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groups.yahoo.com/group/xys)◇◇ 学术“揭秘”、学术“过度”与“仇恨写作学”－－时文三篇析读　 朱亚宁 　　这里所说的“时文”，指的是那类跟风应景趋时或是为某种立竿见影的实用 目的而炮制的文字。　 　　或谓，在信息爆炸、出版物恶性繁殖的现时代，此类文字有如过眼烟云或下 水道层出不穷的排泄物，哪来这许多闲情耐性“感”来“感”去？事实的确也是 如此。不过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论，即便“时文”，其中也偶有出类拔萃鹤立鸡群 者，读毕或哑然失笑，或如骨鲠在喉，或似误吞了一粒苍蝇，叫人长时间心不平 气难和。恶心愤懑忍无可忍之际，只得拔笔而起费时费力作文评之析之慨之骂之， 揭老底出洋相，将其晾晒于光天化日底下，让有兴趣的读者来欣赏参观。　 　　一、《学术揭秘》（作者韩东／《文友》1999年×期）　 　　这是一则不到两千字的短文，发表在这家惯以“胡闹台”吸引眼球的读物的 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首先让我生疑的是该文的标题：“学术揭秘”。“学术”，何等高雅、神圣、 玄奥、渊深难测大而无当的物事？若非才高八斗嘴尖皮厚胆大包天，区区一两千 方块字，如何敢妄言“揭秘”？莫非此人是不世出的圣哲，出口便有一句顶一万 句的神效不成？　 　　且让我们来领略其详－－　 　　“这年头，学术可是一个好东西，否则不会有人扛着它四处招摇……”《揭 秘》一开篇就阴阳怪气，含讥带讽，让人无法不怀疑作者心怀怨毒，有一肚子压 抑的浊气要伺机加以排放。往下，在自编自演了一个有人缠着出租车司机“大谈 学术”的小幽默后，作者继续写道　－－　“如果你与我一样，是一个写小说的， 那就危险了，这样的职业常常会被‘学术之眼’盯上。因此你必须小心在意，不 然人家会说：‘他们不谈学术，只会骂人！’”至此我隐隐有点明白，大概是 “作家”跟“学者”之间发生了什么难解的过节。果然，待真真假假绕了一大阵 圈子，真相终于登场了。说是在“我”参加的一个“新生代作家小说创作学术研 讨会”上，某评论家“破口大骂”“新生代作家”智商低下，“狗屎！讨厌！恶 心！”至于“破口大骂”到底是有具体对象的特指，还是“一篙竿扫一船人”的 “泛骂”，因该文未予披露，我们不得而知。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种以学术为 幌子的对文学的伤害，其对象已不局限于作家”。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真相之 二：某“地位甚高”的文学期刊“由于内部的人事纠纷，一位著名的编辑被排挤 出去”，然后“引进某大学中文系一位‘博导’为‘特邀’副主编……在刊物上 新辟了‘学人文萃’和‘博士论坛’两个栏目”。这事儿本不算什么离奇，但此 位“就是这份刊物的‘眼睛’”的编辑显见是作者的哥们儿，因而又不免导致对 该刊及“有关人士”一番挖苦嘲讽（说是因“眼睛”的出局，该刊已“岌岌可 危”），为节省篇幅计，不多赘述。　 　　明眼人一看即知，文章所涉的问题并不复杂。作者说，“学术不是我的方 式……写小说讲故事才是我所做的。”此言不错。然而学术不是你的方式，却有 可能是别人的方式，你有使用你的方式的自由，别人也有使用他的方式的自由， 这个道理想来是无须多讲的。毛病出在某些“学术之眼”（学者／评论家）太不 识相，非要绷着面皮对韩作家聒噪一些学术的（或自以为是学术的）话语（当然 可以肯定聒噪的并非什么好词儿），结果惹得“写小说讲故事”的韩某不胜其烦 以至大为光火，这只能怪学者们自作自受咎由自取。