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老调重弹为哪般？ 　　——韩石山《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读后 　　魏邦良 　　在我看来，韩石山新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是一本炒冷饭的书，书 中的材料旧，观点也不新。当然，如果非要从这本书里找出“新”，也能找到， 那就是作者韩石山对鲁迅的刻意贬低和打压。该书封面上有一句话“新文化运动 以来对鲁迅最不认同的声音”，在我看来，韩石山先生对鲁迅的“最不认同”恐 怕就是该书唯一的“亮点”唯一的新颖之处。本来，鲁迅不是神，顶礼膜拜，显 然不妥；但将鲁迅拉下神坛后，我们就可以对他任意贬低、随意打压吗？当然也 不行。窃以为，批评鲁迅，可以，但心态要平和，下笔要公允。倘若作者在写这 本书之前，就抱着贬鲁褒胡的心态，那他得出的很多观点就有失公允了。 　　在我看来，韩石山“贬鲁褒胡”心切，所以写本书时，于鲁迅有利的材料， 他就舍弃；于鲁迅不利的材料，他全选，这样，韩石山笔下的鲁迅，便除了文章 好，其他均无足观了。在我看来，韩石山不仅带着“有色眼镜”找材料，也带着 “有色眼镜”分析材料，如此，明明是证明鲁迅伟岸、正直的材料经过他一番 “点金成铁”的分析，却成了鲁迅心胸窄、器量小的证据。其实，有了自己的等 身著作，鲁迅的伟大与不朽，也无须别人为他证明了，当然，也不是谁想贬低就 贬低得了的。 　　唐德刚《胡适杂忆》里有这样一段话：“有时我更想起时下许多文人学者和 当政理论家们，酸溜溜地搞了一辈子；偶有愚者一得，动不动就把胡适请出来， 骂一通以为得意。那真是蓬间之雀，诅咒鲲鹏！骂人的人与被骂的人之间，如果 距离太大的话，骂人的往往却是替被骂者作义务宣传！”倘若把“胡适”换成 “鲁迅”，那么，上面这段话就是对那些肆意贬低鲁迅者的最好抨击！ 　　鲁迅的耳光扇给谁？ 　　王朔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看鲁迅》，此文刊2000年《收获》第3期。文章中 有这样一段话：“鲁迅对自己到底怎么看，大概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有一点也 许可以肯定，倘若鲁迅此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 人脸上，第二个耳光就要扇给那些‘活鲁迅’、‘二鲁迅’们。” 　　韩石山很欣赏王朔的这篇文章和这段“精辟的话”：“王朔的文章中，还有 一些精辟的话。比如：各界人事对鲁迅的颂扬，有时到了妨碍我们自由呼吸的地 步。什么时候到了能随便批评鲁迅了，或者大家把鲁迅淡忘了，我们就进步了。 若想精神自由，首先就要忘掉还有个‘精神自由之神’。这些话，都是针对那些 吃鲁迅饭的人说的。王朔不光小说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最重要的是，在中国 作家中，他能够放言无忌，保持一种精神上的自由。”【1】 　　在我看来，不管对谁（自然包括鲁迅），也不该随便批评，要批评就应有根 有据，要批评就要以理服人。我认为，王朔关于鲁迅耳光扇给谁那段话，不仅不 精辟，而且简直就是妄说。我不知道王朔凭什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我看 来，王朔这番话固然俏皮，但却不过是王朔对鲁迅的揣测而已，不过是以活着的 王朔之心度死了的鲁迅之腹罢了。揣测是否正确，要靠结果验证，但这个问题却 是“死无对证”。 　　另外，王朔所说的“吃鲁迅饭的人”是指哪些人呢？韩石山告诉我们，所谓 “吃鲁迅饭的人”是“鲁研界”：“在中国，确实有一大批‘吃鲁迅饭的人’， 靠研究鲁迅获得职位、职称、声望，获得安身立命、扬名显身的本钱。俗称鲁研 界，就是鲁迅研究界的简称。”在我看来，鲁研界固然是“吃鲁迅饭”的正规军， 而像王朔这样也指望通过“随便批评”鲁迅来哗众取宠、“扬名显身”之辈，也 是“吃鲁迅饭的人”，不过是些散兵游勇难成气候罢了。如此，倘鲁迅果真“此 刻从地下坐起来，第一个耳光自然扇给那些吃鲁迅饭的人脸上”，那么，这些挨 扇的人，包括鲁研界，也包括王朔、韩石山等。 　　有一分材料说十分话 　　在《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第68-69页，有这样一段话：“而文化方面， 对共产党夺取政权来说，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战线。这样，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鲁迅。时间在一九二八年，当时鲁迅刚 到上海不久，正处于创造社、太阳社的围攻之中。这两个文学团体都是受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地区的党组织领导的，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对鲁迅的攻 击。鲁迅也欣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委任或者说是委托。” 　　