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中国的喻体   ——以自我神化的“网络意见领袖”王怡为例   张远山   我出生于1973年6月1日,今年快到29。老家是四川三台县,李商隐写“巴山 夜雨涨秋池”的地方。92年读四川大学法律系,喜好文史哲,读书时多半都放在 这上面。……从大学毕业到2000年10月之前,我的写作都是断断续续的私人的写 作,从未投稿,亦从未想过写作的任何功利性。   ——摘自王怡致张远山信(2002/1/7)[1]   一   王怡从网络走向纸媒,始于2001年第6期《书屋》杂志发表的《我看电影 (一)》。这是王怡自己告诉我的:“在《书屋》上的《我看电影》,是我第一 篇正式发表的文章。”(2002/1/7)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王怡,并且立刻引起了注意,因为《我看电影》是我与友 人合著的《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   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看电影》是《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而且是首部。 但我既未公开说过,也未对任何人私下说过。[2]不知王怡是否打算对我的“知 而不言”判决有罪?[3]   王怡更不可能不知道:《我看电影》是《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而且是首 部。但他既未对我私下承认过,也未公开承认过。不知王怡是否愿意对自己的 “知而不言”罪加一等?[4]   《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很多,针对这一现象,有人赞扬“《齐人物论》开 创一代文风”,也有人批评“《齐人物论》风常刮,则学风不免渐趋空疏无聊”。 批评者说得很对。我反复说过,《齐人物论》是我的最差著作,我的合作者也认 为《齐人物论》是其最差著作。四年来,不断有报刊、出版社建议我们撰写续书, 再齐齐古人,或论论洋人,我们都断然拒绝。但中国出版界的中国特色就是这样: 海平面以下的作品越烂越畅销,海平面以上的作品则越好越无人问津——最好的 作品更是难以发表和出版。由于《齐人物论》是我与合作者各自的最差著作,所 以成了我与合作者各自最“畅销”的著作,也成了被模仿最多的著作。   孤证不立。我就再举一部《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比《我看电影》仅晚一 期,同样连载于《书屋》杂志的张渝《雪尘语画》。   张渝襟怀坦荡地公开承认,这是模仿之作:“一路写来,也尽量装模作样地 学着庄周的‘举重若轻’。但是不举不知道,‘庄周’者何许人也,人家那功力 岂是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所能比的?所以,无论如何装样,也难逃狗尾之名、牛喘 之状。”[5]   其实《雪尘语画》水准比《我看电影》高得多,我也曾撰文向读者推荐。   模仿未必是优点,也未必是缺点,关键看模仿什么,是模仿海平面以下的烂 书,还是模仿海平面以上的佳作。若是后者,还要看模仿得好不好。好不好,不 在于像不像被模仿的佳作,而在于是否有所独创。中外名著常有大量仿作,古今 名家多从模仿起步。从模仿起步并不可羞,中国当代写手的可羞之处,是大量模 仿海平面以下的畅销垃圾,而很少模仿海平面以上的滞销佳作。王怡和张渝模仿 《齐人物论》而不模仿那些畅销垃圾,足以证明他们的起点不低于海平面。但对 模仿《齐人物论》一事,张渝知而必言,王怡却知而不言,器局已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通过模仿之作《我看电影》看出了王怡的才华。   在《书屋》上读到《我看电影》之时,我正受托暂时负责《东方》杂志改版, 于是我就上网看了王怡的许多网文,其中我最欣赏的是《在作弊中慢慢成长》。 但这篇网文像他所有的网文一样,业余习气很重,写得粗糙而随便,以网文标准 来看尚属出色,以传统标准来看则远未及格。   于是我发出了给王怡的第一封信,征求他本人意见:   “王怡你好……愿意自己修改还是愿意我动点手术?”(2001/11/12)   王怡复信说:   “张先生你好……如果你能替我改动那篇文章,那是最好不过了。非常感 谢。” (2001/11/19)   经我修改过的《在作弊中慢慢成长》,发表在2001年第11期《东方》。   随后我又上网看了王怡的更多网文,觉得“闲话武侠”系列不错,决定为王 怡在《东方》上特辟个人专栏加以连载,于是又给王怡写信:   “‘闲话武侠’四字较泛泛,做专栏名也不够出色,连载后出书做书名也嫌 平淡,是否可能想出一个更好的名目?比如‘江湖横议’?”(2001/11/30)   王怡复信说:   “‘江湖横议’的名字很好。你决定吧。”(2001/11/30)   于是,王怡个人专栏《江湖横议》的第一篇《走出珍珑棋局》,发表在2002 年第2期《东方》。此后我不再管《东方》的编辑事务,并于2002年3月7日通知 了王怡。   刚刚从网络走进纸媒的王怡,就如此轻易地有了“《书屋》、《东方》专栏 作者”的头衔。   二   我深知,成名过早过快,对定力不够、德性不厚者会有杀伤力。王怡要走的 路还很长,千万不要被廉价的成功冲昏了头脑,于是我十分含蓄地一再提醒王怡:   “有些人的‘不怕牺牲’还是姿态,他们永远只是在一米线之外,却做出一 副已经闯入一米线的姿态,这种表面的‘反骨’虽然引起官方反感,但由于实际 上没有犯禁,已经非常虚弱的官方就会允许这种虚假的挑战者安全地存在,还以 此证明自己多么民主、多么宽松。这种做戏的堂吉诃德,是更可耻的投机者、哗 众取宠者。”(2001/11/20)   “我们做的是长远的事,不要太着急。”(2001/12/22)   尽管有所担心,2002年1月1日王怡来信为其第一部著作《载满鹅的火车—— 我看电影》(即连载于《书屋》的《我看电影》)向我求序,我还是破例答应了。 然而我深知,古今中外有无数才子曾被“成名综合症”击败——尽管处女作幸运 地成了成名作,然而成名作却不幸成了其毕生顶点。于是我在答应写序的复信里 又含蓄地与之谈判:   “我卖文为生,自愿写的文章,倒确实希望卖个好价钱,但点题约稿则一律 不写,出再高的价也不写。”(2002/1/2)   聪明的王怡果然一点就透,回信给我吃了一颗包着糖衣的定心丸。   药丸外面的糖衣是:“点题约稿一律不写,我很佩服这样的态度。(中略, 见下。)远山兄的这句话,我会以此自勉。我定会坚持如兄长这样的原则。” (2002/1/2)   糖衣里面的药丸(即上引中略者)是:“我以前把写作当作个人的一种生活 方式,绝不写自己不情愿的东西。现在的写作开始掺有了功利性(一方面是名利, 一方面是对发言权的争取),加上所谓情面,觉得坚持这一原则开始变难。” (2002/1/2)   王怡的谈判手腕如此高超,让我感到王怡似乎过于聪明了。   聪明的王怡不可能不知道,谈判一旦破裂,拙序就会胎死腹中。因而药丸外 面的糖衣,他当然要说会坚持原则,但糖衣里面的药丸,他又为自己放弃原则留 下了三条退路:“名利”写作、“发言权”写作、“情面”写作。坚持原则如果 不难,何必还要坚持?   王怡如此聪明地为自己留下了进退自如的余地,于是——   写序还是不写?倒成了我的哈姆雷特之问。   2002年1月21日(我写出序文的前一天),北京余世存先生因主编“70年代 学人文丛”向我征求意见,尽管对过于聪明的王怡越来越担心,[6]我还是推荐 了他:“王怡是七十年代中挺出色的一个。”(2002/1/21)   向余世存推荐王怡的当天,我给王怡信中的提醒已不再含蓄:   “不要再像网上写得那样随便,多留一些好东西。”(2002/1/21)   可惜王怡只会选择性地接受,能让其自我膨胀的鼓励语就当补药吃,不能让 其自我膨胀的提醒语则充耳不闻,乃至引起强烈的反感——但我当时并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对王怡既有鼓励和推荐,也有担心和提醒,我觉得自己可以放心了: 担心或许是多虑,王怡没准真是“阳光底下无新事”的千年古国之罕见例外呢?   