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周 作 人 文 选· 之 十 中 国 新 文 学 的 源 流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第四讲 清代文学的反动(下) ——桐城派古文 桐城派的统系, 桐城派的思想和桐城义法, 桐城派的变化, 桐城派和新文学运动的关系, 死去的公安派精神的苏醒, 桐城派所激起的反动, 如上次所说,在十八九两世纪的中国,文学方面是八股文与桐城派古 文的时代。所以能激动起清末和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桐城派古文也 和八股文有相等的力量在内。 桐城派的首领是方苞和姚鼐,所以称之为桐城派者,是因他们通是安 徽桐城县人。关于桐城派的文献可看《方望溪集》和《姚惜抱集》,该派 的重要主张和重要文字,通可在这两部书内找到。此外便当可用的还有一 本叫做《桐城文派述评》的小书。吴汝纶和严复的文章也可以一看,因为 他们是桐城派结尾的人物,另外也还有些人,但并不重要,现在且可不必 去看。 桐城派自己所讲的系统是这样子的: 左传——史记——韩愈——归有光——方苞 柳宗元 欧阳修 三苏 王安石 曾巩 从此可以看得出,他们还是承接着唐宋八大家的系统下来的:上承左 马,而以唐朝的韩愈为主,将明代的归有光加入,再下来就是方苞,不过 在他们和唐宋八大家之间,也有很不相同的地方:唐宋八大家虽主张“文 以载道”,但其着重点,犹在于古文方面,只不过想将所谓“道”这东西 [收]①进文章里去作为内容罢了,所以他们还只是文人。桐城派诸人则不 仅是文人,而且也兼作了“道学家”。他们以为韩愈的文章总算可以了, 然而他在义理方面的造就却不深:程朱的理学总算可以了,然而他们所做 的文章却不好。于是想将这两方面的所[长]②合而为一,因而有“学行继 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志愿。他们以为“文即是道”,二者并不 可分离,这样的主张和八股文是很接近的。而且方苞也就是一位很好的八 股文作家。 关于清代学术方面的情形,在前我们曾说到过,大体是成这种形势: 一,宋学(哲学或玄学) /语言 二,汉学< \历史 三,文学 (1)明未文学的余波 (2)骈文(文选派) (3)散文(古文,以桐城派为代表) 四,制艺 按道理说,桐城派是应归属于文学中之古文方面的,而他们自己却不 以为如此。照他们的说法,应[该]③改为这样的情形: 1.义理—— 宋学\ 2.考据—— 汉学 | / 诗词 }桐城派 3.词章 { 骈文 | \古文/ 4.制艺 他们不自认是文学家,而是集义理,考据,词章,三方面之大成的。 本来自唐宋八大家主张“文以载道”而后,古文和义理便渐渐离不开,而 汉学在清代特占势力,所以他们也自以懂得汉学相标榜。实际上方姚对于 考据之学却是所知有限得很。 他们主张“学行继程朱之后,”并不是处处要和程朱一样,而是以为 :只要文章作得好,则“道”也即跟着好起来,这便是学行方面的成功。 今人赵震大约也是一位桐城派的文人,在他所编的《方姚文》的序文中, 曾将这意思说得很明白,他说: 然则古文之应用何在?曰:“将以为为学之具,蕲至乎知言知道之君 子而已。”人之为学,大 率因文以见道,而能文与不能文者,其感觉 之敏钝,领会之多寡,盖相去悬绝矣。…… 另外,曾国藩有一段话也能对这意见加以说明,他在《示直隶学子文 》文内,论及怎样研究学问,曾说道: 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 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词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 差。…… 因为曾国藩是一位政治家,觉得单是讲些空洞的道理不够用,所以又 添了一种“经济”进去,而主张将四种东西——即义理,考据,词章,经 济,——打在一起。 从这两段文字中,当可以看得出他们一贯的主张来,即所作虽为词章, 所讲[乃是]④义理。因此他们便[是]⑤多方面的人而不只是文学家了。 以上是桐城派在思想方面的主张。 在文词方面,他们还提出了所谓“桐城义法”。所谓义法,在他们虽 看得很重,在我们看来却并不是一种深奥不测的东西,只是一种修词学而 已。将他们所说的归并起来,大抵可分为以下两条: 第一,文章必须“有关圣道”——方苞说:“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 风化不苟作。”姚鼐也说过同样的话,以为如“不能发明经义不可轻述。 ”所以[凡是文章必须要]⑥“明道义,维风俗。”