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 　　因新语丝曾于2002年7月10日贴过《少年意气与圣人激情－－评张远山〈通 天塔〉》一文，作者丰果像邓晓芒先生以及许多读者一样，误把小说主角王先生 视为作者本人－－只有混同两者，“少年意气与圣人激情”才会与作者相关而非 仅仅与主角相关。为免我珍视的新语丝读者受误导，现将此信交方先生贴出。在 澄清这一问题后，仍然欢迎任何读者的任何批评。谢谢！ 　　张远山2003／7／29 　　反对痴狂的拟痴狂体 　　－－关于《通天塔》致邓晓芒先生书 　　邓晓芒先生： 　　您好！ 　　非常感谢先生对拙著《通天塔》花费如许精力和心血加以研讨。 　　读了先生发表在去年第五期《博览群书》上的大作《解〈通天塔〉之谜》， 已大感佩服，虽然当时就有些话想与先生交流，但碍于与先生不熟，怕过于冒昧。 再说评论者的意见未必一定需要获得作者首肯，作者似乎以不插嘴为宜。日前承 单正平兄告知，他供职的海南师范学院的《学报》上有先生的大作《〈通天塔〉 的哲学寓意》，说如我尚未见到，他可以寄来。我估计很可能是先生在完成初稿 后见到了刊在去年第三期《博览群书》上的拙文《跨越时空的〈通天塔〉》，因 此又参考拙文对大作初稿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就烦请单兄寄来。今天收到一读， 发现果然如此，大作对《通天塔》作了更深入更准确更到位的分析。我对先生精 益求精的精神真是非常敬佩。 　　一 　　拙著《通天塔》是非常不成熟的，我很不满意。这不是一般意义的谦虚。除 了我的才力不够，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是，此书是迫于外力而写的，写于1990年－ －先生想必能够料到，所谓“外力”，就是前一年的政治风波。而我原本的写作 计划是从1994年开始，而且计划中也没有这部《通天塔》，提前写以及写这么一 部作品，完全是历史的偶然。我的开笔因一种外加的“不可抗力”而提前，我自 己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所以写得非常仓促，非常草率，也非常粗糙。 　　要说明为什么我的写作生涯预定了时间表，打破这种时间表而提前写作导致 的心理准备不足的严重程度，有点说来话长。我从小不喜欢文科，尤其不喜欢如 此教条毫无趣味的语文课，我也不喜欢当时找得到的全部文学作品，我认为那些 东西远没有解数学题有趣。我的理科成绩一向比较拔尖（每门课全校第一，区里 可排前十），而且很不用功，老师也允许我不上课，不交作业。我当时的主要精 力用于书画和参加社会活动，我当时担任上海市的市、区学生组织多种职务，说 来可笑，我当时是个又红又专的“革命小将”，打算把一生献给共产主义事业， 而父母亲友则认为我一定“前程远大”、“官运亨通”。所有的老师都认为我考 上任何理科重点大学不会有问题，但是我却在1980年临高考前一个月，顶住父母 师长的极大压力而一意孤行地改考文科（当时的名言是“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 都不怕”），原因是1978年以后的启蒙思潮唤醒了我的人文关怀，尤其是当时揭 露的张志新事件等“文革”黑幕，使我幼年的信仰彻底幻灭，我认为如果不改变 中国的政治黑暗，理科学得再好也是为邪恶服务－－另一方面，因为我从未碰到 过不会解的数理化题目（我的数学老师曾经把刊登在《参考消息》上的世界数学 竞赛的题目拿给我做，因为他自己解不出），我误以为理科没有什么难度，而我 喜欢做有难度的事。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多么浅薄，已经悔之晚矣，现在我已经变 得非常弱智，为自己的少年冲动付出了巨大代价。 　　