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水浒”的改头换面 赵武平 　　上海国际电影节请来的大明星，毫无疑问要数苏菲玛索（Sophie Marceau）最 得人缘。朋友茶余饭后都在议论她，话题却与其新片无关。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她 初试文笔的小说《说谎》，一部据称以其自身从影经历为背景写成的作品。我起先 以为，小说原名就叫Telling Lies，岂料经过查阅网上书店目录，才发现《说谎》 只是英文译名，法文原著名为Menteuse。但Menteuse并非“说谎”，这是深圳友人 的说法，我并不谙法语。他说，玛索书名直译是“女说谎者”。 　　“女说谎者”跟“说谎”意思两样，译者为何擅改书名，现时委实无从释疑。 说来也是，“名从主人”的原则虽然简便，可古往今来的译林高手，不愿受人拘束 者比比皆是。谁把Les Miserables译为《哀史》或者《孤星泪》，如今已是无从稽 考，但茅盾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分明说，《悲惨世界》实为诗僧苏曼殊手笔； 《西游记》在芝加哥由余国藩译为The Journey to the West，可在英国流传最广的 《猴子》（Monkey），则是早期汉学家阿瑟韦理（Arthur Waley）的译笔；阿来的 《尘埃落定》要在美国上市，但是会更名Red Poppies（红罂粟）。它的译者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也是萧红、杨绛、莫言和王朔的代言人。 　　自信是原作者知心人的译家，凡是开译改动书名的，总有自圆其说的理由。比 如《水浒传》在赛珍珠（Pearl Buck）笔下，曾经易名All Men are Brothers。彼德 康在《赛珍珠传》（刘海平、张玉兰等译，漓江出版社1998年4月初版，479页）中， 解释过她换名的缘由： 　　书的原名“水浒”，通常被译作“Water Margin”，指的是书中许多事件的发 生地。赛珍珠认为书名这样去译，西方读者肯定不知所云，因而将自己的译作取名 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套用了孔子《论语》中“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句名言。 （1925年她在康奈尔大学完成的硕士论文《中国和西方》以同样的话作为卷首语。） 翻译这部小说，可能又是和父亲及其信条唱对台戏的动机。父亲把英文《圣经》译 成中文以开化异教徒；她反过来把土生土长的中国作品介绍给西方人。 　　这位传记作家还说，翻译耗去她5年心血，“在此之前赛珍珠长期坚持阅读中国 的古典小说，这对她的行文风格大有影响。她写小说离不开程式、套语，在表面化 叙述和心理深度之间选择前者，喜用插叙，效果上力求娱乐，手法上采用自然主义。 这些写作习惯都是受《水浒传》长期影响的结果。”（页157） 　　赛珍珠译《水浒传》属个人兴趣，改书名也是她的私事，别人自然无可厚非。 但沙博理（Sidney Shapiro）30多年后再译此书，把书名译为Outlaws of the Marsh （《亡命水泊》），却已不是他说了算的事情。他在自传《我的中国》（宋蜀碧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9月初版，445页）里，专门讲过翻译时遇到的麻烦。他 说：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一个意外的好处，那就是，由于作家们不敢也不能动 笔写作，没有出现杰出的小说，于是单位领导问我愿不愿翻译古典名著《水浒传》。 我很高兴地同意了。而这一翻译计划，曾再次把我带进与“四人帮”的冲突之中。 江青风闻我打算把这部小说称为《草莽英雄》（Heroes of the Marsh，我想这个名 称比“水泊历史”──这是中文书名《水浒传》的字面意思──更有感染力），这 位夫人愤怒地抗议说，起义者的首领宋江是个“叛徒”，因为他奉皇帝诏令，率领 他的部队歼灭了从东北进攻中国的辽鞑靼（这段情节在小说的最后部分）。她暗示， 真正的英雄是不会阻止鞑靼人的，因为他们反对反动的朝廷。 　　事实上，以宋江为首的起义者绝不是别的什么，而是完完全全忠于皇帝的。他 们声称受了邪恶的奸臣欺压，不得不同派去镇压他们的官军打仗，然而他们的目标 是“替天行道”，期待皇上招安。皇帝最后给予了招安，只是这时，他们才出发去 反对正威胁着宋王朝的辽鞑靼人。 　　我无意给这位“超级革命”的激进派女皇上一堂中国历史课。 　　“如果你不喜欢‘英雄’，那么亡命徒怎样？”我反击她派来的使者，“就是 无法无天的人。” 　　“无法无天的人？像强盗那样的？” 　　“不错，盗匪是无法无天的。” 　　“那么，好吧。” 　　这样，问题解决了。幸好，“四人帮”的英语跟他们对宋王朝历史的理解一样 差劲。他们不知道，“无法无天的人”（outlaws），在普通英语中是当作一个褒义 词来用的，它的主要涵义是指挺身而出，反对当局非法迫害普通人的民间英雄。 　　沙博理机智善变，《水浒传》方得躲去一难。可其同事杨宪益和戴乃迭（Gladys Tayler）夫妇，就要比他倒霉得多。他们不得不做许多无用功。杨宪益在回忆录中 说，“我俩实际上只是受雇的翻译匠而已，该翻译什么不由我们做主，而负责选定 的往往是对中国文学所知不多的几位年轻的中国编辑，中选的作品又必须适应当时 的政治气候和一时的口味，我们翻译的很多这类作品并不值得我们为它浪费时间。” （《漏船载酒忆当年》，薛鸿时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页190）。 （《中华读书报》2001年6月27日）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