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卫兵运动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
8月20日，北京26中（首都红卫兵）5人到广州，住进八一中学，帮助组建红卫兵。
八一中学是广州军区子弟学校，64年交给地方，改称54中，不过习惯上仍叫八一中学；81年并入广州师范学院，为广师附中；2001年随广师并入广州大学，成为广大附中。62年我从南海舰队海鹰小学毕业，和另外7个同学一起考入八一中学，当时的校长是黄永胜的夫人项辉芳。此校位于越秀北黄花路，南侧是省委党校，北侧是省公安厅，后来，同学们把这里称为黄花园。
我们这个年级只有两个班，当时杨秋元是65（7班）的班长，我是校团委军体委员、班团支部书记，袁伟英是副书记。
9月3日，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成立，我参加了当天在中山纪念堂召开的成立大会。
中南局，广东省委，市委，广州部队和省军区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到场。
主义兵总部负责人有七、八个人，全是当地党政军领导子女。我认识的有：黄春明（黄永胜之子）、詹和平（詹才芳之子）、王继欧（王 德之女），黄和詹是八一中学初中60届，高中考入外校，是比我高两届的初中同学，和我是同班的杨秋元（杨梅生之子）代表八一中学主义兵参加总部的领导工作。。
8月下旬广州就开始了“破四旧”和红色恐怖运动。我随主义兵参加过的有：
冲击一德东路的石室圣心堂（该教堂坐北朝南，属哥特式风格，前半部分有两座尖顶石塔，后半部分是大礼堂，），驱赶了神职人员，烧了家具。为了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纪录片，两天后又重演了一次。
冲击东山寺贝通律路东山教堂，没有毁坏东西，该教堂在破四旧过程中做过一段时间红卫兵据点。
冲击越秀区六榕路的六榕寺，我记得曾登上顶层，能看到南面的珠江。没记得做了什么破坏。
在这期间，曾发生重大群伤事件，因澳门市民受文革影响，要求民主权利，造成中澳关系紧张，红卫兵组织了一次去口岸声援澳门同胞行动，乘两辆汽车从八一中学出发，在路上可以看到同向行驶的炮车，我乘坐的大卡车在半路一个渡口被拦截，返回学校后，才知道另一辆吉普车出事了，车上挤了18个人，因超载在中山八路翻车，造成多人重伤，其中大部分是八一中学的学生，第二天，我去军区总医院看他们，一个个都在吊架上拴着。
还有一次，首都红卫兵冲击九龙海关，按省委要求，杨秋元带领我们五个人去宝安县（文革期间曾改为红岩县）进行处理，经过6天工作，劝回了这些北京来的红卫兵，政府已不方便解决的问题，由红卫兵自己解决。
破四旧开始时，杨秋元派我和袁伟英等近10个人去荔湾区做仓库工作，地点设在荔湾区体育场。红卫兵白天在派出所拿上名单，晚上进行抄家。所抄物资有一个三联的清单，一联交给事主，一联交仓库，市政府财政局在仓库有一个接收小组，钱币和贵重东西，都登记转存财政局的仓库里。文革以后，进行返还抄家物资，依据的就是清单和登记表。
破四旧仓库工作还未结束、杨秋元调我去主义兵总部办公室，仓库工由袁伟英继续负责。当时在主义兵办公室工作的还有张秀清。这时，主义兵总部已搬到东山（烟墩路）的一栋三层别墅里，站在二楼的阳台，可以看到对面马师曾的家。
离开荔湾区仓库时，杨秋元让我带过去部分现金，我领出一万块，装在抄来的一只皮箱里，带到总部以后才知道是准备用来开伙房办炊具的。厨房还没有来的及开，总部搬到中山二路东山区工商联一栋刚盖好未用的平房里。当时开食堂的困难很大，当我了解到对面是郊区政府时，一去联系，同意我们搭伙。杨秋元又让我把一万块钱送会荔湾区仓库，交还给财政局接受组。
过了这么多年，转头评论当年红卫兵抄家，我认为这当然是错误的。只是文革大流汹涌而来，又是毛泽东亲自发动，“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与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运动，这是互相矛盾的提法，各级党委在学生运动面前只能顺势而为。象我们这些中学生，自发地搞许多活动，确实存在“无法无天”的情形，这是文革指导思想上的悲剧。我想毛泽东在发动文革的时候，着重在发动群众，没有意识到领导权上的纠葛会引致后来强烈的社会动乱，这实在可悲。省市委和军区领导参加红卫兵成立大会；派出所提供抄家的名单（即管辖区域内的地富反坏右和资本家居民），都反映了这种混乱局面。