作出改考文科的决定时，我就决定终生以写作为生，而且我的写作将与中国 社会的主流教条终生作战。我原本打算一直读到博士，但本科使我对中国的高校 教育非常失望，我又改变了计划，决定提前结束学生生涯，边工作边自学，这一 计划是十年，也就是从1984年到1994年（最后我于1995年离职开始职业写作）。 那十年中，不断有外界的各种诱因诱使我提早开笔，但我都不为所动。这使许多 对我寄予厚望的大学老师、大学同学、包括父母亲友对我都非常失望（我前妻也 因为失望而离开了我）。因为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在那些年里，几乎每一届都 “出人”，成为同届同学的骄傲。我们同届同学的笑话是，前三届（七七、七八、 七九三级）出了赵丽宏、陈丹燕、夏中义、朱大可等人（人很多，据说有“华东 师大作家群”之谓），八一级有格非等人，独独跳过我们八○级，一直没有“出 人”。我在上海的地下“亚文化”圈里也成了笑柄，因为大学时代就早早地浪得 虚名，此后十年却一点没出息。但那些“舆论”对我根本不构成压力，我向来我 行我素。 　　然而1989年的政治事件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但仅仅是改变了我的时间 表，却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思想和信仰，这有我此后的所有著作和行动为证，我不 可能变成一个我所厌恶的相对主义者和虚无主义者，更不可能变成一个向内在欲 望和外在强力屈服的中国式奴才，反而使我更决绝更坚定地打算逆时代潮流而动） －－我在那场政治事件中打算赴死，却未果－－我不可能再平静地完成我的自学 计划，只好提前开笔。先生说《通天塔》发明了一种“痴狂体”，我想这种“痴 狂”固然是因为那个政治事件使我“痴狂”，但更确切地说是“反痴狂的痴狂”。 因此，《通天塔》的语言“痴狂”完全是为了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我对那个重大事 件的历史性指控：我认为那次事件的悲剧性结局足以证明整个中国已经“痴狂”， 而且这种“痴狂”必将深刻影响未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我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我决不可能痴迷于痴狂，我更不可能主张痴狂。拙文《跨越时空的〈通天塔〉》 想透露的唯一信息就是：《通天塔》是对那一事件的历史性指控，它是在那一事 件后的第一时间写下的一个文本，其中包含的着对那一事件如何影响中国未来历 史走向的预判－－不论这些预判和描述是否正确，都是在九十年代尚示开始时作 出的。虽然由于那一事件直到现在依然不能在媒体上公开言说，写于去年的此文 不得不暗示得相当隐晦，不过我想还是够明确的：“中国的八十年代终结于一次 政治风波……《通天塔》创作于九十年代尚未开始之时，它确实是关于九十年代 中国的寓言，但更是关于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九十年代之后中国的预言。因此，认 为九十年代中国乃至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是以《通天塔》为‘蓝本’而展开的， 无疑更为确切。但我不是要为自己赢得‘预言家’的荣誉，我想说的仅仅是，我 无时或忘地衷心期望这一‘寓言’或‘蓝本’对‘九十年代之后的中国’不再具 有概括力。事后的寓言是回溯的，而事先的寓言则是向未来展开的。自九十年代 开始以来，我的与日俱增的痛苦是，这样的现实还要向‘未来’展开到何时才能 终止？《通天塔》作为预言何时才能失效？” 　　