说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很快就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是有 根据的，但所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几经权衡，便选定了 鲁迅”“鲁迅也欣然接受了共产党的这一委任或者说是委托”，虽然说的有鼻子 有眼，但却是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当然，倘说作者毫无证据，那也冤枉了韩先 生。韩先生认为他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 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 　　“是不是有正式的委任或是委托呢，想来是有的。党组织怎样和鲁迅联系， 在许多回忆文章里都写到。但这些不能说明有什么正式的决定。鲁迅去世后过了 一年，抗日战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感到，在国统区文化战线上，缺少了鲁迅这 面旗帜，对革命事业不利，便决定将刚刚从日本回国的郭沫若树为鲁迅的继承者， 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树郭沫若为领袖，为旗帜，则是有正式决定的。从这儿 可以旁证，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 组织的。当年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过的吴奚如先生，在《郭沫若同志和党的关系》 一文中曾说过：‘1938年夏，党中央根据周恩来同志的建议，作出党内决定：以 郭沫若同志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并由全国各地党组织向党 内外传达，以奠定郭沫若同志的文化界领袖的地位。’” 【2】 　　我认为，韩先生所举的这个旁证并不能证明“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 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关党组织的”，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并无因 果联系。我们知道，毛泽东、党中央说鲁迅是“旗手”是“文化革命的主将”完 全是在鲁迅死后对鲁迅的一种追认，而非鲁迅生前的“委任或者说是委托”。如 果非要坚持说“当年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党内是有决定且通知了各相 关党组织的”，那必须找到有关方面的当事人或知情人，除非他们能给出有力的 证据，否则，韩先生的推测只能是推测，令人难以信服。 　　在该书的第1页，韩先生说：“但我也绝不固执事先的看法。从这点上说， 我更尊重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科学的方法。你认定你所使用的方法是科学的，即 便得出的结果与原先的看法不一致，也得放弃成见而承认这最后的结果。这个科 学的方法，就是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有八分材料不说十分话。一切从当时的实 际情况出发，不夸大也不遮掩，尽量还原历史，呈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话说得 很在理很动听，可惜的是，韩先生并没做到。这里，韩先生仅凭一个旁证，就把 话说得如铁板钉丁那样死，可谓有一分证据说了十分话。 　　韩先生肯定不同意我的看法，因为，韩先生后来又拿出了一个“最能说明” 问题的证据：“最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的确立的，是创造社、太阳社突 然停止了对鲁迅的攻击。┅┅接到党内的指令后，还是这些人，对鲁迅的攻击就 完全停止了。” 【3】 　　可以肯定地说，创造社、太阳社停止对鲁迅的攻击确实是因为“接到了党内 的指令”。但所谓的“党的指令”却不能说明“鲁迅在革命文化界地位的确立”， 因为， “党的指令”内容不过是说鲁迅这样的人，可以争取可以团结不该批判， 而并非如韩先生说的那样是“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 　　关于创造社、太阳社为何突然停止攻击鲁迅？王锡荣先生在《鲁迅生平疑案》 中有详细而透彻的分析。王锡荣先生在书中分别引用了两个重要当事人楚图南、 阳翰笙的话，把这个问题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 　　关于周总理对上海文化界提出意见的经过，楚图南的回忆是这样的： 　　“到一九二八年秋，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开会，代表们来去都经过哈尔滨， 由组织介绍，分别住在同志们的家里。