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军阀余荫与五四传统 　　张鸣 　　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两 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 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是有了共产党。毛泽 东总是说五四的好话，因为他自以为是五四精神的守护神，蒋介石老要嘟囔五四 的坏话，因为在他看来五四教坏了一代青年，毛泽东就是这青年之一。自延安以 来，我们的官方每年都要发扬一下五四精神，大会开完了开小会。虽然有的时候 “赛先生”总是排在上首，但从来也没有把“德先生”丢下不管。多少年了，无 论中国人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们意识形态气味过于浓厚 的教科书上，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而其他一些似乎不那么意识形态的学术研究 中，五四的分量同样足得吓人。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 都可以还原到五四的原点。什么“救亡与启蒙”，什么全盘西化，什么唯科学主 义，什么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主义。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 大总统是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 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 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们的民族，按美籍华人学者 林毓生的说法，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 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 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 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 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 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 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 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 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 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 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 狱，好像当局依然心如石铁，就是不理会。后来的转机，我们的教科书说是上海 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 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 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 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 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的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 府的。到底谁最后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所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 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 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 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十万的士兵 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 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着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 做秀，一边做 “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 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 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带他的像章， 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 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做“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 道，自己就是道首，所有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 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 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 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但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 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 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 发给受戒证章一个，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 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 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 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 都叫他基督将军。 　　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作文章，而且把文章做到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的， 也有几位，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 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 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等。村闾 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发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 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于从前政 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 “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 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 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 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回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 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 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 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粱漱溟的某些作法，农村组织化实行政、 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 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同 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 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宗教式的团体凝聚和控制， 后来有过；农村的行政化和社会化组织控制，后来有过，甚至连村干部这个名词， 还在叫着；个人迷信和崇拜，后来也有过，连像章我们都佩带过，每人还不止一 个（古代的皇帝也搞个人崇拜，但人家想不出像章的高招）。其实，后来的人也 没有讳言他们从军阀那里学了什么，毛泽东就曾经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 是跟军阀学的，而且“老师”有名有姓，就是他的老乡谭延闓，说人家从来不做 空头的省长，总是要督军兼省长。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 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 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使得这些人格外的活跃。 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过这一点。中国政治的资源，其来源其实 不尽是西方的，日本二道倒的，俄国二道倒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 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其实真有点下三滥。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 (XYS20040505)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