如果说我主张和提倡“痴狂”，那么当《通天塔》作为“蓝本”所预言的现 实无不一一得到证实时，我怎么会有“与日俱增的痛苦”？我为什么还要希望 “预言失效”？ 　　当然，更不必说撰写《通天塔》之时，我身受严重威胁，受到有关方面严密 监控，随时有可能身陷囹圄（故事很多，就不细说了），所以小说也写得相当隐 晦。由于过于隐晦，惟恐读者难以窥破，我特地撰写了一篇故意“说大话”的 《〈通天塔〉游览须知》（1997年与小说同时传上网，但正式出版时未收入，附 上供先生参考）加以暗示，但看来暗示不太成功，也可能许多读者看懂了暗示， 却迫于时代困境只能沉默。 　　二 　　先生在大作中说：“我甚至猜想作者掀起这种‘语言的狂欢’是故意的，整 个历史退化论的讽刺性描述也是故意的，目的是揭示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时代及 其‘光明’的前景。”这一猜想非常准确，但或许是因为时代困境所迫导致《通 天塔》的这种“故意”，又使作者不得不故意弄得扑朔迷离，以致诚实学者必有 的审慎促使先生不敢“断言”，而仅限于“猜想”。正是“猜想”的或然性，使 先生紧接着又说：“但无疑，作者在进行这种揭露时仍然过于投入了，至少在某 些时候，他真真假假地把自己也搞糊涂了，他禁不住滥用了自己的天才，陶醉于 语言的狂欢和真情的显露，在堕入绝望的同时也认同了人类的命运。” 　　我想说的是，我从来没有痴狂，也不可能对痴狂“过于投入”，也没有“在 真真假假中把自己搞糊涂”，更不想滥用自己十分有限的才能，但时代困境迫使 我不得不把文本写得真真假假和扑朔迷离，确实有极大可能把读者搞糊涂－－当 然，读者被搞糊涂决不是读者的责任，根本责任是时代的言论禁忌，而作者要负 的责任是才能低下，没有能力用更高明的表达做到既不误导读者，又避免受到迫 害。 　　那一事件确实使我对中国的未来更“绝望”，但却决不可能“认同”我当时 就已预知的中国的未来不幸命运，越是绝望，越是促使我决绝地与之抗争。《通 天塔》的痴狂图景，是我用无可置疑的态度指证那一事件必将使中国人在可以展 望的近期内，失去一切敬意，拒绝一切崇高，走向礼崩乐坏和堕落纵欲。 　　先生接着说：“他给现实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理念标准，但他又随时以相对 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惑消解着这个理念标准的批判性。”我觉得这里的误解在于， 前一个“他”是作者，后一个“他”其实是作者予以批判的小说主角“王先生” 而非作者，但先生和很多读者可能误以为“王先生”代表作者。细观全书，应该 可以看出，王先生根本不可能代表作者－－我认为这是一部彻底的真正的反乌托 邦小说的基本标志。王先生在作者眼里是病人和疯子，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王 先生是倪九十九的继任者，他虽然在许多事情上反倪九十九之道而行，但在建造 乌托邦这一点上，他与倪九十九本质上是相同的，而我是反对乌托邦的。还是因 为担心读者误解，我又在《〈通天塔〉提要》里明确说：“但他继承了仇人的梦 想，执迷不悟地建造通天塔。”（见扉页）。另外，小说中倪九十九曾对倪采说： “你懂什么。新挖茅坑三日香。他不做做样子。臣民怎么服他。‘王先生令’里 最重要的一条你注意到没有。‘加紧修建通天塔。’”（第184页） 　　当然，我反对的乌托邦仅仅是指用政治强力乃至专制暴力强行实施和推行的 乌托邦，对于“作者并不打算把他的理想在现实中强行实施和推行”（先生语） 的乌托邦著作，我并不否认其价值。所以，王先生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正是 作者要批判的。