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是专制主义的邻居 ——评王晓渔《铁屋中的“人质”》 　　作者：絮影妃子笑 　　“中国的自由主义则被形容为专制主义的邻居”，挖出这句话来，显然是对 “关于鲁迅的文字”——林贤治的新书做了买椟还珠式的误读。 　　可以理解：即便略带情绪化的论述也难免冲淡本来有价值的观点，把看官的 理性天平推到看似被绝对化抨击的一边。 　　鲁迅所针砭的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胡适呢？胡适又为什么一再回避呢？ 　　胡适是一个兼济多重角色的人，时常体现出一个美式教育的自由主义追求者 的矛盾，他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普及西方自由、法治意识，同 时又试图搭建与当权者妥协对话的平台，并说：“我们的态度是‘修正’的态度： 我们不问谁在台上，只希望做点补偏救弊的工作。补得一分是一分，救得一弊是 一利。” 、“现在--民国十九年，--如果我再发表一个政治主张，我愿意再让 一步，把‘好’字去了，只要一个政府。”；鲁迅对国民党独裁政府是不抱一丝 幻想的，他追求的不是形式上的自由而是实质的自由，立足的不是某个党派而是 整个社会，他决绝地认为：靠清剿异党、屠戮人民起家的统治者是不值得去献计 改良、粉饰扶持的。 　　在批评者眼里，胡适基本上没有是非观和血性，主动地成为了专制者的愚 民工具、暴政合理化的吹鼓手、美容化妆师；在辩解者眼里，胡适是迂回的建设 者，他以退为进，发扬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忍辱负重地寻求着改良现存体制、 谋取局部自由的蹊径。不论持哪种观点，虚拟的历史语境总难免缺少客观的份 量和洞察的深度。 　　让我们再次重温一些史实的片断： 　　1922年10月北大开除了闹学潮的冯省三，鲁迅写了《以小见大》，为牺牲者 鸣冤。冯被除名后找北大教务长胡适请求回校作旁听生，胡适写道：“我劝他好 汉要作到底，不要对我们作什么请求了。”显见胡适对有个性的弱势者的牺牲， 就如宝钗对金钏死去的姿态一样，是冷漠和推搪的。 　　1937年7月30日，胡适打电话给陈布雷，“勉他做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 补阙的事。” 8月3日，胡适应邀与王世杰对话主张“汪、蒋向日作最后之和平 呼吁，而以承认伪满洲国为议和条件。” 他甚至说“我宁愿亡国，也不愿主张 对日作战。”[见《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第46号。] 1933年3月18日， 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 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见3月22日《申报． 北平通讯》] 的确，房向东曾经认为记者的话不可全信，但我们久久没有看到 “或许被曲解的”当事人站出来为自己的言论做掷地有声的辩驳。那么胡适“承 认伪满洲国为议和条件”的韬光养晦论是否在历史上为中国赢得机会、有益国民 了呢？ 　　我们再看下列事实： 　　在中国境内于2003年8月4日，再次发生日本化学武器戕害中国公民的严重事 件。到8月14日为止，受害人数已经增至49人，其中包括4名儿童。遗弃在齐齐哈 尔的化学毒剂已给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重大损害，并严重影响了当地正常的 生产生活秩序。时至今日，这些被日本侵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仍在严重威胁和损 害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环境。日本遗留化学武器数量之大，在受害国分 布之广，在世界上都属罕见，散布面积从北到南，遍布大半个中国，遗留化学武 器的现实危害性也是空前绝后的。 　　“我宁愿亡国” ！这五个字的重量是怎样的？ 　　除了上述事实，亡国的后患还有细菌战问题、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国民 精神上朝朝暮暮的屈辱……我们当然不能轻易说谁是否汉奸，京剧里的穆桂英说： 有生之日责当尽，寸土岂能落他人！很遗憾，一个女子的胆识和远见，作为博士 的胡适之先生并没能在当时的伪满洲国一事中表现出来。 　　1933年2月，胡适收到《北平军人反省院政治犯Ａｐｐｅａｌ（控诉书）》， 详细列举了反省院中种种私刑拷打，残酷异常，骇人听闻。在胡适等视察后，反 省院里一位叫韩麟符的狱囚，还以真名实姓写封了信给胡适，信中提出改善监狱 的五项建议。胡适看过几个监狱后，“很亲爱的”告诉记者，说“据他的慎重调 查，实在不能得最轻微的证据……他说，是不能满意的，但是，虽然他们很自由 的诉说待遇的恶劣侮辱，然而关于严刑拷打，他们却连一点儿暗示也没有”。宋 庆龄驳斥胡适说：“中国有许多所谓‘知识分子’，胡适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个， 除非酷刑在他们的眼前施行，他们是不相信监狱中施用酷刑的。” 