、南明政权、清军、吴三桂等轮番捉对厮杀，激烈战事致使生灵涂炭。在明万历九年（公元1581年）的户籍统计中，全川有人口380多万，“这是四川行省人口的高峰，但104年后的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全川在籍人口仅相当于现在一个中等县的人口规模。”

　　因战乱、瘟疫和虎患三重灾祸，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人口锐减，清代修纂的川渝各地方志，往往用“靡有孑遗”来表述当时人口的极度稀少。由于清初土地长期荒芜，川渝两地森林覆盖率达80%以上，为华南虎的大量繁殖提供了条件。

　　当三百多年前川渝地区虎患成灾时，森林中的野物已经不能填满华南虎硕大的胃口，它们成群结队地走出森林，前往村庄、城镇摄取食物。暨南大学历史系学者刘正刚在调查客家移民史时，对川渝虎患做过考证，认为虎患多以城镇为主，“这与陕晋地区虎患多发生在山区不同。陕晋虎患是流民在开发山区的过程中形成的，川渝虎患则因战乱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往深山避难，反而使城镇空虚荒凉所致。”

　　清初画家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初四川死于虎患的人口做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为蜀乱始，川南死于献者十之三四，死于瘟、虎者十之二三，而遗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于献者十之三，死于摇黄（十三家）者十之四五，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遗民千不存一矣。川东死于献者十之二三，死于摇黄者十之四五，死于瘟、虎十之二三，而遗民数万不存一矣。川西死于献者十之七八，死于瘟、虎者十之一二，而遗民十万不存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