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 　　大陆教科书遭遇批判风潮 　　文、图／记者　欧阳斌 　　《凤凰周刊》总第154期 　　近十年来，在教育发达的欧美诸国亦致力基础教育改革的情势下，中国大陆 推行了数次以教材和课程更新为核心的改革试验。然而，民间持续掀起针对教材、 教学及考试制度的批判。事实上，由于国有教育资源始终担负着培养“革命接班 人”的政治任务，旧有教育模式很难通过市场化主动完成突破性变革。大陆学者 认为，中国迄今未能建立起一整套与国际规范接轨的科学有效的国民教育体系， 而此一缺失将给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2004年3月，以学术打假著称的留美博士方舟子将自己近年关注的大陆中小 学教材案例做一总结，撰文《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发表在由中科院主管 的科普刊物《科学世界》上。文章指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存在“收录违背历史事 实的课文、读物的问题”，“教育者在编撰教科书时，要抱着十分慎重的态度， 只传授可靠的知识，避免伪知识的混入。”而文中列举的《月球上也有飞碟吗》、 《长城砖》、《悲壮的两小时》等课文的内容失准，在电视、报刊多种媒体上成 为热炒一时的争议话题。这是近十多年来针对中国教科书问题的最新一次批判。 　　教材积弊：内容陈旧，意识形态化 　　1998年出版的《盲点－－中国教育危机报告》一书记述过这样一件事：从 1957年开始执教的语文老师马文奇，因向校领导表示希望能够讲一些教材以外的 东西，结果在文革中被认为要“向学生灌输毒草”，有“反革命阴谋”，被打折 四根肋骨关进监狱。文革后，马文奇出狱重返讲台，发现学生用的仍然是30年前 编写的教材，自己提出的“以教材外内容丰富教学”的意见仍然没有被采纳。在 一次家长会上，他在50年代的一位学生作为学生家长见到马文奇，说：“怎么学 的还是那本教材啊！我当年的学生笔记丢了，如果不丢，让孩子看看，一定会考 好的。” 　　中小学教材中，科普文章的“老化”似乎更为严重。今年4月，《解放日报》 的一篇报道统计，目前教材中主要的科普文章有：叶圣陶的《景泰蓝的制作》 （1955年）、贾祖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文革前）、钱学森的《自然科学的 基础学科》、李四光的《人类的出现》（上世纪70年代初）。 　　《中国青年报》曾刊发了一个名叫韩福东的自考生的文章，称他在2001年参 加法律专业自考时，指定教材中的《民诉法原理与实务》于1996年7月出版， 《民商法原理与实务》于1996年9月出版，《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概论》于1997 年3月出版。时隔四五年，教材编者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仍未对这 些教材进行修订，结果闹出不少“笑话”：《民商法原理与实务》第14页写着 “立法机关正在起草的合同法名为合同法……”，而合同法早在1999年已通过； 在《证券法》已经实行了近4年之后，《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概论》第230页写着 “《证券法》还没有颁布”；2001年，利息税开征已经两年，教材上还写着储蓄 利息免税；而邮电部这类早已不存在的部委，仍然出现在教材里。 　　与内容陈旧并存的是观念陈旧。《黄河》杂志主编谢泳在比较了民国时期与 建国后的小学课程标准后发现，后者更强调一党政治理念的灌输，强调对政党及 领袖个人的崇拜，从而更具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比如，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课 程标准中，“自由”、“法律”这两个词汇不再出现。 　　新版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高中《语文》第6册单列了一个单元，全部选用《红 楼梦》中的章节。在这个单元的结尾处有一篇题为《〈红楼梦〉导读》的课文， 对曹雪芹评价：“曹雪芹是中国文学史上对封建社会失去希望的第一位作家，但 他却超不脱历史的局限。他是以一块怀才不遇、无力补天的顽石的身份，无可奈 何地叹息这座封建大厦朽败倾颓的。在他生活的时代，他找不到更先进的思想武 器，最终还是把这一切归结于宿命，归结于‘色’、‘空’。鲁迅说过：‘人生 最痛苦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曹雪芹即处在这样的痛苦之中。”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人著文，对教材中以“封建社会”、“腐朽”、“阶级 压迫”、“走向衰亡的历史趋势”等作为《红楼梦》等选篇的知识点甚至考点表 示了强烈不满。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认为，目前对鲁迅、郭沫若、《红楼梦》等人物 和作品的评价，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传统阶级斗争观念之所以在中小 学教材中还保持“市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界和学术界的脱节，教育 领域中保守的力量还很大。 　　