已经被某些评论者注意到的王先生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决不是 作者自己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而恰恰是作者预言的那些“救世者”（即八十年 代的不少启蒙知识分子）在九十年代必将变成“混世者”，步入中国式的相对主 义和虚无主义。或许有必要说明，我不仅对八十年代的政治现状不满意，而且我 对八十年代那些启蒙知识分子的中国式政治幼稚、思想幼稚（包括其浓重的乌托 邦思想残余）也非常痛心，我认为这也是那一事件走向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所 以我在八十年代并未全身心投入启蒙运动，而基本上保持局外人式的沉默，并为 预定于九十年代开始的发言积蓄力量，做充分的准备。 　　我在《〈通天塔〉游览须知》里又明确地说：“《通天塔》只提出问题，不 给出答案。”因此《通天塔》中的任何人物提出的一切救世良方，都是我的讽刺 和批判对象－－当然也包括王一土关于生、死、梦的胡说八道。 　　三 　　先生的修改稿中最让我兴奋和佩服的是如下观点：“至今还没有评论家指出 这种’痴狂体‘对纯正汉语所构成的极大危险，反而对之赞美有加，这是很奇怪 的。”我查也不用查，就知道这句话是大作初稿所没有的，可以说，正是因为此 话，我才决定冒昧致信先生。吾友余世存是最早提出《通天塔》的文体与某些网 文风格相近的：“这不就是现在无数无名的作者正在网络上使用的文体吗？十年 前，远山先生的心智即已自由地行走过语言的万里边疆，可不惊人也夫！今天的 人们借助于网络才稍有涉猎，但各类各种人的自律（‘自宫’）使得中国人的虚 拟空间也如现实或如时间‘万古如长夜’。（《通天塔》说了，一切真如都是假 如）。虽然人们对‘网文’作为一种新文体仍缺少统一的标准，但可见者多有明 快、虚拟语句充斥、标点随意……等特点，而这一切在《通天塔》中多有着精致 而完美的表现。”（第329页）余世存的“指认”很对，即《通天塔》的“痴狂 体”（先生这一命名大可敬佩）与网文有相似处，但如果误以为这种相似说明我 “立”得比别人早十年，那就大错特错了（不过余世存未必有此意）。也就是说， 如果“赞美”《通天塔》是“痴狂体”网文的“先驱者”、“开风气者”乃至 “提倡者”，我是万万不能接受的。我根本不是想在《通天塔》中进行什么先锋 派式的文体实验，我仅仅是在一种不能明说的特殊语境中进行预言、讽刺和批判 －－即我不是要“立”这种文体，而是要“破”这种文体。虽然尚未“立”就要 “破”说来可笑，但这恰恰是因为《通天塔》是一部“预言”之作－－乌托邦小 说是预言的，反乌托邦小说也是预言的，或许两者仅有这一点相同，这是哲学小 说最不同于其他文学小说的地方（参见拙文《哲学小说不同于文学小说的思维方 式－－关于〈通天塔〉的答客问》，刊《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八期）。更何 况，“痴狂”早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这我已经说过。严格说来，《通天塔》 并非凭空的“预言”，而是对八十年代用乌托邦式的狂热反对旧乌托邦的合乎逻 辑的历史推演。我从来不认为那一事件是个历史意外，而认为这是一个植根于中 国传统、隐伏于八十年代的历史必然。这一历史必然的未来展开，就是《通天塔》 的末世图景，也就是我们现在身临其境的现实图景。 　　证明“破”的意图的最明显例证就是书中对王丰和柳依桥这两大佞人的竭力 讽刺－－《通天塔》的“痴狂体”，以他们两人最典型，如柳依桥的三个案例、 两人为施青青打官司、王丰的《无遮赋》等，尤以柳依桥因触怒王先生的那篇歌 功颂德文章为最，他也因此文触怒王先生而畏罪自杀。所以说，“痴狂”是我预 言并批判的，但我首先要批判的是存在的痴狂，其次才是语言的痴狂。