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www.xys3.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 　　双单向道：对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几点观察 　　赵毅衡 　　本文谈几点现象的观察，不是分析，也不是结论，更不是评价。 　　就一个世纪的中西文化交流现象而言，明显的事实是：西方人来中国，是当 老师；中国人去西方，是当学生。一百年来，这个格局基本上没有改变。原因是 西人来教的，中国人去学的，不是西学，而是普遍之学：西学至今被视为普遍之 学。 　　双单向道 　　现代中国一直有西方热，现代西方也一直有中国热。两头热，也不能保证 恋爱成功，因为二十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基本势态，是交往的“双单向道” ――表面有来有往，实际是两个单向：中国人去西方当学生，西方人到中国当老 师。这个局面已经一百多年，至今基本格局未变。从世纪初康梁到西方学维新之 道，顾维钧马寅初等清末民初留学生，到五四一代（例如整个《新潮社》）几乎 全部留学，一直到五十年代的留苏，八九十年代的留美，中国文化人看来一百年 还没有毕业；而西方人，赫德来教中国海关税法，庄士敦来给溥仪启蒙，李提摩 太卡拉罕鲍罗廷教革命之术，杜威罗素讲现代哲学，瑞恰慈燕卜荪讲文学理论， 一直到近年詹明信傅利曼，教的东西，学的东西，不是“西学西术”，而是“学 术”。 　　这当然是老生常谈了。我想说的是例外，既是“规律”，就有例外，本无足 奇，但这些例外也有规律。中国人在西方也有当老师的：在人文社科领域当教师 的，从赵元任起，教学研究大多与中国相关。自六十年代起，中国人文社科留学 生大量留居西方，造成近年来西方“汉学”的巨大变化。以普遍理论，或以西方 文化为专业的人，相当稀有；其中有独特贡献的，更是凤毛麟角。我曾经追踪卢 飞白等在西洋教西方文化的人物，他们即使书教得不错，研究方向却很难坚持， 大多还是转向中国文化，或中西文化关系。 　　另外一个例外，也一样不例外：西方到中国当学生的，近年渐渐增多，绝 大部分学汉语，或是作中国课题的研究。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条让文化学者争论不休的口号，在实践中一目了 然：一百年的实践，西学被等同为普遍性，为体；中学明白无误是特殊性，为用。 这种据称的普遍性，经常闯祸：李德教革命战争，不明白面对的是中国战争；傅 利曼教价格改革，不明白面对的是中国市场。尽管有此种教训，西方性即普遍性， 这个基本概念，依然如旧：今日的知识分子认为可以趁西方学院风头，建立中国 新左派理论；今日的时髦青年认为西方式酒吧文化，就是“文化”。 　　这个局面，在非亲身访问的“遥视者”中间，一样存在：中国一个世纪翻译 的西方文化文学著作，看来超过任何国家（甚至超过日本？），几乎无书不译。 但是西方人写中国的作品，哪怕影响巨大，如马尔罗的《人境》，赛珍珠的《大 地》，一直无法使中国人感兴趣。即使译出，读者看不出好处。都怪细节失真， 更主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读者期待的西方性／普遍性被题材破坏了。 　　西方人业意识到这一点，不管他们对中国如何好感。詹明信到中国，讲的不 是西方的后现代主义，而是“普世性”的后现代主义。讲到中国文学，就说是 “民族寓言”，具有特殊性质。我想不通为什么鲁迅是民族寓言，而福克纳不是 不能读成“民族寓言”。 　　近二十年来，海外华文文学，海外华人的西文文学，双峰对起，蔚为景观， 与林语堂甚至汤婷婷的时代相比，已经进展巨大。这两种文学，有很大区别。但 是两者有一个相同点：无论作者在哪里长大，无论使用何种语言，两类作者都是 在西方写中国题材。由此也决定了这两种文学，都难以返回中国。林语堂用英文 写的《瞬息京华》名满欧美，哪怕林语堂是汉语散文大家，这本大作依然让国人 看不到好处。 　　道路的单向性限制，一至于此。 　　外行大师 　　西方对中国－－这个希腊／希伯莱文明最远的，也是最对应的他者－－的 密切注视，自十七世纪耶稣会开始，至今已经有五个世纪。Colin Mackerras发现 此种注视导致的“正面”与“负面”评价，形成钟摆式变动：几乎每个世纪一变。 