2002年1月22日,我终于下决心写出了序文《为地球寻找地球仪,为中国寻 找喻体》。在这篇序文里,我依然对王怡既鼓励又提醒,尽管颇有揄扬,但没有 一个字违背我的良知。   写出序文的两个月后,我又最后一次明确提醒王怡:   “尽量争取早日出版,但不成熟就决不出,出书毕竟应比发表更慎重,许多 人没把握好这个度,小有虚名就不放弃任何出版机会,结果越出越水。” (2002/3/16)   王怡复信说:   “我本来经济上较拘谨,早先盼着出版有一点钱,现在度过了危机,也就不 太急了。”(2002/3/16)   王怡的聪明话依然让我无法捉摸:要到度过经济危机后才“不太急”,是否 说明度过经济危机前很急吼吼?那么以后若又有经济危机,是否又会急吼吼?有 没有可能一向都是“天下事,从来急”地“只争朝夕”,“不太急”仅仅是哄我?   这是聪明的王怡给我的最后一封信,而且是我去信后的复信。   三   王怡与我不通音问后不久,我非常失望地看到他竟开始撰写其烂无比的“社 评”,从斗士向策士发生质变性位移。然而人各有志,不必相强,所以我犹豫之 后,并未去信劝告。   八个多月后的2002年11月底,我收到了方舟子的来信:   “见到你一篇为王怡文集写的序,想起一事。……数个月前有flg的人窜改 了我有关美国科学院院士信神比例的译文,王怡将这篇诈文转贴到他当版主的一 个论坛上,做为大科学家倾向于信神的证据。这本来没有什么。但是在有一位网 友指出这是窜改我的译文的诈文,并贴了我的译文和英文原文为证后,他竟答以 ‘既然是方舟子写的,不能相信’。且不说他何以对我有如此偏见,光是这种思 维方式,就颇令人惊讶,不必寄以厚望也。”(2002/11/27)   我比方舟子更为惊讶。“不必寄以厚望”而我却加以“期待”的王怡,竟是 一个颠倒是非、毫无理性、徒逞快意的狂妄之徒?我真是对他看走眼了!方舟子 并非不可批评,任何人都不享有批评豁免权,但知识分子怎么可以面对事实不加 辨析就如此蛮横!他要是掌握生杀大权,与他所批评的政治强人有何两样?痛苦 万分的我思之再三,过了近一个月,才给王怡写了一封信,毫不客气地批评他对 方舟子的偏见是:   “久在网上,受一般网上妄人的影响,众怒不敢犯,思之未深。” (2002/12/22)   信尾,我也顺便对他写那种策士派“社评”提出了委婉劝告:   “我的看法是能不写则不写。”(2002/12/22)   此信连发多次,然而我没收到片言只语回复。   后来成都《教师之友》杂志的编辑范美忠先生打电话向我约稿,说打听我的 联系方式大费周折,本以为一定能从王怡处问到,没想到王怡说找不到我的地址、 信箱、电话了。我倒颇为释然,以为自己明白了王怡不复信的原因。想想事过境 迁,已无须重发前信。   然而我去信一个半月后,2003年2月4日,我却收到了王怡寄来的两本《载满 鹅的火车——我看电影》[7],如果这还可以勉强解释为他又重新找到了我的地 址,那么书上没有签名就只有一个解释了:王怡与我断交了。   迟钝的我这才明白过来:我于2002年1月交出了序文,又于2002年2月后不再 编《东方》,所以2002年3月16日王怡对我去信的复信,就成了他给我的最后一 封信。   从2001年11月12日我给王怡的第一封信,到2002年3月16日王怡给我的最后 一封信,我们之间的通信“神交”,起迄仅短短四月。我这个被利用者、被愚弄 者,就被聪明的王怡当作已陈之刍狗抛弃了——可笑的是我还蒙在鼓里。   聪明的王怡知道我蒙在鼓里,也许是出于仁慈不想让我再浪费感情,也许是 不敢犯“知而不言”之罪,总之这一次他决意知而必言了——在对我单方面断交 近一年后,聪明的王怡以聪明至极的方式通知了我:寄两本我为之撰序的不签名 本。   若只寄一本签名本,那么还是朋友。若只寄一本不签名本,可以视为断交。 寄两本不签名本的露骨深意,恐怕是以书价计为稿酬了——尽管我明告王怡,拙 序是免费送给他的。[8]然而王怡偏要以其不加掩饰的恶意让我明白,我出于善 意“破例”撰序的结果,就是得到创历史新低的“稿酬”。且不说我不明白王怡 对我的恶感为何如此强烈,我最不明白的是,对我如此深恶痛绝的王怡,为何还 要把拙序贴到网上,继续榨取我的剩余利用价值?[9]   在“老调子还没唱完”的古老中国,这种人间喜剧闻之多矣。然而我万万没 想到:由于我的“破例”,竟然咎由自取地亲历一回。   乡先贤鲁迅翁,就曾因为坚信“青年必胜于老年”,而被新青年们狠狠地教 育过。我还煞费苦心地为鲁迅总结出一种“事先恕道”:   “事先永不防范,而事后不遗余力儆其效尤,正是鲁迅的独特‘恕道’。传 统的恕道是在后的:先防范,被伤害后无力反击,于是不得不‘宽恕’;而鲁迅 的恕道是在先的:先不防范,对方的言行证明他不配得到信任后就‘不宽恕’了。 很明显,传统的事后恕道,大多是弱者的虚假标榜;有能力反击却真正宽恕的人, 少得几近于无。而鲁迅的事先恕道却是货真价实的,是真正的大恕;当然也由于 他是强者,事先不防范,是因为有真正的实力和自信。那种事先用阴暗龌龊的不 信任逼得人人自危,弄到不可收拾才来抹稀泥,卖弄其事不关己的‘宽容’,正 是鲁迅毕生视为死敌的传统毒素。”   这种“事先恕道”是否为先生本人首肯并躬行,我无法起迅翁于地下,以乡 谈加以核实,然而我平生所求的都是为己之学,总结出“事先恕道”,并非为鲁 迅辩护,而是用于亲身履践。我对鲁迅的“事后不宽恕”确是有所辩护,但我并 不奉行鲁迅式的“事后不宽恕”——这是他的“独特恕道”,决非我的。为此我 特地把鲁迅的八字真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改为:哀其不幸,恕其不争。[10]   王怡对我不敬,或许有我不清楚的充足理由,我正该借此深刻反省。不做朋 友,未必就是敌人。   四   2003年6月9日,北京《书评周刊》主编许晖先生来信说要做一个王怡专题, 打算刊出拙序。我出于宽厚未予阻止。次日,北京三联书店编辑文静女士为编选 电影评论集《楼上楼下》向我约稿,并请我推荐作者,我依然毫无保留地推荐了 王怡等三人。   然而一个多月后,看到王怡在2003年7月17日的上海《外滩画报》上又发表 了一篇烂文《今识“智子疑邻”》,我惊骇至极。此文是根据2003年高考材料作 文赶出来的急就章,1996年四川大学法律系本科毕业的王怡若参加高考,只能得 零蛋。   高考考卷上印着出自《韩非子?说难》的寓言原文: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亦云。暮 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没有几个高中生会读不懂“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智”明明是动词, 不可能是名词,王怡却把“智子”当成人名连用了四次。根本还没弄懂韩非的 “旧识”,王怡就开始用其粗糙蹩脚、病喘吁吁的文字,大胆发挥起郢书燕悦的 “今识”来了:   “从邻人说,好心没好报,归到交浅言深上,从此人情练达,沉默是金。这 一层不说。高考作文命题高屋建瓴,……其实韩非的本意并非批评‘智子’。这 则寓言见于《说难》篇,意思是劝说别人是何等的困难,因为每个人所处的位置 不同。这是被韩非当作一个事实接受的,所以他的主要目标是研究那些能够有助 于让别人听取自己意见的注意事项。交浅不可言深就是注意事项之一,所以韩非 这则寓言的本意是批评邻人。……智子之所以不怀疑儿子……智子对他二人的建 议并没有因为亲疏远近而厚此薄彼……我还是怀疑十有八九就是智子他邻人干 的。”   这是什么昏话!韩非是轴心时代的先秦思想巨子,为秦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 专制主义做出了最有力的辩护。这位中国专制主义的教父——思想高度空前绝后 的邪恶天才,怎么可能说出如此平庸浅薄的昏话?   《韩非子·说难》,告诫人臣须彻悟对人主进言之难,即使一片愚忠也极易 误触逆鳞,自蹈死地。   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33年读到《韩非子》,大为叹服:“寡人得见此人,与 之游,死不恨矣。”为得“此人”,秦王立刻发动战争“急攻韩”,韩王赵安求 和。秦王要求韩王遣韩非入秦求和。于是韩非出使,秦王悦之,留于秦。不久李 斯进谗,秦王疑之,韩非被迫服毒自杀。[11]   因此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中感叹:“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 终死于秦,不能自脱。”