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摘自《方法》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１期） 我的生存困惑 □王得后 　　 １ 　　知识分子是个老问题。１９２７年鲁迅在上海劳动大学讲演，题 目就是《关于知识阶级》。据他说“‘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 （Ｖ．Ｅｒｏｓｈｅｎｋｏ）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 提出的”，那么，至少７０年了。今天讨论“创造人格独立的公民社 会”，其实，还是那个老问题，即“使命”问题。我觉得鲁迅的这个 讲演，值得重温，许多话题那里都谈到了。７０年的话还没有“过时”， 这就是一种“生存困境”，我们中国变化太慢太小了。 　　这些年讨论知识分子，提出了许多定义。读来读去，我连自己算 不算知识分子也糊涂了。因为不涉及职业，只读抽象的精神。比如 “独立性”，对谁“独立”呢？一个教授，他能独立于大学？大学是 什么？一个编辑，他能独立于刊物？刊物是什么？没有职业，不拿工 资的“自由作家”、“自由撰稿人”才是知识分子？全国有几个？我 １９５７年大学本科毕业，先从事教育，后专事研究。如今退休。可 还拿退休金呀，并不是不依附任何单位的独立的自由的人，算知识分 子吗？鲁迅创作《狂人日记》、《阿Ｑ正传》，创作《热风》、《华 盖集》的时候，正是民国政府教育部的一个“佥事”，──“并不区 区”，算不算知识分子？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２年胡适以“国家际此 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而“决心受命”出任民国政府驻美大使， 这几年算不算知识分子？ 　　近几年又有“学术”与“思想”之争。这和职业有关，又可以和 职业无关。这使我想到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７日夜鲁迅给台静农的信： “北大堕落至此，殊可叹息，若将标语各增一字，作‘五四失精神’， ‘时代在前面’，则较切矣。兄蛰伏古城，情状自能推度，但我以为 此亦不必傺，大可以趁此时候，深研一种学问，古学可，新学亦可， 既足自慰，将来亦仍有用也。”鲁迅无疑比我们严格，但我们评人评 事是不是比鲁迅苛酷？自己的选择和为别人设计应该有所不同。鲁迅 在２０年代战斗酣畅的岁月曾对青年学生讲：“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 都是战士”。中国多几个学术大师，总是上上大吉，中国真有一代文 宗也是大幸。自然，我们也不妨高呼：精神界之战士安在哉而且自己 努力学做一名战士，人们不屑一顾完全可以自便，倘以为人人都要跟 在大师屁股后面奔走，那不过是一种非分之想罢了。我是不干的。 　　还有一个所谓知识分子应有的思想“创造性”，那是十二万分地 惭愧。不是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而是没有这样的“内美”，学 问与才能。用这一条来衡量，我知道，我决不配做一名知识分子，但 也毫无怨尤，因为我尽心尽力读写一辈子了。然而，孔夫子自称“述 而不作”，倘非自谦，他的“创造性”呢？他算古之知识分子不？ 　　要之，知识分子也是人，首先是人，根本是人。人各有各的活法， 人各有志，这是理所当然的。别人无所置喙。唯在非常时期，知识分 子较之种田的农民，做工的工人，多一份社会责任，也即多一个“名 节”问题，是他只有好自为之，而无可逭逃的。 　　 ２ 　　我的生存困境是什么呢首先是生活物资的贫乏，也就是穷。这不 是一个可耻笑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不可以启齿的问题。恩格斯说得好： “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 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 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我现在，虽然，食可以有鱼， 然而，出尚无车；偶尔打一趟面的，短途，还可以，打夏利则难以应 付。住，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咬紧牙关，买一个“居住空间”， 还不知道能否一次付清。平日不能买想读的书籍，不能订想订的报刊。 休闲么别说旅游，即使到郊区县度一两个周末，也囊中羞涩；看不起 太庙前演出的图兰朵，看不起全年进口的１０部大片。孟子曰：“居 移气，养移体”；鲁迅说：“居处的文陋，却也影响于作家的神情。” 据专家计算，鲁迅在北京薪水的购买力，是像我这样的人的１００倍； 鲁迅一个月的薪水够他雇１００个保姆，我们雇一两个试试。于是只 好每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啦。──每日为此花去４个小时左右不计， 单单想好下一顿吃什么所费的心思决不比构思一篇杂文短暂和容易。 不是自己好“美食”，而是上有老呵。 　　是的，这样的困境熬着就是了。精神上的困境，固然也只能熬着， 那于我创作的影响就无法说清了。 　　巴金先生以“说真话”赢得的美誉与赞颂，在我看，似乎比他创 作了《家》和全部作品还有过之而无不及。２０年来在知识分子之间 争论说真话，不说真话，“真话不是真理”，什么是真话，反反复复， 也有好几次了。这是真的，说真话是知识分子的生命，也是真假知识 分子的试金石。