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西洋魔笛与高行健现象－－评高行健作品之一 郭枫 一、来自母语的扰攘争议 冲突最多混乱至极的二十世纪，终于过去了。就在最后一年的最后一季，瑞典文 学院把二○○○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以中文书写的作家高行健先生。消 息初传，大家一片欢欣，觉得世界文坛，终于接纳了中国文学，清扫了长久以来 心头上被歧视、摈弃的阴影。等到冷静下来，弄清了高行健其人及其作品之后， 大家又一片惊愕！想不到这个深受世界尊重的文学奖项，所颁给的竟是如此平庸 的得主？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演出这么失格的荒谬剧，实在让人不可思议。 于是争议纷纭、抨击四起，这些争议和抨击，又大多来自中文母语的声音。 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自一九○一年创设。创设者诺贝尔先生指示此项奖金应涵盖世 界性的文学范围，但一百年来的获奖者，欧美作家却占有绝对多数。这反映了文 学评委们仍是以西方文学为主流的观念，也表示出瑞典文学院缺少懂得东方文学 的人才。试看作为点缀的第三世界获奖者的作品，也大都以西方国家的文字书写， 等于西方文学所派生的作品。亚洲地区作家获奖者仅有三位：印度的泰戈尔（诗 人，作品以英文书写，一九一三）、日本的川端康成（小说家，一九六八）、大 江健三郎（小说家，一九九四），两位日本作家的作品是以日文书写被译成英文， 英文本在西方文坛评估了好多年才获肯定。可见东方文学家要进入西方文坛一争 长短，是极为困难的。至于文化悠久的中国，一百年来没有一位作家获得此一奖 项；讵料却在世纪即将结束，高行健以其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等作 品，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九十四位的文学奖得主，也是中文书写作家中 的第一位。既然是百年来的第一位，理当得到华文世界作家们的欢迎和祝贺，而 事实的衍变却是，受到华文文学界的质疑、争议、批评，或者不屑的冷漠，一位 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遭到自己母语文学界如此待遇，大概也是国际少有的稀罕事 例。 当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宣布二○○○年的文学授予高行健后，第二天（十月十三 日）中国大陆的「中国作家协会」便发表谈话，表示诺贝尔文学的此次选择，证 明其已沦为政治的附庸丧失其文学品格。若谓官方的带有意识形态的评议，可以 不予理睬；对于中国广大作家群的反应，就不能不加以重视。大陆文坛除了极少 几位推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学者（如钱理群以及一些年轻的先锋派）和高行健 在大陆的亲密好友（如刘心武）加以赞扬外，绝大部分学者和作家都持不以为然 的态度「认为外国人太不了解中国文学了！诺贝尔文学奖像摸彩般地给予高行健， 以文学作品的水平而论，高行健只能居于中等的位置，至少有几十位作家的文学 成就排在他的前面」。对此类议论，台湾的诗人洛夫认为是「酸葡萄作用」（洛 夫：〈对高行健的期待〉，二○○一年二月五日《联合副刊》）。洛夫的讥讽， 似乎太主观了些！大陆文学界读过《灵山》等小说的人不多，因为迄今为止高行 健的作品几乎都在台湾的联合报系出版机构出版，大陆作家学者不易得睹。但， 高行健有一本短篇小说《有只鸽子叫红唇儿》（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四）、戏剧 集《高行健戏剧集》（中国戏剧出版社，一九八五），和一两本小说、戏剧的论 述。大陆作家中有不少人读过，所谓从一斑可窥全貌，高行健的文学造诣不高， 只是一般的水平。绝不是一句「酸葡萄作用」便可以全盘否定的。 如果说「大陆文坛十有九人会认为中国大陆多的是比高行健更优秀的作家」（洛 夫语，同前引），这是酸葡萄作用。让我们把视线移到台湾，发现台湾文坛和大 陆文坛，在对待高行健获奖的态度上，彼此默契良好，行动如出一辄，好像商量 过似的。绝大多数台湾作家也是冷漠以对，有些忍不住的人（如小说家朱天文、 散文家张晓风）便直言台湾作家比高行健优秀的有许多位，论调也和大陆许多作 家相似，难道也是酸葡萄作用吗？再看海外华文文学界的反响：旅居瑞典甚久的 女作家茉莉和旅居美国的学者曹长青，均以极为愤慨的态度和非常犀利的言词批 判高行健的人格与作品，这不是酸或甜的问题而是极其辛辣了！