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的晚年 陆键东 写下这个题目后内心踌躇了很久。 这是一个很诱人但也难度不小的话题。首先就面临着“学 者”与“晚年”两个概念的界定。“学者”的本义,含有求学 之人、治学之人及学有所长者等诸义。从“活到老,学到老” 而言,求学与治学两义相通不悖。学有所长者似可专指在学术 上有相当造诣的专门人才。 对“晚年”的理解则要复杂多了。 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曾作过这样一段广为人知的人生论述: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第二 》)。孔子是夫子自道,寥寥数语已概括了自己坎坷的一生。 此语经历代的注经者笺释仍留下了不少可议之处:“而立”、 “不惑”、“知天命”诸句,显得实在可感;“耳顺”、“从 心所欲、不逾矩”等却有点玄虚了。孔子大半生颠沛流离,处 处碰壁,到六十多岁才决志归隐于鲁,继续设帐授业,传授圣 贤之道,按孔子一生的政治主张与修身立行的追求,“知天命” 应该是孔子眼中最高的人生境界。五十而能知天命,孔子画出 了一个学者(或者也可以说是士人)在某一个生命阶段中应该 达到一种至境的界线,人生的无奈则在于,无论是精勤者还是 早慧者,要领略此至境,不付出大半生的时间大概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古人与今人生存条件的不同,决定了划分人生阶 段的差异。最显著的例子是,唐人韩愈曾在多篇文章中分别描 述过自己青中年时期的精神面貌,比如有这样一段文字:“吾 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念诸父与诸兄, 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祭十二郎文 》)韩愈死于长庆四年,终年五十六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 算是英年早逝,但细究韩愈的一生,韩氏年过四十便生垂暮之 感,并非是文人的伎俩。按韩愈自述,其人生少孤且多病,“ 遑遑乎四海无所归,恤恤乎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上宰相 书》)。若以今人的眼光看,韩愈所处的中唐在经历过八年的 “安史之乱”后已进入衰败的时期,其实从韩愈及其同时代文 人的大量诗文去分析,此时期士人的人生追求、心理特质仍承 袭着“盛唐气象”的余荫,故韩愈二十岁不到就走上了欲以科 举博取功名的道路,沉浮经年,便有“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 选于吏部卒无成”之自怜。在同侪流辈中,韩愈的命运已算顺 利,只是在早存“我年十八九,壮志起胸中”、“念昔始读书, 志欲干霸王”(《岳阳楼别窦司直》)大志的韩愈眼中,这样 的遭际自然是甚可叹息的。所以在贞元十八年左右,年仅三十 五岁的韩愈已写下了《送孟东野序》、《与崔群书》等奇气横 溢、却已有浓郁沧桑感的雄文,不妨摘其要者引录如下。 《与崔群书》云: 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 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 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 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 者或至眉寿……仆无以自全活者,从 一官于此,转困穷甚,思自放于伊颖 之上,当亦终得之。近者尤衰惫,… …两鬓半白,头发五分亦白其一,须 亦有一茎两茎白者。仆家不幸,诸父 诸兄皆康强早世,如仆者又可以图于 久长哉? 《送孟东野序》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 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 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 韩愈是个早慧者兼早悟者,在而立之年已对历史、文化与 人生有着相当深刻的把握及大气的阐述,“物不得其平则鸣”, “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等思想的喷涌, 已远不是“一个青年士人对生命的体验”这种论述所能涵概。 三十五岁的韩愈,生平的功名虽尚未建立,然能传诸后世的功 业——“文起八代之衰”——已经建起了框架。十年后,韩愈 作《进学解》,对自己的大半生作了一次总结式的回顾。韩愈 不可能预知十二年后生命将完结,所以《进学解》实际上是韩 愈一生的写照。