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摘自张远山《永远的风花雪月 永远的附庸风雅》，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 ISBN 7542612824 本书是“叩门者文丛”之一种。作者认为人们天生迷醉风花雪月，喜欢附庸风雅， 正如人类天生追求幸福生活。有了风花雪月，人类的生活才真正美好起来，有了 附庸风雅，人类的情操才真正升华起来。本书分两编，上编《永远的风花雪月》收 入鲁迅、顾准、王小波、董桥论等文章，下编《永远的附庸风雅》收入谈论当代影 视、民俗、宗教观等方面的篇什。 汉林书城(www.hanlin.com)推荐） （作者授权新语丝在网络刊出） 顾准论：人类是否真正需要理想主义 张远山 石鲸鳞甲动秋风，（杜 甫） 胡天八月即飞雪；（岑 参） 念其霜中能作花，（鲍 照） 夜凉吹笛千山月。（欧阳修） 　　顾准是鲁迅以后最伟大的中国思想家，也是鲁迅之后引起我同等程度敬意的唯一 一人。这一点，我已从不少朋友那里得到证实，我相信会有我不知道的更多的当代知 识分子与我有同感。然而我不能清楚地判断，我对顾准先生的崇敬程度，是否已经超 过了对鲁迅先生的崇敬程度，因为顾准先生身上同时具有鲁迅之外引起我同等程度敬 意的布鲁诺的圣徒气质。如果说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和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现状 进行了最无情的抨击──但不是全面冷静的哲学批判，而是游侠式的散打和艺术家式 的嘲讽，那么顾准先生则是以圣徒般的献身精神，继鲁迅之后对中国现当代社会尤其 是政治形态进行了最深刻的反省。顾准先生的现实感是如此强烈而自觉，与那些“其 意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和民主”（《顾准文集》P348，以下只 标页码）的书斋学者不同，顾准先生认为：“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 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P311） 　　众所周知，研究现当代史与研究古代史的危险性不可同日而语，因此顾准先生知 道，自己握着一支“用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P367）。先生认为：“有一种个人主 义在中国很少见；像布鲁诺那样宁肯烧死在火刑柱上也不愿放弃太阳中心说。……那 种个人主义，中国不是没有，可是，好像只有一个类型，文天祥、史可法之类，而这 已是中国专制政治到了末日时候的从容就义，不是社会上升进步中的殉道精神与自我 实现了。”（P379）很显然，顾准是以布鲁诺式的献身精神从事他的思想探险的。而 布鲁诺说过：“在真理面前我半步也不会退让。” 　　有人认为，现代中国只有鲁迅一人可以称“先生”而不名，人人皆知“先生”是 尊称鲁迅。在下文中，我对顾准也遵循此例。 　　我认为，先生对中国乃至世界思想史的重要贡献，有如下三个方面：一、对民主 的深刻理解，二、对科学的全面反思，三、对理想主义的独特批判；而三者具有内在 的逻辑一贯性。下面分别予以评介。 一、对民主的深刻理解 　　很久以来，民主与科学（即五四时期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已变成了人云亦云 的老生常谈。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并非真知。”先生认为：“五四的事业要 有志之士来继承。”（P367）于是先生深入探讨了这两个差不多已经沉没在集体无意 识的大海之中的文明航标。 　　先生首先追本溯源，对希腊民主进行了深入的梳理，这是他的《希腊城邦制度》 关注的核心问题。先生正是带着问题进行研究的，他自称与梁漱溟一样是“问题中人 ”。先生指出，希腊式民主，即由全体公民直接参与的民主方式，在现代大国（不仅 中国）中不可能照搬：“广土众民的国家无法实行直接民主。在这样的大国里，直接 民主，到头来只能成为实施‘仪仗壮丽、深宫隐居和神秘莫测’的君王权术的伪善借 口。”（P259）这一清晰而坚定的论断，比之于某些西方政治家所谓“民主是最不坏 的制度”那种避实就虚与含糊其辞，需要更深刻的思想洞察。 　　先生还指出了现代民主的一个特殊误区：“有人把民主解释为‘说服的方法’而 不是强迫的方法。这就是说，说服者的见解永远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别人不理解它的 正确性。……那么说服者的见解怎么能够永远正确呢？因为他采取了‘集中起来’的 办法，集中了群众的正确的意见。怎么样‘集中起来’的呢？没有解释。”（P343） 这一判断，同样来自对希腊思想的深刻把握，它涉及辩证法的希腊起源，即苏格拉底 所谓“真理助产术”。在希腊式或苏格拉底式辩证过程中，对话双方没有“说服者” 与“被说服者”的先验设定，在柏拉图著录的苏格拉底式经典对话中，提问者苏格拉 底总是从“我一无所知”开始，并以没有结论但引起对话者思考而结束；然而自称掌 握了最高最后的辩证法结晶的现代“说服者”，却总是从我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 遍真理”开始，最后以“被说服者”放弃自我独立思考、全盘接受“说服者”的思想 预制板而结束。