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向东《鲁迅和他骂过的人》 忧患于时事,退隐于书斋──鲁迅与钱玄同 鲁迅与钱玄同,曾经有让人羡慕的真诚热烈的友谊,尔后又有让人们 惆怅的视若路人一般的对立。他们是同学,是战友,到了晚年,一个仍然 忧患于时事,二个却退隐于书斋。先是疏远,进而对立了。战友各奔前程, 友谊遗落在路途上,每每思之,让人长叹。 一 钱玄同(1887一1939),原名夏,字中季,号德潜,又号玄同;后废 姓,称疑古玄同。曾用笔名浑然异、王敬轩等。浙江吴兴人。语言文字学 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战士。钱玄同1906年9月赴日本东京,入早稻 田大学读师范,曾与鲁迅同听章太炎的文字学,并结交革命志士和大批追 求新思潮的青年。1907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秋归国。1916年任北京大学 及北京高等师范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等职,1918年至1919年,与陈独 秀、李大钊、胡适、刘复、沈尹默一起轮流编辑《新青年》,积极拥护陈 独秀《文学革命》一文的主张,并在《尝试集·序》中提出打倒“选学妖 孽”、“桐城谬种”的口号。以通信和随感录的方式在《新青年》上发表 了大量文章,著名的关于“王敬轩”的“双簧信”即在此时演出。五四落 潮,钱玄同思想渐趋保守,1924年11月《语丝》创刊,他列名发起人,与 周作人、胡适过从甚密。不久,取名“疑古玄同”,鼓吹尊古、信古。著 有《文字学音篇》、《说文部首今读》、《古韵二十八音读之假定》等。 七七事变后,钱玄同蛰居敌伪治下的北平,拒绝伪聘,恢复本名钱夏,以 示民族意识不灭。1939年1月17日,右脑血管破裂,病故于北平德国医院。 终年52岁。 二 钱玄同留日时期,与鲁迅为同窗好友。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 第七章《从章先生学》中记述鲁迅等在东京听讲时的情形说:“谈天时以 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 爬去’。”鲁迅在致周作人的信中,也戏称钱玄同为“爬翁”。可见,他 们之间是多么亲昵。 五四时期,两人志趣投合,好恶相近。众所周知,鲁迅在教育部期间, 埋头于故纸堆,整理古籍,钞古碑。他的创作小说,并一发而不可收,实 在是因为钱玄同给他打了一针催生剂。钱玄同回忆道: 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 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 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 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勇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七年一月起,就有启明的文章……但豫才尚未有文章送来,我 常常到绍兴会馆去催促,于是他的《狂人日记》小说居然做成, 而登在四卷第五期里了。此以后,豫才便常有文章送来,论文、 随感录、诗、译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我对于 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见《文化与教育旬刊》第一零六期) 关于钱玄同催促鲁迅写稿的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有着形象的 叙述: 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即钱玄同。林琴南 小说《荆生》中有一个人物名“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作 者注),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脱下长衫,对面坐下了, 因为怕狗,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 “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有一夜,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 本,发了研究的质问了。 “没有什么用。” “那么,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什么意思。” “我想,你可以做点文章……”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他们正办《新青年》,然而那时仿佛 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我想,他们许是 感到寂寞了,但是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 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 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 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 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 望。” ”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 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 服了他之所谓可有,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这便是最 初的一篇《狂人日记》。从此以后,便一发而不可收,每写些 小说模样的文章,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积久就有了十余篇。 他们对改革的看法,似乎并不一致,鲁迅冷一些,钱玄同热一但经过 一番讨论,鲁迅还是被催化了,以此为新起点,鲁迅怀着矛盾而沉重的心 情开始了文学家的战斗生涯。 