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方舟子先生:   看了关于“朱甘事件”的讨论,本来早就有把《圣人、诗人和哲人》这篇文 章在你的网站发表的想法。因为文中写到二十多年前的一件实际发生过的事:当 年“圣人”教授,因为绝对地主张“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以我英语分数不及 格,他就没有把我这个“得意门生”招收为他的研究生。   但后来想,现在大家在讨论的是关于“程序公正”等法治的问题,我搬出 “圣人”教授,岂不又回到“人治”的老路上去了?   然而这些天看下来,窃以为那些精英当事者,无论在“法治”或“人治”方 面,都很令人失望。所以,面对这些“俗人”,便又沉浸到回忆“圣人、诗人、 哲人”之中去了。当然,其实到我这个年龄(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人,是早 已不该再有所谓“失望”存在的。   圣人、诗人和哲人   作者:耳闻   (一)   暑假里,去母校探望L先生。经他提醒,才意识到A教授离去已五年了。L先 生说,五周年也没什么纪念活动。但我想,对于一个人的纪念,又何用搞什么活 动?记得他的,套句俗语,便是:他随时会在我的心中复活。   A教授活在我记忆中的第一样东西,是他的声音,浑厚深沉的男中音。这是 我过去最喜欢,现在最怀念的。二十多年前,我刚做A先生的学生,就被他的声 音“倾倒”。那时他已六十多岁,可在大梯形教室上课,我坐到最后一排去,仍 然感到他“声震屋宇”。而且在我听来音色很好,年轻时若去学美声,说不定是 帕瓦罗蒂一级的人物。   先生的声音,为他创造过“奇迹”。我们(七八级)进大学后不久,一次集 会纪念“一二·九”运动。先生上台讲话,先说了一番他四十多年前在燕京大学 参加抗日救亡的往事,然后就大声疾呼:“青年人应该有忧国忧民之心!”这样 的“传统教育”,居然把全系学生都说激动了!要知道,那时他面对的,是经历 了“十年动乱”,大有“信仰危机”的学生啊!所以我当时把这“奇迹”归之于 先生的声音。先生得天独厚,有当教师最好的条件:一条好嗓子。他的声音有诱 惑力,一开口就把人吸引住了。那时,先生的“右派问题”还没完全“解决”。 他的女儿因此受牵连,1977年、1978年两年都不能考大学。他自己也是刚刚恢复 教职,可以上台讲话。然而他已经在疾呼“忧国忧民”了。悦耳的声音里更带着 连厄运都扑不灭的热情,也难怪我们会跟着激动一番了。   但听先生讲课,却又是另一回事了。先生讲的是历史。历史本来已经够沉重 的,再好听的声音,也减轻不了这种沉重,而先生讲的时候,除了深沉的思考, 还带着强烈的情感。所以如果你听得太认真,“身入其境”,便会因“共鸣”而 感到身心都累。所以我总是抱怨:先生的课,只能连着听两节,听多了可受不了。   有一次我不知为了什么事,大着胆子闯到先生家里去了。结果发现,在先生 书房与他谈话,感觉就与听课完全不同了。先生坐在藤椅里,微微笑着听我胡扯 ——我那时说的,真的多半是胡扯,尤其是对历史的所谓看法、见解,更是经验 多,学问少,肤浅得很。可先生没一点不耐烦,也不轻易打断我。经他这样“鼓 励”,我就更加忘乎所以,胡说八道没完了。只是连我自己也感到说得差不多了, 先生才说几句他的意见。我若不同意,还可与他争辩。我真喜欢这样的谈话,觉 得先生坐在藤椅里的样子,真像我想象中的鲁迅先生。班里一位女同学,也想去 找先生请教,却来怯怯地问我:“他会见我吗?”我笑她:“他当然会见你,放 心去啊!”师母曾经说,先生最喜欢学生去找他了,“见了学生就眉开眼笑。” 我知道这是实话。只是先生这样待我,却种下一个“恶果”。其实我们平时与人 谈话,对方不要说是“德高望重”如先生那样的前辈,就是同辈,甚至“小辈”, 若他的地位较高,我们也是不能“放肆”的。这是一条处世原则。但我被先生宠 坏了,后来与别人谈话,也常在不知不觉之中,弃原则而不顾,“自由民主”起 来,结果自然是弄得自己与对方都十分尴尬,甚至不愉快。