然而，我们是否可以由韩作 家口头的讨厌反感便推断其真的拒绝“学术的方式”呢？事实并非如此。证据之 一：“上个月我去颐和路开了个会（如前所述）……与会者一半作家一半评论家。 当时我想：要是清一色的评论家那会好得多，他们可以关起门来径自讨论学术。 可这一半作家该如何处之？小说既已写出，还要让他们自己分析研究，这与自慰 又有何区别？”这话前一段表明韩某并非如口头上所说的那样鄙弃学术，至少表 明其在私底下无从免俗，照旧人模人样地出入于“学术”场合（否则拒绝与会就 得了，何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末了还得费神自我插科打诨解嘲一番）。 后一段似乎是说评论家也还有评论家的用处（亦即不同的“方式”有不同的用 处），并非完全一无可取？证据之二：尽管韩某再三强调“学术不是我的方式”， 可基于“在作品以外作家们是有话要说的，比如阐明各自的立场、主张以及对文 学写作的态度”之类的理由，他也时常“学术”或“准学术”一把（事实上，较 之其他弄创作的人，韩某更有卖弄“理论／学术”功底的癖好，且常炮制长篇大 论：譬如云山雾罩如绕口令的《爱情动力学》、义正辞严真理在握的《论民间》 之类）。看来问题的症结并不在“学术”或不“学术”，而在于是“好”学术还 是“坏”学术－－对“好”学术（拔高溢美的“捧评”）不消说是欣欣然受用， 若系“坏”学术（逆耳烦心揭老底的“骂评”），那难免会暴跳如雷立马回骂一 通。需要说明的是此骂不同于彼骂，“骂评”仍然是“评”（即便偏激偏颇、即 便刁钻刻薄、即便有时情绪掩盖甚至取代了学理），而韩作家的骂简捷地说纯属 泼妇式的污言秽语人身攻击，已跟文学／学术之类毫不相干。且看《揭秘》中现 成的例子－－在描述了某评论家的“破口大骂”之后（“评论家”为何如此失态？ 从《揭》文推测是此前已有“小说家”之骂），作者写道：“是否一去掉学术的 面具，此人连正常的语言表达都丧失了？有一个问题很是吸引我，像这样的人在 与她老婆做爱的时候该如何说话？搬弄学术语言？或者象虐待狂那样恶毒咒骂？ 或者－－最有可能的，一声不吭。”读上述文字，最让人疑惑的是写作者的心态： 虐待狂（语言暴力）？窥阴（淫）癖？尤其不可思议的是，韩某居然有勇气将这 等比对手“破口大骂”更下作十倍的内心怨毒白纸黑字堂而皇之地公诸于众，当 今中国文人嘴脸的卑劣无耻由兹可见一斑！　 　　说到此，《揭秘》的目的用意在读者诸君眼里估计也接近于“揭秘”了，它 只不过是以小报记者的笔法对文界内部／文人之间某些难登大雅之堂的矛盾攻忤 争端作一种发泄恶骂而已。既然如此，有人可能会表示疑惑：类似文字在当今文 坛虽不能说如过江之鲫（这样讲有给大好形势抹黑之嫌），但也绝非凤毛麟角， 为何要特别将其拎出来说叨？这样做是否也有点无聊？是否也有点小题大作，堕 入恶趣？说实在的，若以文风论，这篇文字的确是毫无可取之处（从藏头露尾、 欲盖弥彰、耍刁扳横到逻辑混乱诸方面它都可以获高分）。我的回答是，该作虽 卑之无甚高论，然而从中透露出来的意义之后的信息却不可谓不丰富，往小里说， 它至少也是眼下的人心世态时风在某类文人身上的一种投射和反映罢？　 　　韩东：昔日诗人，今操小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一首“口水”诗《关于大雁 塔》成名（似这等“皇帝新衣”式的玩艺儿，弱智或别有用心者捧捧臭脚倒也罢 了，可笑的是韩某竟涎着脸虚张声势至今），但眼前的行状更象一位“行为艺术 家”（如“断裂”，如“民间”）。不过无论他如何蹦达折腾，予人印象都是一 色的胸襟促狭、心理阴暗再加精明小器，从人到诗到文均无大气象可言。　 　　二、《鲁迅研究是一个学术问题》（作者谢泳／《文艺报》2000年×期）　 　　标题：《鲁迅研究是……》（语法／逻辑正确无误的废话）。　 　　第一自然段：“鲁迅是一个人，而是人就得让别人说，说好说坏是一回事， 让不让说则又是一回事（不通的昏话。