更因它写于韩愈四十五岁这样的年龄,完全有 理由认为,只活了五十六岁的韩愈,同样有一个严格意义的“ 晚年”。韩愈在《进学解》中用设问的手法尽情抒发云: 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 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 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 细大不捐;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 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羝 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 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 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 倒,先生之于儒,可谓有劳矣。沈 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 书满家……先生之于文,可谓闳其 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学、勇于敢 为;长通于方,左右具宜:先生之 于为人,可谓成矣。 《进学解》从容不迫,恣意挥洒,除了体现韩愈一向雄健、 浑厚的文风外,更有一种吞吐古今的气势。而在同一文中韩愈 所论“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 之不公”,比起十年前“不平则鸣”的热切呐喊,人生自是另 有一种升华。四十五岁的韩愈已步入“知天命”的境地。可惜 韩愈的心曲并未为后人所解。《旧唐书》本传在全文引录《进 学解》后紧接着这样叙述:“执政览其文而怜之,以其有史才, 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在史臣的笔下,《进学解》成为韩 愈求仕的敲门砖! 在“学者的晚年”这个特定的范畴内,韩愈的晚年遭遇不 能算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已隐约为我们透露了“学者的晚年” 一些应有的特征:一生学问文章未尝一日弃废;耻与世沉浮, 为人为学独自树立…… 至此,我们可以转入正题了。 一 可以说,“学者的晚年”其历史的内容与文化的内容,要 大于人生寿命几何的含义,这正是它最值得探讨的地方。正如 当代一位作家曾对命运作过这样精辟的概括一样——人生紧要 处其实就只有几步,同样,历史的关键之处也只有那么几个重 要的阶段。尽管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史丰厚无比,此中的杰出人 物如恒河沙数,但要寻找一个具有“完整的一生”──毫无疑 问,“晚年”这一阶段在这“完整的一生”中显得是多么的重 要——的典范,又是多么的不容易。从这个角度看,三百多年 前的一位杰出者,历数百年的风雨,仍能以其鲜活、独特的形 象,进入今人的文化视角,历史的确不余欺! 他,就是明末清初的学者顾炎武。 谈论“学者的晚年”,千年间也许没有比他更合适的了。 中国历史的变局,总带来文化的变局,顾炎武不幸生于明末板 荡的时代,他的一生是极孤寂、痛苦的一生;而对于后人来说, 活在乱世,先后经历过明万历、天启、崇祯,及清顺治、康熙 五朝的顾炎武,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提供的是一种文化精神薪尽 火传、不屈前行、昭于天地的范本。顾炎武生前绝不同流,死 后亦有违时势,无论生前身后,顾氏留下的都是孤独的身影, 直到今天回眸,在明末清初风云激荡的浴血场上,在形形式式 的文人武将、举子学人、隐士逸民的群像中,顾炎武支撑着的 天空,依然是一片很独特的天空。一如在幽暗的舞台上,突然 有一束亮光照出了幽深处一个孤零零的塑像,烟雾一直缠绕, 人像一直看得不清…… 顾炎武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初名继绅,后 名绛,清兵攻陷南京后即改名为炎武(字宁人),以后学者又 以亭林先生称之。明末天崩地裂的剧变,似是为一代文化大师 的诞生准备了了个必不可少的历史环境。暮年时顾亭林曾这样 追忆明末的动荡对幼年的影响: “自臣母授臣《大学》之年,而东方兵起,白 气亘天。明年三月,覆军杀将。及臣读《周易》 为天启之初元,而辽阳陷,奢崇明、安邦彦并 反。其明年,广宁陷,山东白莲教妖民作乱。 一日,臣祖指庭中草根谓臣曰:‘尔他日得食 此幸矣!’”(《三朝纪事阙文序》) 顾氏陈述式的语句似不带感情色彩,然其逼迫的语势已含 无尽的悲哀。