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京大学——实现一个理想

一九一八年末，当要我离开南京神学院、去北京建立一个新的联合大学的时候，我的本意就是拒绝。我非常满意在神学院的工作，在教学和研究方面，已经达到了一种境地，觉得我的科目真正是属于我的，并且还有几个写作的项目。

自从一九零零年义和团的灾难之后，北京汇文大学（英文名字是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属于卫理公会）和北京附近通州的华北协和大学（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属于长老会和公理会），这两个小教会学校，一直在试图联合起来。它们终于同意了联合，临时用北京城内东南角卫理公会那个大学后面的房舍。但是还有些争论，情绪还很激昂，特别是联合之后学校叫什么名字。如果这些分歧不能妥协，没有一个新的开端，就没有希望在北京建立一个强大的教会大学。

汇文（北京）大学董事会的一个成员是住在西雅图的退休牧师，他从北京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里。他问我是否愿意考虑做这个新学校的校长。我回答说，我愿意在中国为基督教事业做任何最为有用的事情，但是接着说，我没有适合做这个工作的管理经验，我觉得我在各方面都适宜于我当前的工作，所以他应该不把我考虑在内。不久，我才知道【50】他去北京是去解决那两个小学院之间的僵局，他那时正在事前物色去巩固那个联合并且做领导的人。

几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了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正式邀请。我所有的朋友都劝我远离他们认为是毫无希望的那个一团糟；只有哈里·卢斯（Harry W Luce）博士属于例外，但是他警告我说，在接受之前，要非常仔细看看经济方面的情况。很多人拒绝了的这个邀请，现在到了我这里。他们原则上同意，校长必须不是原来当地的，必须和那个问题毫无牵挂；我至少符合这个条件。我记得我面对决定做个传道人那时的经历，决心将这个问题也做为一个类似的考验。几个星期过去了，双方都敦促我做出决定，但是我觉得没有清楚的意向。那时，我曾经犹犹豫豫地答应去北京看看情况，尽管我想摆脱，但是还是不得不被迫履行那个承诺。

我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三十一号到了北京。坐着洋车（人力车），在强劲、寒冷的西北风里到了北城的基督教长老会。我当即就开始意识到，那两组人之间分歧的程度远比我想象的要大许多。汇文毕业生的代表告诉我，那个联合的大学无论用什么英文名字，但是如果中文不继续叫汇文，那么他们就拒绝把它当作是自己的母校。如果要求和对方类似的代表见面，在我看来，这会十分严重。他们愿意用任何其他名称，只是不能用汇文，如果决定了用汇文，他们就要在通州的校园里把他们的毕业证书堆起来，放火烧掉，去象征他们母校的毁灭。在两方面我见到的都是毕业生的领袖人物，【51】很多在做重要的教会工作。他们的态度表示了他们反对联合的强烈感情，以及中国人“面子”的意识。那时汇文（北京）大学的劳瑞（H H Lowry）表示毫不退让，坚持要保留原来的校名，新校址要连在原校址旁边。但是另外的那一组人则拒不接受中文用汇文做校名。

使得我注意的是，随着满清王朝的覆灭，在传教士们为自己学校名称争吵的时候，一个中文和英文都称作北京大学的政府公立大学建立了起来，并且很快就在国内和国外赢得了声誉。它的校长蔡元培有旧科举制度最高的功名，又受过一些欧洲的教育。他把许多在西方受过教育的年轻、光辉的学者吸引到了他的教员队伍里，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胡适博士。他们出版关于进步改革的书籍和杂志，受过教育的青年都热切地阅读它们。正像其中一本的名称那样，那是文艺复兴。在南京我一直热情关注着这个觉醒。开始这只是两个教会团体之间纯属内部的争论，使得他们的不出名的小学院，想潜越一个应该属于中国人的校名变得荒唐，而中国人正在使它成为他们国家知识界的火车头。