比如我依样画葫芦来一段：BB是一条鱼， 而是鱼就得让别人吃，生吃熟吃是一回事，让不让吃则又是一回事……是否有点 莫名其妙不由分说的强横霸道？）”　 　　第二自然段：“……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对鲁迅发表他们自己的意见（OK， 没错。不过需要提醒的是，意见≠“学术心得”，也≠谩骂，某些个文人／学者 往往拎不清或者说蓄意混淆其内涵），尊重鲁迅是你的权利，但不尊重鲁迅，也 是他们的权利（按：这句话就有毛病了。谢泳先生想来不至于连做人为文起码的 常识都不具备，请问，谁给您不尊重人－－且慢说鲁迅－－的权利？宪法？法律？ 社会公德？文明人准则？当然，那类本来就活在做人最低水准线以下的痞子人渣 者流不在上述质问对象之列，对他们还有一点威慑力的唯有法律－－譬如诽谤 罪），我们不能强迫每个学者对同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只能有一种态度……他们有 自己对学术研究对象保持不同评价标准的权利（既然奢谈“学术”，那么态度也 好，标准也好，大约只能区分为科学／非科学两种，而非科学的“态度”或“标 准”显然无从进入“学术”的范畴。以对“学术研究对象”的态度为例，若确实 是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其“研究对象”即便是十恶不赦的嗜血生蕃人类公 敌，研究者也应该持一种冷静客观公允而非“不尊重”的态度。试想，假使我们 都在将“对象”漫画化、妖魔化的“不尊重”前提下来进行所谓的“学术研究”， 其最终“研究成果”的可信度真实性如何是不难想见的）。”“我们不能一听人 家对鲁迅说了一点不同意见，就怀疑人家的动机，以为人家有什么政治目的（不 错，看来谢学者很具宽厚驯良仁爱之心），这些年来（自有鲁迅以来？鲁迅去世 以来？建国以来？还是新时期以来？－－让人费猜详的时间概念），对鲁迅有不 同看法的人很多，但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一个是想借说鲁迅来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健忘？忠厚？弱智？天真无知还是别有用心？这种主观武断无视事实的劲头儿 着实令人吃惊），韩东也好，王朔也好，葛红兵也好，你可以……但你不能说他 们是想借说鲁迅而有什么其他的目的（“政治”目的虽未见得有，其他目的则很 难说无－－对这些个如乌眼鸡样般觑觎声名实利、以搞打砸抢耍王八蛋为基本经 营手段的新老文坛造反派，你根本无法高看他们）。”　 　　第三自然段：“如今，我们常常把对鲁迅的不同意见看做是一种诬蔑，这是 不应该的。诬蔑是一个很难说清的概念，话说到什么程度才不算是诬蔑（“诬蔑 ”真的是一个“很难说清的概念”吗？“不同意见”跟“诬蔑”真的那么难以区 分吗？实在有点闹不明白谢学者到底是真善良呢还是假糊涂。在这块豆腐干大小 的短文里，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将若干在正常人看来并不复杂并不混沌并不难厘清 的概念－－包括前文已引述的－－作一种搅糨糊式的特别处理，人为赋予其某种 学理的高难度，让准清楚或本来就不太清楚的局内／局外人昏昏然犯糊涂，感觉 的确是扎手搔头而退避三舍。如此有意识地混淆抹平异同是非真伪，其动机为何， 不能不叫人心生疑窦）？我们不能把一些个人色彩较明显的语言，都做诬蔑看， 这样对谁也不好（将“诬蔑”修辞为“个人色彩较明显的语言”，大约是这篇平 庸文字中唯一的“原创性”了！那么，何谓“个人色彩较明显的语言”？