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心有灵犀可相通？ ——毛泽东论鲁迅解读 刘凌 （2004年5月11 日在泰山学院中文系讲演稿） 毛泽东和鲁迅，是当代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子。不管对他们的评价、感情有何 分歧乃至对立，要想继续前进，他们都是绕不开的两座高峰。研究中国现代政治 史、思想文化史，就更是如此。而关于这两个伟人的关系，又是这种研究的绝佳 切入点。 本次讲座，就是一种冒险的尝试。我的基本方法是：对前人的同情之理解与 个人独立判断相结合；文本分析与史实印证相结合；尤其注意破除文字遮蔽，用 细读法发掘文本潜台词；借用“民主”与“自由”两个概念，作为基本分析工具。 我的价值立场，是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民主主义。任务无比艰巨，也许我无力到 达终点，但如泰戈尔所形容的──“天空中没有留下痕迹，但我已飞过”。 毛泽东在1966年在给江青的信中曾说：他“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冯雪峰 也说过：“毛主席最理解鲁迅。”鲁迅没说过相应的话，也不会说。他认为人心 极难相通。他只承认，瞿秋白是其“知己”。对毛泽东，只在《答托洛茨基派的 信》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先生们的一致抗日论”，对他们“得引为同志，是自 以为荣的”。显然只是针对中共群体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而言，而并非专论与毛 的个人关系。 那么，毛泽东是否与鲁迅心灵“相通”呢？他真的“最理解鲁迅”吗？ 毛泽东对鲁迅确有好感，对其高度评价超出任何人。 他在哪些方面与鲁迅产生共鸣呢？ 鲁迅曾对冯雪峰讲，毛泽东诗词有“山大王”（绿林好汉）气概。毛确是从 农村、从山林走出来的革命领袖；他的思想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毛则赞鲁之 散文“神气”也即有气派。鲁迅曾对人讲：浙东和湖南民众都有“山岳气”。他 还曾要萧军、萧红保留“野气”。瞿秋白称，鲁迅象罗马神话的莱谟斯，“吃母 狼的奶长大”并最终“回到故乡的荒野”。他们都有“野气”，这是先天气质的 共鸣。 在与江青信中，毛表示很欣赏鲁迅的“坦率”和“严于解剖自己”。在与周 扬的一次谈话中，也赞扬鲁迅独立思考、坚持己见。这是个性方面的共鸣。 鲁迅对崇洋媚外的洋奴嘴脸，极尽嘲讽与鞭挞；毛泽东则力倡中国作风、中 国气派。这是处理中外文化关系方面的共鸣。 毛倡导从实际出发、调查研究；鲁一生不尚空谈，晚年不出国、坚守岗位、 做实际工作。毛称赞他是“实际的鲁迅”。这是工作作风方面的共鸣。 毛泽东曾一度受王明、博古极左路线压制，并坚持不懈地斗争；鲁迅也曾深 受其害，并起而反抗。这也许是毛泽东对鲁迅产生好感的重要基础。危难之际的 精神声援，将终生难忘。这是政治方面的共鸣。 鲁迅推崇改革中的“火与剑”，说“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 ”。毛泽东主张 武装斗争，“枪杆子里出政权”、“党指挥枪”。这是在革命手段方面的共鸣。 两人均强调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这是文艺观的共鸣。 甚至在个人爱好方面，也有共同点。如都喜欢雪，憎恶苍蝇（毛诗鲁文）。 以此而论，两人有心灵相通的一面，故而能相互产生好感。这也是鲁迅拥护 中共的思想基础之一。 但在我看来，由于两人在个性、经历和教养方面的差异，毕竟还有相互隔膜 的一面。鉴于鲁迅没说过“心灵相通”的话，对毛也极少议论，因而这里只说毛 对鲁的隔膜。 前提是明确鲁迅的基本个性和人生追求。 这就需引入 “民主”和“自由”概念。 “民主”的要义是多数裁决，大众利益。鲁迅决心“我以我血荐轩辕”；认 为“真的知识阶级”必“与平民接近”、“替平民抱不平”；相信“惟有无产阶 级才有将来”；倡导“属于大众”的文学艺术；称“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 前述“旷野”意识，也即大众意识。他是心系大众的──“无穷的远方，无数的 人们，都和我有关”（《野草》）。他一生为捍卫大众利益而奋斗。这证明他不 是精神贵族，不是极端个人主义者，具有民主倾向。这又与毛泽东有相通之处。 “自由”的灵魂是个人独立自主，尤其是警惕并反抗一切强权和专制。在自 由主义者看来，自由是终极目的，民主是自由的手段。我们这里每每视其为洪水 猛兽，却忘了马克思的最高理想恰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有人仿裴多斐诗 云：民主诚可贵，平等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而这，正是鲁迅一生 坚守的人格底线。更准确讲，是他的最高价值取向，他视“至独立者”为“至强 之人”。