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对余杰读史的担心 □零丁 余杰在他的“抽屉文学”公之于众之后,不断发言,他的思想随笔时常见诸报 章,一反“学院派”的沉郁和多虑。批判性的文字不仅可以带来阅读的震撼,而 且可以让写作者无比兴奋,余杰竭力寻找的大概就是这种自由发言的快乐吧。 说,还是不说?对于进入言说状态中的余杰来说,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摩罗把 余杰列入思想随笔“新三家”之一,他将余杰的文字称为“青年文化”:虽然有 些纤弱却真诚而大胆,没有机心和世故气。这种印象式的说法并没有什么不当的 地方,但是,这种评价实质上给余杰施加了不小的压力。自始至终都保持一种觉 醒者、反判者的姿态是一件相当疲惫的事情,久而久之,就会将激情转化为表 演,将理性转化为非理性。但愿这种担心是多余的。 最近,笔者读了余杰谈论历史的新作《尴尬时代》以及收入《铁屋中的呐喊》一 书的《<资治通鉴>批判》,不仅感受到阐释者的良苦用心,而且也为余杰的这 种声嘶力竭所担心,担心这种声音是否会持续下去,更担心这种个性化的理解方 式会不会变味?变了味道的真诚就不是真诚了,变了声调的批判就很难说不是一 种姿态了。应当说,在这样一个对历史大肆进行戏说、歪说的时代,余杰如此执 著地对官方和民间的史料进行自我消化是难能可贵的。一度在读书界走红的黄仁 宇所谓的“大历史”其实只是变了叙述的花样而已,黄仁宇自称反对指彼而喻此、 借古以讽今的隐晦手法,在《万历十五年》一书的自序中,他强调:“本书论述 明朝时事,举凡有所议论臧否,都是针对十六世纪的历史而发的。”他还表示: “如果我要对今人今事有所议论,自当秉笔直书。”远在赫逊河畔的黄仁宇当然 可以如此超脱,而对于“身在此山中”的余杰来说,读史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因为他发现中国人对历史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迷恋,如果顺着这条老路走下去, 读史就成了一种怪癖。把书写历史当作饭碗的人的文字是不能当真的,余杰警觉 地发现,历史书上的白纸黑字有时暗含着谎言和不良的趣味。余杰对历史的阅读 是反抗性的。他根本没有把《资治通鉴》当作什么了不起的经典,在他看来,这 不过是“吃人”历史的大暴露而已,而且矛盾重重,常常前言不搭后语。余杰的 阅读是派生性的,是为他个人观点服务的。但是也正因此,他的读史不免观点大 于分析,结论多于论述。他一会儿说中国文化是一种“偻身文化”,一会儿说是 “太监文化”,又说是“权力文化”、“小人文化”,忽而说中国历史充满了悲 剧,忽而又说是一部滑稽剧。余杰还没有把这些概念解释清楚又去谈别的话题了。 余杰想说的东西太多了,他的读史笔记是相当杂乱的,读后,只让人感到一种笼 统而模糊的情绪。 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认为:“不参与的、不作判 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回声与惊叹》)。 谈论历史在许多文人那里是回避现实的一种方式,而余杰却借助于历史来向现实 发言。如果说他从魏征的一句“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联系到胡建 学、陈希同倒台前的自我标榜是对历史相似性的一种警示的话,他以秦主姚生的 喜怒无常来揶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作者不识专制之滋味则有些牵强附会。 余杰对于话语霸权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又在无形中制造了另外一种排他性的 话语模式。余杰这样为自己辩解:“我们揪住老祖宗骂骂,有什么不可以呢?当 然,骂归骂,骂完以后,更重要的是要致力于清除自己身上和心中的毒素,保障 自己不朝妄人和俗人的方向堕落。”余杰用“骂史”的方式来批判现实,用剖析 畸形历史现象的方式来揭示现实的残缺。在这样一种过于直接的对比与附会中, 极端的情绪、刺激的语言、敏锐的话题、惊人的观点交织在一起,让人在激动之 后,感到了更大的空虚。 余杰太浮躁,也太激愤了,他没有心思对历史进行细究,所以表达出来的其实 只是一种诗情,有些句子读起来是十分过瘾的,足以让人心潮澎湃。如在《腊肠 下酒著新书》这则笔记中,余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与其做一个庸庸碌碌之 人,不如作少年英雄腹中的腊肠和火腿。”在今天这样一个拒绝沉重、消解思想 的时代,余杰这种鲁迅风格的话语、启蒙思想家的情怀、超越世俗的言说不能不 说是一种值得珍惜的精神资源,但是,我担心这种派生出来的激情是否能够持续 下去,深入到中国文化的灵魂中。如果仅仅是对鲁迅的简单效仿和故作姿态的 话,捍卫自由的精神向度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了。余杰的阅读是固执的,这种尖锐 性是他刻意追求的,他说:“读史书的时候,必须有自己的定见,否则越读越糊 涂。”他认为汉语是一种必须“翻译”的语言,只有剥去伪饰才能搞明白。余杰 寻求的是一种清醒的阅读,而其实真正的清醒往往在激情冷却之后。 (转自《深圳周刊》九九年第45期)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