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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导权力的边界

□谢泳

南方周末2004-08-05

　　甘德怀考博风波，引起社会对博士生招考制度的讨论。作为一个法学家，朱
苏力因为偶然的原因成为事件的中心人物。这是朱先生的不幸。

　　朱苏力应对社会批评的主要思路是：中国的研究生选拔制度有问题。考博制
度必须转向选拔优秀人才。学者应有选择人才的权力。如果连这样的选择都必须
付出代价，将来谁还敢面试淘汰学生？什么是学术自由？就是要包括学者有权选
择人才组织自己的研究队伍的权力。理想的制度和可行的制度是两回事，这就是
他为什么基本认可中国目前的研究生选拔制度的根本理由。理想的制度首先要有
比较理想的教师，有更好的学术传统和学术评价机制，也要有一个能够理解这些
学术制度利弊的社会环境。这些情况现在还解决不了，所以，从目前来看，面试
只占30％是可以接受的。这是朱苏力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的言论。大体可
以说是为自己的行为辩解。

　　这个事件所以会引发一定的社会震荡，其实并不是针对朱苏力本人的人格和
道德而来的。问题的症解在于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如果绕开了这个问题，其他
就不好谈了。应该说，作为法学家，朱苏力为自己行为辩解的理由初听起来都有
道理，但细想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第一，中国的教育当前还是垄断性的。在这个前提下，还不可能出现理想的
选拔人才的制度，特别是选拔人文学科的人才。美国博士导师的权力所以很大，
建立在几个前提下。一是高等教育不由国家垄断；二是民间科研机构大量存在；
三是社会建立在诚信基础之上；四是博士资格并不成为人才向上流动的刚性条件。
而目前的中国还不具备这些理想条件。在当前的社会背景里，笔试可能是惟一较
好体现公正的制度。至于这种制度是不是能选拔出最好的人才已不重要。因为中
国的高等教育基本不承担选拔人才的职能，它承担的是养成资格的作用，特别是
对于人文科学的人才。

　　第二，朱苏力总强调他在努力选拔人才，其实是偷换了概念。因为考试只能
观察素质和训练。一个人在获得专业成就之前，不能说是人才。只能说有成为人
才的可能，或者说具备了成为人才的条件。中国社会重要的不是成为人才，而是
取得资格。中国名校的作用主要在这里。资格比才能重要。这是中国特色。选教
授第一，选学生第二。

　　第三，在当前，决定人才的刚性条件是你得在国家的体制里面，尤其是人文
科学领域。不必讳言，在许多时候，真正有才能的不一定能进来，同理进来的也
不一定就是人才。我们的社会科学的评价体制是国家至上的，不必顾及社会的影
响和评价。国家垄断一切教育与研究资源的结果是，垄断的方法和技巧本身成为
最重要的才能。具有这种才能人的人，不但通常被以人才对待，而且成为评价人
才的主导力量。

　　第四，朱苏力在回应社会对他的批评时，没有坦诚面对社会普遍存在的潜规
则问题，而以道德楷模出现，更激起了众人的反感。中国人都懂得天理、国法和
人情。法律存在的基础不是法律，而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你不能用了人情，
又要强调国法。标准有时候分不出绝对好坏，但人不能只用对自己有利的标准。

　　话说回来，现在博导的权力不是太小，而是太大。在这方面，我倒感觉有关
部门还是清醒的。至少他们还知道那些博导也是常人。在缺乏宪政体制保障，又
没有形成学界自身约束道德，更没有养成内化为行业风俗的基本习惯环境下，博
导的权力边界越不清晰，越容易把好事办坏。赶快收紧博导选择人才的权力，适
度放开人才向上流动的刚性约束，可能是一个思路。胡适早年想出的办法是尊重
同等学力，以防止作伪。因为博士的价值是由许多约束条件决定的。君不见，因
为强调干部的高学历，不出几年，如今想走仕途的青年，哪一个没有博士学位？

(XYS2004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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