“辩证法”的这种形而上学化，导致了当代中国思想的蜂窝状──“ 理论”、“学说”泛滥，但都是毫无独创性的正六边形！用这样的“思想”进行“说 服”，虽然“战无不胜”，却是只有弱智儿童才会相信的神话，与真理风马牛不相及 。 　　先生对此开出了药方：“把科学精神当作前提，就可以把‘集中起来’的神话打 破。你说‘集中起来’这个集中，分明带有（1）集中、（2）归纳这两个因素。你主 张你‘集中起来’的是群众中正确的意见，你就是主张你归纳所得的结论是100%正确 的。可是你的归纳，决不比别人的归纳更具有神圣的性质，你能保证你没有归纳错了 ？何况，这种归纳，实际上往往不过是‘真主意，假商量’而已。这么看来，唯有科 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 的恩赐的民主。”（P345） 　　先生进一步认为：“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P345）我认为， 这可以反过来检验打着各种旗号的现代“民主”之实质：谁进步得更快，谁发展得更 丰富多彩，谁就更民主。先生认为：“人民当家作主，那一定是无政府。”（P364） “民主，不能靠恩赐，民主是争来的。要有笔杆子，奢望什么人民当家作主，要不是 空洞的理想，就会沦入借民主之名实行独裁的人的拥护者之列。”（P368）先生致力 于为民主呐喊，根本的理由是召唤科学精神：“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 求这种民主。”（P344）“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是和科学精神水 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必须采取的方法。”（P345）于是先生从对民主的历史追溯， 转入对科学的学理思索。 二、对科学的全面反思 　　先生认为，近代科学的真正起源是西方的唯理主义。然而“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 条。中国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有《周髀算经》，然而登不上台盘。犹如中国有许 多好工艺，却发展不到精密科学一样。中国没有唯理主义。”（P352） 　　先生指出：“唯理主义最大的好处是推动你追求逻辑的一贯性，而这是一切认真 的科学所必须具备的东西。……那种庸俗的实用主义，把逻辑的一贯性和意义体系的 完整性看得比当下的应用为低，低到不屑顾及，那也不过无知而已。”（P252）我认 为，那种把缺乏逻辑一贯性的谬论当作辩证法的文革遗毒，至今还在中国知识界作祟 。全民背诵官方哲学教条的结果，只能是哲学的庸俗化；全民胡解辩证法的结果，只 能是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化。当任何人对任何问题都永远“一分为二”时，辩证法就成 了登峰造极的形而上学。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下，任何谬论都可以被广泛接受，任何 人都会被任何谬论说服得心服口服。当代中国有的是形而上学化的辩证法杂耍，而当 代中国人却缺乏最基本的逻辑常识──八十年代，中学教育大纲取消了最初浅的逻辑 教学。正是辩证法的形而上学化，导致了对逻辑一贯性与思想融贯性的无知和蔑视。 先生指出：“‘辩证法’作为批判的即‘破’的武器，是有巨大价值的。一旦它成为 统治的思想，它的整体性的真理，它的‘一元主义’，都是科学发展的死敌。”（P418 ）然而先生对唯理主义的认识并不停留在简单肯定的粗浅层面，因为唯理主义虽然是 科学思维方式的起源，却不是科学精神的最后归宿。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切不可把 理智奉为我们的上帝。理智对于方法和工具有敏锐的目光，但对于目的和价值却是盲 目的。”（《爱因斯坦文集》卷三，P190）一旦把唯理主义加以神学化，同样可能引 发可怕的社会灾难。先生尖锐地指出：“唯理主义的理性推理是人的一种心理能力。 你怎样才能够唯理主义而不唯心主义呢？”（P422）逻辑一贯性是仅就独立的科学学 说和哲学论断而言，正如牛顿的学说必须具有逻辑一贯性，爱因斯坦的学说也必须具 有不同于牛顿学说的逻辑一贯性，但两种学说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却是辩证的。所 谓辩证，是允许不同意这种学说的人用另一种学说进行争论和加以批评，而决不是指 在同一种学说内部可以翻云覆雨，昨天那么说，今天却可以这么说；并把与旧说矛盾 的新说，称为对旧说的“发展”，而又永远保留旧说的权威招牌。如果是真正的新说 ，那就应该明确宣布抛弃旧说，因为真正有价值的新说是无须假借旧说之权威的。真 正有价值的新说，有自身的逻辑一贯性支持己说，这就够了。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 ，无须自称“新牛顿学说”，无须自称是牛顿学说的“最新发展”──而且事实上， 如果保持牛顿学说的逻辑一贯性，是无论如何“发展”不出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任何 理论、任何学说都必须具有逻辑一贯性，这是狭义的科学精神，也就是唯理主义精神 ；但无论具有怎样的逻辑一贯性，任何理论都没有足够的资格定于一尊，任何学说都 没有足够的权威独霸真理。