因为存在 既然已经痴狂，那么语言也必然痴狂。无论是存在的痴狂还是语言的痴狂，一旦 被《通天塔》的预言不幸而言中，成了现实，那么正是我要批判的，而决不是我 要提倡的。我在小说开头明确说，“语言能力的丧失，是理性崩溃的根本标志。” （第11页）这是《通天塔》中“语言”一词的首次出现，也可以说是一篇之总纲， 后文的所有“语言狂欢”，可以说都是在对这一总纲提供实例和罪证－－而对我 写作之时尚处于“未来”的王朔、王小波、周星弛乃至各体大话式网文，则是 “预言”。 　　先生说得非常对，“这种‘痴狂体’对纯正汉语构成了极大危险”，但岂止 是对汉语构成极大危险，我首先关注的是那次政治疯狂对汉语世界即中华民族、 中国文化的未来构成了极大危险。评论者赞美我所批判的东西，并且误以为这种 赞美同时是对我本人的赞美，如果不是出于情面对我本人致敬（我认为这是不足 取的，本身也属于“痴狂”，有违求道者本色），那么就可以说，我在九十年代 初预言并批判的东西，不仅很不幸地成了现实，而且更不幸的是已经成了时尚， 许多人（哪怕是与我在人文理念上接近的同道）已经不自觉地受到了感染。所以 他们首先误读了《通天塔》（尽管这种误读不能完全归咎于读者，更该负责任的 是专制时代的政治禁忌），然后就对作者批判的东西加以赞扬。只要看一看我的 其他作品，就可以知道存在（我谓之“受指”）的“痴狂”和语言（我谓之“能 指”）的“痴狂”决不是我要提倡的，而是我要批判的，我所有的其他作品都没 有这种痴狂风格。可能是因为先生对我的其他作品并不熟悉，所以批评我“过于 投入”。尽管我认为这可能是出于先生对《通天塔》根本主题的误解，但先生的 这一批评却充分显示出先生具有与我相近的、起码是并不完全对立的基本价值观， 因此令我非常敬佩－－能够指出这种“痴狂体”的危险，足以证明先生的巨眼。 　　先生的学问之渊博令我非常吃惊，因为出谜容易解谜难，先生揭破的谜底比 任何评论者都多－－尽管我并无意于设谜，只是借用而已。当然从《通天塔》的 写作意图来说，即使我有另创情节的能力，我也不想另创，而是一定要广泛借用， 一定要故意撞车，如不借用而避开，就无法寄寓我的批判和反思，这部作品就会 成为一部徒有愤世嫉俗之表的浅薄无聊之作。所以就后现代文学的惯技“戏仿” 而言，《通天塔》的“戏仿”意味更复杂。举例来说，《通天塔》的尾声就是借 用了位于东太平洋的复活节岛（现属智利，原岛名“赫布亚”意为“世界之脐”） 上的那些神秘头像。我力图使这部作品超越仅仅影射中国的狭隘，使之具有全球 文化的背景，因为乌托邦狂热并不仅仅是发生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之中国的孤立现 象，而是涉及全人类的历史性现象。 　　四 　　我对从小生活于其中的乌托邦毫无兴趣，我从小不爱那个世界。所以我自小 就郁郁寡欢，与当时的火热生活格格不入。我非常早熟，幼年起就投身于“共产 主义事业”，是因为我从小就认为当时发生在我身边的中国生活是极其可厌的， 必须改变它。但直到1978年（当时我十五岁，《跋语》中的自述均属障眼法，也 是真真假假）我才知道，当时发生在我身边的可厌生活，正是那场名为“共产主 义事业”的乌托邦运动所致（当然还与中国固有的许多传统有关），所以我决定 投入毕生精力反对它。也因此，我对王先生的最后选择（即先生所说的中国式虚 无主义、相对主义的“情”），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九十年代的纵欲生活，不正 是在“情”的名义下进行的吗？关于这一点，《通天塔》的第一个评论者王一梁 似乎有点感觉，他说“这解释了为什么在《通天塔》这部描述淫乱毁灭了一个世 界的小说中会有一种清教徒气息。”