顾亭林人生的起步与传统士子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一样是幼读诗书,不过,被亭林自己称为“隐君子”的祖父顾 绍芾,给予了他至深的影响。这位最终耕读自守、归老田园的 老人,将一生的抱负都倾移到爱孙的身上。身处乱世,顾绍芾 极有意识地命幼年的顾亭林进读古兵家诸书及《左传》、《战 国策》、《史记》等典籍;稍长,更诲之曰:“士当求实学, 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 同上)。若要简单地陈述顾亭林一生的行状与治学的轨迹,大 可以借用一话统摄之,顾绍芾死于崇祯十四年,对于一个长忧 国事的明朝臣民来说,可算是有始有终,三年后明朝大好江山 已易姓。也许因为这样,在顾亭林后半生那些极为孤愤的诗文 中,谈论顾绍芾悲情一生的地方并不多。即使如此,顾亭林还 是在不经意中为后人理解其祖父对于他一生的意义留下了一些 重要的线索。顾亭林曾在一篇专门谈论“修史之难”的文章中 这样说到他对明朝史述熟习的源流,“吾自少时,先王父朝夕 与一二执友谈论,趋庭拱听,颇识根源”(《与公肃甥书》)。 在《三朝纪事阙文序》中亦云,“臣祖生于饶州官舍,随臣曾 祖之官广西、山东、南京,一切典故悉谙,而当日门户与攻门 户之人,两党之魁皆与之游。……具晓其中曲折,亦时时为臣 言一二”。这是在文化长河中一种十分亲切的历史场面。二千 年前司马迁在述其一生行状的《太史公自序》中曾饱含伤痛之 情叙述云: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 公(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 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反,见父子 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 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 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 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 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 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迁 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请悉论先 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司马谈带着遗恨托付了他认为可流芳百世的后事;司马谈 也将一生的所见所闻、一生积蓄于腹中的历代掌故、轶史尽付 与爱子司马迁。这种场面古今都十分相似,在历代一些文化巨 匠的人生中,都先后出现过。近人陈寅恪在暮年追思家世旧事 时,便有这样的回忆,“清代季年,士大夫实有清流浊流之分。 寅恪本人或以世交之谊,或以姻娅之亲,于此清浊两党,皆有 关联,故能通知两党之情状并其所以分合错综之原委……偶以 机缘,得接其丰采,聆其言论,默而识之……”《寒柳堂记梦 未定稿》)。“颇识根源”、“默而识之”及“请悉论先人所 次旧闻”,这岂止是普通的家学私授相传,它更多地体现为一 种文化源流的续承。很难想象,若没有司马谈、顾绍芾,会有 文化意义的司马迁、顾亭林!同样,这也是令人无限向往的一 种人生场面。今天,能“趋庭拱听”、“聆其言论”的小子也 许还不难寻觅,只是能道“古今之流变,成一家之言”的长者 却稀矣。许多时候,今之视昔,总会留下长长的叹息。 对学术与历史“颇识根源”的顾亭林,在三十岁前后,已 打下了很好的基业。此刻,他所欠缺的,仅是人生的磨砺。十 分残酷的是,这竟是国破家亡的磨砺。顾亭林以他后半生的经 历向后世者昭示,学业与思想,只有与人生的经历紧紧相连, 才会碰撞出璀璨的异彩。一个不容人选择的时代降临了。生命 的堕落与沉销,抗争与升华,在顷刻间决定! 崇祯十六年(公元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 明朝倾覆;未几清兵入关。这就是晚明史上极之沉痛的“甲申 巨变”。该年同为大清顺治元年。该年顾亭林三十二岁。 明末的世变,并非突然出现在朝夕间。不幸生于晚明的士 人,从他们降生之日起,便在风雨飘摇的末世一点一点地感受 着极不安与极忧患的人生。当天翻地覆的一刹那来临时,大部 分的士人极自然地走上了反抗异族南侵的生死路。这是在中国 历代江山更替过程中一个很特别的历史现象。三十来岁的顾亭 林,第一次显示了生命中的热血与激情。数年间他先后参与了 南明政权、地方义兵等组织的抗清活动,江浙一带的重镇都先 后留下了他的足迹。博览群书的书生,在此惨痛的裂变中亲身 体验着“经世致用”实学的真谛。在这段时期,顾亭林留给中 国文化的,是他用血和泪写下的一批雄浑悲壮的爱国诗篇。