胡适却坚持： “拿证据来。”“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 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向政府要求革命的 自由权，岂不是与虎谋皮。谋虎皮的人，应当准备被虎咬，这是作政治运动的人 自身应该的责任。” 如果单独地把这段话拿出来看，并没有什么明显问题，但 是当它被置放在当时专制暴政如司马昭之心的背景下，那么这话就是对良知最轻 率的背叛。既然以政府的话语步调，他心里所漠视的反专制的“谋虎皮的行动” 就是不值得去关爱其基本人权的。“反映岀一种骨子里的虚幻优越感以及对苦难 者的蔑视，他将苦难者所有的苦难根源通通归于苦难者自身，毫不考虑其他因素 在制造这些苦难中所犯下的罪恶，甚至视这些罪恶为理所当然，或者根本不是罪 恶……对这种观点和行动的默认意味着纵容甚至背叛。”[引自萧瀚《就孙志刚事 件以及收容遣送制度评说许向阳》]。 　　英国哲学家、自由主义的精神导师约翰.密尔在《论自由》里说：“所谓自 由，是指对统治者暴虐的防御。”，即便西方社会也不提倡设立“推翻政府”的 罪名来剥夺人的基本自由，费正清曾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一个为政治犯呼 吁的压力集团，而那些政治犯主要是学生阶层和知识分子。” 而胡适则公开反 对无条件的释放一切政治犯，他说“这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 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 究竟这样的观点有无偏颇呢？一位网友就许向阳文章的表态恰好给了一个响亮地 回答：“哈耶克赞同这样的表述：‘自由可以被界定为强制之不存在’（转引自 传记235页）。自由主义的四个核心价值当中，首要的是个人安全，其次是社会 公正，第三才是个人自由。现在您应该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对许向阳不能原谅的理 由了吧。在这里，我不关心「许先生的动机」，「其内心的徘徊」我只关心他的 提案可能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可能带给更多的个人的更多的恐惧，而且这个恐 惧随时都有可能仅仅是因为警察的心情的好坏而落在每一个没有权势的个人头 上。” 　　不管出发点如何，事实是否亲眼看到酷刑，胡适的言论客观上在关键的 时机为当时监狱的苛酷暴行找到了合适的托词，冲淡了整个保障民权团队为争取 基本人权的努力，延长了受害者的苦难时间。设身处地为古今的反专制人士想想， 后果无疑是锥心的。所谓“政治犯”有国际公认的定义，主张“谋虎皮就活该被 虎咬”无论如何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应有的原则立场。费 正清说过：“北京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已软弱无力地悬挂在政治的葛藤上。” 　　我们尽量不去怀疑胡适先生的人格，但如果这样的行为都不能算是为虎作伥， 那么至少在此时他是没有原则、缺乏博爱精神的、叶公好龙的“自由主义者”。 　　1935年11月7日胡适说：“政府不能用全力注意到疆土的防守，一半是因为 剿匪的工作需要很大的兵力，一般也是因为国内不统一、各方的猜嫌不能全消。” ——明显在立场上把异党视为匪类。可是，胡适曾在给陈独秀的信中说过： “……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为非，而同乎我者未必既是…… 争自由的唯一理由，换句话说，就是期望大家能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凡不承 认异己者的自由的人，就不配争自由，就不配谈自由！" 后来又有著名的“容忍 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论断。一时提倡容忍异己，一时又 积极宣扬对匪类的迅速清剿，真是“自由”百变、观者难追啊。 　　1936年11月，胡适回信苏雪林说：“我很同情于你的愤慨，但我以为不必攻 击其私人行为，鲁迅狺狺攻击我们，其实何损于我们一丝一毫？他已死了，我们 尽可以撇开一切小节不谈，专讨论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经过几度变迁， 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什么，有些什么是有价值的，有些什么是无价值 的。如此批评，一定可以发生效果。” “……如此立论，然后能使敌党俯首心 服。”原来胸有丘壑的胡先生如此苦心地施衿结缡、授业解惑，目的是“使敌党 俯首心服”、而不是“容忍异见、不以为敌”么？为什么不亲自去公开立论呢？ 虽然以大师风范、准备平和地肯定他人的客观价值，但“鲁迅狺狺”这蒙上了歧 视性色彩的辞令，就难免下意识流露出不够“温和公允”的本色。 　　