以谢文 列举的王朔韩东葛红兵为例：韩葛的语言一为文学／作家语言一为学者语言，具 通常的职业性特征，“个人色彩”似乎并不“明显”，语言称得上有些“个人色 彩”的倒是自称“流氓”“无知者”的王朔。然而王朔针对鲁迅发表的那些个撒 泼打滚儿、信口开河、浑噩下作没头没脑的“偏激看法”能跟“学术心得”挂上 勾吗？倘若连扎堆起哄吹几声匪哨向人多处砍一块砖头的拆烂污玩艺儿也能被“ 学术”收编的话，这等超级“学术”真正是匪夷所思了，或许将其命名为“街头 小痞子行为”－－本想用“江湖黑社会”一词，后一想，用这个词恐怕是太高看 他了－－更恰切些罢！）”　 　　第四自然段：“现在我们要回到这样的认识上来，任何形式的鲁迅研究，都 是学术问题（又是正确无误的废话）。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是学术问题，毛泽东 对鲁迅的评价也是学术问题（这种模棱两可混淆视听的表述最易将人引入歧途。 如果是说你要从学术的角度／立场去看待、研究“××对××的评价”，那是你 的自由；但若说的是“××对××的评价”是一种学术性质的评价，恐怕就大大 地值得商榷。瞿秋白对鲁迅的评价或可勉强使用“学术”二字－－当然须打相当 的折扣，毛泽东从国家意识形态及极权政治的实用需要出发对鲁迅所作的那样一 种高度吓人的定位不仅跟“学术”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已成为孕育后来鲁迅屡屡 为人所诟病的“神化”、“偶像”、“打人的棍子”、“老石头”等等恶劣时尚 的直接渊薮，对此只要头脑稍稍清醒者应该说是不难理解和意识到的）。以往我 们把他们的那些评价过多地从政治上来理解，对于鲁迅研究的伤害是很大的（仅 仅是因为“我们把他们的那些评价过多地从政治上来理解”吗？“他们的那些评 价”具备多少从政治以外的角度来理解的可能性？在众所周知的“以往”，您能 不“过多地从政治上来理解”吗？这使人不由得又一次顽固地想向谢学者发问： 您到底是真善良呢还是假糊涂？）。”　 　　结语：近数年，谢泳先生埋头苦钻现代史故纸堆，以一堆“学术随笔”在文 界混得小有名头，也属不易。《鲁迅研究……》大约并非深思熟虑之作，如此深 究（甚至是深文周纳）估计会被人目为迂腐。但愚意以为，在满口学术学术的大 纛底下，写出这等昏话连篇的文字而不自知自省，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被轻易原谅 的。谢先生可能是对俗常意义上的“学术”太过看重与痴恋了，以至陷于轻度的 “学术迷幻”，看谁谁学术，就象战得兴起的堂·吉诃德到处都看见风车的影子 一样。据说西方现代诗歌批评方法中有一种“过度阐释”（作“本土化”的理解 意近“无中生有”），不知谢先生的“学术”可否称为“过度学术”或“学术过 度”？！　 　　三、《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作者朱大可／《书屋》2001／5） 　 　　朱大可其人其文：　 　　籍贯未详，家居上海，似乎已移民澳洲。知道此人的名字是在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中期，听一位弄“先锋诗”批评的朋友巴铁讲起（朱其时在某种程度上也算 一名“先锋诗”掮客）。之后断续见过几篇朱的文字（包括近年间小小喧闹过的 “十作家批判书”中关于余秋雨的大作），印象有三：一是文风泼悍，嗜好骂人 （之所以用“嗜好”一词，主要是读到的差不多都是批判文章。需要声明的是， 我并不笼统地反对骂人－－我自己正敲打的这些速朽文字便有骂人之嫌，但确认 须坚持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骂亦有道”：道理／学理／真相／规则／章法而 非道德，否则便堕入前文所指的泼妇骂街扳横耍赖好勇斗狠类劣习了）；二是眼 光毒辣，不循常轨，才情混杂着匪气；三是语言怪异，舶来词与生（自）造词漫 天乱飞－－八十年代中后期的文论写作一度以新名词轰炸为时髦，只不过朱式 “轰炸”虽未免俗，仍显出几分与众不同。　 　　