除了先生,我还遇到 过一位让我在谈话时忘却身分地位的前辈,因此我说话时常“没大没小”的毛病, 就更犯得多了。   我们毕业前夕,先生却病倒了,生了鼻咽癌住进医院。手术前我去看他,这 次却是他的话多了。他说,他不该离开系领导的岗位这么久,因此没培养好后备 力量,现在很为系里缺少青年教师着急——这哪能怪他?不做系主任是因为他当 了二十多年的“右派”,师母因“包庇”他,竟然也陪着当了二十多年“右派”。 ——虽然病了,但他仍有不少计划:要组织人整理古籍;要继续上讲台讲完《史 学概论》;要写一些历史人物传记;……只是计划中最重要的,是要办一个研究 生班,为系里培养一批青年骨干,为史学研究培养一支生力军。如果手术不成功, 或术后恢复不好,其他事都来不及做了,他也要尽全力把研究生班这件事做成! 他一定要有好学生,有能继承他的事业的人。他认为研究历史、从事历史教育的 事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要求我回学校去做动员工作。听一个马上要上手术 台切除肿瘤的老人,用悦耳的声音,谈计划,提要求,我还有什么话可说?!自 然回学校去四处游说。那时我的同学们,年龄最大的三十四岁,最小的却又不满 十八岁。年龄大的,有的已经拖儿带女;有的则二十七、八岁还没“解决个人问 题”。这些人大学已经读得太迟,再要接着读研究生,生活上、经济上实在有困 难。而年龄小的,却又因“十年动乱”,书读得实在太少,外语也不能过关。这 些人要攻读研究生,是必须要准备吃大苦的。所以,原来打算报考研究生的同学 并不多。但经我游说后,也许是不忍心让先生失望吧,全班竟有一半以上的人报 了名参加考试。   后来先生的手术是成功了。只是经过理疗,他的耳朵有点聋了,听不大清楚。 后来,牙齿又不知怎么的都掉光,说起话来就很吃力。于是先生就不大开口了。 他不能再上讲台,但研究生班及其他的事,是都做了的。   (二)   当年我自然是参加了研究生考试的。那时,同学们大都把我看作是A教授的 “得意门生”,因此大都认为我会被先生录取为研究生。我却清楚,先生是原则 性极强的人,考试的事,他绝对地主张:“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亲生子 女也不会放弃原则给予通融的。所以录取不录取还是要看我考得怎么样。如果考 不好,不用指望先生会网开一面。结果,我外语考试没有过关,先生果然是“毫 不留情”地“割爱”了。尽管私下里他大表遗憾。我毫无怨言,反而觉得对不起 先生。我知道他的确很想收我做“传人”,是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这也是我终身 遗憾之事!   先生处世就是如此地有原则,用我的话说是,他这个人是太“方”了,简直 一点都不“圆”。当了二十多年右派,仍没磨损自己的棱角,先生也真是“本性 难移”的典型了。   只是当今之世,先生如此处世,有时自然难免遇上些麻烦的了。   比如,据说先生平时对系里的教师,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人,要求都 是很高的。希望他们业务上有高水平,工作高度负责……,要是认为谁达不到这 些要求,他会毫不容情地批评,并不为顾及脸面或其他什么原因而搞中庸之道。 当然他也从不“背后乱说”,有什么话他都放到桌面上去说。   于是有一次,系里又要为一些教师评工资也不知是评职称什么的了。先生自 然是评委,还算是其中的头吧。谁知还没开始评,却不知从哪里先传出流言,说 是先生对“某某”、“某某”教师有批评意见,认为他们“不够格”云云。听到 流言的人,倒有不少有点相信。因照上文所说先生对系里教师的严格要求,他似 是极可能如此说的。可是事实是,评委还没有开过一次会,先生自然也就根本还 没有发表过任何意见的。我知道,这是有“聪明人”在利用先生的牌子、威望、 乃至他的正直,来“摆平”别人呢!如果这次“某某”、“某某”真的没评上, 他们会怎么想?