代表回来时，通过绥芬河昼伏夜行，到哈 尔滨后，住在我家的是王德三。住别家的还有总理和罗章龙等人。他们昼伏夜行， 路上又逢大雨，衣服都淋湿了，文件都是捆在裤带里，也都湿了。代表们在哈尔 滨住了几天，整理和烘烤这些文件，同时也要我汇报国内，特别是上海文化界和 文艺界的情形。我即将我所知道的鲁迅来信的内容说了一遍。后来总理他们夜里 碰头会时也知道了这情况，据说总理的意见是，如果真像鲁迅信里所讲的情况的 话，这是不对的，应该团结他，争取他。他对社会不满，找不到正确的出路。要 把他争取过来为革命斗争服务。因为王德三住在我那里，所以这事我知道的较详 细。 　　至于后来总理到上海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这件事，我曾同许广平同志谈 过，她知道鲁迅与任国桢通信，但不知道详细情况。” 【4】 　　而既是创造社成员又同时在上海担任地下党工作的阳翰笙则是这样说的： 　　“记得在一个秋季，是一九二八年还是一九二九年，已记不清了，但在创造 社出版部被封之前，是毫无问题的。那时江苏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富春同志找我 谈话（估计别的同志也跟潘汉年谈过），地点在霞飞路上一个咖啡馆里。李富春 同志对我说：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先生的论战，我有个意见请你们考虑，你们 这样做是不正确的，现在应该集中火力，把矛头对准国民党。鲁迅先生是‘五四’ 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你们批评他，从 原则上讲是不好的，应该争取他，团结他。如果他与我们共产党合作，那力量就 更大了。李富春同志还说：中央也有这个意见。批评鲁迅，从原则上讲是不正确 的，应该争取鲁迅，团结鲁迅。我当场就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没几天 就在北四川路内山书店斜对角的‘公啡’咖啡馆，约阿英、夏衍、柔石、冯乃超、 冯雪峰等几个人开会，我与潘汉年都传达了李富春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 有人还作了自我批评。当天决定派冯乃超、夏衍，可能还有柔石或冯雪峰，去找 过鲁迅先生，向鲁迅先生表示主要责任在我们，并说明党过问过这件事，鲁迅听 了很高兴。 　　李富春同志说的‘中央’的意见，据我分析和推测可能是指周总理。总理参 加‘六大 ’回来，便在上海，主持中央组织局工作。那时中央组织局权力很大， 所管的范围很广。而且总理与李富春同志的关系很深，他们一起在法勤工俭学， 大革命期间，李富春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也归总理管的。” 【5】 　　以上两位前辈已经把话讲得很清楚了，当时中央确实要创造社、太阳社停止 批评鲁迅。但当时中央对鲁迅的评价不过是“‘五四’以来很进步的老前辈，在 青年中影响很大，他是先进的思想家”，只是要求创造社、太阳社争取鲁迅、团 结鲁迅，根本没有像韩石山先生说的那样，“树鲁迅为中国文化革命的领袖”。 　　上述楚图南、阳翰笙的话早就发表在《鲁迅研究资料》第五辑（天津人民出 版社1980年5月出版）上。迄今已有二十又五年。也就是说，创造社、太阳社对 鲁迅的攻击嘎然而止的原因在二十五年前就很清楚了。二十五年前的“冷饭”真 没必要再炒了。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 　　“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我认为， 如果有把握，你就详细剖析一下；如果无把握，就老实承认不知道。而韩石山先 生一方面认为“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另一方面，又三言两语把这个 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 　　关于这个复杂问题，韩石山的观点如下：“鲁迅为什么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 人呢？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生活， 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徐志摩刚回国的时候，他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中 国小说史略》上册刚出版，还送给徐志摩一本。这些都是我们的解释，实际上， 人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徐志摩如此， 对胡适、陈西滢，能有好感吗？后来果然一个一个都闹翻了。” 【6】 　　窃以为，韩石山写这段话时太随心所欲了，所以前后矛盾，漏洞百出，不堪 一驳。先说“是徐志摩的性格、作派，还有他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的婚恋 生活，都让鲁迅看着心里不舒服”，又说鲁迅开始时“对徐志摩还是不错的”， 这说明鲁迅至少开始时并不是看徐志摩心里不舒服，至于后来为何看徐志摩不舒 服，那肯定另有原因了。