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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的理性与激情

雷颐

　　　一百多年前的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
接的原因则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
在甲午战争之前，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
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在中国领土上肆意烧杀掳掠，
清政府最终不得不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中国的失败使国人痛心疾首、深受震撼、群情激愤，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
康有为、梁启超痛定思痛，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
岖小岛”战胜老大中华帝国，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
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
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象日本那样变法维新，
学习西方。1895年 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
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
“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
鉴。”（《上清帝第二书》）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
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上清帝第
四书》）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上清
帝第五书》）梁启超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
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
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
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维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
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 康有
为开始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光绪皇帝更是急不
可耐，康有为写道：“一卷甫成，即进上。上复催，又进一卷”（《康有为自编
年谱》），终于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进呈完毕。《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
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
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
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
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
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书后的
“跋”中，他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
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
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采于日本，
一切已足。”

　　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
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为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
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
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
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
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
被斥之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
裂。而维新派之所以有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
向仇敌学习的勇气，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其实是一种更深刻的激情。
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夫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
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
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提倡的爱国主义！

(XYS2005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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