其实,这也和韩愈等人 文以载道的主张一样,并没有更高明的道理在内。 此外他们所提出的几点,如文章要学左史,要以韩欧为法,都很琐碎 而没有条理。比较可作代表的是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中的一段话: 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 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录: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 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 将其中的意见归纳起来,也可勉强算作他们的义法之一,便是: 第二,文要雅正。 另外还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东西,为现在的桐城派文人也说不明白的, 是他们主张文章内要有“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八种东西: 姚鼐《古文辞类纂序目》: 凡文之体类十三,而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 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 “理”是义理,即我们之所谓“道”;“声”是节奏,是文章中的音 乐分子;“色”是色采,是文章的美丽。这些,我们还可以懂得。但神, 气,味,律等,[意义就]⑦十分渺茫,使人很难领会得出。林纾的《春觉 斋论文》,可说是一本桐城派作文的经验谈,而对于这几种东西,也没有 说得清楚。 不管他们的主张如何,他们所作出的东西,也仍是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并且,越是按照他们的主张作出的,越是作得不好。《方姚文》中所选的 一些,是他们自己认为最好,可以算作代表作的,但其好处何在,我们却 看不出来。不过,和明代前后七子的假古董相比,我以为桐城派倒有可取 处的。至少他们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为通顺,有几篇还带些文学[意]⑧ 而且平淡简单,含蓄而有余味,在这些地方,桐城派的文章,有时比唐宋 八大家的还好。虽是如此,我们对他们的思[想]⑨所谓“义法”,却[始] ⑩是不能赞成,而他们的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 假如说姚鼐是桐城派定鼎的皇帝,那么曾国藩可说是桐城派中兴的明 主。在大体上,虽则曾国藩还是依据着桐城派的纲领,但他又加添了政治 经济两类进去,而且对孔孟的观点,对文章的观点,也都较为进步。姚鼐 的《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二者有极大的不同之点: 姚鼐不以经书作文学看,所以《古文辞类纂》内没有经书上的文字。曾国 藩则将经中文字选入《经史百家杂钞》之内,他已将经书当作文学看了。 所以,虽则曾国藩不及金圣叹大胆,而因为他较为开通,对文学较多了解, 桐城派的思想到他便已改了模样。其后,到吴汝纶,严复,林纾诸人起来, 一方面介绍西洋文学,一方面介绍科学思想,于是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 桐城派,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后来参加新文学运动的, 如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很大,所以我们可以 说,今次文学运动的开端,实际还是被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 但他们所以跟不上潮流,所以在新文学运动正式作起时,又都退缩回 去而变为反动势力者,是因为他们介绍新思想的观念根本错误之故。在严 译的《天演论》内,[有]⑾吴汝纶所作的一篇很奇怪的序文,他不看重天 演的思想,他以为西洋的赫胥黎未必及得中国的周秦诸子,只因严复用周 秦诸子的笔法译出,因文近乎“道”,所以思想也就近乎“道”了。如此, 《天演论》是因为译文而才有了价值。这便是当时所谓“老新党”的看法。 林纾译小说的功劳算最大,时间也最早,但其态度也[非常之]⑿不正 确。