另外，韩石山认为徐志摩“那种虽说痛苦，却十分美好 的婚恋生活”让鲁迅看了不舒服，这分明是暗示，鲁迅不仅心理阴暗而且性格古 怪，别人美好的婚姻生活，他看了不舒服；别人痛苦的婚恋生活他看了也不舒服。 也许韩石山自己也觉得这番话难以自圆其说，索性不按牌理出牌，来了一句“人 不喜欢人，是很难解释清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对这样的话， 你还怎么反驳？不过，韩石山这句话，对我却未尝不是一种启发。长久以来，我 不理解苏雪林、王朔、韩石山等为什么批鲁批得那么起劲？尤其是苏雪林、王朔， 几乎以一种仇视的目光看鲁迅，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他们不过是不喜欢鲁迅这 个人罢了，“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见了就反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然而， 我知道，这样的话，拿来自欺，可以；用来欺人，难！ 　　还是孔老夫子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于任何复杂的 事，不知道就老实承认不知道，千万不要捕风捉影，胡乱猜测，强不知以为知。 　　鲁迅《我的失恋》为何多出一节？ 　　1924年，鲁迅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失恋诗，做了三段打油诗，题目曰《我的 失恋》。这首诗本来经孙伏园之手准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付排时却被代理 总编刘勉己撤下，孙伏园问刘撤稿的原因，刘勉己只是说“要不得”，却不说 “要不得”的具体理由。刘勉己撤了稿，又不说撤稿原因，孙伏园自然大怒，气 头上他给了这位代理总编一记耳光，随后辞职。 　　刘勉己不肯说出的撤稿原因，却被韩石山先生“看”出来了：“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这首诗是讽刺徐志摩的。┅┅《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梁启超是研究系 的首领，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大弟子。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背景，刘勉己怎能 允许在《晨报副刊》上登载公然嘲讽徐志摩的诗作呢？”果真如此吗？我们还是 来看看鲁迅这首诗吧。 　　我的失恋 　　我的所爱在山腰； 　　想去寻她山太高， 　　低头无法泪沾袍。 　　爱人赠我百蝶巾； 　　回她什么：猫头鹰。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心惊。 　　我的所爱在闹市； 　　想去寻她人拥挤， 　　仰头无法泪沾耳。 　　爱人赠我双燕图； 　　回她什么：冰糖葫芦。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胡涂。 　　我的所爱在河滨； 　　想去寻她河水深， 　　歪头无法泪沾襟。 　　爱人赠我金表索； 　　回她什么：发汗药。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使我神经衰弱。 　　从诗歌本身来看，实在看不出哪一句哪一段是在“公然嘲讽”徐志摩的。如 果刘勉己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这首诗是在“公然嘲讽”徐志摩，我想，他会把话挑 明，决不会因为吞吞吐吐而白挨一记耳光。他不肯把话挑明，不给孙伏园一个说 法，就说明他心虚，说明他撤鲁迅的诗稿，某种程度上是故意找茬，鸡蛋里挑骨 头。 　　刘勉己撤掉这首诗如果不是故意找茬，那就是神经过敏。本来嘛，你不能因 为徐志摩失过恋，就把失恋当成敏感词，让包含失恋这个词的诗文无法“递交”， 倘若这样，那和阿Q忌讳别人说“亮”有何不同？我想，即便徐志摩本人也不至 如此心胸狭窄、神经过敏吧？另外，即便这首诗是在“公然嘲讽”徐志摩，刘勉 己撤掉它也属多管闲事。不错，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但梁启超批评起这个弟 子来，不也是毫不留情吗！以梁启超的心胸和器量，他决不会“护犊子”“溺爱” 徐志摩，而是完全容得下别人对徐志摩的“公然嘲讽”。如果非要说这首诗在 《晨报副刊》发表后会让梁启超不快，那他不快的原因恐怕在于这首诗“公然嘲 讽”得过于虚幻、苍白、无力。 　　鲁迅的这首诗后来发表在《语丝》上，发表时，鲁迅又添了一节。关于这多 出来的一节，韩石山的看法如下： 　　“如果说这三节还不太明显的话，孙伏园辞职、另办起《语丝》之后，鲁迅 就无所顾忌了，在补写的第四节中，所嘲讽的对象就挑明了。且看这四节是怎样 写的： 　　我的所爱在豪家； 　　想去寻她兮没有汽车， 　　摇头无法泪如麻。 　　