他多次表明：“我大概是以自已为主的”，只说“我所要说的话”；认 为“文人不应该随和”，应该“不受别人命令”。他是说过“听将令”的话，但 那是他“自己所愿意尊奉的”，而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因此，他对“民 主”有本能的警惕。认为如变成“众数(人民)”崇拜，就会“托言众治，压制尤 烈于暴君”，走向“众数”名义的党派和个人专制，也即毛引为自豪的“人民民 主独裁”，实则是人民领袖“独裁”。鲁迅深爱大众，却也对之保持警惕。认为 愚昧的群众，常常站在觉醒者的对立面；其“罚恶之心”每不下于“军阀”。 “文革”也为此提供了注脚。因此　他反对“迎合”、“媚悦”大众，也决不做 “大众的新帮闲”。他支持革命党人反抗现实奴役，却也反抗革命者如“四条汉 子”之流的新奴役。以此而论，他不是一般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而就坚持独立、 反抗奴役和专制的坚决、彻底而言，他比胡适更象自由主义者。胡适也说过，鲁 “是个白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 但是，由于经历和知识的局限，他对自由主义的政治诉求，诸如私有制、精 英政治、宪政法治、渐进改良等不甚了了（他称为“都不了然”）。他主张大众 “革命”，一揽子暴力解决。他不明白，没有这些制度保证，对专制的个人反抗 必然无效，乃至引向悲剧；即或建立新朝，也易滑向新专制。在这方面，他又不 如胡适，又不象个自由主义者。鲁迅吸收了西方浪漫主义（拜伦、雪莱）奋民强 国思想，从而与中共目标相呼应。但其张扬个性，又带有尼采哲学、俄国无政府 主义的“绝对自由”倾向，他称之为“无治的个人主义”(胡风的“主观战斗精 神”与此相似)。这就不能不与大众“民主”产生内在的紧张。他曾在致许广平 信中，坦露自己“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矛盾”。在这里，“人道主义”相近于 “民主主义”，“个人主义”相近于“自由主义”。正是这一矛盾，成为鲁迅一 生心灵痛苦的根源。 总之，如以西方政治学标准，鲁迅既非民主主义者，也非自由主义者。而若 以中国化的标准，他既是民主主义者，又是自由主义者。更准确地说，他是位心 系大众而又坚持个人独立，并为此而承受自我煎熬和心灵痛苦的真正的“知识阶 级（分子）”。毛泽东只看到他为大众的一面，而不理解后一面，怎好说“心相 通”、“最理解”呢？ 那么，毛泽东是以什么眼光看鲁迅的呢？ 他不是从一个独立思考的思想者的角度，而是从一个实际革命家的角度，从 对革命作用的角度来看鲁迅的。一系列事实证明，毛常对鲁作革命功利主义的工 具化的利用，而不是“最理解”。毛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陕北公学讲演中， 就要求人们看鲁迅“在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认为鲁“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 所以高抬他。后来干脆给鲁迅冠以“伟大革命家”头衔。但毛泽东一方面称鲁为 “革命家”，同时又要部下注意“团结好鲁迅”，也即视为统战对象。哪种看法 是真实的呢？总而言之，是利用罢了，当然是“革命”的利用。解放前，曾有人 建议让鲁迅入党、到苏区任教育委员，毛和冯雪峰均反对，理由是“鲁迅在外面 作用大”。但时过境迁，解放后，毛却说：如鲁迅还活着，“大概是文联主席”。 这时，却是鲁迅“在里面作用大”了。总之，是以毛所判定的革命功利为取舍。 但鲁迅并非组织中人，是自由职业者，毛先生想过鲁迅的自主选择没有呢？毛作 为一位政治家，从政治角度看鲁迅，可以理解，也适应了时代的要求，对之不能 苛责。但说鲁迅就是个“革命家”，并以此评价他的全人，还要求所有人都应这 样看，则未免太武断、霸道了。而从“革命家”本来意义看，鲁迅根本不是。鲁 迅视瞿秋白为“人生知己”。瞿对鲁所作革命“友人”、“同路人”定位是准确 的。正因鲁有此身份，才能对“革命”保持清醒与批判。 古人云“得天下者必先得士”，唐太宗要士人“都入我彀中”。毛也深谙此 道。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共产党肩负领导人民抗日的重任，而且如毛所说， “资产阶级政党正在拼命地同我们争夺知识分子”，因此号召全党要“善于吸收 知识分子”。毛泽东深知鲁之威望，明白拉到鲁迅就能争取到一大批文化人。事 实也确实如此。因此，毛多次在公开场合高度评价鲁迅，送给他一顶顶无以复加 的桂冠，什么“马克思主义化的”、 “中国的第一等圣人”、“无产阶级的圣 人”、“新中国的圣人”（他自称为“圣人的学生” ）、“很优秀很老练的先 锋分子”、“文化革命的主将”、“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空前 的民族英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共产主义者的鲁迅”、“中国文 化革命的伟人”、“鲁总司令”……鲁迅当年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中，曾说 孔子死后一直被当作“敲门砖”利用，成了“摩登圣人”。