但据他说，在二十世纪，频率加快，有八次大摆动，几乎每十年一变。 　　此种摆动，受制于双向的利益的周期变化：注视者（大部分关于中国的书 籍与报道的作者）大都卷入此种利益纠葛。在先前，注视者大部分是传教士和外 交官；在二十世纪，还要加上记者和汉学家。所有这些“专业注视者”在西方文 化中，大都是边缘性人物。作为一个集团，可能起相当大的作用，他们个人的影 响力却有限，其爱憎不得不随“大气候”起伏。 　　然而，注视中国的，不只是这些专业人员。西方文化的核心人物－－对现代 文化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作家和诗人－－他们的 “中国爱好”超出于现实政治以上，因此更能凸现西方文化的长期关切面。而且， 注视中国出于他们本人的主体意识需要，而不是职业必须。因此，如果他们的观 察是负面的，例如巴尔特发现文革的口号政治是“符号过程的结束”，他就转到 日本去寻找他的“符号帝国”，对中国三言两语打发。而不象“专业注视者”， 失望就不得不作出负面表述。一句话：“业余”汉学家，不说便罢，真正钦佩才 说话。现代西方的中国热，这才形成气候。 　　我不是说这些“一流文化人”超凡脱俗，他们也受制于正负摆动的大气候， 但是有时我们会发觉，潮流正是由这些人推动，例如庞德之于“并置诗学”；马 尔罗之于“东方革命热”，萨特等人之于“文革热”。或许可以说，历史借他们 的手推动潮流。 　　这与中国的西方热正成对比：中国翻译研究西方的，尤其在本世纪上半期， 常是知识界中坚：从鲁迅，茅盾，到傅雷，杨绛。西方真正从事研究翻译的汉学 家，没有一个人，在知识界有如此地位。一为显学，一为僻学。 　　三步三借 　　二十世纪西方思想的主题，是现代性：先是推进深化现代性，后有反思批 判现代性，最后试图代之以后现代性。奇怪的是，每一步都有人“借鉴”中国文 化。 　　世纪初在各个文化领域中推进现代意识的人，哲学家如罗素，杜威，文学 理论家如瑞查慈，燕卜森，政治学家如狄金森，美学家如傅莱，诗人如庞德，罗 厄尔，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令人感动的赞美，而且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诗学，美学， 具有“惊人的现代意识”。 　　一次大战之后，西方文化界的主流对现代性作反思批判。中国文化的某些 方面，成为他们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依据。最早是一批人道主义作家，如托尔斯泰， 罗曼罗兰，毛姆，起而抨击现代性与殖民主义之间的伦理矛盾，二三十年代，马 尔罗，斯沫德莱，休斯，伊文思等作家艺术家，则进而寄希望于东方革命。奥尼 尔，杰弗斯，以及五十年代出现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希望在道佛的清虚无为中找 到对西方“过份的浮士德精神”的平衡；李约瑟，高罗佩等人，则推崇以道家为 主的中国“宽容健康”的性学，以及中国本有科技思想，以证明“中国现代化道 路”。而布莱希特，梅耶霍夫，阿尔陶等人推进的实验戏剧运动，则以中国戏曲 为理想舞台，籍以形成对意识形态的批判。 　　西方思想界从六十年代后期，出现剧烈变化。从文化逻辑上，这是上述第 二波的自然延伸。一连串的政治事件，主要是越战，中苏对立，以及文化革命， 直接推动了新思潮的兴起。存在主义的亲中国精神，在安东尼奥尼，沃霍尔等人 手中变成中国图象，在斯奈德，布莱等人的诗中与“深度生态主义”结合；六十 年代末，法国结构主义突破进入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索莱尔等人，以中国文字 ／文化传统颠覆西方的逻各斯中心，阿尔都赛，傅科，克莉斯苔娃等人，以马克 思主义进行言说权力分析；此后，詹明信以中国为分析对象，把后结构主义导向 后现代主义。 　　这三步的推进，全靠“非汉学家”。他们思想的“中国根据”，可以说全部 是皮相之见，有时荒唐之甚。但是西方文化史的推动者，是他们，不是汉学家。 实际上，如果他们对中国文化课题真正详加研究，他们就不得不成为拘泥“真相” 的专家，而不再是西方文化的核心人物。考虑到这一层，它们对中国的阐释是否 确当，只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误读时髦 　　而在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学者到中国访问讲学，几乎绵延不断。