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   中国高教大跃进的驱动力   ——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四   杨增宪   (前文承接“中国高教大跃进批判之三”)   七、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改革“伪市场化”   昔日的农业大跃进,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今天的高教大跃进, 则是:“大学校长有多大胆,就贷多少款;能贷多少款,就盖多少楼;能盖多少 楼,就招多少学生;能招回多少学生,就能发多少文凭”。表面上,两者有相似 之处,但内在的驱力却大不相同。当年农业大跃进,完全是出于政绩需求、属纯 政治行为;当今高教大跃进,却有利益驱动在内,这就是所谓市场化运作方式。 但实际上,当许多人严厉抨击高教市场化改革的时候,却并没搞懂什么是市场化, 因此,他们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高教尽管打着市场化改革旗号,却从未向 真正市场化方向推进;中国高教所实践的只是“伪市场化”。   “市场化”与“伪市场化”,一字之差,性质迥异。市场化的要件及特征, 是主体多元、法制完善;公平竞争、节约高效。国人习惯于把伪劣假冒视为市场 经济固有特征,这是偏颇的。市场以商品价值为中介,交换使用价值。假设人人 用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进行欺骗交换,市场社会就无法存续。市场竞争,只能靠 降低交换价值成本牟利,而不能靠降低使用价值质量骗钱。因此,如果中国高教 实践的是真市场化改革的话,尽管其外部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不公,但其内部,却 绝不会浪费教育资源,也不会允许出现劣质化的大跃进。   今日中国的高教市场显然不是这样:公立大学依然是计划体制架构,各种关 键性权力和资源都掌控在教育主管部门手中,这使它们必然像改制前的国企一样: 政校不分、权责不清、监管失控、腐败丛生;而与此同时,民营大学的发展却受 到种种严格限制,既得不到国家的拨款、又很难独立发放“国家承认文凭”,根 本无法与公立大学公平竞争。这便使公立大学感受不到生存压力(目前中国大学 间的竞争,是跻身重点大学,围绕上“硕博点”、“研究基地”的竞争),始终 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同时,由于教育部既是众多公立大学的管理者,又是高教市 场秩序的维护者,其结果,是众多公立高校,既无内部约束、又少外部监管。这 便使中国高教的所谓市场化,只能是一种在垄断条件下没有竞争、保护落后、浪 费低效的“伪市场化”。这种伪市场化,必然使中国高教既丧失市场公平,又丧 失市场效率。高教的非市场公平,即高学费换来劣质教育或低回报问题,前文已 讨论过了;这里重点讨论高教的低效率、高浪费问题。   公立大学,特别是缺少自我约束的地方高校,一旦进入市场,作为市场主体, 便难免要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想方设法多招生、高收费,这便形成了高校大扩 招的内驱力。应当说,在市场条件下,产生这种动机是完全正常的。问题是,由 于缺少监管、没有竞争,毕业生不愁拿不到“国家承认文凭”,这样,高校盈利 最大化追求,难免会导致高教的劣质化、高浪费。当然,如果高教市场有限,高 校的这种盈利需求,未必会导致高教大跃进。而问题在于,中国高教市场在较长 时间内,恰恰又是卖方市场,这样,大学高盈利的动机必然演变成现实的劣质化 的高教大跃进。许多大学在压抑不住的大扩招、大赚钱的冲动下,不断变相或不 变相地多办班、高收费、卖文凭;赚钱敛财搞“创收”,变成大学的中心工作、 最高任务,至于从各个渠道收取的费用都流向了哪里,恐怕连校长都不清楚。大 学的办学成本,完全不透明,是本糊涂帐。譬如招个特聘教授,动辄开价数十万, 值与不值,没人说得清;立个重点课题,动辄经费上百万,有用没用,谁也不较 真;但这些都堂而皇之地列入成本,以致北大每个学生培养成本竟达2.5万元!   如果说在2001—2002年之前,由于高校扩招基本是在老校区进行的,属于 “内涵”大扩招时期,还有节约教育资源、促进内部挖潜之积极意义的话,那么, 其后伴随着扩建大跃进,高教大跃进则主要是在新校区中进行的,属于“外延” 大跃进时期,这时所造成的资源浪费情况则变得愈加严重了。进入这个时期的大 学校长们,已异变为高教经营商了,他们不怕多招生就怕少收费、不怕多举债就 怕没人贷、不怕多圈地就怕批不下……。