这篇刊于《书屋》杂志“特辑”中标题绕口的文章使我经历了一次少有的阅 读体验：那便是心惊肉跳、脉搏加速、冷汗涔涔，错杂浮现于脑际的是屠夫、野 心家、冒险者、牛皮客、戮骨扬灰的盗墓贼之类的怪诞幻象，字里行间意内言外 时闻厉笑桀桀、磨牙霍霍以及兵刃杀伐类不祥之声。鉴于《仇》文赤裸裸的强词 夺理张冠李戴异想天开，尤其是论据的贫乏与自相矛盾，论证过程的生硬简单乃 至干脆空缺，概念的相互混淆且内涵模糊，结论的武断粗暴印象式想当然，为节 省篇幅、避免作无聊的常识常理争斗辩驳，这里只对文中一部分特别荒谬触目的 恶瘤病块作简要的解剖引流展示评析。　 　　“殖民地情欲”及其“头号敌人”：褒扬还是指斥？　 　　“殖民地情欲”（以下简称“情欲”），这是《仇》文的第一个生造词，也 是全文首节的关键词。朱氏生造词的最大特点便是生僻怪异离奇、涵义模糊不明， “情欲”一词同样也未作任何概括阐释界定，读者只能从朱文取自“美国汉学家” 李欧梵《上海摩登》一书的感性描述（“当时全球最现代化都市之一”的电影院、 舞厅、大百货公司、咖啡馆等等充满性感和官能性的“摩登”事物）以及朱对 “小女人张爱玲”刻毒嘲骂中去自行揣摩。不可思议处在于，朱氏对作为“情欲” “头号敌人”的鲁迅的“冷漠”表现出难以容忍的“义愤”（这也是其立论的基 础），然而通观首节文字，作者本人对“情欲”的态度却也显出相当的暧昧与矛 盾：从为文的需要批判的需要看似乎应大大地予以肯定赞扬，可在具体的叙述／ 语气里却又时时表现出鄙薄不屑－－譬如有关张爱玲的苛酷描述（朱氏亦受制于 道德／意识形态？）等等。在此有两个质疑：质疑之一，何以判定鲁迅成了“情 欲”的“头号敌人”？何以鲁迅“时而去豪华戏院观赏好莱坞和上海自产的言情 电影”的爱好、与许广平的婚姻、对“东北女子萧红”的“耐人寻味的暗恋” （朱氏语）还有后文提到的“经常在新雅等各种中西菜馆请客”的“优越，阔绰 得象一个豪绅”的生活都成了“情欲”遭到“严厉的冻结”的佐证？！质疑之二， 朱氏有何种资格、权利、理由判令别人（不仅仅是鲁迅）必须去迎合、屈从、投 入、放纵、媾和于“情欲”？否则便犯下了非讨伐诛灭之而后快的不可饶恕的立 场性方向性错误？！顺便想说说，“情欲”本就是一个有些可疑的词，再以“殖 民地”限定之，其性质就更加暧昧了。也难怪朱氏处置起来左右掣肘，臧否失据， 以至晕乎间一度将其简化为“爱欲和爱语”，这足以证明这位“本家”“学术创 新”的随心所欲与头脑发昏的程度。　 　　卑劣蛮横的文风：对“鲁七条”的恶意篡改与曲解　 　　为了建构并抛出臆想的所谓“仇恨政治学”，《仇》文第二节先将鲁迅的一 篇文字《死》从整个杂文创作里抽离出来，定性为“遗书体话语仇恨”（与“杂 文体话语暴力”一并成为“殖民地鲁迅精神的基石”），继而专向遗嘱部分（朱 蔑称为“鲁七条”）发难，将其确认为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 全文引录并予以点评。初读，只觉“点评”指鹿为马的荒诞离奇与横蛮叫人瞠目 结舌，再读，感到引文似亦有异（我虽非烂熟鲁迅文章的“鲁学专家”，但对这 样一节“名文”还是有点印象的）。无奈的是刚刚迁居，手边无书，遂赶紧去楼 下小店购回一册1994年河南版的《鲁迅杂文全编》，翻至《死》文略加对照，果 真发现有删除少许关键词句的重大“猫腻”（【】为朱氏评点）：　 　　一、【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删去 其后补充说明：“但老朋友的，不在此列。”）。　 　　二、【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就真是 胡涂虫。　 　　