在毛这里，鲁也“摩 登”起来，成了一块借助锺馗打鬼的“革命砖头”。鲁在世根本没能看到“新中 国”，毛讲话时也尚未出现“新中国”，可毛却提前任命“鲁总司令”为“新中 国的圣人”。这难道就是“最理解”吗？ 已如前述，毛、鲁都强调文艺的阶级性、战斗性。但人们却有意无意忽视了 他们在文艺与政治关系方面的分歧。请听鲁迅的主张：“惟政治是安于现状，自 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 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他还说“真的知识阶级”，他们“对社会永不会满 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且“不顾利害”、“想 到什么就说什么”。总之，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职命，就是社会批判和自我批判。 以此而论，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是冒牌货。而政治家因“安于现状”，必然喜 欢听赞歌。这就必然与文艺家相冲突。关于革命文学，鲁迅谈到：在革命中决无 功夫做革命文学；等有了文学，革命早已成功；这时再颂扬革命，实际上是歌颂 叔力者；政治家又拣起过去反对过的统治手段，文学家不满意，开口说话，政治 家便排轧或杀戮，并不因其曾拥护革命而改变。这不真是先知的预言吗？ 至于毛泽东的主张，就无须我多说了，一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便知端的。他认为，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政治路线”，是革命机器的“齿 轮和螺丝钉”（发明权在斯大林 ），要“服从党的革命任务”；对人民军队、 人民政党“当然应该赞扬”，认为说“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是“缺乏历 史科学知识的见解”。这不整个儿是在批鲁迅吗？还说什么“最理解”、“心相 通”？忠于鲁迅的一些文学青年，如胡风、萧军、丁玲等，在延安时期及其以后， 在维护革命政治前提下对政治稍加批评，却纷纷交了“华盖运”，想“躲进小楼” 而不能；而那些打击鲁迅的左棍们，却个个飞黄腾达，成为整风积极分子。这就 是“最理解”、“心相通”吗？延安整风一向被誉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 但是否也创造了新的极左和新的思想禁锢？是否为此后迫害不驯服的知识分子开 了极为恶劣的先例？要不要重新评价它？伤害、残害了那么多忠于革命的优秀分 子，毛先生在七大上却轻描淡写地说，“整风审干好象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 有点不公平”。好一个“好像”，好一个“一点”加“一点” ！真道是“千呼 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啊！整风总结时，毛曾向受害人敬礼，而且迟迟 不把手放下来。到六十年代，就由周恩来、陈毅代劳脱帽了。难道敬个礼就能打 发吗？要不要追究责任？气粗时就打击，气弱时就敬礼，周而复始，这算什么话！ 最为人们称道的，是毛泽东赞鲁迅是“硬骨头”。这真的是极高的评价吗？ 让我们共同学习 “最高指示”：《论鲁迅》充分肯定了鲁迅“不屈不挠地与封 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新民主主义论》称，“鲁迅的骨头是最硬 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肯 定什么时候、对什么人“硬”还不清楚吗？如果在解放区，还能“硬”吗？这里 没有说，但后来实际上说了。两年后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明白： 国统区来的人，“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 的关系向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顺便指出，将鲁诗之“孺 子”说成是“人民”，也实在是一种曲解。偷梁换柱、为我所用，向来就是政治 家的手段。“做无产阶级的牛”，其潜台词不就是可以有点“奴颜和媚骨”吗？ 康生之类不就是个好榜样吗(由紧跟王明到紧跟毛)？（还有可怜的郭老）总之， 决不允许在这里充“硬骨头”。延安整风就有个“反面教材”。王实味因批评家 长制、压制群众而遭错误审查，但他拒不认罪，对审查官员讲，我有“充分自 信”，“骨头从未软过，而且不比任何人软”。结果遭到更残酷的迫害。看谁 “硬”过谁！最后不经审判，在山沟里秘密崩杀了。