若他们看得起先生,自然口服心服;若他们不服气呢?一股怨气 自然都出在先生身上。先生又如何为自己声辩?他也从来不会为自己声辩的。   到评委真的开会时,先生大约照旧讲了他本来想讲的话,我想他是不会顾忌 到流言曾经都说了些什么的。   其实,这还是件小事。有时发生的事严重的多。官场中勾心斗角、争权夺利 的人,有时会利用先生的原则、威望和大度,来达到他们自己卑鄙的目的;有时 却又会厌恶先生的原则、威望和大度,千方百计明里暗里打击排挤他。先生不肯 讲违心的话,总是尽可能讲真话、直话,这就经常要得罪人;先生遇事常不愿妥 协,这又注定要惹来麻烦,因为当今之世,谁又不“捣浆糊”?如此一来,先生 有时就活得很累了。   听别人告诉我这些事,去探望先生时,我总是劝先生应该“厉害些”。我说, 按我的社会经验,坏人之所以容易得逞,有时是因为好人太善良了。先生听了便 笑。但这“药方”对他没用,他压根儿学不会尔虞我诈那一套。再说我这个“教 员”也不合格,自己就没会多少招式。   于是我就反过来劝先生“跳出来”。我以为先生应该摆脱“浊世”,专心去 做他的学问,或者去教人做学问。否则就是在浪费时间。这是因为先生的处世为 人方式,是一定会不时“碰壁”,会“不合时宜”的。他女儿曾问我:“你认为 我爸的处世为人究竟怎么样呢?”我想,我不知道怎样来评价。但我知道,我的 大学同学们,大都很钦佩A先生,除学识外,还就是钦佩他的人格!至于“不合 时宜”,我很自然地就联想到了孔夫子。当年孔夫子不也“不合时宜”吗?不也 周游列国都没人睬吗?所以我背地里称A教授为“圣人”。他的“方”而不 “圆”,实在已世存不多,且到处碰壁。但他的学生们看重的,还就是他的这种 “方”。尤其是我的那些去了国外的同学,在先生再一次病倒后,他们一次次来 信嘱托我去代为看望先生,并祝愿先生能早日康复,多活几年。在他们的心目中, “圣人”先生以及他的处世原则、品德人格,似乎就是值得隔几千里之遥,“顶 礼膜拜”的东西。故国只要还有“圣人”先生那样的人,他们的心里便会踏实些 似的。   (三)   “圣人”先生既然是“圣人”,自然就要“举逸民”了,——把他认为是杰 出的人,千方百计找来当我们的老师。他举的“逸民”中,有两个人,给我印象 最深,一个是“诗人”B教授,一个是“哲人”C教授。   系里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对B教授都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常有失“君子 风度”,因为他的那张嘴太刻薄。他也当过“右派”,还被“下放”了。于是为 养家糊口,据说他去拉过板车,也去学过中医推拿。很难想象一个能做大学教授 的人,一个能写诗的人,去拉板车挣钱。但我们那时不以为怪,因为大家“彼此 彼此”,我们这些“学生”,不也“上山下乡”去抡锄把了吗?听说他拉板车时, 也写诗,是写在香烟盒上的。这种“原稿”,不知现在保存下来没有?   他说话确实尖酸刻薄,而且到老都天真,永远直言不讳得罪人,也是个“右 派”也没有当出教训来的,处世为人方面的顽固派。听他上第一堂课,我们就一 面欣赏他的冷嘲热讽,赞叹他的直率;一面互相大摇其头:“他那张嘴,五七年 哪能不当右派?”他挖苦起人来真是毫不留情。不管是文人雅士,还是达官贵族, 若做的事不入他的眼,他便矛头对准,隐善扬恶地攻击一番。这些人若听到他的 攻击,必定气的发疯,尤其是如果无法否认他说的是事实的话。   他给我们上的必修课是古汉语,第一学期讲郑樵《通志》。后来我又选了他 的《校雠学》,教材是他自编的,又自用极漂亮的小揩抄录后影印成册,这是我 拿到过的最值得保存的一本教科书,因为光那书法就可看得。但他上课,不仅不 “照本宣科”,还“信口开河”,乱开无轨电车,且什么都说。有一次他从较雠 古字说到了古音,从古音说到吴声,然后举个例子说: “你们知道‘黄泥膀’这 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吗?