在其名文《报任少卿书》中说得同样明白:“韩非囚秦, 《说难》、《孤愤》。”   顺便一提,《说难》、《孤愤》为《韩非子》之篇名。现代标点一加,太史 公八字妙句之一语四关,其深意妙味殊难辨识。古文无书名号,故须恢复为原文 才到眼即明: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先说音之双关:其一巧引韩非名篇,不著一字;其二连缀成句,妙合无痕。   再说义之双关:一运旧典,韩非因说难而孤愤自杀;二寓今典,自况因说难 而孤愤被宫。   如此一语四关的世界级写作高境,王怡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我也差着十万七 千里。   王怡的胡言乱语,证明他不仅没有通读过大而言之中国知识分子、小而言之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必读之书《韩非子》和《史记》(其他典籍且不说, 更不必问读过几遍),而且没读过《韩非子·说难》。王怡此前是否见过“智子 疑邻”四字,都值得怀疑。因为此词不是常见习用的成语,古今文人极少使用, 起码我从未见过,连《中国成语大辞典》都不收。倒是出自《列子·说符》的 “疑邻窃斧”偶有文人使用,但《中国成语大辞典》同样未收。因此两种可能性 最大:王怡或是从2003年高考考卷首次得见,或是读过《中国古代寓言选》之类 白话译本,而且还跳过原文,只读译文。不管实际情形如何,结果一样:没读懂! 但没读懂不同于读不懂,读不懂是不够聪明,王怡足够聪明,没读懂必定是自作 聪明。知识分子最忌自作聪明,因为自作聪明者师心自用,器小易盈,必非好学 之徒,断难臻于高境。王怡说什么“这则寓言见于《说难》篇”,装出早就“见” 过的饱学模样,完全是为文不诚的自欺欺人。   王怡敢于师心自用、自欺欺人地写出这篇不堪卒读的烂文并公开发表,彻底 证实了我的担心:“成名综合症”毁了他,如同身体极度虚弱者用野山参大补之 后七窍流血,又如同杜甫饿极之后被急食撑死。这种网络烂文在网上论坛胡乱贴 贴、旋生旋灭也就罢了,发表在“公共”纸媒上就成了公害。我意识到,继续听 之任之是对中国文化的不负责任,是对知识分子神圣天职的玩忽职守。出于对王 怡丝毫未变的极大善意,我马上放下手头工作写出《从友人王怡的误读说起》一 文予以公开批评。[12]   此文标题特意称其为“友人”,是我寄望于王怡能够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的 最后愚忱。因此我的文章作法颇为用心良苦,根本没有像上文那样略做展开(详 尽展开更惨不忍睹,倘若《咬文嚼字》愿意发表,我抽空改改这篇幼稚园作文), 而是先提及了对作品硬伤、节操软肋拒不认错拒不道歉的余秋雨和赵忠祥,最后 才轻描淡写地提及王怡把“智子”当名词的知识错误,而且点到即止地仅举两句 误读的原文,又说他的胡言乱语“见解颇为独到”,希望以知识分子自居的王怡, 羞于与余、赵为伍。   我把《从友人王怡的误读说起》投稿给新语丝网和世纪中国网,当天就在新 语丝上刊出(2003/7/19),一周后在“世纪中国?世纪周刊”刊出 (2003/7/25)。王怡不可能没看到这篇拙文,因为他是“世纪中国?世纪沙龙” 的版主。退一万步说,即使王怡本人确实没看到,那么王怡的众多网络拥趸中, 必定有人看到拙文,只要王怡稍具“闻过则喜”的知识分子基本美德,那么看到 拙文的王怡拥趸就一定会转告他。除非他的每一个拥趸都已诚惶诚恐、汗不敢出 地明白:王怡像政治领袖一样具有不可冒犯的淫威,不仅指出其错误的批评者死 路一条,甚至连转告有人批评他的人也死路一条。   过了两天,我想起《书评周刊》打算刊出拙序,于是又把《从友人王怡的误 读说起》寄给许晖先生,附信说:   “拙序王怡文不用则罢,若拟用,是否可以同时刊出传上的这篇相关小文? 这或许有利于国内批评空气的健康化。我辈固然要反对政治的过度干预,但著文 也应有高度的自律。知耻近乎勇,不知耻,何以言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知识 的尊严应该高于一切,比政治勇气更可贵。”(2003/7/21)   我的想法是,两篇要么同时刊出,要么都不刊出,因为我不再愿意仅仅揄扬 王怡,使其继续自我膨胀,那样我的善意反而害了他。许晖先生欣然采纳拙见, 拙序与拙文同时刊于2003年第8期《书评周刊》。由于该刊是无正式刊号的内刊, 影响甚小,我又把此文单独发表在2003年第6期《中国编辑》(双月刊),2004 年1月9日《河北日报》还转载了拙文的主要观点。   我知道此文会得罪王怡的部分拥趸,但我不相信王怡的拥趸全都不明是非— —即便全都不明是非,我也从来不在乎得罪任何人。我更不相信,如此赤诚的友 善会得罪王怡本人。   拙文在网上刊出后,果然有王怡的拥趸替他出头强辩,说拙文所举的两句王 怡原文难以看出理解有误,反而倒打一耙说我误读了王怡原文。然而这无关紧要, 关键要看王怡本人的反应。可惜的是,王怡没有勇气公开认错。聪明的王怡错过 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机会。   十天后,我见王怡毫无动静,还是善心不死,又补充了两句王怡误读“智子” 的原文,以《从友人王怡的误读说起(修改重贴并附王怡原文)》为题发表于新 语丝(2003/7/31)。文前加了一段对王怡略有激将的按语,文后还附上从《外 滩画报》网页上复制粘贴的王怡原文,并附该报网址。[13]   然而王怡依然知而不言地继续沉默,再次错过了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的极佳机会。   五   2003年8月1日,新语丝发表了Tarheel的《公开批评不容易——王怡真的误 读了吗?》,此文标题使我误以为贴主是王怡的拥趸,但文章写得不算太坏,如 此质量的网络原创贴,在新语丝以外的中文网上极少见到,即有也会被大量网络 烂贴淹没。贴主不仅“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地批评我“用心良苦,下笔谨慎 有余,批评不足”。而且同样“如老吏断狱,一语中的”地点中了王怡这位“在 线思想工作者”的致命死穴:   “张远山先生欣赏的文友,如果读到这里总不会看不出‘智’是在作动词用 吧,怎么会把‘智子’当作名词呢?我觉得一个合理的猜想是,王怡根本就没有 在写文章前再读一遍原文,而是凭着大致的印象提笔直书自己的独到见解,而以 前对于‘智子疑邻’这个成语的理解就是一直把‘智’当作动词,不是这次写文 章用到,还真难以发现。假如这个猜测正确的话,那王怡写作此文的态度怎么说 都不能算是严肃认真的,张远山对于朋友的批评虽然是公开的,却也手下留情, 客气得很。”[14]   尽管我已明白贴主并非王怡的拥趸,然而由于王怡依然沉默,为了对王怡仁 至义尽,我不得不抱着对贴主万分抱歉的心情,又一次煞费苦心地借题发挥,于 2003年8月2日又写了一篇《答Tarheel〈公开批评不容易——王怡真的误读了 吗?〉》[15],以与贴主商榷的方式,希望王怡明白:即使他视我为敌,我依然 不会视他为敌。只要王怡对知识葆有最高敬意,愚顽的我就依然视他为“一致而 百虑,殊途而同归”的知识分子同道。   然而王怡依然没有勇气公开认错。宣扬高调谬论“知而不言是一种罪”的王 怡,有无知乱言的不道德戾气,却没有知错必认的真道德勇气,而且对此十分心 安理得。   原来,这位法律系毕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投稿给《外滩画报》后,发现 了对“智子”两字的误读(仅此而已,他不可能发现对韩非的整体误读),但 《外滩画报》已经付印,他犯下的知识错误已来不及改正,于是他就任其谬种流 传,不在报上网上做出说明解释和认错道歉。为了逃避责任和混淆视听,王怡耍 了个小聪明,在《外滩画报》2003年7月17日刊出其烂文的同一天,把《今识 “智子疑邻”》改题为《努力诠释“智子疑邻”》贴在“关天茶舍”上,企图伪 造作案现场,掩盖历史真相。[16]   然而掩盖谎言的,只能是更大的谎言。自作聪明的王怡一定没想到:原题与 原文尚属贴切,新题却与原文完全“文不对题”。“今识”的胡乱发挥,尽管是 郢书燕悦的搞笑式胡说,出丑也只出你王怡自己的丑。