1932年,鲁迅在为《自选集》作《自序》时,对于这一段往事,还有 这样的回忆: 为什么提笔的呢?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 同感。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 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 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 望。 为了实现这希望,鲁迅认识到,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他要呐 喊,是想“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呐 喊·自序》)所以,鲁迅答应钱玄同写文章,也就答应了参加新文化运动 先驱者的行列,参加了本世纪初的思想启蒙运动。 此后,在他们共同参与编辑《新青年》的过程中,在彻底地不妥协地 反对旧文化、提倡新文化的战斗中,鲁迅和钱玄同往来甚密,意气相投, 许多事情他们都交换过意见,而且主张相同,他们是互相支持的战友。 这一点,可以从“双簧信”、“桐城谬种,选学妖孽”、“废除汉字, 改用拼音”等事件或主张中得到印证。 所谓“双簧信”,是由钱玄同、刘半农两人合伙干的。如鲁迅所说: “他们正办《新青年》,然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没有人来 反对。”杂志最怕办得寂寞,捧也好,骂也好,热闹起来才是杂志的活路, 寂寞久了,没人赞同没人反对久了,就自行消亡了。怎么办呢?为了引起 文学革命的论争,1918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上,在《文学革命 之反响》的标题下,同时刊出了王敬轩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和刘半 农的复信。王敬轩本无其人,此信系钱玄同综合当时旧文人反对新文化远 动的种种谬论写成。刘半农在复信中对这些谬论作了痛快淋漓的驳斥,给 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以迎头痛击。 这两封双簧信发表后,在当时的思想界和文学界引起了巨大震动。新 文化运动方面的战鼓擂得更紧了,卫道者如林琴南者流也跳出来鼓噪了。 就是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也有不同意见,胡适便认为这样于“有失士大 夫身份”,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章,不应该发表。 鲁迅在《忆刘半农君》里就曾指出这是一次大仗,并且在评刘半农时 说:“但半农的活泼,有时颇近于草率,勇敢,也有失之无谋的地方。但 是,要商量袭击敌人的时候,他还是好伙伴,进行之际,心口并不相应, 或者暗暗的给你一刀,他是决不会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为没有算好的 缘故。”(《且介亭杂文》)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似知道当时的这些战斗, 是经过一起商量和研究的。鲁迅后来说:“古之青年,心目中有了刘半农 三个字,原因并不在他擅长音韵学,或是常做打油诗,是在他跳出鸳蝴派, 骂倒王敬轩,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花边文字·趋时 和复古》)可见,当时“双簧信”的战斗,给鲁迅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 他甚至认为,刘半农的声名鹊起,是他与王敬轩的战斗联系在一起的。刘 半农是钱玄同演“双簧”戏的对手,鲁迅对刘半农在这场戏中的肯定,同 时也说明对钱玄同作用的肯定。 钱玄同对“文学革命”的贡献,曾为鲁迅所赞许的,还有对当时斗争 提出非常明确而又形容贴切的口号,即“桐城谬种”与“选学妖孽”。这 个口号,最早见于他《寄胡适之》的信里。他说:“玄同年来深慨于吾国 文言之不合一,致令青年学子不能以三五年之岁月,通顺其文理,以适于 用。而彼‘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方欲以不退之典故,与肉麻之语 调,戕贼吾青年,因之时兴改革文学之思,以未获同志,无从质证。”( 《新青年》三卷六期) 桐城派是清代古文流派之一,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木魁]、姚鼐 等,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称他们和各地赞同他们文学主张的人为桐 城派。当时中国的古文学在文坛上主要是两大派,一、桐城派,代表人物 是严复、林琴南等。二、选派,主要人物有樊增祥、易顺鼎等。陈独秀在 《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曾指出:“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敝,所谓‘桐 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 也。”钱玄同用“谬种”和“妖孽”,进一步形象他说明了它们对文坛的 毒害。桐城派,讲所谓“桐城义法”,于是代代相传,直到辛亥革命后, 在文坛上还占有极大的势力。这种“谬种流传”,真是绵绵不绝。至于选 派,用典故,讲对仗,末流到了易顺鼎、樊增祥等,用以写出许多捧优伶, 赞娼妓的下流文字,简直龌龊不堪,称之为“妖孽”,也不为过。 鲁迅对这个口号是赞许的,他在三十年代谈到攻击对方要给以名号时, 曾经提到它,他说:“五四时代的所谓‘桐城谬种’和‘选学妖孽’,是 指做‘载飞载鸣’的文章和抱住《文选》寻字汇的人们的,而某一种人, 确也是这一流,形容惬当,所以这名目的流传,也较为永久。除此之外, 恐怕也没有什么还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且介亭杂文二集·五论“ 文人相轻”──明术》) 鲁迅和钱玄同都曾主张不读或少读中国书。钱玄同在《中国今后之文 字问题》一文中说:“欲废孔学,欲剿灭道教,惟有将中国书籍一概束之 高阁之一法。