在我和董事会的成员（都不是中国人）会见的时候，我说，我只能在他们之间解决了那些争论的问题之后，我才可以决定我的问题。他们看到应该是这样做，并且认定了双方各出十个代表（五个外国人，五个中国人）来取得协议。要我这个唯一中立的人做主席。他们为那个校名和其他意见不同的问题激烈争论了整整三天。一次过了午饭的时间，一次到了午夜以后。我听得非常清楚，他们都很迫切希望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52】他们纠缠在允诺、分歧、和机构之间的竞争之中不能自拔。如果在这些激动的问题下，我拒绝了，他们就不会有心肠再去努力了。我心里设想，在曾经是文化和政治首都的这个古城里，以博大的思想蕴育，试用新的措施，建立一个教会大学会有多么大的潜能。

在第四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希伯来先知会说那是见到了耶和华的异象。那时，我知道我的使命是接受那个召唤，主要是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希望，是他们最后的依赖；也因为他们身处困境，孤立无援，既无前途，又无退路，尽管那些问题的本身都是小事，也不是无法解决的；还因为像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值得有一个教会的大学。我祈求带领我的祈祷得到了回答。所以在他们重新聚会的时候，我冒昧地设想，并且提出，如果他们真想按照我的建议来行动，我就准备接受他们的邀请。我建议他们任命外国人和中国人组成一个不偏不倚的委员会，对每一个争议做出果断的决定，各方要将这个决定看作是最终的决定。他们都欣然同了意。整个的气氛改变了，他们立即都变成立原来心底里面的朋友和同事。【53】

但是，那个委员会迎合了中国人妥协的喜好。他们提出，一方做了某些让步，另一方就要做更多的让步，直等到他们大家都又回到原来的那个泥塘里。我回了南京，去等那个结果。从董事会的成员也从局外的朋友那里接到电报，要我不得耽误，再去北京一次。那时是三月，我第一次尝到了早春的沙尘暴的滋味。除了戈壁沙漠吹来大风，北京的居民会是喜爱那时的气候的。

我又和沮丧的董事会见了面，指出我看到他们有三个解决办法：1）将问题再交到那个委员会，附带一个说明，要他们完全遵循最初的指示；2）放弃过去所有的努力，不再聚会；3）放弃他们各自坚持的，只去考虑如何对那个新的学校有好处。我还说，除非在这次会议上把问题解决掉，我觉得我已经精疲力竭、无法再来帮助他们。这时亲切的劳瑞（Lowry）老博士站了起来，眼泪流到面颊上，说，他开会已经开够了，放弃联合的想法是不可思议的，说他可能是最最顽固的一个人，他现在要把所有的底牌都放到桌面上来，重新开始。

这就带来了需要的那种触媒，一直看来似乎无法逾越的分歧这时很快就消散了。决议说，在那次会议期间，还用原来那个中文的名称，而起新名字的事情留给我去定。可能是中国基督教的杰出人物程静逸（音译）博士提出了“燕京”的字样。燕京这个光辉的字眼意思是古代燕国的首都，但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理会它就是诗意的北京。不久，中英文都用了这个大家都满意的名称。这整个过程表明了实现联合有多么困难，也表明完成了联合后有多么大的好处。

愉快地解决了那些老问题，我就正式声明我接受邀请，但是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校址，校址要重新考虑，而不管过去的地方。第二个是我不负经济上的责任。我觉得这既聪明也有新意，只是后来才知道那是要上任的美国大学校长的标准行事，而且是个昏庸愚昧的想法。在这第二次旅行时，我请Harry W Luce和我同行，并且提出推荐他担任董事会（托事会）的副主席并担负日后的经济事务。他【54】曾经成功地为山东齐鲁大学的新设施谋措基金，对于为燕大可能做些什么，他和我有相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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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这个可能性才对人有点吸引力。那时的确没有资财。四个教会（差会）的董事会各承诺给我们伍万美元作为基建投资，但是那些钱早已经为购买和修缮各自情愿的、分散的校址花过了头。从开始，一想到那校址是如此有争议，我就感到沮丧。那时的支出预算尽管很小，但已经是进项的两倍。学生不到一百人，大多数还不是想象中的大学生的资质，大多数都是靠着助学金。合并之后只有两个中国教师留了下来，一个是Li J F（李荣芳）博士，另一个是陈在新（Chen T H）博士。教师中的许多外国人，没有什么资格在大学任教。在北京和纽约市两地，所有的人都在专心关注那些争议的事项，而没有做（甚至想到）进一步争取基金的打算，也没有打算做其他的发展。除了所有这些之外，我知道我对教育行政管理是个新手，对中国北方和未来的共事者也不熟悉。我思考衡量着我南京职务的稳定。那里没有行政上的忧虑，除了讲授和我旨趣相投的科目和进行感兴趣的研究外，没有其他要做的事情。作为一个传教士，我似乎是从糟糕走向了更为糟糕：先是脱离了传道进入教学，现在又脱离了教学而进入了大学的管理！我真不知道在我这个新的冒险里，有多少是信念、信仰，有多少是蛮干。