他译司各特(Scott)狄更司(Dickens)诸人的作品,其理由不是因 为他们的小说有价值,而是因为他们的笔法,有些地方和太史公相像,有 些地方和韩愈相像,太史公的《史记》,和韩愈的文章既都有价值,所以 他们的也都有价值了,这样,他的译述工作,虽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人的 西洋无学问的旧见,一方面也可打破了桐城派的“古文之体忌小说”的主 张,而其根本思想却仍是和新文学不根同的。 他们的基本观念是“载道”,新文学的基本观念是“言志”,二者根 本上是立于反对地位的。所以,虽则接近了一次,而终于不能调和。于是, 在袁世凯作皇帝时,严复成为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后来写信给人也很带 复辟党人气味;而林纾在民国七八年时,也一变而为反对文学革命运动的 主要人物了。 另外和新文学运动有关系的是汉学家。汉学家和新文学本很少发生关 系的可能,但他们和明末的文学却有关系。如我们前次所讲,明末的新文 学运动一直继续到清代初年。在历史上可以明明白白看出[来]⒀的,是汉 学家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内《妇学》一篇中大骂袁枚,到这时公安竟陵 两派的文学便告了结束。然而最奇怪的事情是他们在汉学家的手里死去, 后来却又在汉学家的手里复活了过来。在晚清,也是一位汉学家,俞曲园 樾先生,他研究汉学也兼弄词章——虽则他这方面的成绩并不好。在他的 《春在堂全集》中,有许多游戏小品,《小浮梅闲话》则全是讲小说的文 字,这是在同时代的别人的集子中所没有的。他的态度和清初的李笠翁, 金圣叹差不多,也是将小说当作文学看。当时有一位白玉昆[作过一部]⒁ 《三侠五义》,他[竟]⒂加以修改,改为《七侠五义》而刻印了出来,这 更是一件象金圣叹所作的事情。在一篇《曲园戏墨》中,他将许多字作成 种种形象,如将“曲园拜上”四字画作一个人跪拜的姿势等,这又大似李 笠翁《闲情偶寄》中的风趣了。所以他是以一个汉学家而走向公安派竟陵 派的路子的。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清代晚年已经有对于八股文和桐城派的反动 倾向了。只是那时候的几个人,都是在无意识中做着这件工作。来到民国, 胡适之,陈独秀,梁任公诸人,才很明瞭地意识到这件事而正式提出文学 革命的旗帜来。在《北斗》杂志上载有鲁迅一句话:“由革命文学到遵命 文学”,意思是:以前是谈革命文学,以后怕要成为遵命文学了。这句话 说得颇对,我认为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得算作遵命文学,无论其为清代的 八股,或桐城派的文章,通是。对这种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当然是不遵 命的革命文学。于是产生了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 也即是公安派 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 活。所以,今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其差 异点无非因为中间隔了几百年的时光,以前公安派的思想是儒家思想、道 家思想、加外来的佛教思想三者的混合物,而现在的思想则又于此三者之 外,更加多一种新近输入的科学思想罢了。 肖毛校记①[收]:此处初版本作“放”字。 ②[长]:此处初版本作“专”字。 ③[该]:此处初版本无“该”字。 ④[乃是]:此处初版本作“为”字。 ⑤[是]:此处初版本作“为”字。 ⑥[凡是文章必须要]: 此处初版本写作“文章必须得”。 ⑦[意义就]: 此处初版本写作“则意义”。 ⑧[意]: 此处初版本写作“意味。”。 ⑨[想]:此处初版本于“想”字后多一“和”字。 ⑩[始]:此处初版本写作“始终”。 ⑾[有]:此处初版本写作“曾有”。 ⑿[非常之]:此处初版本写作“同样的”。 ⒀[来]:此处初版本无“来”字。 ⒁[作过一部] :此处初版本写作“所作的”。 ⒂[竟] :此处初版版本无“竟”字。 第五讲 文学革命运动 清末政治的变动所给予文学的影响 梁任公和文学改革的关系 白话作品的出现 《新青年》杂志的刊行和文学革命问题的提出 旧势力的恐怖和挣扎 文学革命运动和明末新文学运动根本精神[之]①所以相同 用白话的理由 清末文学方面的情形,就是前两次所讲到的那样子,现在再加一总括 的叙述: 第一,八股文在政治方面已被打倒,考试时已经不再作八股文而改作 策论了。其在社会方面,影响却依旧很大,甚至,[直到现在]②还没有完 全消失。 