海峡两岸和散居 西方的文学界朋友，对高行健的获奖会产生如此一致的异议，其所透露的意涵是， 此奖所授非人。 也许有人会指出，高行健在二月份到台湾访问两周，场面不是挺热烈吗？不错， 场面确实热烈！特别在签名卖书的摊位前面，恰好与日本色情影星饭岛爱的摊位 遥遥相对，饭岛摊位的场面也同样热烈！可怜的是，台湾这些追逐时髦惯于起哄 的年轻人，成了个撑起热烈场面的木偶，犹雀跃不已。至于高行健所出席的几场 演讲会，主办单位重在制造轰动效果却无学术意义，除了热闹，还有什么？而围 在高行健身旁的作家和学者，总是那几位关系非同一般的「朋友」。台湾文坛上， 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学流派的作家，却会不约而同地谢绝有关部门邀请参加其文 学活动，其中消息，值得深思。但，那夥人意趣若是，焉能深思？ 高行健为何遭到母语文学界如此待遇？普遍看法是，瑞典诺贝尔文学奖给予高行 健作为中文作家文学水平的一个标准，不论从任何角度来论都难以接受！有些人 甚至会感到这是一次极不客观的、淆乱是非的对中国文学的戏弄。具体地说，让 大家心中愤懑不平的，乃是以下的三点事实： 第一点：此次评奖，取决于个人独断式的判定，完全违背公平评审的基本原则。 可以说从头到尾瑞典文学院院士又恰巧是二○○○年诺贝尔文学奖评审会当值主 席的马悦然先生所一手包办的。而马悦然对中国文学奇特的个人口味以及他本身 中文造诣可疑的水平，都让人无法苟同其评选的结果。 第二点：以人而论，诺贝尔奖得主的高行健，他不具备一个伟大作家的品格和气 度，他没有高远的世界观和深厚的历史认识，更别谈什么人生哲学的思想了。且 就此观点试试把高行健和过去的九十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逐一对比，便显现出 高行健的庸俗与浅薄。事实是，高行健弃绝一切理想行为，他只关心自己，只关 心当下即时的享受生命。这和诺贝尔在遗嘱中指示文学奖「颁给在文学领域内创 造出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的作家」的意愿，完全相背。 第三点：以文而论，从审美的角度来检视高行健的作品，不论作品的形式、内容 或表现的艺术，都无法认可其作品有获奖的条件。坦白说，高行健的作品是仍处 于实验阶段的初级产物，最多可归入二流之末。即以他津津乐道且颇为自豪的语 言创造来论，他以摩仿别人的形式为能事而缺少原创性，他不但没创造出自己语 言的独特魅力让人迷醉其语言风格中，而且不少地方病句连篇，芜杂冗赘，连洁 雅也说不上，遑论语言的艺术和风格了。 据以上三点事实来体会世界各地中文作家的感受，便可理解高行健遭受冷漠和评 议乃是很自然的事，但问题在于，第二点和第三点的情况，主导评审的马悦然先 生，知也不知？他若未能明察，则其对文学优劣的辨识能力何在？他若心知肚明 而犹执意硬干推出这样一位作家到世界文坛上，来充当中文文学的典范，其隐藏 的政治侵凌的说法，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 不论事实多么确切，说二○○○年诺贝尔文学奖是一出荒谬剧，必然会引起另类 的争论。为了把事实厘清，有必要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剖析。 二、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杰作 诺贝尔文学奖能够让国际注目，除了钜额奖金的现实震撼力之外，评奖的慎重客 观也建立了可信的权威形象。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尽管有些举世公认的伟大作家未 获青睐，如：托尔斯泰、乔伊斯、吴尔芙等等；有些公认的二、三流作家即进入 文学奖的殿堂，如：赛珍珠、高汀（William Golding）等等；但总体看来，诺 贝尔文学评审会的表现还是让人可以敬重、接受的。在如此漫长的历程中，评审 会虽有小疵，无伤大体，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此项文学奖金得主的作品（二位日 本作家外）均以西方各国的语文书写，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评委都可以直接阅读 原著，无需经由转译的媒介获取间接印象，在评审会议中自能各凭己见来优选佳 作，避免因媒介偏执所导致的重大误差。