爱人赠我玫瑰花； 　　回她什么：赤练蛇。 　　从此翻脸不理我， 　　不知何故兮——由她去罢。 　　当时在北京城，有汽车的人家是不多的，林徽因已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 亲了，梁家就有小汽车。” 　　我认为，鲁迅之所以要补写一节，挑明嘲讽的对象，完全是被逼之后的反抗。 既然这首打油诗已经被认定是“公然嘲讽”徐志摩，稿子被撤，还连累孙伏园丢 了饭碗，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要是不补写一节，挑明对象，那简直就像晴雯一样 “枉担虚名”了。既然刘勉己认定这首诗是在讽刺徐志摩，那鲁迅只好加一节以 满足对方的 “阅读期待”了。 　　如果徐志摩看到这一节十分刺眼十分窝火，那他要责怪的只能是刘勉己，正 是他的多管闲事，才“多”出了这节外生枝的最后一节。 　　自相矛盾为哪般？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闹风潮。当时，许广平连连给鲁迅写信求援，但 鲁迅一再王顾左右而言它，态度很明确，不愿卷入风潮中。鲁迅这样做，不是因 为他冷漠，更不是因为他缺少正义感。他这样做是因为他有难言的苦衷。“对于 女师大的风潮，鲁迅一直保持缄默。许寿裳与杨荫榆是一种上下交接的关系，而 自己与许寿裳的关系又是众所周知的。出于由来的洁癖，他不愿惹那种无谓的嫌 疑。” 【7】 　　韩石山先生也认为，鲁迅对女师大的风潮很不热心。“不管许广平们怎样的 焦急，在鲁迅看来，事情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果不其然，声言辞职的教务长 在校方和同事的劝说下，又复位视事了。风潮进入一个不温不火的僵持时期。鲁 迅也不再操这个心，还和许广平不停地通着信，止于精神的鼓励，没有什么实际 的擘划。《莽原》正在筹备中，他要为即将诞生的刊物写文章。四月二十二日写 了随笔《春末闲谈》，载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莽原》创刊号。四月二十九日写 了《灯下漫笔》，分载《莽原》第二期和第五期。……五月一日这天，还写了短 篇小说《高老夫子》。这么多事，也就顾不了什么风潮了。” 【8】 　　然而，在另一处，韩石山又这样说：“是不是可以说，鲁迅后来所以那样支 持甚至鼓动这次风潮，固然有支持学生的一面，是不是也有为他这位老友（指许 寿裳——魏注）张目，甚至出气的成分在里面呢？” 【9】既说鲁迅一心忙自己 的事，“也就顾不了什么风潮了”，又说鲁迅“那样支持甚至鼓动这次风潮”， 韩先生之所以这样自相矛盾，是因为他想以此证明，鲁迅“支持甚至鼓动这次风 潮”，是在为老友许寿裳张目出气，这当然是毫无根据的猜测，是以韩石山之心 度周树人之腹。我想，任何人，倘若总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揣测鲁迅，那自然 会得出如此阴暗的结论的。 　　众所周知，是因为杨荫榆欺人太甚，开除了六名学生自治会干部，鲁迅才忍 无可忍，介入风潮的。倘若鲁迅想为老友许寿裳张目出气，恐怕绝不会等到学生 被开除、形势对学生极为不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介入的吧，这样做不是太冒险了吗？ 　　就连韩先生自己不也认为，杨荫榆开除学生干部的做法很不妥吗？“不管怎 么说，我都认为，杨荫榆开除许广平、刘和珍等六个学生自治会干部，是不妥当 的。对学生，即便是激进学生，开除是最易激化矛盾，也是最不负责的一种处 置。” 【10】 　　你看，连韩先生都坐不住了，鲁迅能不拍案而起吗！倘若风潮到了这个时候， 鲁迅仍然洁身远引，保持沉默，那么，恐怕会有更多的人又要指责鲁迅“冷静， 冷静，第三个冷静”了。 　　“多数”的把戏不必再玩了！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出版的《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五期上，陈西 滢在他的《闲话》里说： 　　“女大和女师大的争，实在是不容易了解的。我们还是受了某种报纸的催眠， 以为女大的学生大半是招来的新生，女师大的学生转入女大的很少。今天看到女 大学生第二次宣言，她们说女师大的旧学生不满二百人，却一百八十人转入女大， 让几位外界名流维持的‘不过二十人’。这是以前谁也不曾知道的，谁也没有想 到的。足见我们的报纸是怎样的可靠了。如此说来，女大和女师大之争，还是这 一百八十人和二十人之争。就以女师大论女师大，究竟谁应当算主体呢；如说一 百八十人已入他校便不能算女师大学生，那么我们试问，要是二百人都入了女大 便怎样？难道女师大校务维持会招了几个新生也要去恢复吗？我们不免要奇怪那 维持会维持的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11】 　　对陈西滢的这篇《闲话》，鲁迅撰文《这回是“多数”的把戏》予以回击： 　　“‘要是’帝国主义者抢去了中国的大部分，只剩下一二省，我们便怎样？ 别的都归了强国了，少数的土地，还要维持么？！明亡以后，一点土地也没有了， 却还有窜身海外，志在恢复的人。凡这些，从现在的‘通品’看来，大约都是谬 种，应该派‘在德国格盗匪数人’，立功海外的英雄刘百昭去剿灭他们的罢。 　　