五、【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 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或美术家（删去“空头”二字）。　 　　六、【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 不可当真。　 　　七、【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 万勿和他接近。（注）　 　　在此基础上，往下朱大可还有进一步的阐释、引申与发挥，由是“点评”被 上升至吓人的政治及“理论”的高度（不知朱氏系何年生人，其为文始终贯穿着 “文革”式大批判倾向及顽固的政治情结）－－第七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因其“重申复仇（报复）在‘仇恨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充分展示了暴力的 道德正义性”；“第二、四、五三条则显示了其消解家庭人伦的非凡努力……以 隐喻的方式宣判家庭人伦的死亡”；“第一、三、六条彻底否定建构‘亲善政治 学’的全部可能性……为日后的政治怀疑主义开辟了道路”；进而，“鲁迅提前 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 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这个大胆专横荒诞无稽独具朱氏特征的“理论 化”与“泛政治化”过程的可疑可恶亦复可笑在于：它仅仅是一种武断且强横无 理的对现象的命名甚至臆造，无需论据也无需论证（其大胆无耻的想象力远远超 过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文革”式批判逻辑）。所命之名则循随心所欲胡编生 造的朱氏故伎，如文中的“仇恨政治学”、“亲善政治学”、“政治怀疑主义”、 “殖民地情欲”、“殖民地综合症”、“文化建筑学”等等均属此类。写到此， 我已然失去了逐条剖析批驳“点评”的兴趣与耐心（当然更主要是觉得无此必要， 否则就太过冬烘了）：且不论什么“学问”“学术”，只要是一个头脑大体正常、 智商在水准线以上的人，都不难对这样一堆呓语式的杂乱诅咒、詈骂、歪曲与指 责做出自己的判断。　 　　“文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的混乱、无根与荒谬：　 　　《仇》文第三部分，朱氏仍秉承一贯的于半天云驰骋想象（想当然）才气 （滥造概念）与阴损苛酷武断霸蛮之马的恶劣文风，在对三十年代上海以“租界 自由主义、狂热革命情境、浓烈的殖民地情欲”为外在特征，以“诞生骗子、低 劣商品（人品）和诽谤文化”为内里实质的“殖民地语境”（“上海语境”）进 行了一番绘声绘影的描摩后，即行将一个“短暂的文化蜜月”后“怒气冲天地发 现”的揣度粗暴施加于自己抨击的对象。这样一来，鲁迅便如朱氏所愿地成了他 笔下一个先是为情欲横流的殖民地语境迷惑，过着豪绅般优越阔绰的生活，而后 突然又发觉自己受骗上当，于是转而“放弃抒情与叙事的权利”“成为政治仇恨 和暴力的化身”，“独自开辟着仇恨政治学的险恶道路”的头脑简单卤莽、出尔 反尔、秉性褊狭冷漠的“话语刀客”，并创造了所谓的“鲁迅精神”。大约意识 到自己的判词下得太过轻率潦草（且一而再再而三），朱氏于是启用了“一种文 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即对“二十年代在上海兴起的建筑群落”“亭子间”、 “石库门”的“非凡意义”的论述。