至如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等的入选，是经 过长达七年之久的反复评议作出的决定，足见其态度之慎重。 谨守客观公正传统的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整整一个世纪的工作眼看可以风 平浪静地过去，不料却在世纪之末最后一年，出现了文学奖前所未有的重大争议。 问题的发生，一方面因为一百年的文学奖没有给过中文作家，使诺贝尔文学奖 「覆盖全世界文学」的宏愿受到挑战，造成评委们急于找一位作家给奖的心理压 力，在准备不足下，草率地把奖项授予高行健。另一方面的原因，则由于马悦然 先生偏执的引导，让瑞典文学院其他十七位评委在其指挥棒下作出错误的演出。 根据评审过程的种种资料显示，这次的文学奖，虽是由十八位评委甄选出高行健， 实际是马悦然这位唯一懂得中文的评委掌控全局。更确切些说，是马悦然一个人 评定了这次诺贝尔文学奖，马悦然认定高行健的作品是伟大杰作，把奖项授予高 行健也是他自己的伟大杰作。 说马悦然掌控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全局，这是把一些资料综合起来所得出的 结论。台湾成功大学中文系的马森教授，一九八四年正在伦敦大学执教便推荐高 行健给「中国研究学会」，让高行健受到学会邀请访英，从此高行健开始与西方 文坛的直接对话；其后，马森又把高行健的小说介绍给联合报系统的出版社机构 在台湾出版，打通了高行健与台湾文学界的交往管道。马森之与高行健起飞是给 予了相当推力的，可见关系良好。高行健得奖后，马森在《当代》月刊（一六○ 期，二○○○年十二月号）写了一篇〈荣誉与幸运〉，指出高行健获此殊荣实在 是一种幸运。说「高行健真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幸运的作家了。」对于评审的 形势，马森率直地指出：由于马悦然把高行健的小说和戏剧全部译成了瑞典文， 「不懂中文的其他诺贝尔奖的评审们，可以从瑞典文译本中很容易进入高行健的 世界，自然奠定了他获奖的基础。马悦然恰巧是今年评审会的当值主席，其影响 力自然不容小觑。」事实是既然没有人能直接阅读原作，正如马森所指「其他不 懂中文的瑞典评审委员，也无法不以马悦然的马首是瞻。」评委会受马悦然掌控， 马森不因为与马悦然、高行健二人熟稔而有所缄默。基于对艺术忠实的学者立场， 马森指出：「马悦然有他个人的口味，不能说他喜欢的作家必定高于其他尚未进 入他眼目中的作家」。其不以为然的意思，实已溢于言表，无须再加诠说。 再来看看马悦然自己是怎么个说法。当高行健获奖之后，马悦然在不同时间不同 场合一再宣称美好的译文是获奖的主要关键，并批评一般西方学者翻译中文作 品往往流于粗劣；掩不住翻译文本获奖沾沾自喜的心情。甚至自豪地说：「一个 翻译者须精通两种语言，母语更要胜出。」「翻译者常是语言学家，其语言能力 往往超越了原作者」（马悦然：〈论翻译〉，自由时报《自由副刊》二○○一年 二月三日）。「母语胜出」「语言能力超越原作者」的马悦然，他把高行健的作 品译成了什么样子？是不是超越了原作而糅杂成另种创造？瑞典的其他诺贝尔评 审委员是无法把译文与原作核对的。可以这么说，瑞典文学院所奖的是瑞典文本 的作品，不是授奖给中文的原著。所以，马悦然在和曹长青（中国大陆留美文学 研究学者）「对谈」时，曹先生问他，高行健的获奖「主要由于你的推荐和评 价」？马悦然不无自负地回答：「应该是，……可以说我没有翻译他的作品，他 就不会得奖了」。 从上一段的叙述可知「马悦然掌控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全局」「马悦然一个 人评定了这次诺贝尔文学奖」的说法，纵然不是百分之百准确，大概与事实也相 去不远。 其实，一个人评定文学大奖，也不见得不好。文学是一种艺术，对于艺术的品鉴， 需要的是独具的慧眼与卓识而不宜以数人头的办法作为裁决的标准；一般文学奖 的评审会之所以要凭评委投票定夺，是难能拥有一位慧眼卓识的人杰之故。设如 有人于此，确实具有特出于众的慧眼卓识，又复怀有坦荡高远的胸襟，让他独自 掌控文学大奖的评审工作使真正伟大优秀的作品得以脱颖而出，犹如千里马之遇 伯乐，这岂非一桩美事！ 马悦然是当代伯乐吗？检视在诺贝尔奖的评审过程中他所持的态度和作风，将有 助于了解问题真相（因为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中文作家的高行健， 我们讨论的范围便以中文作品的有关问题为限）。诚然，评审文学奖尤其是诺贝 尔文学奖，自任其重者，必须戒慎恐惧，黾勉以赴，的确不是易事。但，无论工 作多么繁难庞错，工作的程序，不外两步：一是寻出初选的目标；二是审定授奖 的对象。奖无大小，都是这么办的。 