顾 氏的这一批诗歌,无论气象、意境及所抒发的历史盛衰兴亡之 感,都直逼唐人之风。这批诗歌表明,此时的顾亭林已完成了 一个卓越的知识分子所必须经历的人生历程与心路历程,以后 的提升则是直奔“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的境界了。指出 这一点很重要:历代众多优秀的士人在家国危亡的考验下,或 以九死一生的遭遇,或以鲜血、生命的付出,在历史中铸下的 是长留人间的浩然正气和爱国情操;人生有此追求或许还不太 困难,而在此基础上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特质、带来新的启示 者,综观在漫长的中国文化史上,有这样的经历并有这样贡献 的佼佼者,可算是凤毛鳞角。顾亭林正是这样的人。 这段历史值得开拓的地方其实尚有很多。在酷烈的抗争中, 顾亭林数次侥幸逃避了死亡。他身边或周围的许多江南才子却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些人的才华并不逊于顾亭林。典型者便 有东南俊杰陈子龙。顺治四年,松江名士陈子龙欲结太湖兵以 举事,不料事泄被擒,同谋者俱被杀,陈“乘间投水死”。陈 子龙的才华在顾亭林的挽诗中获得这样的评价:“陈君晁贾才, 文采华王国;早读兵家流,千古在胸臆”;“呜呼君盛年,海 内半相识”(《哭陈太仆子龙》)。在这段刀光血影的岁月里, 多少有晁错、贾谊之才的士人永远消失,而顾亭林这类极之少 数的旷世大才艰难地留了下来。这里面似乎有很多偶然因素, 但今天审视这段历史,总觉得文化的选择一直有着难以解释的 “天意”。薪火相传,文化神州袭一身;天,同样拣选着堪可 承受大任者。 顾亭林活了下来。顾亭林将如何生存?这是一个两难的时 代。只有区区十余万精兵入关的清廷,要比历代异族入主中原 者高明得多,一方面毫不手软地推行铁血政策,另一方面又百 般柔怀在明朝社会组织中起着相当重要作用的士人阶层。“进 亦忧,退亦忧”,今天已很难精确地探寻明末知识分子那种生 亦两难、死亦不易的矛盾心境。活着,进仕根本不可能;而隐 逸又与一生的匡世之志有着极大的冲突。两难的顾亭林,必须 要找到生存下去的信仰,这点也正是他与其他明遗民一个重要 的区别点。顺治二年七月,清兵占昆山、陷常熟,正居常熟语 濂泾避世的顾母王氏,闻讯“遂不食,绝粒者十有五日”,饮 恨而亡。两年后,也即顺治四年,顾亭林归葬其母,作《先妣 王硕人行状》一文,文中披露了王氏临终遗言:“我虽妇人, 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 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这一细节很重要,顾母 临终遗言是否说得这样工整周详可不深论,重要的是顾亭林借 这几句话在显志。顾亭林找到了后半生安身立命之所在:既不 可为异国臣子,又不能忘先祖遗训。生命的两难选择终于获得 了一个坚实的支点,以后顾亭林便有这样惊世骇俗的议论: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 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 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 天下,是至于所谓杨、墨之言,至于 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 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 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正始”条) 这就是在近世一百多年间一直激励着无数中国人的一句话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初出处。顾亭林表面上看是论述 历史(曹魏正始年间),实质是影射现实。顾亭林的《日知录》 写作、修改达三十多年,其“正始条”最后定型于明朝覆亡之 后实无疑。“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不仅使顾亭林超越 了一般意义的明遗民与孤臣孽子的历史身份,在此裂变的时代 对人生与历史有了全新的看法,它还决定了顾亭林后半生的学 业与操守。保国,肉食者谋之,顾亭林将批判的锋芒直指直接 导致明政权灭亡的官吏集团;保天下,“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耳矣”,顾亭林道出的是这样一种“兴亡观”:所谓“仁义充 塞”中的“仁义”者,实指一种文化、一种伦理道德风习,它 涉及到每一个士人及每一个子民(尤其是前者)。保此“仁义 ”,也就是保天下。至此,顾亭林“无为异国臣子,无忘先祖 遗训”的后半生便有了一个很充实的指导思想。