何以故?因中国书籍千分之九百九十九,都是这两类书之故。 中国文字,自来即专拘于发挥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故。”而鲁迅在《青 年必读书》中也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 书。” 在文学革命初期,钱玄同还提出了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主张。 他在1918年给陈独秀的信中说:“……欲废孔学,不得不先废汉文。欲驱 除一般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又说:“中国文 衍形不衍声,以致辨认书写极不容易,音读极难正确,这一层近二十年来 很有人觉悟,所以,造新字,用罗马字拼音,等等主张,层出不穷……殆 无不感到现行汉字之拙劣,欲图改革,以期便用。”(《新青年》四卷四 期) 今天看来,钱玄同的主张未免不切实际。当时,也受到许多顽固派的 激烈反对与攻击。然而,它对文学革命的发展,客观上却起到了推进作用。 鲁迅后来在谈到五四文学革命时说:“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 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 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这本 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 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 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又说:“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 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 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敢 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 缘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虽然白话文的流行,是因了文言文的 不合时宜,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但鲁迅从事物的联系上阐明问题,也许鲁 迅并不赞同或者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赞同废除汉字,但鲁迅却能从钱玄向 提倡拼音之外,发现它的客观历史意义,鲁迅对钱玄同是公正的。 1925年“女师大风潮”,钱玄同也是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 潮宣言》的七教授之一,在反对章士钊、杨荫榆、陈西滢等的斗争中,钱 玄同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此外,鲁迅1925年4月14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曾把自己的文章与钱玄 同做了比较,肯定了钱玄同文章的长处,谈了对自己文章的认识,他说: “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 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所以每见和我的办法不同者便以 为缺点,其实畅达也自有畅达的好处,正不必故意减缩(但繁冗则自应删 削)。例如玄同之文,即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 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我的东西却常招误解,有时竟 大出于意料之外,可见意在简练,稍一不慎,即易流于晦涩。”(《两地 书·一二》)这里,鲁迅虽有切肤之感,亦有过谦之词,文章风格,秉性 使然,钱玄同做不了鲁迅式的文章,反之,似乎也成立,此非正题,略去 不表。 概而言之,在反传统,反封建,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等方面,鲁 迅、钱玄同步调一致,堪称战友。 三 五四以后,两人思想志趣各异,接触渐少。钱玄同由封建社会的叛徒 而成为自由主义者,他的心境渐趋平和;鲁迅仍然不改狼的秉性,他在荒 原中嚎叫,他心中仍然充溢着战斗的激情,鲁迅生来是为了战斗的。 不过,鲁迅和钱玄同的由疏远而有成见,倒没有像“骂”章士钊等人 那样,诉诸文章,而多是道听途说,引起不满(其中也不应排除有误会的 成分),多是私下议论,私下通信,仅此而已。这是否可以理解为鲁迅还 念及曾经有过的友情呢? 如前所述,1925年5月,在“女师大风潮”中,他们还可以说是战友。 1926年秋,风潮以后,鲁迅由北京南下厦门,此后,他们再没有像五四时 期那样促膝长谈了——这也无足怪,不是有许多青年时的朋友,到了老年 视若路人吗?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话题,因而也有一个时期的朋友。有 的友谊可以永久,有的友谊却和时间一起消失了。 1929年6月,鲁迅第一次北上省亲,曾与钱玄同相遇。据沈尹默说: “鲁迅从上海回北京,一次曾在他们的老师章太炎那里会见,为了一句话, 两意不投,引起争论,直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后来,钱玄同偶然去 孔德学校,碰见鲁迅。据沈尹默讲:“这事情(按指上次的争论)虽已过 去,彼此心中总有些耿耿然,但一想到老朋友终归是老朋友,不可能从此 不见面,就跨进门去,打了个招呼,坐下来,正想寻个话题,恰巧看见桌 上放着一张周树人三个字的名片,他马上回过头朝着鲁迅同道:‘你现在 又用三个字的名片了?’鲁迅不加思索地冲口而出回答道:‘我从来不用 四个字的名字。’玄同主张废姓,曾经常用‘疑古玄同’署名,这是众所 周知的事。鲁迅出口真快,玄同的感应也不慢,登时神色仓皇,一言不发, 溜之大吉。”