我们来检视马悦然选取中文作家的步骤：面对中国文坛（包括两岸及海外各地） 数量钜大而流派纷纭的作家群，除非长期投入研究已经全面掌握了中文作家与作 品的整体情势（那需要多长的时间和多大的精力！实在是一项非常庞大的工程） 的人，想要寻出初选的合适名单，实在十分困难。不过，有一种执简以驭繁的方 法可供使用，方法是从中文作品的海洋中捕捞那种出版时日已久受到公认的优秀 作品或虽为新作却已得到文学界普遍佳评的作品。前者是通过时间考验的优选法， 后者是通过专业共识的优选法；依循这种的途径筛选，汰劣取优，虽不中，亦不 远。这种途径，本来就是选取佳作的常道，马悦然先生舍此弗由，以完全反其道 而行的动作向中国文学的幽僻孤荒角落探寻。在极为偶然的情况下他发现了高行 健的小说，便称许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曹长青：〈对当代华文文学的 误读——访马悦然谈高行健获奖〉台北自由时报《自由副刊》二○○○年二月十 三日），立刻兴起翻译之念，他拿到《灵山》的手稿，苦于手稿字迹太过潦草， 写信给台湾马森教授，希望马森设法在台湾先行出版，然后再做翻译。（参阅马 森：〈荣誉与幸运〉）当高行健的《灵山》（一九九○）、《一个人的圣经》 （一九九九）陆续在台湾联合报系出版机构印出来，马悦然几乎是同步完成翻译 为瑞典文的工作。此时，马悦然指称《灵山》的文学成就「无与伦比」；实际上， 就推荐中文作家参选诺贝尔文学奖的步骤来说，他把「初选」和「审定」合而为 一，心目中已认定高行健是诺贝尔文学奖的不二人选。高行健的这些作品，面世 不久，阅者不多，既未通过时间考验，也未具有学界共识，应该审慎地多加考虑 些。可是，马悦然偏偏一见锺情，绝不他顾，作出确切的肯定。这当然非常主观， 偏执甚至近乎专横独裁，为学术研究者应予避免的作风。而马悦然就是可爱地坚 持自己的独裁，什么也不考虑。请以他和曹长青的对话为证（曹长青：〈对当代 华文文学的误读〉）： 曹：有人认为你在选择作品和作家时比较主观，你怎么看待这种评价？ 马：当然是主观的，当然是主观的！怎么是客观的看法呢？ 曹：那么像中国文学评论界的意见你一点也不管，不参考？？ 马：我不管！我不管他们的，我一点也不受他们的影响，我为什么受他们的影 响？…… 曹：那么你不觉得认定它（《灵山》）是「无与伦比」之前应该听听海峡两岸评 论界的意见吗？ 马：我完全不管别人对《灵山》的评论，我有我自己的评论。 曹：如果还有不少有一定影响的中国作家作品你没有读过的话，怎么敢断定高行 健的《灵山》就是「无与伦比」的作品呢？什么能证明那些你没有读过的东西一 定比高行健的差呢？ 马：嗯……（沈思十五秒）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无须过多引述，从这四则简要的对话，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马悦然与先生固执的 而又骄傲的面影，虽然可敬却也十分可畏。 对马悦然的「固执」和「骄傲」，我们且再退一步想：中国有些老话说得好！ 「择善固执」赞扬坚守理想者的不屈风格。「骄矜自持」描述超越流俗者的睥睨 神态。真理往往在少数人那边，为了真理，先知人物的固执和骄傲是应该接受的。 也许，马悦然就是这么一位文学界先知，凭他「特出于众的慧眼卓识」，在一眼 看到高行健的作品后立刻可以判断是「无与伦比」的杰作，别的无须再看。如此 的推断也是合理而可能的。那么，我们就须要探究，马悦然是这么一位文学先知 吗？大概不是。因为从高行健及其作品的极其一般，可见马悦然既无「慧眼」， 也乏「卓识」。马悦然只是在最巧的时间（一百年里总得给中文作家一次诺贝尔 奖）、最巧的位子（当值二○○○年评委会主席）、最巧的形势（十八位评委会， 只有他「懂」中文）下，获得梦寐难求的机遇，一切的「权柄」都握在他手上。 于是，他上下其手，捧出来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创造了自己辉煌的功业。 三、中文文学呼唤伟大作家 自从胡适、陈独秀发起文学的「改良」「革命」迄今，已将百年；还不算前此的 长期酝酿阶段。新文学的历史已经如此之久，为何中文写作未产生像托尔斯泰、 罗曼罗兰一般足以照耀世界的伟大作家？ 问题不难解答。在新文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是在战争蹂躏和专横统治之下 挺过来的，作家生存于艰难、危险、受迫害的环境中，乞为苟活之不暇，焉能舒 畅执笔？算起来，真正可以自由写作的时光，拼拼凑凑，也不过那么一、二十年， 时间既是不多，困扰仍复不少，纵令天才，也难有所施为。 试以鲁迅（一八八一～一九三六）为例，这位被新文学界视为泰山北斗的文坛巨 人，才气纵横，识见高远，学养亦鲜人能及。