一位语文教师对记者说，在课堂上他会告诉学生，尽管教材对鲁迅写作风格 中的挖苦、讽刺评价很高，但是这也和鲁迅的人生遭遇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阴影 有关。但是他会同时嘱咐学生，后一种观点绝对不能出现在考试卷子上。 　　“挑错者”黄安年的遭遇 　　1999年，黄安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主办的《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发表题为《评 人教社〈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新教材－－130条质疑引发的思考》一文， 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材《世界近代现代史》（下册）提出了130条“质 疑”。文中提出：“要逐步改变出版社‘自产自销’的局面。试想如果运动员和 裁判员集于一身，就难免出现一些负面影响……改革教材编写的机制，拓宽教材 编写的路子，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很快，该杂志又陆续刊登了全国23个省市200多名历史教师对人教版各套历 史教科书共十余册提出的意见469条。这套“必读、必教、必考”的教材被发现 存在“知识性、逻辑性、语法性”差错一共600余条，例如将1972年中美发表的 上海公报原文中“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 国”，错误地写成“美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等等。 　　社会的普遍关注引发了有关部门的强硬态度。 　　不久，《中学历史教学参考》在2000年第3期发表了人民教育出版社署名任 史识的反驳文章，指出：“（黄文）结尾部分对教材编辑流露出轻视的心态和口 吻。” 　　2000年10月26日，人民教育出版社组织了部分专家学者召开“10·26”会诊 会，针对黄安年的批评指出“某教授误导首先是政治性”，“不但伤害了从事中 学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人的感情，而且容易误导全国中学生对学习历史知识产生错 误认识”。 　　对此，黄安年撰写辩驳文章《再论如何开展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并在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1年第1期刊发前半部分。但是，近期在美国的黄安年 在接受本刊电话采访时表示：“谁知相关部门负责人竟然几次三番给《中学历史 教学参考》的主办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下达’指示，封杀该杂志 第2期，禁止继续刊登这篇文章，并扬言给发表文章的杂志主编以‘纪律处分’， 我自己的文章已经刊出的横遭‘腰斩’，其它文章遭到封杀。而该杂志已经排好 版的第2期被勒令不准印行。” 　　2001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收到《关于改革中小学教材编写、审定、纠 错、监督机制》、《关于依法保障对中小学教材学术批评》两份提案，但是黄安 年在对比了教育部对两个提案人分别做出的答复后，惊讶地发现两份答复除了开 头语不同，其它内容一字不差，仅仅是列出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黄安年认为：“一场方兴未艾的健康发展的群众性评论教材和讨论教材改革 的高潮被人为的行政干预所打断”，整个争论与“多年来人教社独家垄断教材的 编写和发行教材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 　　对此，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位官员对记者说：“教材不出错是不可能的，但 是如果说有几百个错，这也是不可能的。这套教材是经过教育部教材审查委员会 审查的，否定这套教材也就是对他们工作的否定。” 　　在记者表示要正式采访人民教育出版社有关领导时，这位官员坚持要求记者 向教育部申请，并解释说：“我们与一般出版社不一样，我们是教育部直属部 门。” 　　新课标改革：说易行难，处境尴尬 　　2001年6月，教育部下发文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推行了 据称是建国以来最为激烈、规模最大的一次改革，使用“新课程标准”全面替代 使用了几十年的“大纲”。这次改革也是建国以来，大陆对教育领域进行的第8 次改革。 　　较之大陆长期以来刻板的中小学教育形式，“新课程标准”在教育理念上显 得相当“现代”。例如中学语文教育，不仅引入了学分制，而且中学生可以在完 成必修学分之后，选修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等不同系列的选修 课程。 　　但是，这场看上去热热闹闹的改革几乎是不可避免地遭到冷遇。 　　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语文课选用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周正逵主编的“试 验修订本”。