猛然暴富膨胀起来的中国大学,也失去 了往昔的矜持。“世界第一”的新校园里,从建筑到装修,处处充满着爆发户气 息;“国际一流”的豪华办公楼、体育馆、大会堂、招待所、新校门——甚至观 光电梯 等等,更是中国高校里特有的风景线,欧美大学那是相形见绌(荷兰一 些著名大学,竟会到教堂里组织学生考试)。试问,世界上有如此纵容、鼓励浪 费的“市场化”吗?但问题是,高教内部的市场化是“伪”的,外部的市场化却 是“真”的,借债总是要还钱的。高校可以浪费运营,银行却要节约经营。这样, 当高校面临内部居高不下的办学成本和外部越来越重的还贷压力,惟一的选择便 是再成倍地扩大招生规模,通过扩大“粗放经营规模”来避免自己破产。在这个 借贷——扩建——扩招——还贷的过程中,高教质量则无人也无暇关心了。这样, 伪市场化的高浪费,便愈发强化了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高教大跃进便愈发难以 遏制了。如果高教质量被市场严格监管,如果公立高校面对着私立高校的有力的 质量竞争,中国公立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能实现这种大跃进吗?答案显然是否 定的。   八 高教大跃进的外驱力:地方政府政绩需要   伪市场化生成了高教大跃进的内驱力,而要真正实现这种大跃进,还离不开 地方政府的外部支持。譬如,大学征不到地,便只能大扩招,却难以大跃进—— 原来的校园再怎么集约使用,也不能扩招5倍的学生!而让大学校长们高兴的是, 地方政府不仅鼎力支持,甚至支持的过了头,变成了鞭策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大 扩建的驱动力量。这也是高校大扩招演变为大跃进的非常关键因素。   在高校扩招初期,地方政府鼎力支持的缘由,主要还是为了提升本地高考升 学率。由于全国高考录取分数线不统一,大学多的地方占光,高校少的地区吃亏, 因此,支持属地和地方高校大扩招是一项深得民心的工程。但随着高校持续大扩 招,地方政府支持的动机发生了变化,由重视高校扩招本身转向了重视高校扩建 带来的产业化功能。这是因为,高校如果仅限于内涵式扩招,地方政府可从中获 得的产业化效益毕竟有限,无非就是增加点三产产值而已。因此,当高校提出扩 建动议时,地方政府便会立即将其促成,甚至许多地方还会主动规划建设新的大 学城,支持鼓励大学迁入。这时高教大跃进已外化为高教扩建大跃进了,并变成 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了。应当说,这种政绩并不是虚假的,而是可真实实现的。 大学城或新校区的投资建设本身,就可刺激房地产业,直接增加地方的GDP;大 学城还可带动周边地价房价上升,间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大学城平地崛起,还 可加快郊区的城市化进程;大学城还能产生人才集聚效应,吸引更多高科技投资。 同时,相对工业项目而言,高教几乎是无污染产业,社会管理成本低;相对民工 进城而言,高校职工又是高收入群体,消费拉动能力高。由此可见,高校大扩建, 不仅可产生投资拉动、产业拉动和消费拉动效应,还可产生文化促进效应,地方 可以获得最大化的综合社会经济效益。从这个角度讲,地方政府积极建设大学城 或支持高教扩建大跃进的举措似乎无可厚非,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   如同对高校扩招的态度一样,我同样不反对且支持少数特大城市建造大学城, 因为它可以实现高教资源共享,提高土地的集约利用效率,这与高校最初扩招可 实现的节约效果是相通的。但深入考察一下,情况却并非如此。在各地政府支持 下的高校大扩建或大学城建造,已完全背离了这一目标。其一,是中国的许多大 学,无论是否进入大学城,依然是封闭式格局,且占地面积超大,动辄数千亩, 有的甚至超过5000亩。这不仅没有节约反而更加浪费教育或土地资源。其二,是 全国各地无论是否有条件有迫切需求,纷纷争上大学城,大学城变成地方政府、 开发商与高校“合谋”的圈地项目,不仅占据并浪费了大量宝贵粮田,而且,也 把高校自己圈了进去,使高教大跃进欲罢不能。   这前一条无须再说,后一条则需多说几句。大学城成灾,关键也是过多过滥。 如同当年开发区热一样,一旦在全国失控,好事便会变为坏事。2006年中央查处 的郑州大学城便是典型案例。传媒报道标题是:“一个郑州四座大学城、2万亩 以上大学城‘四足鼎立’” ,其中仅郑州大学就规划占地4200亩,真是触目惊 心!如果中央不坚决制止,全国不知还会再冒出多少个大学城来!中国一位学者 到日本某高校访问时,该校一位教授对他说:“和贵国的大学相比,我们的校园 实在太小了,真是惭愧”。