这就是“硬骨头”的结果。 鲁迅的“硬”能在王实味之下吗？他如来延安，后果会如何？还能否有那些眩目 的头衔？也都是个问号。 与此相联系的，是言论自由问题。这是最基本的人权，马克思称之为其他一 切自由的前提。古人云：“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思想争第一，必然导至动武、 镇压。正所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而鲁迅却一向认为，言论自由是思 想者的权利。他对文学青年的首要要求，就是“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他多次向 “连发表思想都要犯罪，讲几句话也为难”的思想专制提出抗议，一生与思想禁 锢作斗争。这是他永不放弃的权利。而毛泽东，则功利主义地看待言论自由，对 之作诸多限制。毛曾在整风小结中讲：“只要不把党斗翻，言论一概自由。这样 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国民党”。原来言论自由是做给敌人看的。言论能把党 “斗翻”吗？不愿让人触到痛处罢了。王实味等人，何曾想“斗翻”党？不就都 是一片忠心、因言获罪，而成为“思想犯”的吗？早在把王定为“反革命”之前， 就已定其为“思想上的敌人” 了。利用政权之力和运动方式，强制统一思想， 乃延安整风一大创造；这种“思想立法”的“国粹”，除欧州宗教裁判所外，也 可谓世界少有。而在后来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毛公却号召“讲真话”、“不偷， 不装，不吹”。这不是英雄欺人、亵渎冤魂吗？鲁迅如地下有知，又会作何感想？ 毛虽推崇鲁迅杂文，却又对鲁迅杂文的批判、嘲讽特色施加限制。他在《讲 话》中宣布：“杂文时代”、“鲁迅笔法”已经过时。若有嘲讽，也只能专对 “反动派”；决不许嘲笑“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在这里要求表现“新的人物， 新的世界”，也即热情歌颂工农兵和革命党，并特别强调“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 未必不伟大”。毛甚至把这作为区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文艺家的一个标准，断 定不歌颂者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革命队伍里的蠹虫”。王实味、 肃军、丁玲等人，尽管也歌颂，却因“嘲讽”根据地缺点而成了“蠹虫”，以至 万劫不复。这些看法和做法，能与鲁迅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观点“相通”吗？ “对社会永不会满意”的鲁迅，如果来到延安，下场能比丁玲们更好吗？他的 “第一等圣人”还能当下去吗？ 从毛对某些鲁迅作品的态度和评论，也可见他对鲁的隔膜。他只评说过很少 几篇作品。即使评价最高的杂文，也有意贬低了其犀利与冷嘲。小说，只谈了 《阿Q正传》一两部，也每每不得要领。鲁迅曾明确表示：《阿Q正传》是暴露阿 Q式农民革命的弱点，对未来的类似革命十分担扰。而作为农民革命头子的毛， 却从中发见了对农民革命的肯定。他还多次批评鲁迅，过于“看重”农民“阴暗 面”，“忽略”了其“民主主义”的革命性。也许在毛看来，只有象他在《湖南 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赞颂的，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到小姐、 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街”，才叫“革命性”罢。 但鲁迅对阿Q“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拿点东西”的“革命”却十分憎恶。 “痞子”式的农民革命，在“文革”中终于革到共产党自己头上。一般认为，最 能体现鲁迅心灵冲突的作品是《野草》。鲁迅自己也对人讲“他的哲学都包括在 《野草》里”。钱理群称之为“鲁迅最个性化、最有独创性的精神创造物”。而 毛却对之不赞一词。如按《讲话》的标准衡量，里面自然充满了“小资产阶级个 人主义”的消极性罢？而鲁迅却是多次声言自己就是“个人主义”也即“个性主 义”的。真是南辕北辙，谈何“相通” ！ 前面已说，毛是“为了打鬼，借助锺馗”而高抬鲁迅。对一个以“革命”理 想为终极目标的人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一切都是手段，惟有革命是目的，还 有什么不能利用呢？这决非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一系列事实为证。不知 各位注意没有，毛赞鲁有三次高潮：一是四十年代延安整风，一是五七年反右， 一是六十年代“文革”初期。当时各有不同的“伟大战略部署”，亟待统一思想， 于是抬出“圣人”和“老师”，给自己鸣锣开道。