那是一句吴语方言,意思是……”他告诉我们,古人对郑 樵的评语是: “博学有余,雅不足也”。我们也把这句评语转赠给了他。但他又 真是个诗人,诗人又岂有不雅的?   临到考试,我们选他的课就高兴了。他的考试法是经过“改革”的,只弄来 一段较长的古文,里面有阙文,别字什么的,让我们“校雠”,并翻译成现代文。 还是开卷考!结果我只化三小时就交了卷,得了个“良”。而我选A教授的《魏 晋南北朝史》,为交论文,精读《三国志》,化了三个月;选C教授的《欧洲近 代哲学史》,为交作业,死啃海森堡的《物理学与哲学》,也化了三个月。   但B教授的这种“开放”的讲课和“改革”的考试,终于受到了非议。比我 们晚几届的学生向身为系主任的“圣人”先生告状,说他不备课,上课不认真等 等。A教授是视上课为神圣之人,岂能容忍自己举的“逸民”玩忽职守?于是就 批评B教授,谁知他又“屡教不改”,据说两人便弄得有点不开心了,但A教授夫 人又直对我赞叹: “但他的诗却真的写得好”!   他写的是旧体诗,新诗是从不写的。据他有一次在课堂上“自吹”,说有名 的画家,有时也请他去为画题诗的,所以想必确实是写的好的。我从没读过他的 诗。我这个人,自认是大俗人一个,绝对体味不了好诗的高雅意境,所以对诗, 尤其是旧体诗,总“敬而远之”,怕读不懂,怕亵读了它们。连带着我也极度崇 敬诗人,总觉得诗人就是伟大,因为没多少人能真正成为诗人,我自己就一辈子 也写不出一句诗来。正因为诗人“特殊”,所以我认为他们该有权力纵情自由, 为所欲为的。不知听谁说过,诗人像孩子。我想孩子就是任性的,何苦要求他 “认真”?所以,我倒是同情B教授的。而且还认为,B教授的“不负责任”,其 实倒是因为他肚子里的学问太多了,但都是些“博闻杂学”。这些学问,是很难 分门别类,“一二三四”、“ABCD”地在课堂上演讲出来的,倒只有像B教授那 样“信口开河”地讲来为好为妙。这些任何大学教科书上都没有的“杂学”,不 少都是启发心智的真学问,不能以闲谈碎语等闲视之的。尤其是对象我这样,十 六、七岁去了“广阔天地”,到二十七、八岁才回到课堂的学生,我本来已有的 “学问”,就是“杂七杂八”学来的“杂七杂八”之学,其中还就是少了B教授 所讲的“封建时代” 那一些呢。随着B教授这样“老古董” 似的先生的去世, 这种学问也要绝种了,真是可惜。   (四)   C教授被我尊为“哲人”,自然是懂哲学,教哲学的。那年,他给我们开选 修课《欧洲近代哲学史》。当时,我们都认为,即身为历史系学生,总要懂点哲 学;又以为要真正读懂马列,也必须“有比较方有鉴别”,也懂一点西方哲学为 好,所以,选他课的人就很多。我也凑了热闹。   正是决定选他课的那个星期周末,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巧遇了C教授。便诚 恳地讨教如何来学这门课。谁知被他泼了一大桶冷水。他像是根本就怀疑我们这 些人能不能弄懂一点西方哲学的。他说,学哲学的关键在于首先要弄清概念。要 彻底搞清每一个哲学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既不能弄错,也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 否则,就会歪曲哲学家的原意,甚至会越学越糊涂。所以,学哲学最好是读原著, 读全文。哲学家是德国人,就该读德文本,英国人就读英文本。因为某种文字中 的某个词,有它特定的含义。译成另一种文字,意思也许就不确切。如实在读不 了原著,则必须读好的译本。不好的译本不仅会译得不确切,有时甚至还会完全 搞错,译成相反的意思。既使读好的译本,也必须读全文,然后前前后后的对照, 反复领会,才能较正确理解哲学家的观点和概念,不至于“离题万里”的。而我 们这些学生……。   他不说下去我也明白了。我们这些人,外文基础都很差,除了班里极少几个 英语较好的同学之外,我们谁敢去碰英文哲学原著?更不用说德语“天书”了。 所以我们竟是不该选他的课的。   C教授的这番教诲,虽然吓退了我的学哲学之心,却是于我有过很大益处的。 