‘要是’真如陈源教授所言，女师大学生只有二十了呢？但是究竟还有二十 人。这足可使在章士钊门下暗作走狗而脸皮还不十分厚的教授文人学者们愧死！” 【12】 　　对于鲁迅的回击，韩石山先生不以为然，他说：“我们只能说，鲁迅是个会 做文章的人，至于道理，怕难以令人服气。” 【13】我不这样看，我认为鲁迅 说的完全在理。事实上，人数的多少不能说明问题，绝不能如陈源所说的那样， 哪边人数多，哪边就成了“主体”；哪边人数多，哪边就拥有了真理。实际的情 形正如一位先贤所说的那样：“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我看来，任何 朝代，“不识时务”，勇于反抗，勇于牺牲的勇士总是少数的，但他们才是“中 国的脊梁”。你不能认为遇罗克、顾准、张志新、林昭这样的人太少了，是少数， 就认为他们所捍卫的就不是真理。 　　陈西滢“玩”了一回“多数”的把戏，被鲁迅无情地戳穿了；现在，虽说鲁 迅早就不在了，但他的文字还在，所以，这种并不新鲜的“多数”的把戏，就不 必再玩了。 　　“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 　　陈西滢在一篇闲话里曾指责鲁迅曾“整大本的剽窃”日本人。 　　“可是，很不幸的，我们中国的批评家有时实在太宏博了。他们俯伏了身体， 张大了眼睛，在地面上寻找窃贼，以致整大本的剽窃，他们倒往往视而不见。要 举个例么？还是不说吧，我实在不敢开罪‘思想界的权威’。总之这些批评家不 见大处，只见小处；不见小处，只见他们自己的宏博处。” 【14】 　　对陈西滢的无中生有，鲁迅在长文《不是信》里予以了有力的回击： 　　“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 是根据他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 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 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 【15】 　　对于这件事，胡适后来给了一锤定音的“判决”：“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 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 【16】考虑到胡适和陈 源之间的朋友关系，胡适这一“判决”真有点“大义灭亲”的味道。 　　鲁迅的反驳，胡适的“判决”，如此铁证如山，令陈西滢哑口无言，却难不 倒韩石山。他在自己的大著里居然为陈西滢鸣不平： 　　“不必看盐谷温的著作，仅从鲁迅在这里的供认，再参阅他的《中国小说史 略》，也不能说陈西滢的话全是错的。┅┅有以上确证，怎么能说陈西滢的揭发 没有道理，全是错的呢？为贤者讳，为圣人讳，也不能讳到这个地步吧。成就是 成就，绝不因其成就的伟大，而讳言其不符合学术规范的地方。至于是参考、引 用，还是剽窃、抄袭，那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该出注的地方不出注，说什么 都不能说是对的。近日阅报，美国哈佛大学有位教授在讲课时，讲到某个学术观 点，正好到了下课时间，没来得及说出这一观点的出处，好像他自家研究似的， 学生向学校当局报告，这个教师二话不说，只有辞职了事。不是他想辞职，而是 他若不辞职就开除了。” 【17】 　　我不同意韩先生的说法。在我看来，韩先生这句话“至于是参考、引用，还 是剽窃、抄袭，那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似乎太离谱了。“是参考、引用，还 是剽窃、抄袭”在我看来必须有个标准，否则就乱套了。当年，北师大教授张颐 武说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全盘照搬”了《哈扎尔词典》，不是被韩少功告上 了法庭吗，且法庭不是判韩少功胜诉了？这说明“参考、引用”和“剽窃、抄袭” 是有着特定的范畴的，而决非“只是各人的看法的不同”。 　　另外，韩先生以当代学术规范及哈佛大学的学术标准来要求鲁迅，岂不是强 人所难嘛！倘若用哈佛学术标准来要求国内顶尖学术高手，又有几人能符合标准 呢？关于学术规范和标准，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会有不尽相同的要求，这是 众所周知的也是不难理解的。倘根据韩先生的逻辑，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 鲁迅既非博士，又未在核心期刊发表过学术论文，那他的教授职称从何而来？莫 非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另外，韩先生还说：“鲁迅全书二十八篇，有两篇是根据盐谷温来的，至少 没有出注，就应当说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吧。” 