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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朱苏力的“招生门”看学院清流的信用破产

　　张业松


　　北大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招收博士生，面试时刷掉初试考分第一的考生，
录取经降分入围者，落选的江苏籍甘姓考生发文到网上鸣不平，引起网路大热和
媒体介入，《南京日报》并试图把话题引向一个滑稽的 “高度”：“谁来监督
博导的自主招生权？”（阚静静、朱晓露：《甘德怀的遭遇引出话题谁来监督导
师的选拔权？》，《南京日报》2004-7-17）。苏力自己和几位博导出面捍卫招
生自主，效果适得其反；网上“学术打假”名流方舟子亦连续发文攻击苏力和北
大，更引起网上“跟着方舟子干革命”热潮，至有“处长”出而蔑言“这些教授
调子都很高，但是都是彻底的俗人而已，掩耳盗铃罢了。” （wengweng：《朱
及朱们：俗人而已》）“官”的幸灾乐祸和借力自壮其心昭然。

　　这事已经闹了好些天，我一直在关注。最初的感慨是中国社会人心之恶，已
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所谓“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达于极端，朱苏力
等“学院清流”不仅说话没有人要听，连多年学术努力下积累起来的学术人格也
遭致极端化的质疑，可谓完全“信用破产”，实在堪忧。而所有以“公正”的名
义对博士招生这种“软权力”提出的要求，最终都会加固教育的官方干预的“硬
权力”，导致网民民主追求的适得其反。

　　随着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我开始想：学院清流的信用破产，究竟是谁的责任？
结论是，“清流”本身难辞其咎。因为一个社会的名流对社会的总体状况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他们不仅参与着这个状况，而且以比普通人更大的份额分享着这
个状况的主导权，如果这个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那么，被这个状况主宰着的
普通人就有权力去问，你们这些名流在改变这个不能令人满意的状况上究竟做了
多大程度的努力？你对状况的“抗议”在哪里？你满足于做这个状况中的“既得
利益者”，还是曾经为了“公共利益”不惜一切？

　　这些天一直在断断续续读着程巢父先生的《思想时代》以及该书所诠释的陈
寅恪、胡适。不免想到，面对当年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胡适们也曾苦口婆心，
希望学生安心读书， “把自己这块材料锻造成器”，同样不大有人听得进。在
这种情况下，胡适们怎样自处、怎样表现？对于当年的左派“愤青”来说，他们
也曾“信用破产”吗？如果有，这种“信用破产”损害了谁，或究竟是谁的损失？

　　学院清流的信用破产绝非国家和社会之幸，三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大规模“逆
淘汰” 的斑斑血泪已经给予了我们过于沉重的教训。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双
输”局面。社会的重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最近十余年来，随着“强势政府”
的日渐“大有为”，这类“抗议的转向”正呈现出越来越多的趋势，一再地给予
着我们新的警醒。对此，“清流”本身的表现也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对于
“同情之了解”的希冀无论如何都不能成为自身“弱势”的永久遁词。如果今天
的“学院清流”从这类事件中感受到伤害，他们应该检讨自己与胡适们的差距，
然后再说别的。

(XYS2004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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