其要点如次：一、作为鲁迅和“中共一大” 共同选择的“石库门”，其性质阴郁、封闭、防守严密，是“‘文学战士’孤身 奋斗的坚固堡垒”、“‘农村’包围城市的基地”、“各种势力孕育仇恨的温床”、 “殖民地话语暴力的坚硬的象征”；二、与“石库门”相对立的建筑“亭子间”， 乃是“自由租客”们（文中列举了施蛰存、苏雪林、高长虹、冯乃超、成仿吾等 人）的居所，这些满怀“巨大的‘亭子间怨恨’”的文人显然是“石库门”的对 手与敌人－－朱氏此处的论述显而易见（同时可能也是无意识的）受到了昔日教 育灌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存在决定意识理论的影响，不过上述生搬硬套不止是 落伍与流俗，更糟糕的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由于《仇》文叙述的夹缠不清 （“有史以来最激烈的‘阶级斗争’”时而在“空间逼窄的石库门内部”“爆 发”，时而又在“石库门”与“四周的亭子间”之间“殊死展开”），我始终没 有弄明白也未去考证作为上海特色建筑的“亭子间”与“石库门”到底是整体与 部分的关系呢（“亭”作为“石”附庸）还是互不相干（彼此独立的建筑）。悖 论在于，如果是一回事，那么这相同的存在何以会培育并产出不同的意识（互为 对手和敌人）？如果不是一回事，那么这不同的存在何以会培育并产生出相同的 意识（双方都“野心勃勃，企图在中国唯一的自由主义避难所里确立自己的话语 权力”－－即朱氏所命名的“唐·吉诃德式的话语刀客”）？由此可见朱大可所 谓的“文化建筑学的古怪支持”的混乱、无根与荒谬。　 　　谁和谁“会师”？朱大可和他的“仇恨写作学” ：　 　　经一番邪火上升想象飞扬的虚构臆造、铺垫描绘（包括古怪的“文化建筑学 的古怪支持”）之后，朱氏大约觉得自己桩脚已打好，基础已立牢，虚妄的“仇 恨政治学”大厦已足以堂皇地竖立起来了，于是他操一副总结式口吻踌躇满志中 气十足地宣布：“‘仇恨政治学’在话语和建筑的摇篮中脱颖而出……在寒冷的北 方窑洞……正在全力构筑‘毛语’的延安领袖，以非凡的热情，欢呼着与‘鲁语’ 的胜利会师。”而在建国以后，“正是鲁迅亲手创建的‘仇恨政治学’，结束了鲁 迅党人的文化生涯。同时，毛和鲁的‘仇恨政治学’同盟，却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 兵话语的共同摇篮。”就这样，在朱氏大可虽处心积虑但却连最起码的逻辑也未 予遵循的颠倒错乱（关公战秦琼式的）的编派安排下，“毛语”与“鲁语”终于 “胜利会师”并结为“同盟”了（此一神话源自朱氏偏执的想象力及其总是企 望出语惊人的为文动机，但在事实上，与其说是“‘毛语’和‘鲁语’胜利会 师”，不如说是植根专制意识形态、实用权谋政治与混血极权体制的“毛语”对 “鲁语”的重写、改作、阉割与曲解。）。不过让人生疑的是，直到整篇文章结 束，使用频繁的关键词“仇恨政治学”的内囊里到底是些什么货色，其与鲁迅杂 文话语的具体关联何在，成了一股道上跑的车的“毛语”与“鲁语”的共同点到 底在哪里，全都语焉不详，未见朱氏作任何稍微象点样子的描摹阐释。更有甚者： “后来的历史证明，鲁迅党人胡风等遭到了严厉整肃或‘报复’，最终不是死于非 命就是深陷牢狱”，下手者是被朱氏所定义的“‘仇恨政治学’更为忠实的弟子” 的“鲁迅的敌人”，那么这个“敌人”是谁？！大家都知晓，周扬等左翼御用文 人不过是“整肃”行动的执行者（当然具有相当高的主观能动性），真正的导演 ／主宰是毛泽东，这样，毛显然是当之无愧的“鲁迅的敌人”了。若以文中所述 为据推论，滑稽之处还在于，在朱氏笔下“充满农民式的乐观信念，并对世界保 持着浓烈的爱意”（曾经生活在那个年代的朱大可是否缘于特殊原因领受过毛泽 东本人的“浓烈的爱意”？