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假面化的公共生活与犬儒式抵抗 徐贲 （《东方》2001年第10期） 　 　　深圳作家王四四在名为《我们现在还相信甚么》的文章中讲到了他两个朋友 的故事。第一个朋友觉得他现在自己的左手都不相信右手，“左手帮右手挠痒痒， 右手想，挠得那么舒服，不知用心何在。右手帮左手擦肥皂，左手想，搓得那么 起劲，然后要干甚么？两只手端一碗热汤，左手想，我得自己端住，别指望右手； 右手也同样这么寻思。结果，害得（他）多花了一倍的劲。‘第二个朋友’在儿 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 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甚么都得自己试，谁也别信，爸爸 也不能信”。这两个都是关于不相信的故事，一个是自嘲，另一个是教儿子吃了 亏要学乖，生动地刻画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犬儒主义。 　 　　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现代犬儒 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甚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 界。犬儒主义有玩世不恭、愤世疾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 它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 同的接受。犬儒主义在其它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中也存在，但是普遍到一般人觉 得左手、右手之间的信任都出现了危机的情况却并不多见。这种危机是整个公众 政治和道德生活危机的冰山一角。当今中国社会的犬儒主义不只是一种单纯的怀 疑戒备心态，而更是一种人们在特定的统治和被统治关系中形成的生存方式。 　　 　　大众犬儒主义发自大众受压抑的道德意识，是一种大众对现代政治功利伦理 的无可奈何的不满和抗议。不管多么无奈，大众犬儒主义毕竟表现了大众某种独 立的自我意识。 　　犬儒主义的鼻祖是公元前五到四世纪希腊的底约基尼斯，他的哲学一反当时 浮夸的哲学和社会习气，以行动而非理论向世人展示他的贫困哲学。为了证明人 对尘世物质要求越少便越自由，他生活在一个桶里，以最低生存需求来生活。雅 典人因此称他为“犬”。以节欲克己来谴责人间超度的权力行为，使得犬儒主义 成为一种社会讽刺和批判哲学。在底约基尼斯那里，犬儒主义还是一种以无所求 来保持思想独立的理想哲学。古代的犬儒主义具有三种倾向，一是随遇而安的非 欲生活方式，二是不相信一切现有价值，三是戏剧性的冷嘲热讽。从公元三世纪 起，犬儒主义开始分化出在下者和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对于在下者即普通人来说， 犬儒主义是一种任人摆布的勉力生存和宣泄愤懑的方式。正如杜德雷所说：“犬 儒主义者是布道人，他们所布之道是，不管世道怎么个变法，日子总得过下去。” 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梁，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 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谑泄怒的主要表现形式。 　　 　　对于在上者即权势精英来说，犬儒主义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公 元三世纪的享乐主义哲学家西欧多罗斯就已经开始将犬儒主义精英化和权术化。 西欧多罗斯强调的是智者和平常人的区别，但他更强调智者有权设置自己特殊的 游戏规则。智者是自我完足的，适用于傻子们的规范标准并不适用于智者，一无 所有的生活对傻子们有好处，但对“我们”智者就未必。智者并不相信过苦日子 有甚么好，但“过苦日子好”这个想法却能让傻子们安于本分。从西欧多罗斯起， 在上者的犬儒主义就成了权力精英设置双重标准，说一套做一套，把普通人当傻 子来控制的政治伎俩。 　　 　　在现代社会中，互相联系的上下分层犬儒主义表现就更为复杂。现代社会各 领域的分化和各自建立的领域规范，使得权势政治和大众日常生活的道德规范经 常处于冲突状态。