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好为人师--访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人们喜欢把我看成学者,但在我的心目中,老师的地位高于学者,我愿做一名老师。" ——钱理群 记者:"钱老师,您好!您当年为什么选择中文系?又是怎样和北大中文系联在一起的?还有您当 年的一些经历。" 钱理群教授:"我选择中文系,主要是因为我当年梦想成为作家,接触广泛的人生、社会。在50 年代,我是56级,当时高考压力不大,招生人数多于报考人数,上大学不是问题,关键是上最好 的大学。当时苏联有位儿童文学家叫盖达尔,很有名,对我影响也比较大,我就想做这样的儿童 文学家。考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进来后觉得不太适合,首先是因为家庭背景(钱教授父亲是 国民党高级官员),还有自己活动能力不强,不太喜欢并且不善于和人打交道,于是就提出转入 文学专业,当时系里同意,但校方不同意转。1958年教育革命,北大中文与人大新闻合并。当时 就怎样看待记者问题展开争论,如果想有较宽的知识面,那么北大好,但一般认为新闻记者是政 治家,是党的喉舌,应该去第二党校——人大。当时还因为想留在北大受批判,说是走白专道 路。当时文学和新闻专业的课程设置差别不大,文学专业文科实力稍强,当时季镇谁给我们上 课,他当时是副教授,游国恩先生年纪大一些,给文学班上课,现在看,他们实力都很强。在人 大毕业后我被分到作协,当时处在困难时期,刊物纷纷下马,要重新分配,部分人从北京要派到 贵州。那时觉得祖国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越边远的地方,越空白的地方就越能施展我们的才 华,于是没有太大阻力,就去了贵州。本来说要去那里的新闻单位工作,一到那儿那的刊物也下 马,这样去的人分成三股,党员和家庭背景较好的还是留在新闻单位,当时划分的右派不能下到 基层接触群众,就留在大学作资料整理工作。但我是走"白专"道路,政治落后、不积极,是中 右。" 记者:"洪子诚老师,说自己当时虽然很保守但也还是划成了中右,和您一样。" 钱:"是的。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就被分到贵州安顺地区,到了那儿整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开始还 以为只是路口在那儿歇歇脚,后来才知道就是那里。那里的干部说,去了那儿就回不来了,因 此,我们受打击很大。那里物质水平很低,面临着饥饿的现实。我被分到一所卫生学校作教师教 语文。卫校的学生都是农村孩子,学生对语文这门副科也不感兴趣。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里上第 一堂课时,讲台上放着骷髅,很吓人。就是这样,我们从中国社会最高层,一下子落到最低层, 几乎没有什么精神准备。" 记者:"那您当时有什么打算吗?" 钱:"当时需要选择怎么办?现在看我后来全靠那时的设想,我把它称为"狡免两窟",当时想考研 究生,另外带去的书只有毛泽东和鲁迅的两种,我希望考研,做鲁迅这方面研究,当年在大学里 就对鲁迅的文学书籍感兴趣。开始说可以考研,但后来又不允许了。这时目标很渺茫。于是就面 临着现实的选择,小学时,我想做一名老师,觉得教学是很好的职业,就开始作老师。上过一段 课后发现班上有一两个同学对文学感兴趣,就想教这一两个学生也不错,我口才好,备课也很认 真。就这样,我的现实目标是作老师,长远目标是作学者,没有现实,远大目标就没法实现,但 只有现实目标,人就会安于现状,没有动力,安于优闲的生活。这种办法,我向年轻人推荐,尤 其是遇到困难时,更是如此。后来,我在学生和当地人中颇受欢迎,当时响应党的号召,与学生 三同,就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学生关系非常密切,我当时也很年轻和他们年龄相仿,都成 了好朋友,我从21岁到39岁,在贵州整整呆了18年。" 记者:"那您又是怎样回到北大的呢?" 钱:"78年恢复高考,允许考研,我当时。已经39岁,而考研年龄限制在40岁,这对我来说是最 后一次机会,而且报名时,距离正式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文科可以说我从60年到78年经历了 18年的准备,从某种角度可以这么说,作为和名老师的现实目标,使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为了等 待这一天。但英语扔下很久,根本不可能在一个月时间内捡起。王遥老师很有远见,向系里提出 北大如果想招到最好的学生,想要人才就不要考外文,否则这批优秀的学生考不上来。后来宣布 只有北京大学现代文学专业不考外文。当时报考这个专业的近700人,只收6个,可以说百里挑 一,我当时考了第一名进入北大。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把北京大学看得非常高,我想给系里老师 写封信,但是不敢,觉得自己很差,因此现在我对于那些来自边远山区的学生特别客气,因为我 了解他们的心情和我当年一样。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北大。" 记者:"在北大您是怎样开始对鲁迅的深入研究的,讲一讲您的学术风格又是怎样的?" 钱:"我从前一直是用毛泽东的观点来看鲁迅,但是进入大学后需要打破正统的系统,重新建工一 个体系,可以说从1985年开始,才有了独立的自我,我也成为独立的学者。我的风格很简单,从 我的经历可知,基本是两个方面。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历史。鲁迅是我研究的基本出发 点,而从变化的重新调整的角度去看鲁迅,比较困难,但可以走迂回道路。