一方面严惩违背自己意旨的 “思想犯”，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不断统一思想。结果便是定毛个人和毛思想为 一尊。所谓“就是要舆论一律”。如延安整风，就是要“来一个彻底的思想转变” （后来的教育方针也是），即转到毛思想上。但整风决整不到毛和几个追随者头 上，他们的任务，是牢牢“掌握思想领导”权，也即思想笼断。与此相伴的，是 毛个人崇拜不断升级。马克思坚决摒弃“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而毛却说 “需要一点儿个人崇拜”、“不崇拜不得了”。早在延安时代，就有人批评彭德 怀，“在讲话中不引用或很少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话，也是‘闹独立性’”。解放 后，彭又不识时务，反对《东方红》中“他是人民大救星”的提法，认为有违 《国际歌》“世上没有救世主”的精神，也对喊“毛主席万岁”有看法。这才是 彭在庐山上倒霉的内在根源。而谀臣康生们却一路高升。毛在给斯大林的信中， 特意表明“康生是值得信赖的”。看来他对康生辈才“最理解”、“心相通”呢！ 在这种统一权威和思想的“伟大事业”中，鲁迅始终是个工具，真正的“圣 人”和“老师”恰是谦称“学生”的毛泽东自己。解放初，江青参加一个文艺会 议时说，新中国文艺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胡风当即反对，认为应当是 鲁迅的文艺思想；江青回家对毛讲后，毛很不高兴。这大约是胡风后来倒霉的前 因。更何况，胡还对毛的《讲话》保有个人理解呢。胡风平反后，女儿问他为何 被打成反革命。胡答：“他老先生不愿听不同意见，不喜欢别人不佩服他。也许 他觉得我不尊重他。”感觉是真实的。由此也证明，毛说自个儿“不是圣人”， 是“圣人的学生”，也实在是英雄欺人。由此推测，如鲁迅尚在，无论在朝还是 在野，都必然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也难保不会摘掉“旗手”帽子（给江 青戴上），再砸上“右派”紧箍咒。自古就有“飞鸟尽，良弓藏”、“兔死狗烹” 一类教训。熟谙传统文化的鲁迅，一定会意识到自己的险恶处境。而到“文化大 革命”，毛们则干脆抛弃一切掩饰，公然称鲁迅为毛的“学生”了。众所周知， 《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多由毛执笔，或经其修改，起码他要看到。且看党报党 刊纪念鲁迅的论述：《人民日报》1966年10月19日社论说：“鲁迅在长期的斗争 生活中，在毛泽东思想的引导和鼓舞下……终于成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红旗》杂志更进一步：“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 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请注意，是“始终”啊！ 我的天！鲁迅就象雷锋一样，成了“紧跟毛主席的好战士”了。对这种公然歪曲 历史、媚毛贬鲁的混账话，毛公竟然默认了。 鲁迅曾在《无花的蔷薇》中深刻指出：“待到伟大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 他为伟人时，他已经变了傀儡了”；“有一流人之所谓伟大与渺小，是指他可给 自己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这不俨然是他自己未来命运的谶语吗？通过与那 些党内“指导家”过招，鲁迅似已对自己所支持的“革命”，隐隐产生一种不安。 在他逝世前夕，就曾对党中央特派员冯雪峰半开玩笑说──“你们来了，还不先 杀掉我！”。以至冯连连摆手，认真说“那不会，那决不会的”。看来这决不仅 是玩笑。早在这之前，1934牟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就曾向朋友吐露心曲─ ─等革命成功，旧社会“崩溃之际，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可 见他早已做了遭放逐的准备。所幸他早早仙去，得免此役，只好由他的学生们代 劳了。由此推断，他大约也不会就任毛泽东的“文联主席”罢。即此一点，他就 堪称“伟人”。在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中，有谁能有这等清醒、远见和骨气呢？ 这才叫“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呢。胡风如对此稍有领悟，或也不至象后来那 样，与周扬们一争短长，满怀赤诚上书毛泽东了。 早在194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十周年时，《文艺春秋》杂志就刊出两期以 “要是鲁迅还活着”为议题的讨论。有些说他无法幸存；有些说他会继续战斗。 