“诠释”则必须严格符合 原意,王怡欲盖弥彰地把“今识”改题为“诠释”,就把自己的胡言乱语全都强 加于先秦巨子韩非了。尽管韩非被我视为平生最大劲敌,但与先秦以后的不肖子 孙相比,韩非达到的思想高度依然赢得了我的极大尊敬——尽管不可能赢得我的 爱戴。我借两大先秦巨人庄子、公孙龙之力,在《寓言的密码》中与韩非大战十 三回合,堪堪只打了个平手,我也不愿作弊暗算——歪曲论敌,虽胜不武。若不 能堂堂正正击败论敌,不是反而证明论敌宣扬的是真理吗?[17]知识分子不仅应 对知识葆有最高敬意,而且必须坚信真理终能战胜谬误。此役胜负未分,何妨再 订后约。王怡对我最尊敬的论敌韩非如此佛头著粪地大肆轻薄,确实激起了我从 未有过的极大愤怒。   王怡之新贴,黔驴技穷地“努力”以“诠释”掩盖“今识”,结果益显其不 学无术——然而自作聪明的王怡却毫不自知。因此,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 我充满善意、手下留情的批评文章,王怡却既不给我来信来电私下解释说明,也 不在报上网上公开认错,而是妄自尊大地一意孤行,狂悖无状地装聋作哑,把我 仁至义尽、苦口婆心的善意批评视为穷追猛打的挑衅和不可容忍的冒犯。他不懂 人臣韩非子、司马迁的“意思”,心思倒与人主秦始皇、汉武帝一般无二!自我 膨胀到这种地步,足以使我确信,他是一个对知识毫无敬意的知识叛徒,同时证 明他此前是一个仅把知识视为谋取世俗名利之工具的江湖知识骗子。这种知识叛 徒、知识骗子能够越来越“公共”,是当代中国文化的莫大耻辱,也是对先秦伟 大祖先的莫大羞辱。   于是我立刻把他的名字,从朋友名单里永久删去了。   此后听说“公共知识分子”王怡来上海演讲,我不再“期待”他来见我。他 果然没来。我希望这是因为他确实不想见我这个很不“公共”的知识分子,而非 寄出不签名本后又把我的地址弄丢了。其实他即使来见我,我也不会接待,因为 我的“友人”已经变成了我的敌人。只要王怡一天不公开认错道歉,这个公共知 识叛徒、江湖知识骗子就是我永远的敌人。   知识分子无私敌。公共知识叛徒、江湖知识骗子王怡决非我个人的敌人,而 是全体知识分子的公敌。   六   交代完前因后果,现在我可以解释那篇极易引起读者误读的拙序了。   在具体解释前,我想告诉拙作的所有读者:   全部拙文拙著拙信拙贴,我都要严格自检很多遍,直到自信每个字都准确妥 当后才会放行。当然我必有失检,是人就会犯错误,所以我欢迎任何批评和质疑。 无论善意恶意,我永远欢迎对拙作的严厉批评和苛酷质疑——妄人妄语除外。我 对写下的每一个字都负责到底。有错必认,有疑必答,决不装聋作哑,决不知而 不言。[18]   先从拙序末句说起:   “这是我为公开出版的个人著作所写的第一篇序,我认为王怡值得我破这个 例。”   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很精确,严格符合“增一字太多,减一字太少”的自检 标准。   一、在此之前,我为并未公开出版的个人著作和公开出版的非个人著作都写 过序,所以这一“破例”有严格限定,决没有误读者想象的那么金贵。   二、我应作者请求,出于善意撰序揄扬这部《齐人物论》的模仿之作,是因 为模仿《齐人物论》表明,作者愿意向《齐人物论》提出的“世界级度量衡”努 力。所以“破例”仅仅意味着,我认为这部公开出版的个人著作在海平面以上, 但海拔并不高。   也许读者还会进一步质疑:你为什么不能写得更明白一些?   正因为惟恐误导读者,我明明白白指出了王怡与我的不同:   “王怡说:‘我并不知道这篇东西会写成什么样子。’这是他与我这样的 ‘传统作家’相当不同的地方。他的写作是进行时的,而我的写作是完成时的— —起码在阶段意义上如此。”   何为“进行时写作”?就是不加推敲、粗糙随便、仅供一次性浏览的网络写 作。   何为“完成时写作”?就是反复推敲、一字不苟、经得起苛酷挑剔的传统写 作。   “进行时”、“完成时”不仅指写作,更指求学。学无止境,好学者永远 “只知道我一无所知”(苏格拉底)、“生有涯而知无涯”(庄子),不可能真 正“完成”,所以强调“阶段”。我的求学,以一知半解地遍览全部先秦典籍和 轴心时代的世界性重要典籍,写出哲学小说《通天塔》(1990)、哲学笔记《中 西思维层次之差异及其影响》(1992)、哲学专著《语言三指论》(1990,未出 版)、哲学论文《公孙龙〈指物论〉奥义》(1992)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1992年后我开始反复重读,尚不敢说全面理解,更不敢说融会贯通。然而王怡的 求学尚在“进行时”之中,连一知半解的第一阶段也远为“完成”。   只要仔细读一遍全序,我对王怡的定位就再明白不过了:   王怡是文字粗糙的网络写手,可以美其名曰“网络作家”,但决非传统作家。   王怡是思维粗疏的网络思想者,而非传统思想者,更不是传统思想家。   王怡作品的思想含量,仅仅比海平面以下的网上匿名烂贴和纸上“著名”垃 圾略高一些——以侏儒为参照系,当然连幼稚园小朋友也成了巨人。若以《齐人 物论》提出的“世界级度量衡”为参照系,王怡抵达的海拔高度,不过是小土丘。 但已经在海平面以上的王怡还非常年轻,还处于“进行时”之中,还会“慢慢成 长”。因此序末说:   “我对王怡这样的新一代写作者、新一代思想者充满好奇和期待。”   我对那些已经处于“完成时”,不可能再“成长”,注定永远在海平面以下 的“著名作家”、“著名学者”,没有任何好奇和期待。   我期待王怡从“网络作家”慢慢成长为“传统作家”,我期待王怡从“网络 思想者”慢慢成长为“传统思想者”,甚至慢慢成长为“传统思想家”,但必须 “慢慢成长”,决不能快速成长,因为欲速则不达,而且快速成长的唯一捷径是 自作聪明的“作弊”。   然而“不太急”的王怡不耐烦“慢慢成长”,他急火攻心地要快速成长。他 曾经在作弊中慢慢成长,现在他要在作弊中快速成长了——其实不过是在作弊中 快速膨胀罢了。   最后解释拙序标题《为地球寻找地球仪,为中国寻找喻体》。前半句我化用 王怡句意,是为了在后半句引出我对王怡的真正“期待”——   为中国寻找喻体。   因为在我为王怡撰序的二十一世纪初,中国依然是无声的中国,中国的真声 音依然无法获得直接表达,只能借用喻体来间接表达。所以我“期待”比我年轻 十岁的王怡能够为中国寻找喻体,不仅继续使中国的真声音获得间接表达,还应 致力于使中国的真声音从间接表达向直接表达推进,直到中国彻底获得最直接的 表达。   由于王怡比我年轻十岁,又被我误以为“是七十年代中挺出色的一个”,所 以我实际上是以王怡为喻体,表达了我这个六十年代人对七十年代人的期待。但 我决没有期待王怡个人代表“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获得表达”[19],我更没 有期待王怡个人代表全体中国知识分子获得表达。因为王怡只是王怡一个人[20], 他不能代表七十年代人,更不能代表全体中国人——没的丢人现眼,辱没先秦巨 子;徒然贻笑外邦,目我中华无人。   然而我的期待完全落空了,我对王怡完全看走了眼。王怡根本没有致力于使 中国获得表达,王怡仅仅致力于其个人获得表达,仅仅致力于其个人获得越来越 大的“发言权”。尽管王怡的“发言”越来越拙劣,但他获得的“公共”“权力” (话语权也是权力)却越来越大,于是越来越被权力腐蚀,随之越来越自我膨胀。   以上解释,决不是要证明我对王怡的自我膨胀有任何预见,更不是要说明拙 序对王怡隐藏着任何恶意。稍有理智、略知文心者,都能看出拙序对王怡极尽善 意——这一点连王怡本人也没有否认。[21]   所以我仅仅是要说明,友情也好,敌意也罢,权力也好,金钱也罢,都不可 能让我写下任何违背良知、作弊捣鬼的不实之词,因为我的道德良知和人格尊严 是非卖品。   然而明知我极尽善意,却丝毫不妨碍王怡从一开始,就把我当成了他登上神 坛的垫脚石。这样被利用的垫脚石,决不可能只有一块。主动献媚被其利用的垫 脚石(当然是为了相互利用地分一杯羹),也有不止一块吧。为了不断垫高脚下 的小土丘,王怡还肆意贬低其他年代的知识分子,[22]以拔高“七十年代的知识 分子”。于是,“使七十年代的知识分子获得表达”的王怡,就自以为站在整个 时代之“顶峰的顶峰”了。自我膨胀的王怡以为,他一伸手就可以摸着天了,他 一开口就可以上达天听了。   七   读者知道,从2001年6月“出道”以来,王怡这个“知识分子”就片刻未曾 消停地不断改变。   