不过，我觉得应该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红卫兵觉得自己做的是“砸烂旧世界”，而不是企图”发洋财“。即便是杨秋元要我拿了一万块钱这件事，我觉得根源在我们受几十年前红军“打土豪”的影响，而不是意图在把钱揣私人腰包里的。这与我们把抄家物资运到市财政局，受“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原则指导一脉相承。当我们不需要自己开伙食后，马上就把钱归还了。
也许有个别红卫兵在抄家时做了些小偷小摸的事，那应该不是主流。如果”发洋财“的企图是抄家的主要目的，中国当时的社会秩序肯定极端混乱，不会仅仅是烧书砸旧物。只须看看世界各地任何发生战争或内乱的国家和地区，都出现砸商店抢财物，破坏公共设施，甚至劫掠博物馆的事，就可以对比出，当年老红卫兵”破四旧“的行动，局限于一定的范围，尽管文物遭到令人痛心的损失，但社会的基本秩序并没有受影响，这也是文革能继续演进的原因。
我在仓库负责时，红卫兵要在“十一”前办一个破四旧展览，经我签字借走几件摄影器材，这个展览我没有抽出时间去看过。69年我下乡以后，还接到函件，追查这批器材的下落。
省、市领导的态度是支持主义兵，出面和我们联系的是市委欧阳处长，大家都喊她欧阳阿姨。总部费用可以据实到市政府报销。我曾几次就一些支出如旗帜、袖标、宣传用品等去报过账。伙食费从来是自己掏腰包，晚上就睡在总部的办公桌和椅子上，虽然生活条件简陋，绝对不如在学校住的舒服，工作还是挺愉快的。
红卫兵总部有一支纠察队，三十几个人，主要是加强对红卫兵内部的纪律管理，袖章的字是用黑色丝线绣的，当时被群众称为黑纠。有一次几个北京来的红卫兵在越秀山游泳场闹事，被我们抓回来关了两天。
军区后勤部在马榴岗有一所群英小学，就在我原来就读的海鹰小学旧址，红小兵仿照红卫兵也要造反，学校向后勤部领导告急，我借用纠察队的幸福摩托车，载着王继欧去群英小学“灭火”。回来途中，摩托车坏在现在的新港西路，送进一家汽修厂修理，隔了好多天才取回来。
9月底，陈伯达提出：“高干子弟最好不要担任（红卫兵）领导工做”。因正在筹备国庆节在越秀山体育场召开的庆祝大会，这些担任主义兵领导的高干子女一时退不下来，这样“十一”以后，高干子弟退出了主义兵总部的领导工作。
军队传记作家，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付部长迟泽厚有一段评论主义兵的话，其中说的“杀人不眨眼”也许是过分了，但对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在文革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和局限性，还是一个中肯的观察，我这里原文摘录：
“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是打砸抢的能手，可以说杀人不眨眼，抄家啊、打啊、破四旧啊、砸啊、烧啊，干的是这些。抄地富反坏右、抄民主人士、抄国民党漏网分子、抄资本家，他们有积极性，你叫他打省委、抓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他不干。1967年1月造反派起来后，他们就成对立面了”。
广州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这个具有红色特权意识，带有既得利益性质的血统论观念，打击的目标是地、富、反、坏、右的老红卫兵，不再作为运动主流而存在。
以群众性造反、对革命权利有执着追求的造反派红卫兵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在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直接支持下，造反派兴起之后，红卫兵运动的重点方向就转移到对准党内走资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