他创作的短篇小说，手法多面，技 巧精纯，几乎每一篇都可算是艺术经典。然而，他创作小说的时日不长，从〈狂 人日记〉（一九一八）始到最后一篇〈离婚〉（一九二五）止，只有短短的八年， 此后，除了《故事新编》里的几个历史小说和《野草》里的一些散文外，他再无 任何「创作」，他是把精力放在对抗军阀、独裁政权、外国代办势力的殊死斗争 中。他驳斥各种各样表面冠冕堂皇内含阴谋诡计的邪说，率直地揭破其虚伪假面 予以无情批判。鲁迅举起犀利的大笔，用杂文的形式来鞭挞丑恶，让那些殃民的、 卖国的、丧失人性和廉耻的人物，胆怯心惊，无所遁形。因此，他也成为反面势 力攻击、诬陷、咀咒的最大目标，直到现在有些极右人士或投靠异类的分子还以 鲁迅「陷入政治斗争」为藉口批评他「失去作家独立自由」（高行健、马悦然均 以作家应远离政治向自己内心寻求，认为鲁迅不智）。听起来，这种论调在为鲁 迅惋惜，实则是藉此粉饰自己追求个人私欲的劣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放弃小 说创作去写杂文，实在是痛苦的不得已的抉择和文学生命的极大牺牲！可是，当 时的社会和文坛形势需要鲁迅牺牲个人来成就大我，鲁迅慨然把自己交出去，这 正是鲁迅之所以伟大的缘由。 再以赖和（一八九四～一九四三）为例：这位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小说家， 是三十年代「台湾文艺联盟」的发起人并发行机关刊物《台湾文艺》（一九三四 年十一月一日创刊，共发行十六期）。可以说，赖和投身文学之始，即以作家和 文化运动的社会改革者双重身份出现于文坛。赖和的思想深刻，民族意识强烈， 他组织台湾文艺联盟的目的，就是想运用文联「团结作家，团结知识分子，更溶 化所有反封建、反统治的、富有民族意识的台湾人于一炉，展开提高文学和文化 水准的工作。」（赖明宏：〈台湾文艺联盟创立的片断回忆〉，台北东方文化书 局《新文学杂志丛刊》，一九五四）他一面行医以取得经济来源并广泛接触社会 大众，一面写作，留下〈一杆秤仔〉、〈归家〉、〈喜讼人的故事〉、〈一个同 志的批信〉、〈辱〉、〈前进〉等极为深刻的写实主义典型作品，同时又参与反 日的民族解放活动。因此，赖和成为日本帝国殖民统治者和一些媚日的台湾社团 嫉恨的目标；以思想问题为由，两度被捕下狱，致使健康大坏，这位反帝、反封 建的大文学家于五十岁便陨志以殁。鲁迅和赖和都是习医的，都想以文学医国， 以人道济世，历尽艰辛，倍受煎熬，也都在壮盛之年辞世。巨星殒落，固属不幸， 但在古人所重的「德、功、言」三者，他们都立下辉煌的成就，可以永垂不朽了。 两位伟大的文学拓荒者，去今已远。中国文学呼唤伟大作家继承两位足迹，我们 想在当代文坛找寻。 我们先来看中国大陆：自从「四人帮」粉碎（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大陆广大 的作家群才从苛虐至极的迫害中抬起头来；长期被压制的创作欲望和满腔的委屈、 愤怒、激情，迫不及待地需要宣泄，忽然之间，中国文坛上，百花齐放，斗艳争 奇，展开一幅新文学以来稀有的美景。流派纷纭，作品庞杂，若要细加品评，著 实得下长期的研究工夫。大抵说来，王蒙是获得较多认同其成就的作家，他也堪 称才智非凡、品格独特又具有高超写作技巧的能手。王蒙主要是写小说，产量既 丰，流布亦广，从他的作品中不难发现他过人的机敏。他当然是一位值得推崇的 作家；如果要推挑出一些毛病的话，也许，就在他作品「流露出来」的机敏上。 他如汪曾祺、张贤亮、冯骥才、邓友梅、韩少功、贾平凹、穆旦、邵燕祥、刘湛 秋……等一大批人，各有其独具的风格与成就，一时未可轻为轩轾。再年轻些的 锺阿城、莫言、史铁生、张承志、王安忆、铁凝、刘索拉、舒婷、李锐、余华…… 又有一大批作家，写出各自优秀的作品，也很难论断高低。值得注意的是，这许 多杰出作家（少数已逝之外）仍在继续写作，不时有新作问世，可能要再等一些 时间，经过自然淘汰和文坛公评，伟大作品和伟大作家就会实至名归。 我们再来看看台湾：台湾文坛半个世纪的演变是极不平凡的，五十年代是官方支 配下「反共文学」的时代，不会产生什么真正的作家和作品。六十年代是「仿冒 现代主义」的时代，此一时代台湾仍处于经济匮乏社会落后状态，一些诗人和作 家却移植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现代派病态文学，想要在岛屿贫脊的土地上存 活、茁长和丰收，当然是幻想。七十年代来了，这是现实主义乡土文学奠定其坚 强根基的年代！在这个年代（及其以前和以后的几年）的十馀年间，许多杰出小 说家的代表性作品在各文学刊物发表出来。