1945年9月2日重庆《大公报》上，胡适公开说：“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审察 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未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 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自致毁灭”是 有着什么程度暗示的词汇？是“容忍异己的意见和信仰”吗？一幅替执政党招安 在野党、晓以利害、威以颜色的使臣姿态，一把带着笑意的横在头上的刀？德国 的亨利希·曼说：“一个向统治阶层靠拢的知识分子是在背叛精神。”这样的知 识分子又岂止是专制统治者的一个愚民工具。 　　那么，是否就可以认为胡适彻底地成为了一个丧失自我、出卖灵魂的帮凶？ 　　约翰. 格雷在他的《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中宣扬：“在不可通约和相互冲 突的价值观念之间求得‘权宜之计’。”——多元价值显然不是可以无条件共存 的，胡适的“权宜之计”总归还有不可“权宜”的地方。 　　谢泳曾在《胡适的骨头也是硬的》中，举了三个例子： 　　一、胡适曾在给陈布雷的信中批评国民党政府“没收焚毁”当时曾经发表罗 隆基文章的《新月》杂志。 　　二、全民抗日战争前夕，胡适当面在口舌上对抗当时北平一官长对一批教育 界领导人抗日言行的警告。 　　三、1952年在台湾当面批评过蒋介石：“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 　　由此，认为“胡适的骨头也是硬的” ，“而看鲁迅的文章，他对于所处的那 个时代确是不妥协的，他的硬话都是在文章中说的，他直接和政府对抗的事并不 多。” 　　且不论谢泳的推断是否客观，不妨让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语境中，再来看看 曾经是胡适、梁实秋好朋友的闻一多、朱自清的言行，他们处在和胡适相同的历 史时空里，二人价值观的转变或许是不带偏见、发人深省的。闻一多曾经是“新 月派”诗人，在清华读书时，深受渐进改良影响的他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思 想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只破坏不建设。直到40年代初，闻一多基本立场还是站在 国民党一边的。同窗好友罗隆基曾因争自由、民主、人权及对国民党进行严厉的 抨击而入狱，当时闻一多对他是反感的。 “西安事变”爆发时，闻一多与朱自 清、冯友兰、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等被推举为起草电报与宣言的七 人委员会成员。在《清华大学教授会为张学良叛变事宣言》中，他们谴责张学良， 而执笔者，正是十余年后认识到事实真相，以“宁肯饿死，不食美援”来抗争的 铁骨铮铮的朱自清。选伪国大的活动密锣紧鼓地上场时，清华有人跑来要朱自清 帮忙投他一票，朱自清十分厌恶，坦白告诉他：“胡适是我的老师，我都不投他 的票，别的人我也不投！” 　　经过多年对现实的审慎观察和体悟，闻一多曾这样写道：“蒋介石在《中国 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 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 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中国当时并不是只 有一个政府，而是有四个政府（名义上三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延安的共产 党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满洲国的溥仪政府。对蒋介石如此嚣张的独裁者， 胡适依然不分好歹、始终如一地充当着“诤臣”，怎不令人深思。 　　鲁迅逝世8周年纪念会时闻一多说：“现在我们向鲁迅忏悔，鲁迅对，我们 错了！当鲁迅受苦受难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清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 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如今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 实在感到痛心！” 　　他于1946年7月15日拍案而起，在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便被“好政府” 暗杀于昆明街头。 　　血写的事实总是最有说服力，“改良”实践的效果也已昭然若揭，更无需 “敌党”来褒贬了。李泽厚说：“只有鲁迅是深刻的，胡适，肤浅的乐观主义 者！” 看来这话还算是宽厚的。 　　其实，当局对“诤臣”胡适的立场和价值看得很清，不管怎样反复，胡适毕 竟是主流人物，对他“好政府”还是役使多于打压的，到台湾以后更是尊为国师； 而同时将鲁迅视为危及根本统治的异端，是应铲除的逆流。 　　“鲁迅的走向民间其实是站在了弱者的立场发言，他本身对世俗社会的厌恶， 并不亚于对官场的冷视。