这种辩证的历史发展观，才是能够超越唯理主义局限的广 义的科学精神，也就是更高的真正的科学精神。于是先生进入了对唯理主义或旧理想 主义的独特批判。 三、对理想主义的独特批判 　　认为一种学说、一个主义就能全面最后地完成真理，是唯理主义的虚假承诺。且 不说某些具有高度逻辑一贯性的学说，或具有内在融贯性的思想，完全可能是有条有 理的胡说，这是稍具粗浅的哲学史常识的人都已了解的。即便某种学说与思想正确和 伟大得前无古人，一旦被神学化，阻碍和扼杀后之来者，就成了形而上学。也就是说 ，“前无古人”是可能的，但“后无来者”是绝对的狂妄和反动。哪怕是套着神圣光 圈的辩证法，一旦神学化，一旦僵化为教条，也无法逃避这一命运。先生说：“唯其 只有一个主义，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杀科学！”（P369）这种思想史上常演不衰的闹 剧，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迷信。这种迷信认定人类有可能找到最高最后的终极真 理或绝对真理，并有可能用这种最高最后的终极真理或绝对真理建立一个完美无缺的 至善天国。先生指出：“设定人负有神圣的使命，有其历史的终极目的；这比上帝之 说当然进步了，进步得不可估量了。然而就其唯理论的特色而论，这不过是没有上帝 的基督教而已。”（P248）这种思维迷信，正是把唯理主义推向极端化所致。唯理主 义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这从唯理主义的祖师爷柏拉图的《理想 国》就已经开始了。先生指出：“相信绝对真理的人和狂热的基督徒一样，都讨厌庸 人气息，赞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风暴。”（P363）“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 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P370 ）“至善是一个目标，但这是一个水涨船高的目标，是永远达不到的目标。”（P375 ）乌托邦式的旧理想主义，是人类做不醒的一个美梦；而由于做不醒，美梦就会变成 恶梦！ 　　先生最有价值的贡献，正是对这种来源于唯理主义的乌托邦式旧理想主义的严厉 批判，这种批判集中体现在先生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一书里。极端的唯理主 义会走向盲目的理想主义：唯理主义的逻辑一贯性固然是早期科学赖以萌芽的土壤， 但唯理主义的逻辑一贯性一旦僵化，唯理主义的内在融贯性一旦反客为主地不顾现实 ，并且荒谬地以逻辑来强奸现实，就会走入思想独断论的死胡同。因此，必须把唯理 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起来。正如早期科学的皇冠戴在数学头上（绝对的唯理主义）， 而现代科学的真正领袖却是实验物理学。先生指出：“近代自然科学的实验主义、多 元主义，以及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繁荣昌盛，总的说来，是唯物主义的经验主义的 后果。”（P426） 　　其实，先生原本也是理想主义者和唯理主义者，虽然他在思想后期宣布“坚决走 上彻底经验主义”（P424），但他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气质上，根本是个理想主义 者：“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P424）因此先生在反思旧理想主义时不失公 正地说：“理想主义虽然不科学，它的出现，它起作用，却是科学的。”（P406）先 生厌恶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P405）正是早期信奉的旧理想 主义中的唯理主义独断论成分，使他在身受其苦以后幡然醒悟，于是先生投入了对旧 理想主义最不妥协的批判。我相信，不是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不会对变质了的理想 主义作出如此坚决的反叛。先生虽然是个新理想主义者，但为了理论的尖锐性和立场 的鲜明性，先生却宣布自己是个经验主义者。因为唯理主义是封闭的，而实验主义或 经验主义是开放的。与此相应，旧理想主义是独断论的、终极论的，并且常常是末世 论的；而新理想主义是科学主义、实验主义、经验主义，也就是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 。先生认为：“哲学上的多元主义，就是否认绝对真理的存在，否认有什么事物的第 一原因和宇宙、人类的什么终极目的。……一切第一原因、终极目的的设想，都应该 排除掉。而第一原因和终极目的，则恰好是哲学上的一元主义和政治上的权威主义的 根据。”（P346）先生对历史发展的认识甚至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最有害的思想也 推动过思想斗争，而没有思想斗争，分明就没有进步。”