如：白先勇、黄春明、陈若曦、锺肇 政、郑清文、王祯和、陈映真、王拓、七等生……等人，他们在写实主义基准方 向上，或多或少地采取些现代派手法、糅杂些乡土语言，各自找到自己最适宜的 形式，写出足可传世的作品。其后，历经八、九十年代直到目前，台湾社会的经 济、政治已发生结构性的变化；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消费方式趋于成型，都市男女 特别是青少年群的交往形态产生巨变，政党的多元发展造成意识形态干涉到社会 大众的日常生活；反映在文学上，便有荒谬的后现代主义，梦幻的闺秀文学，主 题意识压倒艺术形式的政治小说，以及更多说禅论道胡言乱语的「散文」，占领 了书刊市场的这些东西，除了争取到「畅销书的排行榜」亮丽业绩外，和文学的 距离渐行渐远！要找寻伟大作家，还得向六、七十年代那批人中去找寻。可是， 那批作家的短篇小说虽不乏经典之作而拥有纵深内容精妙手法的长篇佳构仍未一 见。 我们还不得不提一下台湾的新诗，非常遗憾，自从五十年代以来，台湾的诗人绝 大多数写的是外国诗，模仿著人家的忧容或笑姿却很少把精神放在自己的土地上。 如今，许多人的作品已经不那么超现实了，可是仍沈溺在自负或自怜的泥沼里， 拒绝与社会大众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中文文学呼唤伟大的作家！为了提升我们文学的境界，振奋我们困顿的心灵，伟 大的时代良心的作家，你在哪儿？我们需要你。 已经获得诺贝尔奖的高行健，难道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吗？这是令人困扰的问题。 按理他应该是，事实他却不是。一位伟大作家应具备三项素质：伟大的理想，高 尚的品格，精湛的艺术。这三项素质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如缺第一项，他可 能写出精美作品算不上伟大作品；缺第二项，则作品中不会有感人的真情，亦不 成其伟大；缺第三项，作品不是成功的艺术品，可能连作家也算不上，最多只是 二、三流的文字书写者。高行健，虽然因缘际会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此奖并不能 绝对证明他的文学优秀。当高汀的小说《苍蝇王》获奖（一九八三）后，曾经引 起广泛的批评，美国的《时代杂志》甚至举出几十位著名作家，怎么排也轮不到 高汀。那么，我们看看高行健具不具备伟大的条件？ 先看第一项、伟大的理想：对这项评鉴，高行健是远远不合格的。本来没有几个 人知道有高行健这个人，更少人读过他的小说和文学论评，当诺贝尔文学奖委员 会宣布他为二○○○年度得奖者后，大家一面互相探询「谁是高行健？」一面把 他的书找来看，现在谁都知道高行健是为了「自救」而写作，他的写作「完全为 了自己，不企图愉悦他人，也不企图改造世界或他人，因为我连自己都改变不 了。」「我并有怀疑，乃至对一切价值观念普遍怀疑。」（高行健：〈没有主 义〉）他怀疑任何理想主义，他说「如今还有什么社会理想能站住脚？人类的种 种理想都是人为的梦。」「对我来说，只为的更充分感受我在活，那不可知的不 确定的未来，对我已无意义。」（高行健：〈论文学写作〉）这就是高行健真实 的思想，他把自己作为生活的中心，怀疑一切理想，反对国家、民族、社会和人 群的所有关系，嘲讽孙中山、胡适、鲁迅等人的作为，让自己退回到绝对私利的 状态。如此卑微的人生态度，和「伟大的理想」差别太远了。 再看第二项、高尚的品格，高行健要退回到绝对私利的自我状态，不关心群体， 不认同理想，那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自由。不过这种状态不宜走到 极端，走到极端便会把一切人际的关系视为虚假，一切交接便建筑在利用的价值 上，再无道义、信赖甚至感情可言。所以，他在法国绝少与华裔朋友往来，却建 立了法国以至欧洲一些国家文艺界有影响力的人际网络；在他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以前，对台湾某些位居文化要津的人士连络不断，每次来到台湾总会邀宴许多台 面上的作家学者；这种明显的利益运用手段，久而久之，塑成他冷漠、怀疑而自 私的性格，没有情感，缺少真诚。试看他小说中虽然性爱的场面热烈，却只有欲， 缺少情，更没有爱。这样的品格，恐怕是不太正常的扭曲品格，当然说不上高尚 了。 最后来看第三项、精湛的艺术：一位作家，如果缺少前两项素质，那么，他写出 的作品，犹如没有灵魂的行尸，再不必谈什么文学的意义和境界，只剩下形式的 戏弄而已！就是这形式的戏弄，高行健也没有原创性的玩意儿，只是抄东抄西， 仿来仿去，拼凑出一部《灵山》、衍生出一部《一个人的圣经》。