他与时俱进地给自己的脑袋扣上一顶又一顶时髦的“桂冠”,诸如“自由主 义者”、“宪政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公共知识分子”等等,但没 有一顶桂冠适合他越来越发昏的脑袋,不仅因为他从来就不是什么自由主义者、 宪政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更主要的是他从来就不是公共知识分子。   读者不知道,从2001年6月“出道”以来,戴着“公共知识分子”假冠的王 怡,其实是一个“私有”知识分子。因为他那点可怜的“知识”,根本就没打算 用于为公众谋福利,而仅仅用于其个人争名夺利。何况他创造了什么“知识”能 够“公共”?即使在处于文化底谷的当代中国,找一万个“知识”权威来把知识 “公共”给大家,也轮不上他。   中国自古以来盛产江湖骗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王怡及时填补空白, 贡献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品种——江湖知识骗子。可惜王怡只是能指“江湖知识 骗子”的受指,知识产权不属于他。   王怡给自己戴上一顶又一顶迎合公众、谄媚公众的桂冠,是为了利用公众, 欺骗公众,骗取名利,骗取权力,是为了骗取他曾迎合的公众对自己的拥戴,是 为了骗取他曾谄媚的公众对自己的谄媚,最终是为了骗取一顶适合他越来越发昏 的脑袋的桂冠。   2004年7月,江湖知识骗子王怡终于骗到了一顶最适合他越来越发昏的脑袋 的桂冠:“网络意见领袖”——“一个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神话”。   “领袖-神话”意味着什么?恭领桂冠的王怡明白吗?跪献桂冠的何三畏们 明白吗?   王怡这个七十年代人,很可能不明白“领袖-神话”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 每一个出生于七十年代前、经历过现代造神运动的中国人,都明白“领袖-神话” 意味着什么。   我这个六十年代人愿意告诉王怡,已经演到发昏章第十一的他或许没有意识 到:他为自己的脑袋找到了一顶最为合适的桂冠——专制主义者。   于是,一切费解之处就都容易理解了。   聪明人王怡在薄有微名之后,开始快速自我膨胀,圣心独断地把“智子”钦 定为名词,为自己找到了“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尊号——“智子”王怡。   “智子”王怡在拥有尊号之后,进一步急剧自我膨胀,把脚下的小土丘当成 了泰山,自以为已经“登泰山而小天下”,成了“永远圣明、不可批评”的“网 络意见领袖”。   “智子”王怡在成为“领袖”之后,进一步极度自我膨胀,终于在拥戴者的 山呼万岁中,把脚下的小土丘当成了神坛,择定黄道吉日,为自己举行了威仪赫 赫、君临天下的加冕礼。   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当代“领袖-神话”就这样公然问世了。   这位不可批评,永不认错,伪造作案现场,掩盖历史真相,永远不肯下“罪 己诏”的“智子”王怡一世,不可一世地把我平等友善、手下留情的批评视为罪 该万死的犯颜极谏了,更把我称其为“友人”,视为僭越至极、十恶不赦的大不 敬了。   正因为我的最大劲敌是中国专制主义教父韩非,因此王怡这个骨子里的专制 主义者发自本能地视我为敌。   我的一切,价值观、审美观、处世为人、为学为文,都与王怡相反。   王怡的一切,价值观、审美观、处世为人、为学为文,都与我相反。   如有相同,必是误会——若非我对他看走眼,必是他对我看走眼。   我曾经期待王怡让中国得到表达,然而王怡志不在此,他只想让自己得到表 达。   我曾经期待王怡为中国寻找喻体,然而王怡志不在此,他只想为自己寻找喻 体。   王怡不向别人求序,竟来向我求序:找对了人,也找错了人。   我犹豫是否破例,最后竟答应了:我的序写错了,也写对了。   我期待王怡为中国找到喻体,然而我的期待落空了——   王怡本人竟毫不例外地成了中国的喻体。   “赤脚”的江湖知识骗子王怡,与“做鞋”的伪知识分子余秋雨、“卖鞋” 的非知识分子赵忠祥、“穿鞋”的庙堂知识骗子朱苏力完全一样,都对作品硬伤 及节操软肋拒不承认,拒不道歉。他们都不可批评,永不认错,伪造作案现场, 掩盖历史真相,所以他们都是“中国的喻体” ——两千多年专制主义中国的喻 体。   不可批评,永不认错,伪造作案现场,掩盖历史真相,正是秦始皇以后两千 多年来一切专制主义者的通病。   不可批评,永不认错,伪造作案现场,掩盖历史真相,正是秦始皇以后的标 准“中国病”。   每一个不可批评,永不认错,伪造作案现场,掩盖历史真相的中国人,都是 秦始皇的克隆后代,都是标准的“中国病人”。   这些“中国病人”的共同教父名叫韩非——一个患口吃而善著文的恶魔巨人, 我的终生死敌。然而韩非能够赢得我的莫大尊敬,韩非的不肖子孙只配得到我的 莫大轻蔑。韩非即使邪恶,毕竟是天才,“中国病人”同样邪恶,然而只是“智 子”。“智子”是其共同教父为之集体施洗时所取的教名。   每一个未患“中国病”、痛恨“中国病”的中国人似乎都应该想一想:   如果作为中华民族之良心的知识分子都患有“中国病”,那么中华民族凭什 么指望人民的公仆,竟能不感染弥漫在整个中国上空、令人艰于呼吸的文化病菌?   如果作为中华民族的良心之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都患有“中国病”,那么这 些公共知识分子又有什么知识权力和道德底气,批评与之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 人民公仆?   知识在中国毫无权力,而权力在中国拥有绝对“知识”,不正是被秦始皇颠 倒至今的惨痛历史和惨淡现实吗?   知识必须拥有绝对权力,权力必须服从知识的监督和批评,不正是中华民族 所向往的美好未来吗?   八   专制主义的基础,是奴隶主义。无数的“中国病人”,要么是绝无尊严的奴 隶,要么是无比威严的暴君,甚至常常合二为一。因为专制主义的反面,也是奴 隶主义,所以每一个“中国病人”,对下都是无比威严的暴君,对上则是绝无尊 严的奴隶。   “王怡神话”的出笼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会延 续两千多年之久。漫长的专制主义和奴隶主义历史,其精神遗毒如水银泻地般无 孔不入地进入了无数“中国病人”的灵魂。无数“中国病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 着“天上地下,惟我独尊”的帝王情结,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做梦都想在自己脑 袋上扣一顶桂冠——平天冠。平天冠的能指名称可以改变,但受指实质永远不变。 小到家长、科长,大到院长、部长,无数不可一世的“智子”,遍布九百六十万 平方公里的中华大地,欺凌着无数诚惶诚恐的愚民。   “网络意见领袖”王怡的个人“神话”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会毫无阻力地 公然问世,说明被神话愚弄和害苦了的中国公众至今依然对神话缺乏充分免疫力 和足够警惕性。任何个人神话,必有群体基础。没有台下的“神话”拥戴者,就 不会有台上的“神话”主演者。只要台下有广大的“神话”拥戴者,总会有人上 台充当“神话”主演者——无论是谁,他必定是原先在台下的“神话”拥戴者。 因此没有人与“神话”无关,没有人对“神话”的上演毫无罪错,在二十世纪以 前的旧神话时代如此,在二十一世纪的新神话时代同样如此。认为“神话”与己 无关,自己毫无罪错者,必定对神话缺乏免疫力和警惕性。   我相信王怡的大部分网络拥趸并不了解王怡,拥戴者们喜欢的只是王怡不断 改变的能指桂冠:“自由主义者”、“宪政主义者”、“文化保守主义者”、 “公共知识分子”……然而对这些崇高的能指桂冠指涉的受指——王怡本人,拥 戴者们根本就不了解。   拥戴者们喜欢的只是王怡戴着这些能指桂冠所发表的迎合公众、谄媚公众的 泛滥成灾的能指腹泻……然而对这些崇高的能指指谓的所指已被王怡亵渎,拥戴 者们根本就不知道。