（P346）也就是说，即便是 思想界的群魔乱舞，也比万马齐喑的定于一尊更有利于进步。在当年的政治背景下， 一个没有理论勇气和历史洞察的思想家，不仅不敢这么说，甚至连想也不敢这么想。 　　即便旧理想主义在以前的思想斗争中一度正确过，在过去的社会实践中一度成功 过，也无法用任何辩证法杂耍来证明它现在和将来也永远正确、永远成功，因为这在 逻辑上是不完全归纳。先生反问道：“你哲学家有多大能耐……你根据多广泛的观察 ，说你已经发现出来绝对的普遍的规律了？”（P420）“自然界如此浩瀚广阔，丰富 多采，你能添一粒沙子进去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妄想用一种什么哲学体系来一以贯之 ，那简直是梦呓。”（P420）对此，唯理主义哲学传统的最大反叛者尼采曾有过极痛 快的意见：“哲学体系仅在它们的创立者眼里才是完全正确的，在一切后来的哲学家 眼里往往是一大谬误，在平庸之辈眼里则是谬误和真理的杂烩。然而，无论如何，它 们归根到底是谬误，因此必遭否弃。”（《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原序一》）先生借 用了鲁迅的著名提问：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先生认为:“‘娜拉出走以后怎样’，只能 经验主义地解决。”（P405）乌托邦主义、旧理想主义对成功地出走后的娜拉没用。 历史已经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哲学问题不解决，永远只能引入而不能创新， 永远不会有‘自主性的创造性’的学术研究。”（P418）先生认为：“每一个人有他 自己的哲学。所以，唯有多元主义而不是一元主义，才是符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P419） 　　然而，正是因为先生早年有过献身旧理想主义的经历，因而才会对唯理主义者具 有感同身受的“同情的理解”：“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 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 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成分），他们才心有所安。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 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 的。”（P424）我认为这种同情的理解非常重要，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超越利益得 失和个人恩怨，不流于意气，不激于义愤，冷静地论事不论人，客观公正地分析批判 ，总结历史教训，使已经发生的社会性灾难不白白付出代价，并且避免再发生同样的 悲剧。 　　值得欣慰的是，诚如先生所言，历史正在进步，一元主义的大一统旧格局正在虽 然缓慢但无可挽回地逐渐打破，先生“自己的哲学”作为多元主义之一元，也终于得 以面世，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创获。我坚信，历史将会进一步证明，先生不仅 属于现代，同样属于未来；先生不仅属于中国，更加属于世界。然而，对先生的崇敬 依然无法使我对先生的学说过分迷信。如果说我对先生有什么保留，主要就是他的旧 理想主义和唯理主义的残余，这一点，即便在他的杰出著作中也是不难看到的。比如 ，“文革”、中国革命乃至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挫折，不完全是一时一地某种学说、 某个党派或某个领袖的责任，它有更深远的思想史上的、思维方式上的深层原因，先 生以过激的义愤归咎于一些偶然因素，过度谴责个别领袖，是不够冷静的，也是失之 偏颇的。我疑心，历史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和自然节奏，并不是个别权威或反权威能 任意操纵和左右的。先生对个别历史人物的过度愤怒，似乎折射出一些英雄史观的消 息。我也很怀疑，社会的进步是否真正仰赖于个别先知或超人来指点江山？以天下为 己任的思想家们，是否像他们所批判的对象一样，同样犯了过于托大的毛病呢？因此 我以为，在历史的长期不合理性的探求方面，以及对个人激情的不够节制方面，先生 还是过于诗化了，这对于一个深刻的思想家来说，显得不够从容和丰厚，具有明显的 精神贵族气质或文化精英倾向。这或许也是时代的共同错误吧！我相信，如果人要诗 意地活着，哲学就必须少一些过于主观的诗意。正如顾准之弟陈敏之所言：“诗的时 代过去了，现在是散文的时代。”（《从诗到散文》，《顾准文集》P434）然而这一 白璧微瑕，或许与先生研究历史的初步性、表达方式的私人化（顾准的主要著作是作 为私人通信保留下来的）以及那个特殊时代的特定氛围有关，因而我在感情上不愿苛 求先生，我只能对先生没有如愿完成自己的研究计划而深深地遗憾，并因这一遗憾无 法弥补而长长地叹息。因为毕竟，在基本的思想和立场上，我与先生同歌哭，共喜怒 。愿先生在天之灵安息！ 1995年12月25日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