三十多年后, 政局大体已稳的清廷以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 士,被荐呼声甚高的顾亭林,以其母“遗命炎武读书隐居,无 仕二姓,迄今三十五年,每一念及,不知涕之沾襟也”(《与 史馆诸君书》)这个唯一的理由断然拒绝出仕。顾亭林暮年之 际重提旧事,而且凛然气直,这绝非巧合,可知顾亭林一直以 “母遗命”作护身符,得以在险恶的数十年间保持独立自由的 人格。而顾母王氏之节操,事关“千秋之风教矣”(同上), 也即事关“保天下者”。 这就是顾亭林得以生存、并将完成一生伟业的基础。 风霜催人老。三十来岁的顾亭林已愀然有老气。《海上· 其一》诗云:“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 干戈老,四海苍生痛哭深。水涌神山来白鹤,云浮真阙见黄金。 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桃花溪歌赠陈处士梅》 也有句云:“桑田沧海几回更,只今尚有遗民老。语罢长谣更 浮白,七十年来似畴昔”。至于其他诗篇中“伤心千里目,愁 绝百年中”;“有人宗国泪,何地洒孤忠”;“一身去国无所 泊,类此鸿雁三秋祖”等等诸句透现的沧凉意,在此时期的诗 作中随处可见。顾诗追慕杜诗是可以肯定的,在人生的年龄上 顾亭林却比杜甫更早体味世纪裂变。所以顾诗不是“老”在字 句的提炼上,而是老在心灵上。 在三、四十岁之际,人生前后两个阶段的一条界线就这样 划出了。 二 一个学者的晚年就这样开始了。 确定顾亭林的晚年时期是有轨迹可依的。顾亭林成名早, 据其自述,“甲申巨变”之前,顾氏已有十年的文名。明朝倾 覆,顾亭林才三十岁出头,从清顺治元年算起,十余年间顾亭 林的青中年时代是在不尽长泪洒的国难家仇中度过,此中的悲 哀不足为人道。“念二年以来,父昆弟之死焉者,姻戚朋友之 死焉者,长于我而死焉者,少于我而死焉者,不可胜数也”( 《先妣王硕人行状》)。生死虽只一瞬,而眼中的人生早已苍 然老矣。“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又十余年,读书日以益 多,而后悔其向者立言之非也”(《钞书自序》)。一段从未 有过的沉重人生开始了。它以“开拓万古之心胸”为标志,开 始了一段“独往之踪”的生命历程。 这就是顾亭林晚年的意义。 清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以受同里劣绅煎迫为触发 点,四十五岁的顾亭林决意离开四十余年哺育他、滋润他的吴 中故土,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北国游历生涯。关于顾氏后半 生的这段经历,数百年间众说纷纭,近人一般认为顾氏北游实 为察四方江山形制,以待天下有变。今天细细考察,与其说顾 亭林北上主要有意从事政治活动,倒不如说顾亭林浩然有志开 始了一段新的文化旅程。“年至四十,斐然欲有所作”,“后 悔其向者立言之非”,这是一种新的人生顿悟,也是一种崭新 的文化视角。在顾亭林二十余年的“晚年”,大概每至十年为 一期,每一时期顾氏都有相类似的新感受。在四十五岁离开江 南一隅的前夕,顾氏平生挚友、也是吴中高士的归庄,作序为 顾亭林送行。序中有语云: 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 穷年读书山中,天下谁复知宁人者? 今且登陟名山大川,历聘列国,以广 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扼非 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 归庄知亭林极深!他已经预言了顾亭林的后半生,也预言 了顾亭林晚年“历聘列国”的深沉的文化意义。 这是一段十分罕见、漫长、孤寂,却也最见精神的文化旅 程。 在二十余年间,顾亭林往返于山东、北京、山西、河南、 陕西也即昔人所说的关外、关内及关中等地,足迹几遍及北国 的名山巨川。按顾亭林的说法,他已“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 四”(《与戴耘野》)。顾亭林晚年的游历,在其生前不少事 迹已呈扑朔迷离之象,在身后更因其书稿多有佚散而留下了许 多谜,但游历之艰辛仍在其传世之遗稿中能窥一二。《答人书 》有语云: 出游一纪(按:一纪为十二年), 一生气骨幸未至潦倒随人。而物情日浇, 世路弥窄,追想与吾兄语濂读书之时, 真是武陵洞口,不可复寻矣!丁酉之秋, 启涂淮北,正值淫雨沂沐,下流并为巨 浸。跣行二百七千里,始得干土,两足 为肿。寄食三齐,明年客北平,又明年 客上谷。一身孤行,并无仆从;穷边二 载,藜藿为飧。 这种“跣行二百七十里,始得干土,两足为肿;穷边二载, 藜藿为飧”的人生历程,需要付出的是多大的毅力?顾亭林并 不是一个文人,他大半生对治学几近苛刻的要求,使他没有留 下多少可供后人资谈的“生平轶事”,不过透过一些遗稿的字 里行间,后人仍能感受这种一生孤行的悲怆。