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的入门 李霁宇 敦煌莫高窟举世闻名。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使道士王圆禄和外国的盗宝者 都成了罪人。我到莫高窟一心想看的就是藏经洞的那一窟——第十七窟。其实 是第十六窟甬道北侧的小窟，洞不大，或者说很小很小，仅十二三平方米。想 着震惊世界的发现就在这里，不免心惊肉跳。很想进去，却铁栅护着，只能探 头一望。 中国之大，竟没有这小小洞室的地盘？！如今已空空如也，可进的不能进，不 该进的却进了，铁栏迟到了整整一百年。 第一个进洞的当然是王道士。他是在清理甬道的积沙发现的。他是这里的主 持，全部工作人员还有两个侍僧。那时的风沙很大，至今还可在各个窟内见到 石沙掩埋的痕迹，竟有一人多高。应该说王道士是克尽职守的，他要不断清理 积沙，还要筹资修建新的庙宇。他生性节俭，生活朴实，一心修功积德，那份 虔诚和专诚是不容怀疑的。这个半文盲的农民，主宰了这片宝藏，并不是他的 错，而是历史的误会。 他在工作中，同今人一样，最缺的是经费。天高皇帝远，地僻无人问，他必须 也只能自筹资金。那时没有企业赞助，他只能按传统的方式：化缘。突然来了 个俄国人奥布鲁切夫，愿意出钱换一些那些破旧的遗书，王道士正缺经费，就 换了两大包手写本给他。这事做得偷偷摸摸的，王道士又天性胆小怕事。好在 他并非中饱私囊，“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都用在修破石窟上了，这是一九 ○五年的事。 两年后，即一九○七年，又来了个老外：英国人斯坦因。这位爵士也是自筹资 金到古丝路上来探险的，他越过喀喇昆仑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去了喀什，去 了和田，最后到了敦煌。他去时，王道士到邻村化缘去了，洞门已安了木门， 钥匙挂在王道士的裤带上。当斯坦因趁这几个星期的等待考察长城残迹回来 时，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庙会。而藏书密室已用砖块封住了。这是先期回来的王 道士干的。他怕好奇的信男善女随便进入洞内。之后，斯坦因同王道士进行的 长时间的周旋，以玄奘的崇拜者的身份骗取了天真而愚昧的王道士的信任。他 购得了绘画等艺术品五大箱及二十四箱经卷文书。 一九○八年，法国人伯希和又来了。 陆续又有日本人、美国人来…… 我无意叙述这些伤心而荒唐的过程。我只是觉得今人对王道士的要求过分了。 他严加把守，安了木门，封过砖头，他只能做这么多了。他同老外的讨价还 价，小心谨慎，反反复复，很不爽快，并不是他人格品性上的表现，而是他一 心向佛、为宗教献身的精神的一种折射和反映。当斯坦因最后一次到莫高窟 时，王道士已经少许明白了这些遗书的价值，顽固地坚持要按卷论价，那一次 六百卷遗书，要了五百两白银。虽然他的精打细算目光短浅——如果换上你， 在一百年以前的封闭落后的环境和时代中，你又能做多少？你能写新闻报道， 通过传媒向世界作广告，你能拉一个大财团来建一个博物馆，你能……都不 能！一个小小的道士，并不懂文化，更不知这石室宝藏还会引出一个“敦煌 学”。 这会儿我们的地方官呢？ 一九○○年藏经洞发现，“不知所措”的王圆禄道士就向上报告了，知县严泽 得到王送来的一些手卷，没当一回事。两年后新县令汪宗翰到任，又得到王送 来的一些卷子，他便“将此事上报甘肃省”。甘肃学台叶昌炽在一九○三每收 到汪寄来的拓片及写经后，建议将这批文物送兰州保管。然而这一切都没有下 文。直到一九○九年，伯希和在北京炫耀他从敦煌弄来的遗书照片，这才引起 了轩然大波。中国学者罗振玉等大声疾呼，清政府才下令把劫余的遗书运到北 京。这是一九一○年，整整十年！——官员们或玩忽职守，或公文旅行，拖拖 拉拉，漫不经心，官场如此世象，小道士王圆禄罪当几何？ 我用摄像机对准那个葫芦状的道士塔。王圆禄现在就安静地躺在石窟河对岸的 沙坡上，任后人评说。他在石窟边住的小院也在，已修饰一新。小院不大，同 他的归宿之地——白色的道士塔一样，很简单朴实。 我在镜头中自然看见了那些同属罪人的盗宝者。 他们一个个在沙漠中跋涉，多次濒于绝境。九死一生。他们在探险，在追寻一 个个埋藏在沙漠中的文化之谜。