胡适，则从技术的层面，为中国的现代进程，设计了诸 种方案。”孙郁如是说。以鲁迅在野的声音、反主流的姿态，说话与直接行动 的空间无疑比体制内的胡适小得多，鲁迅体察事物本质上带有民间特点，工潮中 “反骨仔”发言的权利比老板身边的“工会贵族”当然是不能同日而语的。“他 的硬话都是在文章中说的，他直接和政府对抗的事并不多。” ？ 一位网友说胡 适“点名抨击政府首脑，直言攻击执政党为‘反动’，过后一未检讨二未认错， 却仍能被委以驻美大使、中研院长等高位。看来在独裁者中间，老蒋还算是极为 宽厚的一个。” 这话恰恰表明了胡适入世称臣后的主流地位和蒋公心领神会、 多番眷顾的亲切眼光。而在倪墨炎的《现代文坛灾祸录》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 到鲁迅怎样数度被追捕和监视、遭遇文网，甚至在黑名单中所注的标记都和杨杏 佛、田汉的一样，周海婴说过：沈醉透露曾计划秘密暗杀鲁迅。 　　以国民党政府的敏锐嗅觉，孰亲孰反，一薄一厚、就真伪立现了。 　　诚然，胡适确曾有过相当的抗日言论：在1933年，胡适受当时长城抗日的59 军军长傅作义之嘱托，为该军战死将士（有尸首）的公墓写了碑文。并有过多次 强烈的反抗专制、争取自由的行为。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歌德的两面性：“在他的心中经常进行这天才诗人和法 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儿子、可敬的魏玛枢密顾问之间的权衡；前者厌恶周围环境 的鄙俗气，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或许非常伟大， 也曾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讽的启迪俗世的人才，有时则是事事斟酌、 谨小慎微、目光短浅的庸人。” 更有这样一类人：他们在面对汗青与面对现实 时，有着截然不同的两副面孔，《围城》里的方逐翁是深知要立言度行、以晓后 辈的。有人一生在追求自由与逢迎现实的两极间苦苦权衡可行的中道，殚精竭虑 地维持自己的君子形象，最终是“欲洁何曾洁”，晚年“雷震案”的刺激就使那 类人陷入了人格分裂的两难泥沼。 　　不论文字上的表现如何科学、公正，一旦真正需要人肩住黑暗闸门的时刻， “过河的卒子”就巧妙地滑落了本应有力的“自由”肩膀，成为闸门合理论的忠 实宣传和实践者。 　　精神既然入了暴政的帷幔，就很难证实其独立的人格了。　 　　鲁迅率真刚烈、疾恶如仇，绝不左揖右让，他认为：“嬉笑怒骂，皆成文 章”。自然，他对胡适的抨击又一再成了异面的火光。 　　面对鲁迅的多次讥讽，胡适为何不回击呢？不妨推测以下两种可能：一、被 骂者相信负面言辞根本不足以影响自己在现实中的地位，故不与置评。就象宝钗 面对黛玉、袭人面对晴雯的嘲笑心态一样，伪的一面恰恰最容易从容淡定， 真 的一面往往在现实生活中反而是弱势的、没有实质后盾的；二、自己被击中的正 是痛处、回击只能是被对方挖得更深、揭得更透，不如就势回避，以待后变。　 　 　　胡适在现实社会里炼就的避重就轻、闪转腾挪、借力发功、游刃有余的生存 技巧，正是他具备宠辱不惊、定若老僧之心理素质的长期基础。 　　1955年4月，胡适一面竭力争取自由的空间，一面引用了范仲淹《灵乌赋》 来向蒋表明心迹：“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 不告之则捻祸于人。 主恩或忘， 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 死心塌 地之态，跃然纸上。受了多年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胡先生，对“好”的政府， 还是没有能超越封建良臣誓死效忠“主恩”的心态。 　　李庆西提到：帮闲，按鲁迅的说法“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 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但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而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 气的。” 　　林贤治“颇为详尽地考察了胡适及其他‘欧美派’同人如何被整合到权力机 制中的心路历程，读罢不能不让人深思：现在赐予这班人‘自由主义’的美誉， 究竟是给后代知识分子提供了宽容的理想之途，还是一种苟且于世的榜样? 当然， 苟且是出于‘想做事’，亦是做文人的常理，苟有用者，即如过河之卒，一头往 下拱去。所以，从张扬自由到附骥专制，折腾了几十年竟是这等局面，可见这班 ‘自由主义者’从未真正理解自己行为的意义。” 　　其实鲁迅自青年始就尊重独立人格和个人精神， “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 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故苟有外力来被，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 庶，皆专制也。