[23]   许多拥戴者是比大“智子”王怡更小的“智子”,于是小“智子”们把“智 子”王怡的胡言乱语全都当成了“最高指示”、“重要讲话”,因为这些胡言乱 语,看上去大方向是正确的。   “领袖”的讲话永远都是大方向正确的——但这仅仅是能指,关键要看“领 袖”做了什么——这才是受指,关键要看“领袖”为了什么——这才是所指。   历史上有过无数被“领袖”蒙骗的拥戴者,当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后,才知道 “领袖”曾经干了无数与其能指讲话完全相反的受指勾当,才明白自己对“领袖” 讲话的所指“意思”完全一厢情愿地误读了,于是一座巍峨旧神像在受蒙骗者心 中轰然倒塌,然而另一座巍峨新神像又立刻受到顶礼膜拜。   在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领袖”认为(拥戴者也这么认为):他这么做的 意图是好的,因此可以不择手段,可以作弊捣鬼;他的主观意图是好的,尽管客 观效果很坏。然而“领袖”公开宣布的意图不过是骗人的鬼话而已,其真正意图 决不可能公开宣布:确立其“领袖”地位,做那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 之下,莫非王臣”的千古专制迷梦。   新的专制主义者反对旧的专制主义者,其根本目的就是取而代之,其最高结 果就是改朝换代。自秦始皇以来,中国已经有过无数次改朝换代,然而其结果无 一不是新的专制主义者取代旧的专制主义者。永远换汤不换药,阳光底下永无新 事。只有崇尚知识、敬畏真理的自由人,才能终止背叛知识、崇拜权力的专制主 义恶梦。   因无知而受蒙骗,固然是推卸责任和自我解脱的好理由,仿佛责任可以全部 推到欺世盗名的“领袖”身上,然而以“受蒙骗”为好借口把责任全部推卸掉的 结果,就是永远无知地继续被蒙骗下去,也就会一次又一次地永远受骗上当。中 国公众总是不断地被蒙骗欺凌,又总是不断地受骗上当,正是因为缺乏自己的独 立意志,而且不崇尚知识,不敬畏真理。崇尚知识、敬畏真理、有独立意志的自 由人不会推卸责任,因为真正的责任推卸不掉,推卸责任永远不可能吸取教训, 永远不可能走出蒙味。只有勇于承担责任,追求知识,探索真理,个人才会成长, 中国才会进步。   推卸责任、玩弄权术只是小聪明,承担责任、敬畏学术才是大智慧。   中华民族曾经是、现在也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在先秦以前,中国人凭借 其聪明曾经长期领先于世界其他民族,但是中国人没有在先秦以后把聪明发展成 智慧,于是聪明的中华民族被专制主义奴役了两千多年。那些曾经落后于中国的 民族,没有小聪明,也不耍小聪明,然而他们不作弊不捣鬼地苦苦寻求知识,探 索真理,终于找到了大智慧,终于超过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就这样聪明反被 聪明误。   王怡很聪明,然而是小聪明,而且爱耍小聪明,进而自作聪明地作弊捣鬼。 王怡不知道,自己一定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误掉其仅有的一生,而且自误误人, 误及子孙后代。   王怡的拥戴者也很聪明,然而也是小聪明,而且爱耍小聪明,进而自作聪明 地作弊捣鬼。他们不知道,自己一定会聪明反被聪明误,误掉其仅有的一生,而 且自误误人,误及子孙后代。   王怡或许并非自觉的专制主义者,而是不自觉的专制主义者。然而王怡的思 维方式,与专制主义者没有任何不同。王怡或许并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王怡不知 道,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不能主动导演神话,不仅不能粉墨登场地自我神化,即 使被动接受谄媚者对自己的神化,也是不可饶恕的。[24]是的,不可饶恕。可以 宽恕一切,但惟独不能宽恕一切专制主义者,惟独不能宽恕一切神话制造者。   聪明人王怡利用我,愚弄我,骗点微名,捞点薄利,进而自我膨胀一点,胡 乱编造一些鬼话,我可以知而不言,不予揭穿,因为那与我的正业不相干,我没 有时间精力可浪费。   然而“智子”王怡利用我,愚弄我,名令德丧,利令智昏,直至自我膨胀到 极点,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逆历史潮流而动地主演一个欺世盗名、愚弄公众的 当代神话,我就不能知而不言了,不能不予以揭穿了,因为这正是我的毕生正业 ——解构神话。   神话曾经愚弄了整个神州,也愚弄了我;神话曾经害苦了整个神州,也害苦 了我。正是被神话愚弄,被神话害苦,我才决意告别最痴迷的数学物理,从探索 科学真理,转向探索人文公理,以解构神话为毕生正业。   九   2004年8月5日,我写出批评朱苏力的第三篇文章《秀才齐说理,大兵诉诸力 ——对朱苏力的终极判词》,我感到曾经创世的文字,是如此苍白无力。   8月6日至8日,我们华东师大中文系80级近百名老同学,从国内外赶至丽娃 河畔,举行了毕业20周年聚会。时光流逝,我因自己寸功未立,而愧对老同学的 目光。   8月9日,我与朋友一行八人从上海转机成都飞抵拉萨。在世界屋脊仰望天空 时,我感到自己是如此卑微无能,如此孤立无援。   8月18日,我们从拉萨飞至成都。走出机场,坐上旅行社的包车,穿过成都 市区前往都江堰。我在车上注视着这座曾经属于先秦以后的世界级天才李白、杜 甫的古城,今日经济繁荣,昔日文化已逝。   导游罗曦非常年轻,自称余秋雨的崇拜者。我与罗曦聊了起来。   ——你为什么崇拜余秋雨?   ——他的学问非常渊博,天上地下无所不知。   ——你喜欢余秋雨的哪篇文章?   ——我没有读过。   ——你没读过?!   ——对。一篇也没读过。   ——那你怎么会崇拜余秋雨?你怎么知道他天上地下无所不知?   ——我听人家说的。大家都这么说。   ——你是否知道成都有一个年轻作家王怡?   ——王怡?唔——好像……听说过。   车到都江堰。   那是秦将司马错于公元前316年灭蜀后约半个世纪、秦始皇称帝前约半个世 纪建造的伟大工程,一部由李冰导演的气吞山河、泽被后世的史诗电影。我神游 故国,黯然销魂。   路边小店里挂着林彪和华国锋的大幅画像出售,我与罗曦边走边谈。   ——你认识这个人吗?   ——不认识。   ——他就是华国锋。   ——华国锋是谁?   ——你不知道华国锋?!   ——从没听说过。   ——你哪一年出生的?   ——1983年。   ——你读书时,历史课上没讲过华国锋?   ——没有。   我默然。比口吃者韩非还要说不出话。   我可以在能指层面击败韩非,但在受指层面却屡屡败给韩非。   第二天,包车把我们送到三星堆。   那是发明了养蚕缫丝的蚕丛氏在秦始皇称帝前一千年的伟大创造,一部由古 蜀先民主演的惊世骇俗、精彩绝伦的创世电影。看着先秦伟大祖先创造的伟大文 化,我恨不能变成蚕虫,找一条地缝钻下去。   参观结束,罗曦在博物馆门口热情地催我们上车,直奔成都机场。   车上我才想起,罗曦没跟我们一起进博物馆。   ——你进去看过很多遍了吧?   ——我一次也没进去过。   ——你从来没进去过?!   ——(摇头。)   ——你从来也没想进去看看?   ——(还是摇头,表情漠然。)   我悲从中来。   呜呼!先秦受指巨人蚕丛氏!   呜呼!先秦受指巨人李冰!   呜呼!先秦所指巨人庄子!   呜呼!先秦能指巨人公孙龙!   看看吧!看一看我们这些不肖子孙。   别不忍心看!   看一眼就少一眼了,我们就要不配做你们的子孙了。   在我们身上已经找不到多少你们的影子了!   8月19日晚,我回到上海。   休憩数日,我开始写西藏和成都游记。写到一半被打断,因为我看到了“文 化保守主义者”在挂羊头卖狗肉地鼓吹“儿童读经”,又在释放已经毒害出无数 不肖子孙的专制主义毒素。于是我搁下游记,准备迎击韩非后裔的新一轮进攻, 既然这次番号改为公羊学派董仲舒部队的“儒家原教旨主义”,我只好舌战群儒 了——我就是这样一个不自量力、屡败屡战、不死不休的堂吉诃德。刚刚拉开架 势,我又被打断,因为留学美国的读者朋友刘小昀在新浪网“远山会客厅”发贴 问我:   “想来先生已经看到新语丝上对王怡的评论了,我有点不能相信。中国网上 网下的著名作家学者多矣,有几个名符其实?但是当初先生破例为王怡出的第一 本书作序,赞赏有加,我也跟着去搜他的文章来看,自己知识水平有限,看得半 懂不懂。