尽管据南京外国语学校的老师称自己的学生到了大学，语文能力明 显优于其他学生，但是他们仍然准备在新的学期弃用这套“非常不错”的教材， 改用传统教材。 　　“周正逵是第一个批判高考制度的教授，他这套教材的编排更侧重语文能力 而非语文应试。”南京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余一鸣对记者说，正因为这个“优 点”，他们不得不弃用这套教材。“来自学生家长的压力非常大，他们质问我们 选用这套教材学生怎么参加高考？是不是做了试验品？而且高考成绩如果下降， 上级也会追查，学校在市场竞争中就没了优势。” 　　作为教育指挥棒，只要高考制度没有相应的改变，“新课标”改革必然处境 尴尬。余一鸣所在的中学是教育部直属中学，每年只有30％的学生参加高考，保 送比例相当高，在这种应试压力已经非常小的情况下尚无法坚持改革，普通中学 的改革状况可想而知。 　　上海一位中学数学教师在谈起“新课标”时，用了一个比喻：“新课标已经 到了后现代，而教育界的现实情况仍然是前现代。” 　　面对改革中的种种瓶颈，曾担任语文新课标改革顾问的钱理群心情复杂： “教材改革急了些，在大的体制没有变的情况下，通过行政命令一刀切式地贯彻 的改革很危险。但是我们又不能坐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再改革。” 　　钱理群表示，这项改革能出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当初教育部的人找他做顾 问就是因为内部阻力太大，希望能够得到外力的帮助。但是很快，钱理群遭到了 强烈批判，以他的访谈作代序的《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被指责为“资产阶级 自由化”，矛头直指教育部改革。最后钱理群只得退出顾问行列。 　　出版改革：教材暴利滋生权力寻租 　　上世纪80年代末，教育部开始逐步实行教材多样化改革，人民教育出版社独 家出版教材的特权终于被打破。此后，众多出版社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教材出版冲 动得到了释放的出口。 　　今年2月，新华社记者赵东辉发表文章称，根据2002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 统计数据：2001年全国出版图书63.1亿册，总定价466.82亿元，其中课本有 33.36亿册，总定价为174.55亿元。文章引用了广州市教育局的介绍以及广东省 出版集团的一份调查，称：“如果从终端销售的情况来比较，中小学教材出版的 总量占据了中国出版业80％的市场份额，教材和教辅类书籍的销售利润，为全行 业平均利润的520％……新华书店利润的70％来自中小学教材，多数乡镇书店更 是达到了90％。可以这么说，蓬勃发展的图书出版业某种程度上是靠教材和教学 辅导材料类书籍‘养活’着。” 　　教材与普通图书的最大不同在于利润“超稳定”，中国教材需求数额的庞大， 使得这种“超稳定”的利润在数量上相当可观。尽管国家规定了5％的利润率， 但是一种教材一年的平均利润仍可以达到百万元，而且大陆教材更新速度普遍缓 慢，再版次数相当高。一位中学课本编写者告诉记者：“现在只要是出版教材， 出版社一般都会争着与我们签合同。” 　　但是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并没有带来良性的利益刺激，反而滋生出教育部门利 用教材选用权进行寻租的现象，学生和教师不但未能成为受益者，反而成为部门、 地方逐利的牺牲品。 　　据北京《新京报》刊发的文章透露：“教材发行折扣最高达到7.2折，低者 可能还要低于5折，而事实上教材到了学生手里，是按照全价购买的，其余的2.8 折，甚者5折则到了发行商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手里。” 　　今年4月，《人民日报》刊发报道称广西宾阳县黎塘镇开智中学花13万元购 买的高中课本，大部分是盗版，对于校方而言，通过盗版的渠道购买教材，得到 的回扣可能高达50％，有些甚至高达60％－70％。该报记者还在文中透露了一个 更为惊人的内幕：“专门推销盗版教材的黄先生曾跟记者说起自己的推销‘经 验’。他说，如果直接去找学校的校长，可能只是得到该学校教材的一小块份额； 如果是直接找当地的教委领导，也许得到的就是全县的‘大蛋糕’。据他透露， 一些领导一个学期下来能拿到的回扣就有多达十几万元的。在有的县，学校委托 县教委代购教材，而教委在新华书店的订数还不足总数的一半，其余的订单就通 过‘暗道’流向了盗版书商。” 　　一位中学语文教师不无忧虑地对《凤凰周刊》说：“如果教育部门为了自己 的利益，宁可选用那些质量不高但回扣高的教材，还不如就像以前那样一家发 行。” 　　更由于垄断只被有限打破，教材编写权的发放和最终审定仍取决于主管部门， 遂可能出现类似“诸侯割据”的局面：获得编写权的人具有了“组阁权”，不是 同一个圈子的人仍只能望洋兴叹。 　　在评价这次改革时，一位官方出版社的官员对记者抱怨：“改革是要改掉那 些与发展不相适应的东西，而不是合理的东西。” 　　可以看到，目前这场市场化改革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压力：迅速让设计中的改 革受益者真正受益；进一步打破某些部门的既得垄断利益。否则将遭到来自这两 个方面共同的否定。 (XYS20040901)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freedns.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