但真正应该惭愧的,恰恰是我们!这种学者深为感慨: 日本除了东京大学这样历史悠久的学校占据黄金地段外,大多高校都是依山而建 的。“对照国内,由政府出面赶走农民,在良田上建设动辄上万亩的‘大学城’, 还将这作为‘政绩’,作为中国人我只觉得脸上一阵阵的发烧” 。的确,欧美 许多著名大学,没有独立校园或校区面积甚小的,绝非少数。你从一些城市老区 走过,身边可能就是一所著名大学。我在荷兰甚至见到过只有一座综合教学办公 楼的大学,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这种把高教建设演变成房地产开发项 目的怪异现象,则也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学城开发热之所以高烧不退,几乎 与高教无关了,它已经变成房地产热的延伸产物了。这之中肯定有大量违规操作 或腐败内幕,否则,一些大学城中,怎么会“建设”出高尔夫球场和成片的别墅 呢!但这些已经超出本文题旨,此处不论。   受害更严重的则是大学本身。一些大学校长可能未必有高教大跃进的冲动, 也不想圈地当山大王。但大学城的建设,却可能把他们“逼上梁山”了。从有关 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大学城大多是以“银行贷款、政府贴息、学校还本”方式, 鼓励大学入城;而大学一旦入城后,面对校区面积扩张数倍这一现实,便只有拼 命扩招再扩招,走上高教大跃进这一不归路。现在,高教大跃进走到了尽头,许 多大学也走到了破产的边缘。相对高校内驱力而言,这种外驱力对高教大跃进的 驱动力量更大、也危害更甚。如果仅仅是高校内驱力,那么,高教大跃进可能还 要取决于校长的胆略,胆大的,大跃进,胆小的,小跃进。而在外驱力作用下, 大学校长已失去了控制大扩招局面的主动权了。这便是全国高教大跃进势头越来 越难以遏制的根本原因所在。   九、 高教大跃进生成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失职   实事求是地说,高教大扩招的最初动议,并非来自教育部;直到上世纪90年 代末,教育部还是主张稳健发展高教事业的,1992年、1993年高校曾有过两次较 大扩招(分别增长21%、22%),其后便又稳住了阵脚。我甚至相信,如果把这七 年来高教大跃进的实绩,还原为发展规划,放到当时的教育部领导那里,他们肯 定会惊讶且抵制的,这可由1999年初经国务院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 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为证。《计划》中要求:2010年全国“高等教育规 模有较大扩展,入学率接近15%……为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以及现代化建设提供充 足的人才支持和知识贡献”。这一目标应当说是严肃的、经过科学论证的,当年 又被《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所重申。而 这,显然不是一个大跃进的计划。但是,当高校大扩招开始实施后,教育部的态 度却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特别是在2001-2002年之后,没能及时刹车且继续 支持大扩招,从而导致了高教大跃进的生成。   我把2001-2002年作为高教大扩招演变为大跃进的临界点,是基于以下理由:   其一、当时,除就业难矛盾尚不尖锐外,高教大扩招带来的诸多严重问题, 特别是质量下滑问题已经暴露。这种情况证实了扩招前舆论的担心,因此,当时 社会上停止扩招的呼声已经出现,有识之士(如沈士团先生)甚至在2001年“两 会”上公开叫停;国内的一些重点大学,也停止了本科生扩招。   其二、当时,已提前8年完成了2010年毛升学率15%的《计划》目标。这个信 号很重要,一些文章曾指出,国家做出高校大扩招的决定,就是为了确保完成这 一指标。既然实现这一指标意味着高教可为中国2010年的发展“提供充足的人才 支持”,那么,它当然更能满足甚超出了2002年的人才需求;同时,当毛升学率 达到15%时,相应的人均GNP大体应在1800美元水平,这同样大大超出了2002年的 国力水平。这些数据都意味着高教的大扩招应当叫停了。   其三、当时,各地政府及高校已纷纷开始规划或筹建大学城或新校区了,高 校正从内涵大扩招全面转向外延大扩招,高校扩招热与房地产热彼此升温,已开 始演变为地方的政绩工程了。这期间,从国务院到有关部委,都在遏制投资热、 房地产热,教育部理应有所警惕,严格把关,使高校大扩建热、大学城热降温, 从而遏制住高教大跃进的势头。   