鲁迅早在那篇《关于知识阶级》中就说了：“要是发 表意见，就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 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只是假知识阶级的寿命倒 比较长一点。”──这种困境现在也没有改变。 　　长久以来，人们只在争论着说不说真话，这还只是个人的问题， 问题的一小半。现在我说一句真话吧：你说真话，他不发表，怎么办 呢。真话得不到发表，这就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更严重的问 题，知识分子生存中最大的困境问题。我有切肤之痛。事例多得很。 　　去年春天，一家刊物约我写一篇鲁迅的文章，强调文章不怕长， 我写了篇《千百万鲁迅在成长》。意思是说，鲁迅不只是个人，而是 中国新文化的代表。如果说只有“克隆”一个鲁迅，个人的特性，修 养，学识，职业，经历，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成就完全像鲁迅，自 然中国不可能再产生一个鲁迅；如果作为一种文化的人，鲁迅所代表 的文化，第一不信佛，第二不信道，第三不取庄子，第四反对几千年 来成为主流文化的儒家“精义”即“三纲六义”或“三纲五常”，也 即反对任何内容、任何形式的专制，主张民主，主张男女平等，自由 恋爱，自由结婚，自由离婚的，就都是鲁迅一样的人。这样的“鲁迅” 在今天不仅已经有了，而且正有千百万在成长。这样浅显、平和的意 见，拖了一年，终于改得面目全非，迫我拒绝发表。 　　又比如，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茅盾文学奖授予尚未修订更未修 订出版，只是作者答应按评委会的意见修订的作品，也即尚不存在的 作品，实在荒唐，结果是删除这一节才发表。 　　这样的事例太多了。１９９６年是“文化大革命”发动３０周年， 结束２０周年，对于这样一场已经承认为“民族浩劫”的灾难，全国 没有发表一篇哀悼的文字，是没有人讲真话呢，还是有人不发表真话？ 　　事实告诉我：《宪法》第二章第３５条赋予我辈公民的言论、出 版的自由，为有的人的电话、批示所缩小，再为过度自律的编辑、主 编所缩小。所剩空间之局促，几乎难以转身，比鸟笼经济的鸟笼狭小 多了，这是比生存的物资困境和说真话的困境更艰苦的困境。在这一 系列的困境中要知识分子有灵魂，灵魂不缺席，近乎天方夜谭。 　　还有一个困境，是“文责自负”几乎成为一句空话，尤其是涉及 社会批评和文化批评的文字，至少要经过编辑的“斧正”，最后还要 有主编的“再斧正”然后签字准予放行。他们有他们的困境，因为倘 经他们之手发表出去的文字，有权力者认为有问题，除非能找到一位 比此公更有权力的人复审予以否定，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否则就得连 坐，哪管得“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文责自负”哩！“连坐”是消解 言论自由的绝招。盖一有“连坐”，自律必然过度以自保也。所以我 是充分体谅编辑和主编的苦衷的。只是我也常常祈祷，希望读到我的 文字的朋友，不要一概而论，认为发表的东西全都是我写出的和我能 负责的文字，有时晦涩，有时上气不接下气，那是我在困境中喘息呀。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３ 　　人在困境中，怎么办呢？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人类创造的自成一 家的文化，归根结底，就是一种对付生存困境的办法，也就是在困境 中的一种活法，比如皈依佛门就是一种。从佛理来说，是跳出苦海了， 而实际呢，正是人性的炼狱。 　　好好歹歹我已经活过６０年了，积６０年之经验，我觉得还是 “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 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比较切实。这是鲁迅在１９ ３４年，也即我出生的那一年，对于“秦理斋夫人及其子女一家四口 的自杀”以及当时的舆论发表的意见。 　　然而，战斗么，武器在哪里？不错，笔也是武器的一种。可是， 笔写的谎言常常战胜血写的事实。就是用笔写出了一点真实，有什么 效果？５０年间，人们用笔揭露和抨击的假丑恶实在不在少数，也不 止一次。可是，见风使舵，出卖同志，助纣为虐，整人利己的鬼魅， 有谁在每一次平反冤假错案之后承担了一丁点责任？正直之士屡遭打 击，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巧滑无耻之徒备受重用，要人有灵魂， 要人间有正气，可能吗？２０年代鲁迅抨击“才子＋流氓”，人们还有 一点疼痛，还有反拨，如今“我是流氓我怕谁”已经公然招摇成为响 亮的口号了。最近一篇《法院扣押物竟然不翼而飞，执行反执行搏杀 多年未果》的新闻调查写到：犯罪嫌疑人也公然叫喊：“我是人大代 表，我怕谁”了。“人大”中有这样的“代表”是不足为奇的，敢于 这样叫喊却是一种气候所致。试看报纸，执法者公然犯法，治病者公 然卖假药，戒毒所公然贩毒，假冒伪劣公然风行，法律却束手无策。 偶有判决，“白条”竟成千上万，当法律无法惩治腐恶，社会公正的 最后一道保障也就撤除了。只有法律足以禁止人们为非作歹，社会普 遍向善之心才得以舒展。而这，笔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人立而后凡 事举”，“人”怎么才能“立”呢？这是我最大的困惑。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