然而这次朱苏力的表现,只要有平常的智力,就应该能看出谁是谁非, 王怡怎么就看走眼了呢?我善意的猜想是也许他比先生处境更困难(经济上?安 全上?),生存空间更狭小,说话更不独立和自由。”   我正投身于自己的毕生正业,本想简复刘小昀:   王怡并没有对朱苏力看走眼,是我对王怡看走眼了。法律系毕业的王怡对朱 甘事件“知而不言”,说明阻碍中国走向宪政法治的法学界知识叛徒和知识骗子 决不止朱苏力一人。[25]   然而简单的断语缺乏说服力,我必须提供论据,并加以论证,否则对读者太 不负责,也对不起刘小昀和其他信赖我的读者。   于是我费时三天写出初稿,不满意。又重起炉灶,费时一周写出二稿,还是 不满意。只好再重写,终于写出了现在的第三稿,每天起早贪黑地修改,补充, 再修改,再补充……,我越写越明白,这就是我的毕生正业,我必须全力以赴! 然而我的表达很不得心应手,我已力穷智拙,只能无限羞愧地对我的朋友刘小昀 勉强交待了。在最后交待前,我想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把游记里几个似乎不相干的 罗曦折子戏,超链接插入这篇业已过长的文章。   王怡比我年轻十岁,罗曦又比王怡年轻十岁。   罗曦没读过余秋雨,但他轻信三人成虎的“公共知识”传言,相信四十年代 人余秋雨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的文化大师。罗曦对近在咫尺且职业所关的两千多 年前的都江堰、三千多年前的三星堆等先秦伟大祖先创造的伟大文化一无所知, 也毫无兴趣。罗曦并不知道,自己是先秦伟大祖先的不肖子孙。罗曦的不肖不完 全是他自己的责任,不知道华国锋更不是罗曦的责任,因为历史被遮蔽了,被政 治神话和余秋雨这样的文化神话遮蔽了。   十年后,也许比八十年代人罗曦更年轻十岁的九十年代人没读过一篇王怡烂 文,就会轻信“意见领袖”们传播的“公共知识”,彻底放弃自己的个人意见, 相信七十年代人王怡是天上地下无所不知的文化大师。因为听说王怡是文化保守 主义者,又听说王怡知道“智子疑邻”这则寓言“见”于《韩非子·说难》,甚 至听说王怡知道“韩非的本意并非批评智子”……似乎那位阴魂不散的口吃教父 弯腰俯身到小土丘上,对王怡口传秘授,要这个江湖知识骗子为我们这些不肖子 孙守住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主义伪文化。   王怡的“网络意见领袖”“神话”,将会像余秋雨神话一样遮蔽历史,愚弄 历史。王怡并不知道,自己像余秋雨一样,是先秦伟大祖先的不肖子孙。别人也 不知道,大家只知道人们对他交口赞誉——包括我,于是三人成虎,万人成龙。   十年之后,百年之后,“王怡神话”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大家一无所知,也 没人感兴趣,因为“王怡神话”产生的历史被遮蔽了。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我这 个知情者知而不言的沉默。   我匆匆路过成都时浑然不知,此前不久,一个“领袖-神话”已经从成都 《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酝酿出笼:   “王怡两岁记事,望着墙壁上的毛泽东画像大叫婆婆。……”[26]   这是尚未弹完的千古老调——异人必有异相,灵异人必有灵异事。   我听出的是秦始皇以来的千古老调:“彼可取而代也。”——败者为寇的项 羽如是说。   我听出的是秦始皇以来的千古老调:“大丈夫当如是!”——成者为王的刘 邦如是说。   这件灵异佚事一定不是何三畏的凭空捏造,而是王怡从小土丘上弯腰俯身下 来的口传秘授。   我愿意以知情者身份再增补一些:王怡的老家是世界级天才李商隐写“巴山 夜雨涨秋池”的地方,这是我得之王怡的电传秘授。   我还愿意再以考察者身份增补一些:王怡的居住地成都,离史诗电影都江堰 和创世电影三星堆不远,王怡就是看着这些电影慢慢长大的,他的成名作就叫 《我看电影》,我受宠若惊地写了序。你们别不相信,不久前我还自费前往,实 地考察过……   一代新“领袖”的“神话”就这样从成都传向全国,从现在传向未来,遮蔽 历史,愚弄历史,愚弄一代又一代先秦伟大祖先的不肖子孙,把他们愚弄到找不 出一丝一毫伟大祖先的影子。   结语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刘小昀,是他帮助我最后确信,我的善意揄扬和姑 息怠忽确实成了王怡及其拥趸制造“领袖-神话”的助力。我愿意为我的善意揄 扬被王怡利用、愚弄乃至进一步利用读者、愚弄读者,向读者认错,向读者道歉。 我请求读者对我从轻发落的自辩理由是,我善意揄扬过的知识分子远不止王怡一 人,但迄今为止仅有王怡一人成了公共知识叛徒,仅有王怡一人成了江湖知识骗 子。我愿意告慰读者,中国还有很多崇尚知识、敬畏真理的知识分子——我只是 其中最不肖的一个。这些可敬的知识分子在默默地探索科学真理,默默地探索人 文公理,像我一样张望远处的中外文化山峰,像西绪福斯一样努力把谷底的石头 推上山顶,恢复先秦伟大祖先的巨大光荣——哪怕石头一次又一次滚落谷底,他 们从来就没有放弃过努力。   其次,然而是最重要的,我必须为无意中参与了制造神话,向公众认错,向 公众道歉。参与制造神话,哪怕是被利用、被愚弄地无意参与制造神话是一项重 罪,轻描淡写的认错和道歉无法减轻我的自责。因此我不愿请求公众对我从轻发 落,而愿意对自己的罪错做出实质性赎罪,那就是解构“王怡神话”。   我中断先秦研究和与韩非继续角力的著述来解构“王怡神话”,不是为了张 扬敌意,而是依然保持最高的善意。因为仅有破坏性的敌意而没有建设性的善意, 不利于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和伟大复兴。神话时代的“斗争哲学”已经害苦了中 国,后神话时代的哲学宗旨应该是和解,但必须在对知识有最高敬意的前提下和 解,否则就不可能终止权力对知识的强奸。若非王怡自我膨胀到自我爆炸——主 演“王怡神话”,我确有可能知而不言地沉默到底。然而人格极度膨胀的个人 “神话”是最大的公害,会进一步污染业已极其污浊的当代中国文化,进一步亵 渎先秦伟大祖先创造的伟大文化,所以我必须打破沉默。   在“王怡神话”中,我首先看到我的罪错,但决非因为我是知情者或当事人 之一,即使我从未听说过王怡,只要中国依然在上演“进行时”的神话,作为中 国公民,我就是当事人,我就有不可推卸的罪错,决不可能全然无辜。进一步说, 在中国境外上演的神话,作为世界公民,我也是当事人,我也有不可推卸的罪错, 决不可能全然无辜。但那是过于藐远的不急之务,中国公民现在还没资格做世界 公民,我也没资格做世界公民,因为中国以外的大部分世界早已进入了崇尚知识、 敬畏真理的后神话时代,但中国依然停滞在背叛知识、崇拜权力的神话时代。   “王怡神话”决非王怡一个人的神话,而是由先秦邪恶天才韩非担任总策划 总编剧总导演,由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等无数自作聪明的“智子”主演,由无数 群众演员或被迫或自愿地参与演出,连续播出了两千多年的神话连续剧的最新续 集。屈指算来——真是指不胜屈,从公元前221年开演,至今已断断续续地演出 了2225年。   我是一个以先秦伟大祖先自豪的中国人,我又是一个愧对先秦伟大祖先的不 肖子孙,但我不甘心永远不肖下去,我更不希望比我年轻十岁的王怡们,比我年 轻二十岁的罗曦们,比我更加不肖。我毕生所求的都是中国学问,我想以我的全 部中国之学,向每一个中国人提出我的中国之问:   从秦始皇开始的超长恶俗“神话”肥皂剧,还要演到什么时候才有个完?   2004年9月12-14日初稿   2004年9月15-20日二稿   2004年9月21-23日定稿   郑重声明:本文中的每一项事实和每一句引文,都有相关证据和证人。每一 项事实、每一个细节、每一条引文,我都仔细核对过不止一遍。我查阅过的文字 数量,十倍于本文字数。若与事实有任何出入,我愿承担一切责任。   张远山敬拜   2004/9/23下午两点   于上海北郊之“道在家里”寓所   [1]本文括弧内数字均为通信日期。我和王怡的工作通信不涉及任何不可告 人的隐私,部分摘引是为了行文简约。如果“公共知识分子”王怡愿意,可以把 我们的全部通信一字不改、一字不删地“公共”化。