顾在一封答谢友 朋问候的书函中曾这样述及二十余年的生涯:“雹散蓬飘,忽 焉二纪;东西南北,音信阙如。为天涯独往之人,类日暮倒行 之客”(《与周籀书书》)。天涯独往之人,日暮倒行之客, 今日读之,这些三百余年前的文字仍如水一般凉沁,透人心脾, 其清寒之气挥之不散。 在痛苦的游历中能坚忍前行,必定有着巨大的精神寄托与 灵魂慰藉。这正是顾氏晚年活着的源泉。顾亭林眼中的山水带 恨,眼中的天地含愁,其兴亡之感经年溢于胸间,在“人与自 然”的融洽与感悟中,已达“天人合一”的境界。 比二十年间,周游天下,所至名 山、巨镇、祠庙、伽蓝之迹,无不寻 求。登危峰,探窈壑,扪落石,履荒 榛,伐颓垣,畚朽壤。其可读者,必 手自钞录,得一文为前人所未见者, 辄喜而不寐。 (《金石文字记序》) 飘泊的欢愉全在这种穷天地之灵气、寻古今之流变的索求 中,此中的文化意义已远远胜于在“登危峰,探窈壑”时所宣 泄的家仇国恨带来的人生遗恨。康熙六年,五十五岁的顾亭林 刊行《音学五书》,并作《音学五书序》一文,详尽论述自三 代至明音韵变化的痕迹。顾氏在文中自信而云:“世日远而传 日讹,此道之亡,盖二千有余岁矣。炎武潜心有年,既得《广 韵》之书,乃始发悟于中而旁通其说……天之未丧斯文,必有 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十三年后,六十八岁 的顾亭林再作《音学五书后序》一文,笔触已然完全归于平淡, 起首即云:“余纂辑此书三十余年,所过山川亭鄣,无日不以 自随,凡五易稿而手书者三矣。然久客荒壤,于古人之书多所 未见,日西方莫,遂以付之梓人,故已登版而刊改者犹至数四 ”。悠悠三十载,所过山川旧城,没有一日不携带在身边,而 且作过数次刊改,顾亭林简朴的记叙,应该已经隐去了无数这 样的场面:一个孤丁的旅人,或乘一匹马,或肩荷行囊,艰辛 地行进在崇山峻岭之间。每遇荒墟废寺、破庙遗迹,必踟蹰良 久,披寻残缺,拂去陈年的尘土,抚碑慨叹;勘史籍之阙失, 追源流之故道,思接千载,心潮翻滚不已……。日出日落,月 升月沉;荒途寞寞,野岭漫漫,旅人的脚步数十载不易。此中 的深情,三百载下仍可见旅人眼中闪耀着清澈的泪光。文化的 跋涉,永远没有归宿。顾亭林晚年的脚步已昭示了这一点。生 命的消亡可以令脚步终止,然而生命的精魂将永远这样地走下 去…… 在这里,顾亭林已将人生的跋涉与文化的跋涉紧紧地融汇 在一起。生命的历程,也就是一种文化的历程;生命给文化以 温暖,文化又给生命以滋润。顾亭林的晚年,使“文化人格” 这一概念,自明清以降变得分外有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穷源索流式的文化苦寻,为编一书而 数十年“无日不以自随”,并非是一个孤例:《日知录》成书 前后达三十余年,直到暮年生命快将沉销,顾亭林仍有这样严 苛之论: 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 之于人……马文渊有言:“良工不示人 以璞。”今世之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 斯道也将亡矣……《日知录》再待千年, 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赵孟不复年”之 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 (《与潘次耕书》) 可以相信,若顾亭林晚年再多几个“十年”,《日知录》 的修订仍将继续延续下去,直到临终绝笔为止。 这是很难令人释怀的一种历史场面。顾亭林那忧伤的跋涉 者的形象已别具一格地留在清代文化学术那琳琅满目的长廊上。 跋涉者的孤独、忧愤、痛苦,和着一个思想者愤世嫉俗、却又 对天下存亡有着无限关怀的矛盾,这种种百感交织的痕迹,全 都刻印在这位学者那张充满了沧桑感的脸上。这是一座不能轻 易雕刻的塑像。在文化长河的跋涉中,它不仅意味着三百余年 间后人对这位学者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它还意味着顾亭林在历 史与文化的长河中从未死去,顾亭林式的愤世、忧患以及强烈 的爱憎,三百年后仍如状在眼前,握手可感,炽热逼人。明末 世风浇漓,士风尤其衰颓,在晚年顾亭林从未停止对其作文化 意义的批判。其愤世之深,忧伤之切,及发聋振聩之效,直启 本世纪前期不少思想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日知录》“廉耻” 条有云: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 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 乃灭亡……”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 故夫子之论士,日“行己有耻”。