第二,在乾隆嘉庆两朝达到全盛时期的汉学,到清末的俞曲园也起了 变化,[他]③不但弄词章,而且弄小说,而且在《春在堂全集》中的文字, 有的像李笠翁,有的像金圣叹,有的像郑板桥和袁子才。于是,被章实斋 骂倒的公安派,又得以复活在汉学家的手里。 第三,主张文道混合的桐城派,这时也起了变化,严复出而译述西洋 的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林纾则译述文学方面。虽则严复的译文被章太 炎先生骂为有八股调;林纾译述的动机是在于西洋文学有时和《左传》《 史记》中的笔法相合;然而在其思想和态度方面,总已有了不少的改变。 第四,这时候的民间小说,比较低级的东西,也在照旧发达。其作品 有《孽海花》等。 受了桐城派的影响,在这变动局面[中]④演了一个主要角色的是梁任 公。他是一位研究经学而在文章方面是喜欢桐城派的。当时他所主编的刊 物,先后有《时务报》,《新民丛报》,《清议报》和《新小说》等等, 在那时的影响都很大,不过,他是从政治方面起来的,他所最注意的是政 治上的改革,因而他和文学运动的关系也较为异样。 自从甲午年(1894)中国败于日本之后,中间经过了戊戌政变(1898 ),以至于庚子年的八国联军(1900),这几年间是清代政治上起大变动 的开始[时期]⑤。梁任公是戊戌政变的主要人物,他从事于政治的改革运 动,也注意到思想和文学方面。在《新民丛报》内有很多的文学作品。不 过[那]⑥些作品都不是正路的文学,而是来自偏路的,和林纾所译的小说 不同。他是想藉文学的感化力作手段,而达到其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 的目的的。这意见,在他的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 可以看出。因此他所刊载的小说多是些“政治小说”,如讲匈牙利和希腊 的政治改革的小说《经国美谈》等是。《新小说》内所登载的,比较价值 大些,但也都是以改良社会为目标的,如科学小说《海底旅行》,政治小 说《新罗马传奇》,《新中国未来记》和其他的侦探小说之类。这是他在 文学运动以前的工作。 梁任公的文章是融和了唐宋八家,桐城派,和李笠翁,金圣叹为一起, 而又从中翻陈出新的。这也可算他的特别工作之一。在我年小时候,也受 了他的非常大的影响,读他的《饮冰室文集》《自由书》《中国魂》等[ 书]⑦,都非常有兴趣。他的文章,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讲。 是“笔锋常带情感”,因而影响社会的力量更加大。 他曾作过一篇《罗兰夫人传》。在那篇传文中,他将法国革命后欧洲 所起的大变化,都归功于罗兰夫人身上。[其中]⑧有几句是: 罗兰夫人何人也?彼拿破仑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 彼玛志黎,噶苏士、俾士麦,加富尔之母也。…… 因这几句话,竟使后来一位投考的人,在论到拿破仑时颇惊异于拿破 仑和梅特涅既属一母所生之兄弟何以又有那样不同的性格。从这段笑话中, 也可见得他给予社会上的影响是如何之大了。 就这样,他以改革政治改革社会为目的,而影响所及,也给予文学革 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 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 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瞭一点,所以认为用 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因此,我以为那时候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 文有两点不[同]⑨: 第一,现在白话文,是“话[怎样]说便[怎样]⑩写”。那时候却是由 八股翻白话,有一本《女诫注释》,是那时候的《白话丛书》之一,序文 的起头是这样: 梅侣做成了《女诫》的注释,请吴芙做序,吴芙就提起笔来写道,从 古以来,女人有名气的极 多,要算曹大家第一,曹大家是女人当中的 孔夫子,《女诫》是女人最要紧念的书…… 又后序云: 华留芳女史看完了裘梅侣做的曹大家《女诫》注释,叹一口气说道, 唉,我如今想起中国的女子,真没有再比他可怜的了…… 这仍然是古文里的格调,可见那时的白话,是作者用古文想出之后, 又翻作白话写出来的。 第二,是态度的不同——现在我们作文的态度是一元的,就是:无论 对什么人,作什么事,无论是著书或随便地写一张字条儿,一律都用白话。 