国家谓吾当与国民合其意志，亦一专制也……意盖谓凡一个人， 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 [引自1907年《文化偏至论 》] 　　鲁迅主张拿来主义而胡适主张全盘西化，胡适在宪政和民主实践方面的构想 和探索，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但他的言行所蕴含的精神境界确实是庸常的， 这也是胡适之容易让人亲近的原因，舞厅灯光太亮了人们就很难活跃，庸常的心 态在现实生活中更方便找到土壤、总是大得自在。鲁迅则难免让人觉得疲累和沉 重：他独自坚定地站在主流的逆面，不实际依附任何势力，以个性精神为不变的 自由原则，用爱和忧急的眼光逼视着国民的普遍劣根性，挖出千年积沉的最痛彻 肺腑的病灶、提示着全人类弱势者绝望和希望的恒久挣扎。不管环境风云变幻， 他都很纯粹，他是一个真正的人。　　 　　基于种种史实，暂且不提个人的爱憎深浅或才情语势，鲁迅对胡适们“奴” 之本质的针砭，显然是鞭辟入里、恰如其分的； 林贤治对胡适作为“廷臣”的 洞彻和分析正是对鲁迅思想的透彻领悟所在，在当今此类研究中也最到位。 　　“ 关于鲁迅的文字” 其实的确精彩！ 　　[此上有关胡适引文见《胡适日记》（手稿版）及《胡适往来书信选》] 附： 　　铁屋中的“人质” 　　作者：王晓渔 　　原载《东方早报·书评周刊》2003年8月22日 　　在我有限的阅读经验中，鲁迅的书和关于鲁迅的书常常（不是全部）构成冲 突的两极。前者虽然写于上个世纪却时时让人备觉新鲜；后者即使刚刚出版也多 有陈旧之感。在那个渐行渐远的1980年代，四川“莽汉”李亚伟曾写过一首《中 文系》：“这些要吃透《野草》、《花边》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 息。”“银行”是一个很微妙的隐喻，它暗示在文化市场经济时代，鲁迅已经成 为一种符号资本。 　　林贤治的《鲁迅的最后十年》，试图把鲁迅从“银行”解救出来，重新把他 放在“铁屋子”的背景下。作者拒绝严格区分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用整整一章 的篇幅论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并将之归为“极权专制”的二合一政党。在 这么一个“铁屋子”里，鲁迅被描述成“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民族魂”，中国 的自由主义则被形容为专制主义的邻居。虽然关于“革命文学”、“国家”与 “民族”的论述比较醒目，但从整体来看，这依然是一本老调常谈的书，我们对 类似的叙述模式并不陌生。 　　事实上，要理解“铁屋中的鲁迅”，必须要理解“铁屋中的其他人”。一些 鲁迅研究者，喜欢以鲁迅的眼光来看鲁迅身边的人，循环论证出鲁迅的“绝对正 确”。换句话说，他们过于同情地理解鲁迅，又过于不同情地理解鲁迅的论敌。 放大镜中的鲁迅成了铁屋中的 “偶像”，哈哈镜中的论敌们则成了铁屋中的 “人质”。 　　林贤治认定鲁迅是“角斗士”而胡适们是“御用学者”。为了达到这个结论， 他频频用道德判断取代事实分析。关于鲁迅加入“左联”，林贤治力排众议，认 为诸多解说都是“妄加猜测”，因为鲁迅在信中有甘做“人梯”的自白。对于这 种“自我加冕”，林贤治的评论是“博大仁厚，诚挚感人”。胡适们的命运恰恰 相反，《独立评论》曾就“新式独裁”展开针锋相对的争论，在书中却成为： “参与讨论的学者无论抱持或趋附何种观点，都是专制政治的伴生物，是聚集到 政府后院里的寄生的一群，正所谓一丘之貉。” 　　我们是否可以依此类推，在《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抱持或趋附何种观点 并不重要，关键在于他是鲁迅的朋友、还是鲁迅的敌人”。在给朋友的信中，鲁 迅曾怀疑一位作者“十之九是施蛰存”，后来施蛰存予以否认。但在林贤治笔下， 另外“十之一”的可能性被彻底取消，施蛰存被武断地确定为“卑怯的叭儿”。 更为重要的是，作者津津乐道于鲁迅痛骂施蛰存 “洋场恶少”，却不愿意（或 者不知道）提及施蛰存曾在《现代》编发鲁迅那篇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 这种话语策略，与样板戏的十六字方针“敌远我近、敌俯我仰、敌暗我明、敌冷 我暖”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林贤治的同题论文在《黄河》杂志发表后，张耀杰曾在世纪中国网站发表 《对于鲁迅的化妆与还原》表示质疑。林贤治在书中反复跟“学院式人物”划清 界限，在一个学院体制化的年代，“反学院”无疑是充满诱惑力的说法。但如果 “反学院”只是为“逻辑混乱”寻找借口，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坦白 地说，《鲁迅的最后十年》中最有价值的是“引文”而不是“正文”。鲁迅的文 字比关于鲁迅的文字更精彩 ——林贤治的新书与我的这篇短文都不例外——可 惜前者经常被后者断章取义。 (XYS20030827)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