稍具现代文学 常识的人都知道，乔伊斯（Joyce, James）是现代派小说意识流手法表现淋漓极 致的代表性作家。他的名著《尤利西斯Ulysses》，写一个广告员和他妻子一天 的生活行踪，揭示他们内心每个时刻的感觉，精湛的富于诗意和机智的语言，把 人性内心隐秘表现出来，形成小说意识流的结构技巧、成为西方最有影响的当代 作家。高行健的《灵山》几乎把《尤利西斯》的内容、文体、结构、语式的各种 特色照抄过来。但是，抄袭不到人家的精髓所在，变成了胡乱堆砌；竟然又妄自 把文学界公认的意识流改称为说不通的「语言流」，非常可笑！关于《灵山》模 仿《尤利西利》的具体情况，曹长青先生所写〈皇帝的新衣——评《灵山》〉 （刊《当代》一六二期，二○○一，二）其中指证甚详。 其次，谈到高行健「创造」的「我、你、他」三种人称叙述时互换的形式，这并 不是什么新发明，恰好是老祖宗的旧遗产。中国文字独有的单音字和词性可以转 换的文法，使得句子中的主词不但人称并不固定，甚至可以完全省掉主词，古典 诗里这种例子多的是。而且，台湾作家也早就有人用这种叙述技巧写小说了！郑 清文先生早在一九六八年用此方式写作小说《门》，次年获「第四届台湾文学 奖」。七等生先生在一九七六年所写的小说《跳出学园的围墙》也曾用这样的方 式叙述。可见所谓人称互换的叙述方法「只是叙述形式的小技巧」（郑清文语）， 并非多大的创作。 讨论到这儿，已足证明，高行健小说的写作技术，实在只是一般。根据以上三项 伟大作家必具的基本素质分析，高行健没有一项能达到普通的标准。那么，海峡 两岸的文学界，都声言有许多作家的写作水平胜过高行健，这也是实话。中文文 学呼唤伟大作家，捧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绝对不是。 四、西洋魔笛中舞蹈的一群 「有闲的资产阶级，所有的感情都属于如下三种：第一种是傲慢。第二种是性欲， 第三种是对生命的倦怠感。由此衍生出来的一切，几乎占尽所有的艺术内容。」 （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第九章）读到这一段话，使我惊异的是，托翁睿 智的言论，竟是如此犀利，把这些话来描述马悦然和高行健，犹如量身制做的衣 服，十分合体。 先谈一谈「傲慢」问题：马悦然绝对不管他人意见，只凭自己主观来衡量文学的 作风，不必再加叙述。在这里，可以再提出另一件事：诺贝尔在其《遗嘱》也申 明应把文学奖颁给「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高行健的作品不论怎么解说也 找不出「理想倾向」，这当然不符合奖金设立人的志趣。当别人把理想倾向对马 悦然质问时，马悦然说：「对诺贝尔所说的那个理想倾向，我们早就不管了。」 （曹长青：〈对当代华文文学的误读〉）。担任诺贝尔遗嘱的执行人，竟然可以 「不管」委托者的意愿，这不仅傲慢可以说是荒唐了吧！高行健呢，他声言写作 只是为了自己，他也不理会任何意见，和马悦然的傲慢，汇聚一起节拍完全吻合。 再谈一谈「性欲」问题：高行健小说中男女做爱的场面不断出现，可是没有写出 这些场面必须出现的理由，更没有写出感情的、心理的衍变状态。他的做爱是无 情无爱为性而性，除了做爱的动作，再无其他。这种为性而性，使自己既是性的 主人也是性的奴隶。马悦然却特别欣赏这种场景。 最后谈一谈「对生命的倦怠感」问题：读过《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的人， 都会被小说中那种无聊、茫然、无生命目的的颓废气氛压迫得非常沮丧，感到人 生真是虚妄，活著太累！这种颓废的对生命倦怠感，正是他们搞现代文学的基本 特色，无待一一举证，高行健的作品可提供检验。可是，让我们产生一个疑问： 评审者的马悦然和作家的高行健，二人的志趣倾向和行事风格，为何有如此惊人 的一致？这要从他们的遇合关系说起：一般应徵文学奖的作家，在经由推荐后把 作品交给评审去阅读，作家是主动的送交作品，评审是被动的考核作品，二者是 在不期而遇的状况下，可能产生相投也可能相背的结果。高行健和马悦然的关系 不是这样，作家高行健是评审马悦然找出来的。马悦然是主动的，依照自己的口 味去找作家；高行健是被动的，作品和行事都正合马悦然的口味；二者一拍即合， 别无话说。 倒是「马悦然有他个人的口味」（马森教授语）还值得做些探讨。我们推究一下， 可以整理出马悦然对文学作品特别欣赏的两个方面：就作家说：「思想上必须是 亲西方的，行动上必须是反体制的特别是反社会主义的。」马悦然在中国大陆居 住过不少时间，却没太注意风评不错的作家。他的关怀都放在「流亡」的大陆作 家身上。