而以前的态度则是二元的:不是凡文字都用白话写,只是为一般没有学识 的平民和工人才写白话的。因为那时候的目的是改造政治,如一切东西都 用古文,则一般人对报纸仍看不懂,对政府的命令也仍将不知是怎么一回 事,所以只好用白话。但如写正经的文章或著书时,当然还是作古文的, 因此我们可以说,在那时候,古文是为“老爷”用的,白话是为“听差” 用的。 总之,那时候的白话,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 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可说是没有大关系的。 不过那时候的白话作品,也给了我们一种好处:使我们看出了古文之 无聊。同样的东西。若用古文写,因其形式可作掩饰,还不易看清它的缺 陷,但用白话一写,即显得空空洞洞没有内容了。 这样看来,自甲午战后,不但中国的政治上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即在 文学方面,也正在时时动摇,处处变化,正好像是上一个时代的结尾,下 一个时代的开端。新的时代所以还不能即时产生者,则是如《三国演义》 上所说的:“万事齐备,只欠东风”。 所谓“东风”在这里却正[应]⑾改作“西风”,即是西洋的科学,哲 学,和文学各方面的思想。到民国初年,那些东西[已]⑿渐渐输入得很多, 于是而文学革命的主张便正式地提出来了。 民国四五年间,有一种《青年杂志》发行出来,编辑者为陈独秀,这 杂志的性质是和后来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差不多。后来,又改名为 《新青年》,[及至]⒀蔡孑民作了北大校长,他请陈独秀作了文科学长, 但《新青年》[杂志仍由陈]⒁编辑,这是民国六年的事。其时胡适之尚在 美国,他由美国向《新青年》投稿,便提出了文学革命的意见。但那时的 意见还很简单,只是想将文体改变一下,不用文言而用白话,别的再没有 高深的道理。当时他们的文章也还都是用文言作的。其后钱玄同刘半农参 加进去,“文学运动”“白话文学”等等旗帜口号才明显地提了出来。接 着又有了胡适之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 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只不过又加多了西洋的科 学哲学各方面的思想,遂使两次运动多少有些不同了,而在根本方向上, 则仍无多大差异处——这是我们已经屡次讲到的了。 对此次文学革命运动起而反对的,是前次已经讲过的严复和林纾等人。 西洋的科学哲学和文学,本是由于他们的介绍才得输入中国的,而参加文 学革命运动的人们,也大都受过他们的影响。当时林译的小说,由最早的 《茶花女》到后来的《十字军英雄记》和《黑太子南征录》,我就没有不 读过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又反动起来呢?那是他们有载道的观念之故。 严林都十分聪明,他们看出了文学运动的危险将不限于文学方面的改革, 其结果势非使儒教思想根本动摇不可。所以怕极了便出面反对。林纾有一 封很长的信,致蔡[孑民]⒂先生。登在当时的《公言报》上,在那封信上 他说明了这次文学运动将使中国人不能读中国古书,将使中国的伦常道德 一齐动摇等危险,而为之担忧。 关于这次运动的情形,没有详细讲述的必要,大家翻看一下《独秀文 存》和《胡适之文存》,便可看得出他们所主张的是什么。钱玄同和刘半 农先生的文章没有收集印行,但在《新文学评论》(王世栋编,新文化书 社出版)可以找到,这是最便当的一部书,所有当时关于文学革命这问题 的重要文章,主张改革和反对[改革]⒃的两方面的论战文字,通都收进里 面去了。 我已屡次地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 全相同,对此,我觉得还须加以解释: 有人疑惑:今次的文学革命运动者主张用白话,明末的文学运动者并 没有如此的主张,他们的文章依旧是用古文写作,何以二者会相同呢?我 以为:现在的用白话的主张也只是从明末诸人的主张内生出来的。这意见 和胡适之先生的有些不同。胡先生以为所以要用白话的理由是, (1)文学向来是向着白话的路子走的,只因有许多障碍,所以直到 现在才入了正轨,以后即永远如此。 (2)古文是死文字,白话是活的。 对于他的理由中的第(1)项,在第二讲中我已经说过:我的意见是 以为中国的文学一向并没有一定的目标和方向,有如一条河,只要遇到阻 力,其水流的方向即起变化,再遇到即再变。所以,如有人以为诗言志太 无聊,则文学即转入“载道”的路,如再有人以为“载道”太无聊,则即 再转[而入于]⒄“言志”的路。