冠冕堂皇的政治理想和令人失望的政治表现之间的差距使得普 通人对政治敬而远之，甚至视之为不道德的事业。 并非所有的现代社会都有大 众犬儒主义存在。在控制严厉有效的现代极权社会中，犬儒主义基本上是不存在 的，因为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强制相信的状态下。真正有效的正统意识形态统治， 其控制能力不只表现在扑灭异端思想，而更表现在封杀异端思想的可能滋生空间。 极权社会的“大众”指的不只是人数众多，而更是众人彼此隔离、相互疏离的状 态。 在极权社会中，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游离于公共政治之外，没有人敢公然对 政治表示冷漠和怀疑，更不要说对它冷嘲热讽。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所描绘的 正是一幅不容冷漠和怀疑存在的极权社会图景。这不是一个绝对没有邪思的社会。 极权制度下的邪思是“双重思想”，不是犬儒思想。双重思想者对自己思想的罪 孽深信不疑，对自己所犯的思想罪行一面恐惧万分，一面却欲罢不能。他一面心 存侥幸，但愿能免遭暴露，但一面却知道不可能永远侥幸。正如罗森所说，双重 思想是一种“病”，“只有用双重思想才能理解双重思想”。经历过文化大革命 的人都不难理解双重思想的恐惧和罪孽感。与双重思想相比，犬儒思想并不带有 自我罪孽感。在它那里，怀疑正统成为一种常态思想。无论从认知还是从道义来 说，不相信都是常态，相信才是病态；相信是因为头脑简单，特容易上当。犬儒 思想者也不再受恐惧感的折磨，因为他知道人人都和他一样不相信，只是大家在 公开场合不表明自己的不相信罢了。 　　 　　当专制制度中“双重思想”让位于犬儒思想的时候，极权的铁牢已经转化为 后极权的“丝绒牢笼”。犬儒思想的生存空间给人一种后者比前者自由的感觉， 乐观者甚至声称后极权制度已经产生了“半独立的”民间社会。但这种“自由” 是极有限度的，因为它是一种受制者的自由。正是这种受制地位，使得受制者即 使在不再相信统治者的情况下，也必须按统治者所定的规则继续玩假装相信的游 戏。把受制者的自由炫耀为真正的自由，这本身就是后极权制度下一种特有的犬 儒主义。 　　后极权意识形态统治产生的是一种不容说理的政治犬儒主义。它的关键不在 于说甚么，而在于为甚么能这么说；不在于说了你信不信，而在于就是你不信， 你也不敢公然说出不信。后极权政治犬儒主义心照不宣地把普通人当傻子，它所 行使的是一种特别的统治权威的合法性，称之为第四种合法性，我们不妨称之为 第四权威。 　　与第四权威共生的，是在下者即普通人的弱者犬儒主义。它是一种对现实的 不反抗的理解和不认同的接受，也就是人们平时常说的“难得糊涂”。弱者犬儒 主义使在下者在并不真傻的情况下，深思熟虑地装傻。既然我没法说真话，那么 你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我不这么说也得这么说，由不得我心里想说甚么。 我照你的说，不见得有好处，但不照你的说，说不定就有麻烦。我知道我照你的 说，你未必就相信我，未必就拿我当回事；但我不照你的说，你肯定会说我不拿 你当回事。既然你要的不过是我摆出相信的样子，我又何必在说真话上面空费心 思。这种颇费心思的不相信和谎言，它们所形成的犬儒主义，便是古德法勃所说 的“现代现实主义”，这里的现实指的主要是完全假面化了的公众领域和公众话 语机制。 　　从社会批评的角度来看，虚假只是假面化公众生活的征兆，而其症结则在于 理性社会规范机能的坏死。 　　“说一套做一套”形成了当今中国犬儒文化的基本特点。它不仅弥漫于政治 领域中的公开话语，而且成为社会普遍的欺诈、虚伪和腐败行为不成文的规范。 按此规范言论行事已成为人们日常活动的自我保护手段和生存技能。人人都说谎、 都作假的状态常被解释为是大众的个人道德意识出了问题。其实，如此犬儒化的 社会所面临的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危机，还不如说是公众生活规范危机。公众生活 的道德规范和个人道德良知不同，它并不依赖“良心”的维持，它的维持机制是 法制（由民主程序所产生和执行）、舆论（以自由言论为基础）和传统（以长期 形成的民间正义为核心）。充斥着腐败和谎言的公众生活，不是没有规范，它有 它自己的规范，它的规范就是虚假。 　　理性社会机能就是民主的机能。在民主法制和独立舆论比较完善的社会中尽 管也存在虚假和腐败现象，但民主法制和独立舆论能将这些现象的危害降至最低 的程度，使之不能恶化为全社会公众生活规范的制度性危机。