虽然这些流亡作家原来在大陆文坛并没有可以称许的创作成绩，只因为 他们反对当局而流亡出来，马悦然便对其大感兴趣，翻译、介绍和颂扬他们的作 品，甚至要替他们谋配工作和职位，协助他们解决生活问题，干得竭力尽心，不 亦乐乎！ 马悦然也经常到台湾来，台湾已经是多元化的社会，多种意识形态在矛盾中相容 共存。就作家来说，从「拥护祖国，支持统一」的左翼，到「立足乡土，关怀社 会」的乡土作家群，到「反对中国，力主独立」的台独人物，到「亲美哈日，崇 洋媚外」的候鸟族……流派纷杂，什么角色都有。这种状况，本来是社会发展的 正常现象。一个文学研究者，对文学作品的评价，应该就作品谈作品，所重的是 作品质量，不去考虑作者的思想背景，才是正办。马悦然的「口味」特别，他喜 欢的、喜欢他的就是一批十分亲西方的份子，其他派别他不予一顾，台湾广大的 作家群也不理他，形成他放弃台湾作家，台湾作家也放弃了他的局面。由此可见 马悦然对海峡两岸绝大多数的作家都采取冷漠甚至排斥态度，只关怀一小部分流 亡的、亲西方的作家。如此的事实，他不是把意识形态放在第一位考量的吗？他 还一再宣称：「文学价值是衡量的唯一标准」他说出这么不真诚的官话，谁能相 信？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委员，马悦然会如此以「意识形态」挂帅，会如此 不真实地「豪言壮语」真让我们为人性的复杂难测而悲哀！ 就作品说「写作的表现手法，必须是仿照西方现代派的；作品的题材内容，必须 是新潮的、以性的展示为中心的」。作品符合以上要求的，马悦然就喜悦接纳当 作最有价值「无与伦比」的珍品，对于写实主义笔法或其他写作艺术手段，他认 为是「过时」的东西，只能遭他的白眼。对于反映社会状态、描述卑微的下层人 民生活、反帝国主义侵略、反封建政体统治的题材、内容，他也兴趣缺缺。除了 高行健，马悦然也大捧北岛，盛赞商禽，新近对台湾一位以性诗闻名的年轻女诗 人特别欣赏，这些是他的兴趣所在。 这里许多终生爱诗的朋友（有不少熟悉英、日、欧洲现代诗者）感到纳闷：「那 些晦涩的伪现代诗，我们怎么也读不懂，难道马悦然能读懂吗？有机会倒希望讨 教。」不晓得马悦然对中文理解的能力和对现代诗的造诣是不是已胜过我们这些 「皓首穷诗」的朋友？如果他愿意直面真实，他下次来台时，组织一次现代诗座 谈，让大家向他请教，确实为辨伪识真的好办法。 从作家和作品两方面讨论，马悦然的「文学口味」已经清楚地呈现出来。马悦然 的文学口味也正是他评判文学的标准。马悦然以如此偏执的、低级的标准来衡量 文学，那就难怪他会找出高行健这等作品把诺贝尔文学奖送出去。仅仅经过几个 月的冲刷，我们已经看到，二○○○年诺贝尔文学奖显出如下的景象：高行健的 文学位置并未因获得奖项而向上提升，诺贝尔文学奖的学术价值却因给出奖项而 向下沈沦。这是从学术层面评估得出的结论。 从现实层面考察，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已产生了「高行健现象」的连锁反应。就在 这几个月，大家看到的是：「马悦然喜欢特殊口味的作品，高行健把这种口味的 东西端上去，评审者品尝后赞不绝口，作家便领到一个非常丰厚的大奖。」这就 是「高行健现象」。这个现象，如今正在海峡两岸一些身手灵活的先锋派中发烧， 不少企图心旺盛的作家认为：马悦然的观念就代表西方的文学观念，西方学者对 中国文学要求的标准就是如此。这种认识当然是错误的，事实可能和他们的认识 恰恰相反；不过，在发烧中的那些人，可管不了那么多。他们看清楚了：马悦然 在瑞典文学院是唯一能决定中文作品获奖与否的评委，中文作家要想获奖必须先 得到马悦然首肯。他们也听清楚了：马悦然说「我相信不要等多久，应该就会有 另一个中文作家会得奖」（马悦然：〈瑞典学院和诺贝尔文学奖〉，台北，自由 时报《自由副刊》二○○一年二月三日）。那么，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做好对 马悦然的公关工作可要及时啊！这种高行健现象的连锁反应，目前在海峡两岸 （以及海外的流亡作家群）的先锋派中，已经发烧，而且，实际的公关行动也在 不声不响地施展开来。 人，自夸为万物之灵。可是，人所做出的荒谬行为常使我想到孔老夫子「人之所 以异于禽兽者几希」那句话，联系到所看过的印度弄蛇者的场景，更感到那句话 的真实。弄蛇者端出矮凳，吹奏老旧铜笛，一种梦幻般凄迷的音乐荡漾开来，原 本盘在地上的怪蛇，忽地直立起来随著音乐的节奏开始摇摆，奇异的场景，让人 印象深刻。现在，马悦然先生所握的权柄正如西洋魔笛，稍加吹弄，便引来一些 头颅随之起舞，场景自亦可观。只是很难预测，今后诺贝尔文学奖的中文部分， 向下沈沦，不知伊于胡底？ ——二○○一年三月十八日于台北揽翠楼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