现在虽是白话,虽是走着言志的路子,以 后也仍然要有变化,虽则未必再变得如唐宋八家或桐城派相同,却许是必 得对于人生和社会有好处的才行,而这样则又是“载道”的了。 对于其理由中的第(2)项,我以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线, 因此死活也难分。几年前,曾有过一桩笑话:那时章士钊以为古文比白话 文好,于是以“二桃杀三士”为例,他说这句话要用白语写出则必变为“ 两个桃子,害死了三个读书人”,岂不太麻烦么?在这里,首先他是将“ 三士”讲错了:“二桃杀三士”为诸葛亮《梁父吟》中的一句,其来源是 《晏子春秋》里边所讲的一段故事,三士所指[原]⒅系三位游侠之士,并 非“三个读书人”。其次,我以为这句话就是白话而不是古文。例如在我 们讲话时说,“二桃”就可以,不一定要说“两个桃子,”“三士”亦然。 杀字更不能说是古文。现在所作的白话文内,除了“呢”“吧”“么”等 字比较新一些外,其余的几乎都是古字了,如“月”字从甲骨文字时代就 有,算是一个极古的字了,然而它却的确没有死。再如“粤若稽古帝尧” 一句,可以算是一句死的古文了,但其死只是由于字的排列法是古的,而 不能说是由于这几个字是古字的缘故,现在,这句子中的几个字,还都时 常被我们应用,那么,怎能算是死文字呢?所以文字的死活只因它的排列 法而不同,其古与不古,死与活,在文[字]⒆的本身并没有明瞭的界限。 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 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即此可知古文白话很难分,其死活更难定。因此, 我以为现在用白话,并不是因为古文是死的,而是尚有另外的理由在: (1)因为要言志,所以用白活,——我们写文章是想将我们的思想, 感情表达出来的。能够将思想和感情多写出一分,文章的艺术分子即加增 一分,写出得愈多便愈好。这和政治家外交官的谈话不同,他们的谈话是 以不发表意见为目的的,总是愈说愈令人有莫知究竟之感。[ 我们既然想 把思想和感情]⒇尽可能地多写出来, [则其](21)最好的办法是如胡适 之先生所说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写”,必如此,才可以“不拘格套”, 才可以“独抒性灵”。比如,有朋友在上海生病,我们得到他生病的电报 之后,赶即到东车站搭车到天津,又改乘轮船南下,第三天便抵上海。我 们若用白话将这件事如实地记载出来,则可以看得出这是用最快的走法前 去。从这里,我和那位朋友间的密切关系,也自然可以看得出来。若用古 文记载,势将怎么也说不对。“得到电报”一句,用周秦诸子或桐城派的 写法都写不出来,因“电报”二字找不到古文来代替,若说接到“信”, 则给人的印象很小,显不出这事情的紧要来。“东车站”也没有适当的古 文可以代替,若用“东驿”,意思便不一样,因当时驿站间的交通是用驿 马。“火车”“轮船”等等名词也都如此。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的叙述, 应用古雅的字不但达不出真切的意思,而且在时间方面也将弄得不与事实 相符。又如现在的“大学”若写作古代的“成均”和“国子监”,则其所 给予人的印象也一定不对。从这些简单的事情上,即可知道想要表达现在 的思想感情,古文是不中用的。 我们都知道,作战的目的是要消灭敌人而不要为敌人[所消灭](22)。 因此,选用效力最大的武器是必须的:用刀棍不及用弓箭,用弓箭不及用 枪炮,枪炮只有射击力最大的才最好,所以现在都用大炮而不用刀剑。不 过万一有人还能以青龙偃月刀与机关枪相敌,——能够以青龙偃月刀发生 比机关枪更大的效力,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万一有人能够作到 呢,则青龙偃月刀在现在也仍不妨一用的。文学上的古文也如此,现在并 非一定不准用古文,如有人能用古文很明瞭地写出他的思想感情,较诸用 白话文字写还能表现得更多更好,则也大可不必用白话的,然而谁敢说他 能够这样做呢? 传达思想,感情的方法很多,用语言,用颜色,用音乐或文字都可以, 本无任何限制。我自己是不懂音乐的,但据我想来,对于传达思想和感情, 也许那是一种最便当,效力最大的东西吧,用言语传达就比较难,用文字 写出更难。譬如我们有时候非常高兴,高兴的原因却有很多:有时因为考 试成绩好,有时因为发了财,有时又因为恋爱的成功等等,假如对这种种 事件都只用“高兴”的字样去形容,则各种高兴间不同的情形便表示不出, 这样便是不得要领。