尽管他的其他许多评论我并不认同，尤其他 读得非常粗心（远没有先生那么细心），评论中把许多重要细节都搞错了（附入 《通天塔》时他已因政治原因，以一个刑事冤案而身陷囹圄，我无法征得他的同 意，因而原文照录，未作更正），这可能与他读的是手写原稿有关。 　　还可以说一说《通天塔》所批判的伪神学。在真正的神学中，彼岸与此岸是 不相通的，但《通天塔》一开始就指出了王老大试图在此岸找到彼岸，而正因为 王老大没能成功，他第一个“痴狂”了，于是有了全书第一个痴狂文本《月亮 颂》。妄图在此岸找到彼岸，正是中国文化寻求内在超越的病根－－先生对此已 有涉及，只是误以为这正是作者“逐步自觉显露”的此书“真正主题”。其实反 讽从倪丘在王村诡称代表“活着的上帝”就已经开始了。上帝只能是彼岸的，不 可能是活着的，而活着的上帝正是“大救星”（其现实对应物不言自明）。奉一 个活人为大救星（无论他是圣人还是帝王），正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困境。所以， 《通天塔》中任何伪先知（从王八到王先生，至于夏秋冬更不用说了，作者明确 说这是王明为了救命而临时胡编的）的嘴里，宣扬的都是伪神学，而不是作者的 主张。由此可知，先生对中国式内在超越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批评，正是 《通天塔》所要批判的，而不是《通天塔》所要主张的。我想说的是，王村的王 老大和王明萱（古代中国的圣哲和帝王）不可能找到彼岸，王城的倪九十九和王 先生（现代中国的圣哲和帝王，后者虽然游学西方，但最终是王老大的儿子，是 一个内圣外王者）也不可能找到彼岸。因为他们都是乌托邦主义者。王城就是王 村换汤不换药的现代版。 　　顺便一提，我对消解了原始佛教精义的中国式禅宗是最为深恶痛绝的，拙著 《寓言的密码》、《永远的风花雪月永远的附庸风雅》中都曾经对禅宗作过严厉 批判，我还一直想写一部全面批判禅宗对中国文化的致命伤害的专著，限于学力 和精力至今未动。我虽然酷爱《庄子》，但我对《庄子》别有所解，与历来的一 般见解十分不同，《寓言的密码》中就特别提出“间世”一说，并且对老庄之学 的末流进行了批判。但我觉得老与庄是颇不同的，比如老子冷酷而庄子热心，老 子滑头而庄子严肃，但庄子有最根本的中国式局限，庄子对传统中国的文化形态 危害极大，老子（韩非受其很大影响）则对传统中国的政治形态危害极大。我也 一直打算写一部关于《庄子》的专书，但因学力不够，目前还远未到出最终成果 的时候。 　　五 　　总的来说，先生关于《通天塔》以及王先生等人种种非常准确的分析和批评， 并非作者的主张，而正是作者要批判的。也就是说，并非全书陶醉于“痴狂”并 得意于这种“痴狂”，仅仅在结尾处指出“痴狂”必将退化成猴子才可看出作者 的批判，同时仅仅在结尾处把评论者“对本书的一切赞美都嘲笑了”（先生语）， 而恰恰是评论者不该“赞美”作者此前旨在揭露和否定的“拟痴狂体”，评论者 应该“赞美”（更准确地说是“辩认”出）的是全书对那一事件之后全体中国人 之“痴狂”的预言，以及对这种“痴狂”的讽刺和批判。当然这对评论者确实有 点强人所难，因为预言已经是困难的事情，更何况这部预言作品还不是明明白白 地预言，只能非常隐晦非常不着痕迹地“影射”。 　　《通天塔》作为一部影射作品，一开头就从“护士”扯到“卫士”，正是影 射那一事件中镇压人民的刽子手“共和国卫士”－－其他种种影射恕我不再细说， 否则是很败兴的。我在第一部专著《寓言的密码》中说：“当神圣的批评权力被 剥夺以后，影射的权力就是神圣的。在民主体制下，人民有批评权；在专制体制 下，人民有影射权。有其事而不许批评，运用寓言来批评，谓之影射；无其事而 允许批评，捏造事实来攻击，谓之诽谤。诽谤有罪，影射无罪。……影射并非文 学的正途，文学的正途是象征。象征是最高的文学境界，而影射是文学的最低境 界－－正如专制统治是政治的最低境界。……没有专制统治，就没有影射文学。 专制是因，影射是果。有其因，必有其果。