可惜从其阶层出身猜度，我估计出现这种概率的可能 性极小）的“理想主义者”毛泽东跟“堂·吉诃德式的刀客”、“政治仇恨和暴 力的化身”、“日益陷入疑惧、仇恨与绝望之中”的鲁迅既然存在着如此巨大甚 至是本质性的道德立场／人生哲学的差异，这两者又是如何化干戈为玉帛、气味 相投同盟结伙、并且“成为极权主义与红卫兵话语的共同摇篮”的呢？！自然， 朱氏没有也不会去劳心费力自圆其说，因为他是一个以下结论或者说宣布终审判 决词为职业的角色，或许这正是其文字貌似才情横溢雄辩犀利然而却老让人感到 暴力倾向的文风的奥妙／症结所在。　 　　其实我并无全盘否定抹杀“仇恨政治学”一说存在（建构）的可能性（只是 觉得该“学”在《仇》文中定义不明，阐述武断生硬）之意。如前所述，朱氏文 思奇诡，想象力发达，嗅觉敏于常人，《仇》文描述的种种现象也不全是无中生 有捕风捉影，其致命的毛病在于写作所循乃“主题先行”类路子，为验证自己的 先入主观尤其是刻意而为的“惊世骇俗”之见，不惜施展含糊其辞、无限引申、 臆测臆造、略去论证过程遽下结论等等伎俩，将形同水火扦格不入风马牛不相及 的人、事、物、思强行拉拢捏合置放在一个平台上，胡搅蛮缠地诬指为同一族类 或同一战壕的战友。其目的简单、效应滑稽，文风怪异、手段拙劣，不过却属于 难得一见的才情与鄙性并陈、灼见与谬论相俦，集体察入微的精细感觉与空洞无 凭的炎炎大言于一身的异端文字（其中明显混杂着红卫兵式的大批判激情及对本 雅明文体－－这里主要指《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的模仿），有特 别的阅读癖好者倒不妨费时一阅。　 　　在准备结束本文时，我心中还有一个无从解开的疑窦／谜团是，朱氏为何在 《仇》文中表现出如此充沛、如此赤裸裸、如此刻骨铭心的仇恨（按毛泽东的教 导，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譬如第一部分里对张 爱玲、许广平的口气苛毒的描写评判，第二部分里对鲁迅散文《死》中“遗言” 意义的颠倒黑白的“创造性”引申发挥，第三部分末尾以及第四部分对鲁迅临死 前后身体与精神状况的切齿诅咒（“他的骂人絮语从反面揭发了这个可悲的事实。 他灵魂中的全部疑惧和怨恨，只有在口水‘暴力’中才能得到短暂的平息。他杀 机日炽，心力交瘁，死时仅五十六岁，体重只有七十六公斤，象一具被仇敌彻底 抽空的躯壳。但他的仇恨意志却象磐石一样坚硬。”），都让人悚然生出不寒而 栗之感。受我这位“本家”飞扬的才气激情仇恨的刺激启发，文思迟钝的笔者居 然由“仇恨政治学”依样画葫芦地联想到了“仇恨写作学”－－　或许《仇》文 及文界／学界的类似写作倒真的可以作这样一种命名？当然这仅仅是一种戏谑说 法，并无视其为“学术”之意。让我始终在猜度揣想的是充斥朱氏文本中的如此 真实饱满近乎疯狂的仇恨到底从何而来，其内因／外因为何？如果有人有兴趣与 精力就此进一步作具体深入的探究，那应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注）后经查检资料，朱文所引《死》中“遗嘱”为“原稿”，正式发表时 增加的文字是鲁迅应友人的建议添上去的。我认为此一细节的出入并不足以改变 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第一、对一个以严肃的写作为业的文人来说，其公开发表 的文稿肯定是较“原稿”（包括存在于脑子里口头上未形诸书面的想法）更为 “正式”的文本；第二、即便以“原稿”为依据阐释，也断无可能推演出朱氏偏 执狂式的离奇荒诞的结论。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groups.yahoo.com/group/x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