所以,将我们的思想感情用文字照原样完全描绘出来, 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既很不容易而到底还想将它们的原面目尽量地保存 在文字当中,结果遂不能不用最近于语言的白话。这是现在所以用白话的 主要原因之一,而和明末“信腕信口”的主张,原也是同一纲领——同是 从“言志”的主张中生出来的必然结果。在明末还没想到用白话,所以只 能就文言中的可能,以表达其思想感情而已。 向来还有一种误解,以为写古文难,写白话容易。据我的经验说却不 如是:写古文较之写白话容易得多,而写白话则有时实是自讨苦吃。我常 说,如有人想跟我学作白话文,一两年内实难保其必有成绩;如学古文, 则一百天的功夫定可使他学好。因为教古文,只须从古文中选出百来篇形 式不同格调不同的作为标本,让学生去熟读即可。有如学唱歌,只须多记 住几种曲谱:如国歌,进行曲之类,以后即可按谱填词。文章读得多了, 等作文时即可找一篇格调相合的套上。如作寿序,作祭文等,通可用这种 办法。古人的文字是三段,我们也作三段,五段则也五段。这样则教者只 对学者加以监督,使学者去读去套,另外并不须再教什么。这种办法,并 非我自己想出的,以前的作古文的[人们](23),的确就是应用这办法的, 清末文人也曾公然地这样主张过,但难处是:譬如要作一篇祭文,想将死 者全生平的历史都写进去,有时则限于古人文字中的段落太少而不能做到, 那时候便不得不削足以适履了。古文之容易在此,其毛病亦在此。 白话文的难处,是必须有感情或思想作内容,古文中可以没有这东西, 而白话文缺少了内容便作不成。白话文有如口袋装进什么东西去都可以, 但不能任何东西不装。而且无论装进什么,原物的形状都可以显现得出来。 古文有如一只箱子,只能装方的东西,圆东西则盛不下,而最好还是让他 空着,任何东西都不装。大抵在无话可讲而又非讲不可时,古文是最有用 的。譬如远道接得一位亲属写来的信,觉得对他讲什么都不好,然而又必 须回复他,在这样的时候,若写白话,简单的几句便可完事,当然不相宜 的,若用古文,则可以套用旧调,虽则空洞无物,但八行书准可写满。 (2)因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变动,所以须用白话——假如思想还和 以前相同,则可仍用古文写作,文章的形式是没有改革的必要的。现在呢, 由于西洋思想的输入,人们对于政治,经济,道德等的观念,和对于人生, 社会的见解,都和从前不同了。应用这新的观点去观察一切,遂对一切问 题又都有了新的意见要说要写。然而旧的皮囊盛不下新的东西,新的思想 必须用新的文体以传达出来,因而便非用白话不可。 现在有许多文人,如俞平伯先生,其所作的文章虽用白话,但乍看来 其形式很乎常,其态度也和旧时文人差不多,然在根柢上,他和旧时的文 人却绝不相同。他已受过了西洋思想的陶冶,受过了科学的洗礼,所以他 对于生死,对于父子,夫妇等[问题](24)的意见,都异于从前很多。在 民国以前人们,甚至于现在的戴季陶张继等人,他们的思想和见地,都不 和我们相同,按张戴的思想讲,他们还都是庚子以前的人物,现在的青年, 都懂得了进化论,习过了生物学,受过了科学的训练。所以尽管写些关于 花木,山水,吃酒一类的东西,题目和从前相似,而内容则前后绝不相同 了。 肖毛校记①[之]:此处初版本写作“的”。 ②[直到现在]:此处初版本写作“如从前所说,至今”。 ③[他]:此处初版本无“他”字。 ④[中]:此处初版本无“中”字。 ⑤[时期]: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⑥[那]: 此处初版本写作“这”字。 ⑦[书]: 此处初版本无“书”字。 ⑧[其中]: 此处初版本写作“在这篇文字中,”。 ⑨[同]:此处初版本写作“相同”。 ⑩[怎样]:此二处初版本皆写作“怎么”。 ⑾[应]:此处初版本无“应”字。 ⑿[已]:此处初版本写作“都已”。 ⒀[及至]:此处初版本写作“这时候”。 ⒁[杂志仍由陈] :此处初版本写作“仍由他”。 ⒂[孑民] :此处初版本写作“元培”。 ⒃[改革] :此处初版本写作“革命”。 ⒄[而入于]:此处初版本无此三字。 ⒅[原]:此处初版本无此字。 ⒆[字]:此处初版本写作“学”。 ⒇[我们既然想把思想和感情]: 此处初版本写作“要想将我 们的思想感情,”。 (21)[则其]: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22)[所消灭] :此处初版本写作“打死”。 (23)[人们]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24)[问题]: 此处初版本无此二字。 庾荷之扫描 肖毛校对 13:58 00-6-13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