(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见《文艺月刊》1956年十 月号)这一细节,鲁迅1929年5月25日在致许广平的信中也有提到:“途次 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原稿作钱玄同——作者注),胖滑有加, 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两地书》) 鲁迅和钱玄同,都是书生意气,在可恼的同时透着几分可亲。我可以 想象,当年鲁迅说“我从来不用四个字的名字”时,脸上的表情是生硬的, 没有笑容,所以这句话有了某种讽刺的意味,倘非如此,鲁迅笑曰:“我 是从不用四个字的名字的。”那至多是揶揄,还多了几分幽默。至于钱玄 同,若非书生,脸皮也厚,这么一句话,何难应酬?来一句今天天气哈哈 哈之类,又何必动气,溜之大吉呢?所以,这个细节,以我而言,看不出 他们的可恶,倒是看出了书生本色,有几分可爱。 鲁迅虽然离开北京,但北京却有不少耳目,把关于钱玄同的事告知鲁 迅。三十年代,钱玄同对鲁迅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活动极为反感,他以资 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口吻说:“我是主张思想自由的,无论同意或反对, 都要我自己来判断。”(《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讽刺鲁迅为“ 左翼公”和“左公”。鲁迅在1930年2月22日致章廷谦的信中说:“疑古 和半农,还在北平逢人便宣传,说我在上海发了疯,这和林玉堂大约也有 些关系。我在这里,已经收到几封学生给我的慰问信了。”在同一封信里, 鲁迅甚至对钱玄同的个人秉性做了评价:“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 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上四 下言],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 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钱玄同善空谈,喜做惊人之语,这固然属实, 但并非不做实事,终其一生,还是颇有学术成就的,也不好否认他在文学 革命中的实绩。 到了1932年11月,鲁迅第二次北上省亲时,钱玄同竟公然宣布他“不 认识有一个什么姓鲁的”!并阻扰鲁迅到北大演讲,关系可谓恶化了。鲁 迅对他也一样充满了厌恶之情。1932年12且29日,鲁迅在《教授杂咏四首》 的第一首挖苦了钱玄同,诗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 抵挡辩证法。”鲁迅的这一组“杂咏”都是有针对性的。钱玄同早年曾戏 说:“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应该枪毙。”又据说他在北京大学曾说过“头可 断,辩证法不可不开课”的话。1933年11月,鲁迅拟请魏建功书写《<北 平笺谱>序》。后来社会上某些传说有与事实略有不符之处,鲁迅在1933 年12月27月致台静农的信中在谈到上述写序的事时,又谈了对钱玄同的看 法:“写序之事……至于不得托金公(即钱玄同——作者)执笔,亦诚有 其事,但系指书签,盖此公夸而懒,又高自位置,托以小事,能拖延至一 年半载不报,而其字实俗媚入骨,无足观,犯不着向悭吝人乞烂铅钱也。” 我以为,鲁迅的以上评价,既有客观实际的内容,也有情绪化的言辞。 到了1935年,鲁迅在5月20日出版的《太白》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上, 发表了署名“敖者”的《死所》一文,批评了钱玄同由于马廉教授因中风 死在教室里,故尔“从此不上课”的行为。鲁迅讲了一则笑话,是一位公 子和渔夫的问答: “你的父亲死在哪里的?”公子问。 “死在海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到海里去吗?” “你的父亲死在哪里?”渔夫问。 “死在家里的。” “你还不怕,仍旧坐在家里吗?” 于是,鲁迅劝告道:“但死在教室里的教授其实比死在家里的着实少。” 这篇文章并无过激之词,平心静气,针对的也是具体的问题,对论敌可以 这么说,对一个好朋友也可以这么说的。 四 1936年10月,钱玄同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五天,就写了《我对周豫才君 之追忆与略评》一文,在回忆了他们平生的关系之后,对鲁迅谈了自己的 看法。 他认为鲁迅的长处有三: 一、治学最为谨严; 二、治学是自己的兴趣,绝无好名之心; 三、读史与观世有极犀利的眼光,能抉发中国的痼疾。他举了小说《 阿Q正传》、《药》和《随感录》,说是这种文章如良医开脉案,作对症发 药之根据,于改革社会是有极大用处的。 钱玄同也指出鲁迅的短处有三: 一、多疑。他说:“鲁迅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经意的话,以为是有恶 意的,甚而至于以为是要陷害他的,于是动了不必动的感情。” 二、轻信。他说:“他又往往听了人家几句不诚意的好听话,遂认为 同志,后来发现对方的欺诈,于是由决裂而至大骂。” 三、迁怒。他说:“本善甲而恶乙,但因甲与乙善,遂迁怒于甲而并 恶之了。” 钱玄同所说鲁迅的长处,这不成问题,鲁迅的长处又何止这些呢?这 里姑妄略之。“多疑”问题,我已在《导言》中有所论述,这里也不再说 它了。至于轻信,这是有矛盾的。鲁迅既然“多疑”,又怎么会“轻信” 呢?大约,他是具体到针对高长虹一事吧?说鲁迅多疑,尚有具体分析之 必要,说他轻信,我对此论不敢轻信。关于迁怒,钱玄同对鲁迅的不满, 主要是在这方面。鲁迅非常憎恶顾颉刚,在书信、杂文,以及小说《理水》 中,都曾给他以无情的讽刺与抨击。顾颉刚的为人,为鲁迅所不齿。而钱 玄同,在对中国古史的研究上,同顾颉刚的某些观点一致,尤其在“疑古” 方面,更是彼此契合,因而成为志同道合的学侣。钱玄同认为,鲁迅本来 同他很好,但讨厌顾颉刚,由于他同顾颉刚交往,于是连他也讨厌起来。 我查不到鲁迅因为顾颉刚所以讨厌钱玄同的证据,我只觉得,倘如钱玄同 所描述,鲁迅如五岁孩儿,甲不跟乙玩了,也要丙不跟乙玩了,否则,甲 也不跟丙玩了。 这仿佛是童话,童话中鲁迅、钱玄同都充满童心了。 植字:竹剑 校对:追日剑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