毛泽东的好友罗稷南，对此印象颇深。在1957年7月7日于上海见到毛时，他重新 提出这个问题，毛沉思之后做了认真回答。这回答，当时没有公开发表。首次披 露，是周海婴2001年出版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毛说：我估计，（鲁迅） 要么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后罗的学生贺圣谟撰文印证，引 述小有差异。毛说：要么是进了班房，要么是顾全大局，不说话。基本意思相同。 罗先生的侄儿陈焜也撰文证实。后黄宗英又刊文以当事人名义作证。文称，毛说： 鲁迅么——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与前引大同小异。 这里有一连串值得深思的问题：共产党为什么会把“无产阶级的圣人”、 “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毛自己的老师“关在牢里”？鲁迅可能识谁的“大体”、 什么“大体”，为何要“一句话也不说”？毛泽东心里究竟在想什么，他要向在 座的人传达什么信息？这是一个个的谜。但我以上的叙述，或许能为寻求答案提 供一点点线索罢？ 还有一点，为人们所忽略。此类的话，毛此前在其他场合也说过，而且与这 次调子不同。1957年3月10日毛同新闻出版界部分代表座谈时，就有人问“鲁迅 现在活着会怎样”的问题。毛回答：“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 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不会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 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 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 挨整就是坐班房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两天后，他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说了这些话。显然，这里没有“关在牢里”、“识大 体”、“一句话也不说”一类意思。为什么呢？就因为毛在前一年就考虑“以苏 为鉴”，纠正党内一些缺点，重点是整不大听话的高层领导刘、邓等人（要“拉 下马”的“皇帝”、“老和尚”）；此时已准备发动群众，帮助全党整风。而知 识界却鉴于以往的教训，顾虑重重，不敢讲话。毛只好亲自上阵发动，鼓励鸣放。 所以这里强调鲁迅敢讲话，鼓励大家打消顾虑，敢于“唱对台戏”。毛的本意是 通过此举，既净化共产党，又争取大多数知识分子，以强化他个人及其思想的权 威。但史家往往忽视了此间的一个细节：毛在回答徐铸成问时，曾说“鲁迅、李 希凡、王蒙等人有片面性” ，而“我看姚文元片面性比较少”。而两天后的讲 话，也只是肯定鲁迅“后期杂文”较少片面性。可见他已在考虑培养能代替鲁迅 的理论家了。这就为后来变调埋下了伏笔。 谁料想，到5月初，一放而不可收。许多批评已触及到体制、制度（党天下、 少数人独裁、马列指导、自封伟大光荣正确）和毛本人（好大喜功、喜怒无常 等）。加之五六月间国际上波匈事变的刺激，毛突然感到鸣放对政权和个人权威 的威胁。于是在5月15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在党内高层打招呼，开始转 弯。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正式开展反右运动。党、政、 工、农、兵齐上阵，运动如火如荼。6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 《文汇报》资产阶级方向的文章，毛大加赞扬并推荐给《人民日报》发表。7月1 日，大张旗鼓地声讨章罗同盟，将运动推向高潮。7月5日，毛在上海干部会议上 做了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报告。7月15日在全国四次人代会上， 宣布反右“取得伟大胜利”。这就是7月7日毛罗对话的背景。此时，早已不是鼓 励鸣放，而是警告知识分子不要“乱说乱动”了。说鲁迅可能“关在牢里”，就 是警告那些想效法鲁迅敢讲话的人，不管过去对革命有多大贡献，只要犯了大忌， 就关起来，即使“旗手”也无例外，何况尔辈；而说鲁可能“识大体不做声”， 则是给“老九”们指明前途，“挟紧尾巴，改邪归正”，老老实实附在无产阶级 这张“皮”上。所谓识“大体”，就是对体制和领袖保持恭顺。在反右告捷的形 势下，罗提出这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定挑战性。毛的回答，恰是“不太软”、 “也不太硬”的反击。他是告诫在座的老朋友，这些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莫要因 与毛关系密切而轻举妄动，包括不要对反右说三道四。