这情景令人想起公元前一三八年，张骞出使西 域的经历和公元七世纪，玄奘经过这片沙漠前往印度的艰险。这两位探险家， 出于政治和宗教的目的，也是舍生忘死，通过了无边无际的沙漠。张骞带回了 大量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的情报。其中一个情报是“大宛马”，据说是 “天马”的后代，后来这种马成了汉武帝对付匈奴的新型战马。我在张掖看见 出土的铜马，和武威出土的有名的“马踏飞燕”，就是这种大宛马的生动写 照。而玄奘，则带回了大量的佛典经书。其后，一四○五年，还有一位从海上 七下西洋的探险家郑和，除了完成其政治、经济文化上目的外，他从海外带回 了许多奇珍异宝，如明月之珠、鸦鹘之石、龙速之香、孔翠之奇、薇露之珍、 瑶琨之美，等等。所获之物，是献，是贡，是购，是取，是夺，是骗，我们已 不得而知了。我们对三位先驱者，并不在乎这些情报、经卷、文物、珍宝的来 路，也并不在乎掠美之嫌的；如果是交换购买，价值的等量也是永远不可能等 同的。——这就是文化交流在实质上的一种图景。公道相对利弊而言，公正相 对世界而言，公平相对于整个文化而言。——写到这里，我不免惊骇。我竟将 盗宝者同张骞，玄奘、郑和相提并论。岂不是为他们的罪行开脱？ 笔在这里犹豫了。 “敦煌学”的专家们该愤怒了。 然而从整个世界文化的背景考察，流失的敦煌遗书，恰恰引起了世界性的震 动。如果它今天还在尘封的十六窟，它的影响只在中国，而不会称为世界性的 一门学科。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敦煌遗书假如全在中国，它还能剩下多少？ 千佛洞曾拘留国四百名白俄士兵，士兵们在壁画上给佛像脸上画上了部队番 号，在坐佛口中，写了好些下流话。以至于盗宝者伯希和在敦煌拍的黑白照 片、后来出了六大本相片画册，竟成了敦煌壁画主要的最原始的参考资料。这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另一个盗宝者斯坦因发现，洞中画在丝绸上的绘画，由于 几个世纪手稿的重压，大多已缩成硬脆的一小叠，无法分开。为此，英国博物 馆在实验室里，先经过化学处理，然后用对大脑施行外科手术相似的技术，才 得以使它们分开。有消息说，若干年来这些遗书一直深藏在英国博物馆的卡片 纸版箱内，现已移交英国图书馆，在那里，大约有一万三千份被放在特制的橱 架上，市内空气是经过过滤的，温度也受到严格的控制…… 在保存遗书上，一百年前的中国能做多少？ 在遗书的流失上，更有个不可知的漏洞。据资料，敦煌遗书文物共计五万件以 上。粗略统计，现在英国一万三千多件，法国三千多件，前苏联一万一千多 件，日本、美国、丹麦、原朝鲜共一千多件，中国为三万一千多件。我们有理 由相信，还有数千件下落不明。因为伯希和在敦煌取走价值很高的文献六千多 份，但今天在法国的仅有一半之数。他曾经将部分文物运到北京六国饭店展 出。估计这些文物已落入官员和私人收藏。一九一○年劫余遗书运往北京时， 王道士早转移了部分，运京途中又被各地官员窃劫，遗失无数，进京后京官何 震奕、李盛铎又藏掖偷盗。这些落入民间和私人手中的文物，因人世变迁、兵 火战乱、保管失措，就永远地堙没和消亡了。一九八一年，北京图书馆就征集 收购了一千五百件。可见流入民间的敦煌遗书数量并不少。 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而言，落入政府或国家的遗书文物要安全些。尽管已流 落他乡，毕竟还在。所以余秋雨先生在《道士塔》一文中，咬了牙说了一句： “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我接过这个话题，自然会引起非议。 我不管。我读藏经洞这篇遗书，强烈感觉到的是：敦煌是世界性的，它属于全 人类。道士、洋人、官员的功罪是非，就显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他们只是 历史的陈迹，让人心跳的是在挖掘陈迹中得到的文明的碎片。 这个心境才是“敦煌学”的入门，我认为。 （《读书》一九九六年第二期） ---- 〖新语丝电子文库(http://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