总之,无论基于上述那一条理由,如果当时教育部能冷静下来,不再下达或 批准新的大扩招指标,那么,尽管问题仍然多多,但由于全国的年招生总量不会 突破300万,则无论是“上学难”还是日后的“就业难”问题,都不会如同现在 这样严重,解决起来也容易得多。特别是,当各校都把工作重点从抓扩招扩建转 到抓教学质量上来,也就不会发生所谓量增质劣的高教大跃进了。实际上,只要 教育部恪守职责,甚至不需要等到上述临界年份,高教大跃进也难以生成。譬如 惟市场化问题。高校市场化改革一开始,高收费带来的上学难问题就惹得民怨四 起。如前所述,教育部若能及时纠正这种倾向,制定相应的学费全免、减免政策, 高教大跃进的冲动就会大大弱化。再譬如,如果市场化改革深化下去,高校竞争 态势真正形成,高教大跃进的势头也会被遏制。再退一步讲,即便这种惟市场化、 伪市场化局面一时难以改变,只要教育部秉持《计划》中提出的“坚持教育规模、 质量、结构、效益相统一”的方针去严格要求,把住质量关,高教大跃进也不可 能发生。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不妨以卫生行业作为对照。   在大体同样的“惟市场化”政策、“伪市场化”机制背景下,卫生行业尽管 也存在超常发展的冲动,却并没出现劣质化的大跃进的局面——医学毕业生就业 形势特严峻便是佐证。这原因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卫生药检部门能严把医药质量 关。无论医生拿多少回扣、药厂送出多少红包,但那医术还是真医术、那药物还 是真药物;即便农民为看病搞得倾家荡产,毕竟还能治好病。一旦庸医乱开刀、 药厂卖假药,那都是谋财害命,只要被举报查实,自有刑法伺候。晚近发生的齐 二药假药事件,就是例证。正因如此,尽管“看病贵”、“看病难”现象严重存 在,但大中城市的医院规模,并没翻番地膨胀;医院也不敢根据“市场”需求, 随便开新专科,让不合格大夫出珍看病。人命关天,疏忽不得,从这一点讲,卫 生部还是相对尽责的。同样道理,无论地方大学和政府的内外驱力怎样强大,教 育部都应对国家和人民负责,视质量为教育的生命,驳回一切没有质量保证的扩 招要求、强制质量不合格的大学缩招甚至停招,确保高教扩招的质量。但教育部 并没这样做,没这样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高教大跃进的数字已成为可用来炫耀 的政绩工程了。   当然,教育部已从2003年开始对高校本科教学进行评估,而且评估内容程序 极其复杂。其实,如果要确保大学教学质量,关键要先整顿清理教师队伍。现在 大学里不能讲课、不会讲课、不认真讲课甚至从不讲课的教师不少,学生意见甚 大,领导心知肚明。只要把滥竽充数者请出去,大学教学质量就有基本保证,高 教大跃进也就难以为继了。但多年来没听说有因教学不合格而降职的教授,只听 说有因科研不合格而没评上教授的优秀讲师。正因如此,称本科评估活动只是一 场“轰轰烈烈造声势、辛辛苦苦编数据、认认真真走过场”的大规模造假运动, 并不为过,它不仅滋生腐败、造成浪费,而且更刺激起大学的虚浮校风。如果当 年西南联大也要被如此评估检查,不肯作假或按统一模式教学的教授们肯定会拂 袖而去,留下一座空校!教育部发话,评估检查中,一旦发现弄虚作假行为,将 一票否决,作为不合格处理。而现在,仅网上详尽揭露的造假试卷、假论文、假 就业率的事件就不胜枚举,抓个典型易如反掌,为何不来个“斩立决”呢?其实, 根本原因在于,每位评估专家都知道校长们造假实出于无奈。姑且不论评估内容 程序是否合理,关键是它涉及到教育部自己主导的以赶超“世界一流大学”为目 标的另外两项大跃进:硕博招生大跃进和学术科研大跃进。在许多大学里,这 “三大”跃进的生力军都是同一拨教授:本科评估要求他们上讲坛;作为硕博导, 他们一人要带几十名研究生;身为学科带头人,要不断申请课题、发表论文;同 时,他们还可能担任院长主任、XX委员,要到处开会讲学……;往往本科评估刚 过,他们便要应付其它检查,填写新的表格……。如此分身有术的教授们,就是 上了讲台,教学质量有保证吗?评估团的教授也是教授,大家只能心照不宣。 “三大”跃进彼此关联,一严俱“损”、一宽俱“荣”,便只能走走过场;在完 全脱离实际可能的情况下,要鱼与熊掌兼得,只能视咸鱼为鲜鱼、将牛掌做熊掌 了。结果,高教质量劣化,高教科研泡沫化趋势便无法遏制。后一问题我已有专 文批评,此处不再赘言。   出自拙文:《“上学难”“就业难”与中国高教大跃进危机》   刊发《社会科学论坛》2007年1期学术评论卷 (XYS20070124) ◇◇新语丝(www.xys.org)(xys.dxiong.com)(xys.3322.org)(xys.xlogi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