某些特殊场 合，例如抗战期间聚集武汉与重庆的西方文化人（奥顿，李约瑟，费正清，瑞恰 慈，高罗佩，斯诺等等），例如七十年代到北京的“文革亲历者”（宋塔格，克 莉斯苔娃，安东尼奥尼等），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很大。 　　如果从他们各自在中国文化中发现“热点”上探讨，可以发现，二十世纪 西方的中国热，与先前几个世纪，有重要的区别。 　　曾经让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等哲学家为之着迷，为之高理一番的汉字文化， 在二十世纪更为迷人：费诺罗萨与庞德的诗学，爱森斯坦的蒙太奇理论，德里达 的“写作学”，索莱尔与克莉斯苔娃引伸出的符号文化学。但是莱布尼茨与黑格 尔，试图包揽全球文明，也认真地想对中文作个公正的评价；二十世纪的讨论却 有点明知故犯：庞德与克莉斯苔娃都承认过，汉语的真相，可能与他们的描述不 同，但是无关紧要，他们演绎出来的复杂的理论，一样可以言之成理。 　　几乎相仿的情况出现在梅耶霍夫与布莱希特等戏剧实验家身上：他们对中国 戏曲的观察，或许极为皮相，（爱森斯坦还把戏曲舞姿比之于“中国象形文字”） 但是发展出来的戏剧美学，的确发人深省，在现代文艺哲学的发展中，是个关键 的转折点。以至于八十年代的中国实验戏剧，都从他们的“误释”中寻找新起点。 　　第二个热点，则更与二十世纪之前的关注点不同：除了狄金森，庞德，瑞恰 慈等个别人，大部分中国爱好者都不再对儒家理论与政治秩序感兴趣，而道家与 佛教（尤其是禅宗）却成为中国思想最迷人的地方。由于这两种思想，在现代中 国并无普遍兴趣，需要“参与”的垮掉派诗人作家，只能转向日本禅学，藏传佛 教作为替代。但是道家对海德格尔和雅斯培尔的哲学，奥尼尔的戏剧，美国新超 现实主义诗歌的影响，则无可替代。 　　第三个热点，是先前世代没有的。那就是东方革命，其极端变体“文化革 命”，和它的思想支柱毛泽东思想。赛珍珠与马尔罗思想相差极大，他们笔下的 中国，都离中国现实甚远。但是他们对西方三十年代的影响，却相当类似。毛泽 东主义对从萨特，威廉斯，到阿尔都赛，傅科，索莱尔，克莉斯苔娃，詹明信的 影响，是提供了一种非苏俄式的，也非纯西马式的，把支持“东方革命”与（西 方）国内阶级斗争结合起来的新型马克思主义。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是后结构主义，却已经包含后殖民主义理论，三者 很自然结合成一体。因为这三者都与中国有关。它们构成了主导西方学界的批判 思潮，而批判必然需要他者的支持。后殖民主义学者，如赛以德，斯皮伐克，巴 伯等，难以充分融贯马克思主义，因为作为他们的注视对象的伊斯兰或印度文化， 没有接受过，更没有创新过马克思主义。文革中国成为热门，是自然的事。 　　所有这些“热点”及其理论，都是从西方文化“内需”的产物：其理论，其 推论，适应西方文化内部话语权力平衡的需要。因此，批评他们“一厢情愿”， 把中国“乌托邦化”，其实不过就是说，它们不能当作普世性的理论。虽然“来 自”中国，却难以应用于中国。这与本文第一节所说一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 讨论，自以为有普遍意义，在中国人眼中，一讨论中国问题，就失去了西方学说 “应有”的普遍性。 　　看到这些皇皇大名，如果我们误认为克利斯台娃，傅科，詹明信等人对文革 的观察，可以作我们的借鉴，就象说庞德或德里达对汉字的见解，可以给中国文 学以现代性，就完全是南辕北辙了。 　　中国特殊性，并非绝对不可能沿双单行道开回来。例如近二十年中国“实验 戏剧运动”就成功地把借鉴西方实验戏剧，解释为回到中国戏曲源头。但是任何 此类“出口加工”式的借鉴，要中国思想者作双重转化阐释――先还原到西方现 代的文化动机上；再还原到中国当代的必要性中。人云亦云，不过是把西人的无 心误读，变成我们的有意错用。 　　 　　（原刊于《书城》杂志２０００年第一期） ◇◇新语丝(www.xys.org)(www.xys3.org)(groups.yahoo.com/group/x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