我来到的这个学校不只是钱无分文，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关心。当地的人过去一直忙于用资助他们点钱去购买土地，根据他们的目的而改造那些房舍。【55】我不久就发现，理事会的成员主要是由差会理事会（Mission Boards）的成员组成，挑选到里面，是去关照他们各个教派的利益，而不觉得他们有责任去筹募基金。在那个暗淡的情景里，哈里·卢斯（Harry Luce）博士是一个光明点。董事会批准了他担任副校长，但是在纽约的托事会反对他。我用一封辞职信做了回答。他们还是不签署任命他，而且不做出另外的建议。这时，我在北戴河召集了理事会的成员，给他们看了信件的复本。理事们加上了他们紧急的建议，托事会同意了！

Luce博士立即去了美国，开始了他不屈不挠的全国旅行，拜访过去赢得的朋友，并且通过他们再接触新的人。他是为一个完全无人知晓、甚至连校址还没有的学校在设法募集经费来建造房屋。他写了许多信抱怨这是他最大的问题。我们是在水面之下建立一个码头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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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时，已经同意在城墙之外、不要远于三四里，寻找一个地点；但发现那很困难。多少世纪以来，住在京城的外省官员一向需要有地方埋葬他们的家人；他们购买了城外近处许多小块的土地。环围着北京，到处都是这种分散的私人墓地，很多都荒芜失修，业主是谁都难以找到。我们每次要购买一处够大的土地，总是遇到一个或几个这种找不到业主的墓地。中国人极其反对、忌讳迁移坟墓。所以那的确就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们围着北京步行、骑驴或骑自行车，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一天，【56】一些朋友邀我去清华大学，其中一位说，“你们为什么不买下我们对面的那块地？”我去看了，它是在去颐和园的主要大道的一边，离城约十五六里，但是实际上它离开北京城不远，因为它比我们已经考虑过的其他地方的道路都好，而且还相当有魅力。那个地方面对著名的西山，西山的山麓上有一些古老的中国美丽寺庙和殿堂。过去，它是一位满洲王爷荒芜的花园，现在是陕西督军陈树藩（Chen Shu Fan）的避暑山庄和祠堂。我们认识的一位官员说他去为我们购买想办法。理事们和董事们同意了那个地点。第二年夏天我到陕西省会去见陈督军。他表示了很大的兴趣，要了陆万美元的中国钱，把那块地卖给了我们，并捐出了售款的三分之一作为奖学金。最初买到的地是四十英亩（二百四十多亩），后来，我们买了相邻的几个荒芜的花园和空地，土地增加到了原来的四倍以上。

我们一开始就决定大学的建筑要采用中国的式样。外部设计得线条优美，颜色鲜艳，而主要的结构全部是钢骨水泥，要有近代的采光、取暖和上下水道的设施。这样，那些建筑的本身就是我们的教育宗旨：保留住中国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我们的水塔装潢成了一个十三级的浮屠（塔），在我们校园里，它可能最有特点。我们整复了旧时花园的景致，加上了我们的栽植，从附近的废园（圆明园）那里移来了石雕，并从几个景点移来的几个亭阁。其中一个亭子是在湖的岛上，是亨利·卢斯（Henry R Luce）赠与的，成了他父亲卢斯（Luce）博士的永久纪念。在另一个亭子里安置了一个音色清脆的庙钟，那个大钟在校园里敲点报时。【57】多年来，很多来访者说燕京的校园是世界上最美好的；我们自己几乎也就相信了那个说法。它的确加深了学生对这个学校和它的国际性理想的依恋。至少在一个方面，这个现实比我的理想还要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