因为我很快就发现不读原著,不读全文会碰到什么样的危险了。   那时我的一个室友,也选了C教授的课。为交作业,没奈何,先找来一本介 绍西方哲学家和哲学观点的摘译本在看。看到介绍休谟,因读得仔细,觉得有点 不对头:怎么休谟前后矛盾?认真找来休谟原著全译本一对照,原来这摘译本有 一处是把休谟为批评别人而引用的别人的观点,当作是休谟的观点在介绍。这本 书里还有没有因断章取义而歪曲了原意的东西?更不得而知。我这才深感摘译本 的不可靠乃至可恶。由此想到,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学马列,学毛泽东思想, 不就是学“摘译”,学“语录”的吗?究竟那里有多少真正是伟人原意,也只有 地下有知的伟人知道了。也怪不得那时可以打“语录战”,断章取义,片面强调, 自作解释……自然很容易可让马克思与马克思辩论,恩格斯与恩格斯吵架的。   从此我读书,特别是读有“观点”的书,是小心得多了。   C教授还给我们上逻辑课。据说他是全国都数得着的逻辑学权威。他的逻辑 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有一次他说:比如有两个人在争论,甲说:“花是红 的”。乙说:“叶子是绿的”。大家都坚持自己的观念,争得面红耳赤,但永远 也争不完,因为这两个观点永远不对立。说完了他叹口气“可惜这样的学术论争 是太多了”。我很纳闷:真有如此愚蠢的“学术论争”吗?谁知心中留意后,再 看以前的许多论争,却真的发现有不少“花红叶绿”式的呢!一些很有名气的 “理论家”,“学问家”,也在那里你自顾阐明“花红论”,他管自论清“叶绿 说”地杂耍,却还被冠之于“建国以来重大论战”,“史学研究重大成果”之类 的美名,直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我想起听说过的C教授的处世之事。据说“文革”之前A教授把他调来历史系, 原是指望他能在历史系的哲学讲坛上大展鸿图的,以便使学历史的人多点哲学头 脑,考察起历史来达观些。谁知“哲人”先生静观形势后,竟于哲学闭口不言, 改上逻辑课。“圣人”先生不便勉强,后来自己落难了更无法勉强,使“哲人” 先生得以在逻辑上立身,于哲学外处世,而且“不述不作”,竟几十年太平无事, 免遭“右派” 之劫!因此有人颇以为他是“明哲保身”的典型。但我现在想来, 先不要说“明哲保身”并没什么不对,当初若“仗义直言”,不过多一个人受批 判,后来多一个人平反,于国于民不一定有利,更何况“哲人”先生当初若看到 哲学界也多“花红叶绿”之争,陷身于如此蠢的论争中,再危及身家太平,岂不 太不合算?!所以他“改行”传播逻辑之学,实在不愧为是位哲人!英明之极!   只是他的警告给我带来“消极影响”:如今我偷懒,不努力于事业时,就常 常“阿Q精神”地安慰自己:我不过是想做更有意义之事,不屑于“花红叶绿” 罢了。   (五)   离开大学已十多年,A、B、C三教授也都已离我们而去。可每当痛感自己越 来越庸庸碌碌,或总是碰到庸俗的人、庸俗的事时,我就会想起大学里这三位有 学问、有个性、又有智慧的师长,想起他们给过我的关怀、教诲和影响。只恨我 没有天分,无法学得先生们的神韵绝技。我总是向社会妥协,想方设法磨圆自己 以“适应社会”,不能像A教授那样贤良方正,高风亮节;我常杞人忧天,又总 是以周围人的要求来束缚自己,不能像B教授那样妒恶如仇,姿意任性,为人自 在;我站不高,看不远,冲动冒失,老做错事,做事后后悔的事,不能像C教授 那样思路清晰,态度明智,用大智慧审时度势。所以,我当不了“圣人”,做不 了“诗人”,也成不了“哲人”,实实在在,永远是个俗人、庸人。真希望这世 上像我这样的人能比现在少些,像先生们那样的人能比现在多些,那么,这个世 界就要比现在有趣和精彩多了。   1999年11月 (XYS20040804)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