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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依旧

　　孤舟

　　看样子学习学习法学方法论还是非常有帮助的，例如这次争论中所体现出来
的一般和特殊的规则，就涉及到了举证责任设置的问题，退一步讲，至少也设计
到论证负担的分配。论证负担可参见佩雷尔曼的相关论述，阿列克西的《法律论
证理论》中对此有介绍。即使按照程序正义的要求，当出现“特殊”之时，因
“特殊”而受益的一方，事先也必须论证特殊的合理性吧。另外，公众在信息获
取不充分的情况下，是否具有合理怀疑的权利呢？

　　我觉得每个人在面对苏力博士招生的个案，应该更少带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快
感，而更应该深刻反省自己的心灵。也许今年居高临下批评的那个人，就是明天
的你自己，未必是此时此刻此事，而是彼时彼刻彼事。这件事情之所以给苏力和
北大法学院造成如此大的打击和震撼，之所以让他们不知如何应对，恰恰在于若
没有甘老师的公开信，在他们眼里，这恰恰仅仅是一件小事情，根本就没有人会
关注其中存在着如此多的程序问题。苏力以他一贯的写作漫不经心的风格写作的
回应信，也恰恰体现出了苏力对这件事情的不重视，即使到这个时候。然而事情
一旦暴露于公共舆论面前，一旦经过千百双挑剔的眼睛的审视，突然就改变了性
质。平常习以为常的事情，突然变得极度的不合理而且令人难以忍受。然而事实
上，这样的事情，每天成千上百的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总是习以为常，视而不
见。平常的冷漠和此时的激愤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并非没有联系。根据
康晓光先生的分析，中国社会区别于西方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下层
百姓的瓦解和反抗能力的削弱。平时的冷漠很可能来源于反抗机会的渺茫。无论
是小人物在亲身遭受不公正的待遇而产生的无力感，还是旁观他人反抗失败而总
结出来的犬儒主义哲学，突然在这次被媒体放大的事件中得到了发泄的机会。若
抛开这次时间中所涉及到的教育因素，那么类似的事件，在最近几年中是屡屡发
生的。即使刘涌案，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视角来进行解读。那些激情澎湃的学者和
公共知识分子，平时或许根本就不怎么关注案件中所涉及到的法律规范以及这些
法律规范平时是如何在实践中运行的。然而，因为如此一个案例被媒体暴光之后，
找来法律规范，对照平时所的法学理论，就象发现新大陆一样，突然发现其中居
然存在着如此多的漏洞和猫腻。法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在此找到了证明其专业
才能和分析技巧的机会，而普通民众则难得的获得了一次发泄情绪的良好机会，
而对于政府来说，也乐于见到这种情况的定期发生，因为最后处理结果似乎总是
正义得到了彰显，民众的情绪得到了安慰，因此统治也得到了巩固，剥削呢，也
许会不知不觉得变得更加变本加历。

　　以后还会在其他领域，发生其他效果想象的事情。原先的问题是否从制度上
得到解决，可能大家都会比较冷漠。然后这些学者们还会勇敢地站在最前线，那
些真正勇敢的公共知识分子将不理会来自任何方面的威胁，然而在中国这样的公
共知识分子并不多，在中国的环境中，这样的人若不是早就被干掉，就是象金庸
先生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总是拥有那么多奇遇和贵人，或者老奸巨滑超过了那些
政客们，或者象方舟子一样站在一个距离祖国很远很远的地方发表意见。其他知
识分子呢，则总是在形势变得有些明朗的情况下，以更加响亮和浑厚的嗓音将这
个事件的影响力扩大到一个原先无法想象的水平，从而最终参与胜利成果的分配。

　　然而一切依旧。甚至愤怒也依旧。

(XYS2004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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