我省略掉的,一是我对王怡 的鼓励语,因为有了拙序,已经不必多引了,二是王怡对我的谄媚语,援引固然 能增加读者对王怡的认识,但我却怕那些“谬赞”谬种流传,恶心自己。况且唯 美主义洁癖促使我不愿在正文中多引恶趣烂文,故若非必要,引王怡语皆入注中。   [2]王怡与我断交前后,或有知识界朋友看到拙序揄扬王怡,或有知识界朋 友看到拙文批评王怡,对我问及详情,我都没对任何人说过:王怡此书是《齐人 物论》的模仿之作。   [3]“知而不言是一种罪”是王怡的高调谬论。爱唱自己做不到而且没打算 做的道德高调,是所有伪知识分子的通病。对道德高调的详尽批判,参见拙著 《寓言的密码》第二十四章《反道德的道德高标——子贡赎人》。   [4] 王怡信中反复对我说:“常看你的文章。”(2001/11/19)“你的文章 我读得多。”(2001/11/30)“大作通天塔断断续续看了一小半。” (2002/3/10)但从未提及《齐人物论》。   [5]《书屋》2001年7-8期合刊。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第1页。张 渝一定明白,《我看电影》是连载于《书屋》的《齐人物论》的第一部仿作,而 《雪尘语画》是连载于《书屋》的《齐人物论》的第二部仿作,所以他加了一个 “也”字。   [6]因为王怡2002年1月7日给我的信中又说:“我现在也希望争夺到一定的 发言权,换句话说,就要争夺到足够的名利,足够的面向更多读者说话的机会。”   [7]《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年11月第1版。 《齐人物论》最初的两部模仿之作《我看电影》和《雪尘语画》在同一家出版社 同时出版,并非巧合,皆赖《书屋》前主编周实先生之力。张渝在与我见面的第 一时间,就襟怀坦荡地表达了对周实的感谢。   [8]我送过王怡两部签名拙著,以书价计也算两清。后来听说王怡出版了第 二部著作《不服从的江湖》(或许就是“闲话武侠”),我果然没再收到不签名 本。   [9]见“关天茶舍”2003年1月4日王怡(署“不锈钢王怡”,即其本人,观 其后跟贴可证)亲自贴上去的拙序: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 0&Key=0&idArticle=34365&strItem=no01   2003年1月13日,王怡又将拙序及关天的捧场跟贴转至博客中国:   http://www.blogchina.com/new/display/3291.html   [10] 参见拙文《鲁迅论:被逼成思想家的文学家》。   [11]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史记?赵世家》 等综述。   [12]拙文《从友人王怡的误读说起》,网址如下:   http:// xys.dxiong.com/xys/ebooks/literature/essays/Zhang-Yuanshan/zhirenyilin g.txt   [13]拙文《从友人王怡的误读说起(修改重贴并附王怡原文)》,网址如下:   http:// xys.dxiong.com/xys/ebooks/literature/essays/Zhang-Yuanshan/zhiziyiling 2.txt   [14]《公开批评不容易——王怡真的误读了吗?》(Tarheel),网址如下:   http:// xys.dxiong.com/xys/ebooks/literature/essays/Zhang-Yuanshan/zhiziyiling 3.txt   [15]拙文《答Tarheel〈公开批评不容易--王怡真的误读了吗?〉》,网 址如下:   http:// xys.dxiong.com/xys/ebooks/literature/essays/Zhang-Yuanshan/zhiziyiling 4.txt   [16]王怡《努力诠释“智子疑邻”》,网址如下: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 0&Key=0&idArticle=63010&strItem=no01   [17]参见拙著《寓言的密码》批判韩非的第十一至第二十三章。   [18]以我接受王怡批评为例。拙序初稿曾寄给王怡征求意见:“如有不妥之 处请告知,我还可以修改。”(2002/1/22)王怡复信批评:“提一个细节,你 说到书中‘唯一一部’提到的大陆电影《东宫西宫》,不太准确。” (2002/1/22)我欣然从命加以改定。   [19]见成都《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何三畏文《王怡:知而不言是 一种罪》:“王怡的出现意味着七十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获得表达。”   [20]见王怡《赵燕只是赵燕一个人》,网址如下: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 0&Key=0&idArticle=110972&strItem=no01   [21]收到拙序初稿后,王怡回信说:“序已看。有所谬赞,惭愧。” (2002/1/22)   [22]参见樊百华《商“王怡答孤云、萧三郎问”》。   [23]关于能指、受指、所指,参见拙文《公孙龙〈指物论〉奥义》。   [24]见“关天茶舍”《王怡:知而不言是一种罪》之王怡跟贴:    http://www.tianyaclub.com/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 &strItem=no01&idArticle=114181&flag=1   王怡在跟贴中对《南方人物周刊》何三畏文封他为“网络意见领袖”和“一 个互联网时代的公众知识分子神话”坦然受之:“媒体夸我,我自然是高兴的。 也对我目前的处境有好处。一点点增加搞我的成本。所以我很感谢何三畏兄,是 他对我处境的了解和他的坚持,才促成了这篇报道。也多谢人物周刊。尽管媒体 报道谁报道什么原本是不需要感谢的,就像人家如果批评你也不需要恨他。” (2004/9/9)“他的坚持,才促成了这篇报道”云云,涉及此事出笼内幕,足证 王怡若非主动导演策划,也必与闻配合,且乐观其成。   [25]此据2004年9月21日关天茶舍《解读张远山对王怡的反目》修改,感谢 贴主losed的批评。另对losed网友说明如下: 2004年9月18新语丝之拙贴《山峰 与山谷》殊无高自位置之意。敝号“张远山”,意为无限惭愧地“张望远处的山 峰”,在写于1988年的诗歌《远远的青山》和写于1990年的小说《通天塔·跋语》 中,我已反复提及。由于诗集《独自打坐》和《通天塔》在我1994年开笔时尚未 出版,拙号确实极易被误解,因此写于1996年的拙文《被愚弄的兔子和被弄愚的 乌龟》又特别提及:“张恨水──说句题外话,这位敝本家跟在下一样不风雅, 恨水而远山,显然从未见过真山水。”敝号全称,“远”字作形容词,若省称 “远山”,则与“恨水”、“智子”一样,首字为动词。鄙人身处先秦文化高峰 以来之历史最低谷底,远离山顶,面对山峰,不配俯视,惟知仰望。尊贴“反目” 与刘贴“走眼”堪称绝配,可发仰天一笑。   另外顺便告知,我的学弟徐建新读罢拙贴,即发一信抄送我和王怡:“恳请 师兄和王怡相互和好。”这原本确是我给王怡提供的最后机会,热心的徐建新又 提供了王怡找不到的鄙人信箱,然而他没有与我联系。因为这位“领袖-神话” 的主演者“智子”王怡一世,一向误以为我是配合“领袖-神话”的群众演员。 我之俯允赐序,被他视为奉旨草诏。“智子”王怡一世根本不知道,山阴布衣张 远山乃“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的庄子之徒。即便千古一帝嬴政小儿三顾茅 庐,长跪礼聘我为绍兴师爷,山人也高卧不起,闭门不纳。知识与权力之地位颠 倒,自秦始皇以来已两千年有奇,以致有今日之中国。痛哉!   [26]见成都《南方人物周刊》2004年第7期,何三畏文《王怡:知而不言是 一种罪》。   (注中所列全部网页,在本文定稿之时都能打开,我已全部下载保存。) (XYS20040923)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