【18】 　　首先，我不认为“陈西滢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因为鲁迅是说：“我的《小 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他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 氏图系》，也是根据他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而陈西滢说 的是“整本的剽窃”，在我看来，“剽窃”一本书，和“根据”一本书绝非一回 事。 　　其次，即使我同意韩先生这个说法，那么，“说对了十四分之一”又是一个 什么概念呢？假如鲁迅为此事把陈西滢告上法庭，那么，法庭会不会因为陈西滢 “说对了十四分之一”而判鲁迅败诉呢？打个比方，假如我说“陈西滢是坏人”， 我是不是说对了三分之一呢？因为人不是可分为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这三 种吗？我想陈西滢不会因为我说对了三分之一而和我善罢甘休的。韩先生说： “为贤者讳，为圣人讳，也不能讳到这个地步吧”，这话固然有其道理，但我想 问韩先生的是，找贤者的碴，挑圣人的错，也不至于挑到“十四分之一”的地步 吧。 　　胡适在给苏雪林信里曾说：“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 迅之小说是抄袭盐谷温的”，而韩石山先生则说：“在这里，不存在什么误信小 人之言。张凤举是留日的，也是北大的教授，平日与周家兄弟又来往甚勤，只有 他才能知道盐谷氏的书是什么样子，也只有他才能知道鲁迅‘根据’到什么程 度。” 【19】 　　在我看来，张凤举是“留日的”是“北大的教授”“知道盐谷氏的书是什么 样子”，就更说明了他是小人，因为，他没说实话啊，倘陈西滢所说的鲁迅“整 本的剽窃”出自张凤举之口，那说明他是谣言的制造者。因为鲁迅只是参考了其 中的两章，并未“整本的剽窃”，就连韩先生不也认为，说“整本的剽窃”只对 了“十四分之一”吗？ 　　其实，陈源误信的不是张凤举之言，而是顾颉刚之言。顾潮女士在《历劫终 教志不灰》有一段话： 　　“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 有的内容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 袭之嫌，父亲亦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 出去。” 【20】 　　顾颉刚相信道听途说，而陈源又散布未经核实的道听途说，这能说妥当吗？ 　　其实这个问题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因为鲁迅早就说了：“现在盐谷教授的书 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 呢？” 【21】韩先生若想证明陈源的“整本的剽窃”“说对了十四分之一”， 只须把鲁迅的书和盐谷教授的书找来对比一下即可，不愿读原著，却判定陈源 “说对了十四分之一”，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韩先生在本书的一开头说：“研究鲁迅，对我来说是一次学术训练。” 　　博学如韩先生者，竟然这样谦逊，令晚生后辈如我者肃然起敬。我相信韩先 生写这本书是为了“学术训练”而非和鲁迅过不去。这里，我要斗胆仿效一下韩 先生，我草成此文是为了“阅读训练”，是对韩先生的这本书的“细嚼慢咽”而 决非是和韩先生过不去。事实上，韩先生写此书和我草成此文，其目的完全一样， 那就是韩先生所说的：“还鲁迅一个公道，也是还历史一个公道，还历史上许多 人物一个公道。” 　　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 　　注释： 　　【1】【2】【3】【6】【8】【9】【10】【11】【13】【14】【17】【18】 【19】【21】引自韩石山著《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年 出版第54、69、69、81、147、143、141、158、159、195、197、198、198、199 页 　　【4】【5】引自王锡荣著《鲁迅生平疑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 165、166页 　　【7】引自林贤治著《人间鲁迅》（上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395 页 　　【12】【15】引自《鲁迅全集》（3）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74、 229页 　　【16】引自《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第339页 　　【20】引自顾潮著：《历劫终教志不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 103页 (XYS20060226)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