海婴文称罗稷南“顿时惊 出一身冷汗”，罗的侄儿陈焜予以否认。但在场人黄宗英，却实实在在是“吓得 肚里娃娃儿险些蹦出来”。事后，大家都对此讳莫如深。罗也发表称颂毛主席、 拥护反右的讲话。这不正是毛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吗？某些天真的学者，却以毛前 面的言论，而否定毛罗对话的可能性。殊不知随势而变，恰是毛的“猴性”（权 谋）。差不多同时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 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讲话稿和公开发表稿的天壤之别(前者重在反左， 后者重在反右)，不就是凿凿铁证吗？ 由上可知，无论是借鲁发动，还是借鲁警告，鲁都是毛得心应手的工具和傀 儡。但天真的学者们，却往往执意为毛打圆场，并将之视为科学的权威结论而随 意征引。 现在可以归纳一下：在反对封建官僚专制、大众化、暴力革命等方面，毛鲁 两人确有相通之处；而在坚持个人独立、对权力保持警惕、对革命保持批判方面， 二人又相当隔膜，乃至水火难忍。这便导至毛对鲁态度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毛 利用鲁的革命动机与个人动机，也实在难解难分。他本人坚持独立思考，也可谓 是个“硬骨头”，因而赞赏鲁迅的同类品质。但致命自负和独断本性，又使他不 允许别人的独立思考与自己的独立思考相冲突。这就等于取消了除他以外的所有 人的独立思考。这正是“舆论一律”政策的一个思想根源。而自由主义却主张： 既捍卫个人的独立思考权利，也尊重别人的独立思考权利。 但凭心而论，毛对鲁迅的似扬实抑、前扬后抑，决不仅是个人好恶问题。它 也折映出中国社会近现代转型中，民主与自由，个体、真理与权势的内在紧张; 也反映了中共既想自我完善又怕根本变革的左右两难。中国文化传统一向看重群 体，革命党也标举大众。但由无自由结社、低素质的分散个体组成的大众群体， 又本能地呼唤“代表”自己的强权和奇里斯玛式领袖。而无监督、制约的“人民 代表”们，又往往将救世心态、献身精神、钢铁意志与致命自负、包办代替和强 迫革命相交织(如列宁所说“用鞭子把人赶进天堂”)，从而成为大众的新“老 爷”。这里的矛盾、困惑和尴尬，决不仅属于毛个人，而属于我们整个民族和文 化，并至今困扰、折磨着炎黄子孙。以此而论，毛罗对话具有解读中国政治和文 化的全息性，值得人们反复咀嚼品味，尽管有着酸甜苦辣的怪味而难以吞嚥。 郁达夫曾说：“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 希望的奴隶之邦。”但我还想指出，迷信和依赖伟人的民族，也是毫无出息的民 族。鲁迅说：“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站士”。“战士”与“缺点”两方面均应重 视。我的以上解读，并非全面评价毛、鲁，也无意全盘否定毛的论鲁；而只想破 除伟人迷信，恢复历史真面，给予伟人所应得的尊重。因为这不仅关乎历史，也 关乎现实和未来，事关重大，不得不辩。特别是毛的局限性（无产阶级也有局 限），给民族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尤须认真清理。否则，必定重蹈覆辙。我发 言中如有失当，决非有意厚诬前贤，并欢迎一切有理有据的批评。但我将坚决捍 卫我的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权利，这对我个人和民族而言，都如生命般宝贵。知 识分子也可能讲错话，却决不可讲假话。为了民族和大众，驱除奴性，评判、监 督权力，是最主要的鲁迅精神，也是他最可贵的精神遗产。对此，我们如有退缩， 就是背叛。 以为“事不关己”的人们，自然可以“高高挂起”。但且不说对民族兴亡的 义务，政治也不会因你的逃离而不予光顾。谁也休想超然事外，不选择也是一种 选择。也许只有那些从毛的错误中获取了既得利益的人，才反感并压制这种清理 和批评罢？有什么样的群众，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只有民众成为真正的民主主义 者，才是民主制度的最可靠保证。世上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救自己。因此，政 治批判、社会批判应当引向自我批判，落脚于国民自身素质的提高。自然，最有 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理应为国民作出表率。 最后说明，这篇讲演，曾参考张梦阳《毛泽东论鲁迅》、蓝棣之《症候式分 析》、林贤治《人间鲁迅》修订版后记、邵建《中国自由主义的胡冠鲁戴》数文， 和陈明远编《假如鲁迅活着》一书。但基本思路和观点属我个人，我愿为此承担 一切责任。 谢谢各位耐心听完我的发言！ (XYS2004061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