要杜绝影射，只有废除专制。只有跳 出先秦以后的这种低水平对峙，中国的文学、艺术和思想才有真正的希望，才会 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第二个先秦时代。在先秦时代，中国的文化艺术曾经 与苏格拉底的希腊、释迦牟尼的印度不相上下，各有千秋，此后就每况愈下了， 这是专制之祸，也是影射之祸。但是，影射是正当防卫，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专 制。” 　　当然，我并不希望《通天塔》完全落入文学的最低境界－－影射，我对使之 接近文学的最高境界－－象征，作了更大的努力，但这一努力因我才能有限很不 成功。这就是我对这部小说不满意的原因。一部如此粗糙的作品（当时一稿而就， 根本没有草稿），能够得到先生如此精细的批评（虽然有一个不能由先生负责的 莫大误会），我对先生深表感谢。我之所以不想在其后的岁月中把粗糙加工得精 致些，是因为我不想改变它发言的那个历史性时间点，我想看一看我的“预言” 有多少被不幸而言中，有多少是失效的。《通天塔》预言的“不幸未来”至今尚 未结束，所以验证“预言”的时间还会很长吧。 　　这封信也已经太长了，而且写得很乱，虽然还有许多话题未及展开，但我不 敢再冒昧耽误先生更多的时间了。很抱歉已经耽误了先生不少时间，再次感谢先 生的评论使我受益良多。 　　祝先生一切顺利！ 　　张远山敬拜 　　2003年1月22－23日 　　附注： 　　收到此信后，邓晓芒先生回信说（节引）：“阅后颇感振奋！我不是职业评 论家，因此说话可以更无顾忌一些。我常说中国没有真正的评论家，尤其是科班 出身的，简直就是在混水摸鱼。我的评论也很难说是文学评论，不如说是文学思 想评论。但我凭借的是直接的感觉，而不是一套文艺理论框架。我看过你的一些 文章，十分赞同你的立场，但对《通天塔》却有所不满，觉得从你的立场上退回 去了（虽然最后又复原了）。看了你的信，才发现我是对你误解了，也许我的感 觉还未到位，但也许这误解不可避免，因为我多半只能够通过猜测来体会作者的 心情。不过这更使我高兴，在当今中国，能够达到这种思想层次的人寥寥无几。” 　 　　邓晓芒先生的话颇堪玩味：“我看过你的一些文章，十分赞同你的立场，但 对《通天塔》却有所不满，觉得从你的立场上退回去了（虽然最后又复原了）。” 由于邓先生后读到的《通天塔》创作于1990年，而邓先生先读到的我的“一些文 章”均写作和发表于《通天塔》完成后的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因此在邓先生未 “发现”自己对《通天塔》有“误解”之前，邓先生应该“觉得”我现在的立场 比《通天塔》进步了，但实际上他却表述为“觉得从你的立场上退回去了”。这 一误述是非常有意味的－－即使阅读精细如邓晓芒先生，依然会视而不见《通天 塔》封面及内文多处提及的实际写作时间。 　　这一附注决无对邓先生不敬之意，而仅仅是想指出：一部书在非正常的环境 中被非正常地推迟出版，就注定了“误解不可避免”（邓晓芒语），因为时间是 不会倒转的。同理，一个民族在非正常的环境中被非正常地推迟发展，也注定了 必被其他民族误解，因为历史车轮也是不会倒转的。对个人而言，一部书不该被 耽误出版的最佳时机；而对民族而言，一个国家不该被耽误发展的最佳时机。中 国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尽快赶上全球民主化的最后一班地铁。 　　2003年7月29日 (XYS20030730)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1.dyndns.org)(xys.332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