我试图看一看同时代 的人,老盯着鲁迅是深入不下去的,在这种情况下转向了对周作人的研究,确定了搞鲁迅、周作 人的比较研究,目的是为了鲁迅。在比较的视野中获得对鲁迅新的突破。当时周作人有作为汉奸 的政治问题,而且我对周作人一无所知,是全国第二个搞周作人研究的人,当时除了名字什么都 不知道。文章完全是从原始资料、报刊上一点点的积累起来的,下了很大功夫,搞了三、四年时 间,找线索编辑,按年谱把著作一本本编起来,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大家较奇怪,正文不到两万 字,注释却将近万字,每一个论断却有一大段材料为根据,否则根本通不过的。我的研究鲁迅是 一个点,周作人是另一个点,以后基本从两个点开始,研究鲁迅写了《心灵的探寻》,研究周作 人写了《周作人传》、《周作人论》等,包括研究曹禺,皆是把知识分子搬上舞台。然后我觉得 不能孤立地看中国知识分子,还要看世界知识分子、人类知识分子,把他们放在大体系中,因而 又写了《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寻找中国知识分子和世界知识分子之间的通道,写人类 的知识分子。这方面研究决定我的理论特点有两个:首先它不是纯粹文学研究而是思想史,文化 史的交接,研究作家,但从作品出发,纯是交叉性的研究。另外一点是它和我个人经历有关,是 自己对生命的体验,它把主体和客体置于我内心,不是一种纯客观的研究,带有自我反省,自我 解脱、自我升华性。这种研究有自己的难度,必须找到二者的契合点,如曹禺、周作人等有内心 的矛盾,如果能找到恰当的契合点,那么会有助于对客体的认识,所以他不是纯理论研究,是主 客体融合的研究。从正统角度看是野路子,不太常规,所以有人说按学院派观点我谈不上是严格 的学者,我自我鉴定时也说:"钱理群的学术历来是有争议的"。我追求一种研究的个性,我认为 学术研究更应有个性。我的另外一个追求,大家不太注意,但我很重视就是我对文学史的研究, 为什么呢?这是由我的知识结构决定的。在现代文学研究中,其它研究者一般是把小说、诗歌、 散文、戏剧分开,我的研究虽不如专家研究得深,但小说、诗歌、戏剧我都能讲,这是其它人所 不具有的。有这样的兴趣是比较适合写史的,而且我客观把握理论思维能力也较强,正适合文学 史这种综合性研究。我曾和黄子牛老师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写一本《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 谈》,较有影响、和温儒敏老师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还和吴小东,及社科院的专家们 合作《绘图本中国文学史》。进入90年代后,开始搞40年代文学研究。这一段的成果,有即将出 版的《1948天地玄黄》,还准备写40年代小说史。我的每本文学史的形式都比较讲究、方式不 一样,尽量寻找一种和那个时代相适应的文体,寻找一种契合。我认为研究本质上也是一种创 作,希望能够自由表达自我,进行创造性的工作。目前我的研究、创作主要是"还债",偿还那些 曾经帮助、支持我的人,我心里很感激他们,还有"圆梦"。我研究曾高,也是因为年轻时喜欢演 戏,对戏剧有兴趣。还有作文学的普及工作,中学课本中的名著重谈对鲁迅中国文学外国文学的 重新解释,写普及作品做启蒙工作,因为我是教师。我把教师工作看得很重要。还有就是自我拯 救,自我升华。我把学术追求和精神追求连在一起。" 记者:"钱老师,您在北大是很受学生欢迎的。您和学生交往密切,您的治学是否同您与学生的交 往有关呢?" 钱:是的,关系很大。我搞教育可以说有35年了,从中专老师到大学老师。但每当新学期上课我 都很紧张。我担心我的一套能否为学生接受,因为我们年纪相差很大。我上课前要精心备课,包 括上课的板书等等都是精心设计的。学生的刊物上我也发文章,我觉得很正常,这不是刻意的, 那就是我的经历。另外,我和学生聊天、谈话,我都认为这是双向受益的。我的最初的、新的、 不成熟的想法都是在和学生的交流中逐渐发展的。还有给学生讲课的过程中我也受启发。在我的 著作中,也经常引用学生的观点,而不太引用学者观点。很多时间,我和全国各地的学生通信, 我在系里的信是最多的,有的学生是先和我通信然后再考我的研究生的。我的研究离不开年轻 人。我离不开北大学生,我精神的基地是北大、贵州。贵州不能没有北大、北大也不能没有贵 州,民间和学院各有优点,民间也有很多学者并不比我差,只是种种原因未能进入北大。我的经 历来自民间,我不会忘记民间的根,我在北大保留着民间的记忆。" 记者:"时值北大百年华诞,您对北大有什么希望?" 钱:"我因为要写本书《北大与新文化运动》,因而正在研究校史。75年前,也就是北大在庆祝 建校25周年时,报纸,广告上号召北大老师、同学进行反省。蒋梦麟说:北大的纪念日就是全校 反省的日子。教务长胡适也谈到回忆与反省。在学术成果与图书展览过后,胡适说,展览的100 多本书中,其中没有几本称得上有学术贡献的,他认为北大学生没有创造知识,只是在贩卖知 识,是学术痞贩,他为此感到汗颜,而且感到羞耻。李大例在讲演时,也说北大没有学术成就, 就不能万岁。鲁迅曾说过,不自满的时候,才有希望,自满就没有希望。我认为北大现在缺少自 我批判的精神。北大基础好,有问题没有关系,问题的关键是敢不敢正视危机。这是其一。另外 一个问题不仅是北大的问题,也是中国的问题。那就是教育观念教学观念的问题。什么叫教育, 什么叫大学,什么叫北京大学,这是原点,是根本问题。蔡元培说过,教育是培育人的人格。大 学不是求得功名,也不是贩卖知识,是学问研究,学者要有学者人格,中心是人的精神。假如一 个人只有适应社会具体生存的知识,但却缺少综合的品格,那么这个教育是失败的。大学教育是 要培养有精神追求的人。现在的教育有所忽视,只是带有类似技术性知识培养的职业教育。大学 应该更高一点,北大应该更高一点。" (摘自《北大名教授访谈记》,机械工业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