法制由专断权力所 操纵，舆论为权力充当喉舌，传统的民间正义无法作为独立舆论介入公众体制， 普通人在虚假和腐败问题上抱犬儒主义态度，就不仅仅是因为虚假和腐败充斥于 现实秩序之中，而更是因为现有秩序已不再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体制性条件。 　　 　　大众犬儒主义对现有的、假面化的公众生活秩序既有妥协和参与的一面，又 有不满和抵抗的一面，这两个方面本来就是犬儒主义乞行天下、冷嘲热讽这两个 特征的结合。前一个方面使得大众犬儒主义成为现有公众领域的一部分，成为一 种与之相协调的现象；后一个方面则使它疏离现有的公众领域，成为假面公众领 域边缘处的批评立场。这一批评立场的领域性质相当暧昧，它与其说是个人的， 还不如说是下层的；与其说是异端的，还不如说是受制的；与其说是独立的，还 不如说是衍生的。大众犬儒主义的这些性质使得它形成了独特的民间性，也使得 它得以从制度性的公众生活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及其犬儒主义脱离 出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弱者抵抗形式。 　　民主社会中对大众犬儒主义的批评，大多强调它与现实妥协的一面。批评者 大多认为，在民主制度中，犬儒主义不同于批评理性，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否定和 怀疑，因此它与民主政治文化的理性共识机制不合。勒纳指出，“犬儒主义不像 理性怀疑主义那样相信人可以改变世界”。对犬儒主义的批评，其合理性必须从 民主公共话语空间的自由度来理解。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既不排斥犬儒式怀疑，也 不排斥理性批评，但是只有理性批评才对民主公共话语空间有建设性的贡献。你 可以和持理性批判的怀疑者作理性探讨，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服犬儒主义者， 因为“犬儒主义像是抱定宗教信仰般地不相信有任何根本变化的可能”。 　　在非民主社会中，对现有经济、政治和文化统治的质疑和反对不可能自由进 入公共话语领域。无论是持理性批评的怀疑还是根本拒绝相信的犬儒主义，它们 都只能存在于公共话语的边缘或之外。对大众犬儒主义的评价当然也就不能只是 着眼于它与并不存在的民主理性政治文化是否和谐。大众犬儒主义明显的边缘性 和不自由状态，凸现了它相对于官方话语的受制性和由此生发的不满。 　　表示不满的民间大众犬儒主义，其冷嘲热讽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市井流传的笑 话、传言、歌谣、顺口溜和种种异类文艺。它所包含的拒绝和抵抗具有高度的隐 蔽性和伪装性。对于它来说，“公开表现的条件是，它相当隐晦和曲折，可以作 两面不同的阅读。其中一面是不招惹当局的，这一面也许有些乏味，但却因此留 下了一条全身而退的后路”。除了隐晦和曲折，这类民间或大众文化存在的另一 个条件是不与统治性的公开语本正面冲突，“民间文化的暧昧和多义，只要它不 直接与统治者的公开语本对抗，就能营造出相对独立的自由话语领域来”。 　　民间犬儒主义是一种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众生活领域的诚信危机及其公 开话语的伪善，但它却不是在说真话，更不是一种公民们公开表示异见的方式。 犬儒式反抗对于建立理性、诚实的民主公众话语的正面贡献是极为有限的。民间 犬儒主义的某些形式，包括一些痞子文学（如王朔的一些作品）和异类艺术（如 “波普艺术”和“玩世绘画”），在反对政治神话的同时，往往借助大众消费文 化制造出一个新的神话——市场神话。异类思想在面对政治和经济双重挤压的时 候，无法依靠犬儒表现来保持独立的批判理性。市场本身就是当今中国最主要的 权势犬儒的本源之一。市场操作不择手段地谋利，唱的却是发展社会福利和提升 中国地位的爱国高调，它的说一套做一套并不比政治权势逊色。就其犬儒主义操 作而言，大众商业文化对异类文化的利用和它对爱国主义话语的利用并无性质上 的区别。在公民的民主权利和自由言论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大众商业文化不可能 为民间犬儒主义提供一个转化为独立批评的理性空间。要想改变民间犬儒主义扭 曲性的反抗，或者甚至改变当今中国上下互动的体制性犬儒主义，最终还得从建 立允许说真话、鼓励说真话、必须说真话的理性公民社会秩序着眼。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