《孟 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 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 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 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 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 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 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 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 未尝无独醒之人也。 顾亭林不是第一个愤世伤时者,可是说顾亭林是千年间将 士风与国运紧密结合起来考察、以辨天下兴亡轨迹的突出学者, 大概是不会错的,十分难能可贵的是,顾亭林的愤世嫉俗并不 关乎个人的进退、一己浮沉的悲戚,而具有“匹夫之心,天下 人之心也”的博大胸襟。这可以说是将自“屈贾”以来遭时不 遇而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顾亭林对末 世士风的批判已近冷酷无情,二十多年间,顾亭林在著述或与 人书的议沦中常常表达了他对士人“无耻”行径的深恶痛绝。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 整顿风俗,则教化纲纪为不可阙哉。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 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与人书》)。“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 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呜呼!士而不先 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 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与友人论学书》)……这样的抨击,比比皆是。顾亭林是在 为明朝世纪末画像,只是今人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又何尝不觉 得顾亭林同样是为他身后才出现的另一种世纪末画像?!很多 年过去了,顾亭林笔下有着特别含义的“士风”、“廉耻”、 “人心风俗”等词,依然有着其不灭的震撼力。 探讨忧愤者的心理。是相当有意思的。比起同样出现在明 代后期的一批批判者,顾亭林显然另有一种冀盼能“传先王之 业”的文化情感,正是这种情感才使顾氏对传统文化的迷失( 顾谓之曰“文武之道尽矣”)有如此切肤之痛感。顾亭林所推 崇的“先王之业”及其“经世”思想,也许从整体上说并未超 越前人的窠臼,但在士风糜烂、人心尽丧的千年大变局下,顾 氏以“致用”、“实学”激浊扬清,努力使久已不传及已被歪 曲的“君子之道,兴王之事”返之淳正;并身体力行,坚定不 移,三十多年孜孜不倦,以巨大的人格力量、饱经忧患的晚年 遭际,在混浊、颓败的末世,用活生生的形象重新阐释了罕见 的“君子之道”。在当时的士林,已没有人可以视而不见这么 一个形象;在后世,追溯明末清初这段文化伤心史时,更没有 谁可以漠视这么一个形象。而顾亭林对传统文化衰落的痛心疾 首,实开近世一批坚持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甚浓的忧患意 识的先河。“盖三十年之间,而世道弥衰,人品弥下,使君而 及见此,其将[口敫]然而哭,如许子伯之悲世者矣”(《常 熟陈君墓志铭》)。“[口敫]然而哭”,此情结可以说延续 至本世纪一些文化大师的身上。 历史总会选择一、两个关键之点让积蓄已久的生命之花作 短暂而又意义恒久的迸发。在六十六岁这一年,无疑是顾亭林 晚年最见光彩的一年。这一年是康熙十六年。在该年正月,已 呈文治武功之象的康熙诏曰:“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振起 文运,阐发经史,以备顾问。朕万几余暇,思得博通之士,用 资典学。其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士,勿论已仕未仕,中外 臣工各举所知,朕将亲试焉”(《清史稿·圣祖本纪》)。清 廷欲一举网罗尽“已仕未仕”之中外博通之士。顾亭林出现在 清廷的视野之内。据《清史稿》本传所记,自诏博学鸿儒科后, “大臣争荐之(指顾亭林)”。同邑名士叶方蔼等也多相劝。 在此“人生难得之遭逢”(顾亭林语)之际,顾亭林以死自誓。 在该年《答次耕书》中云,“处此之时,惟退惟拙,可以免患 ”;“果有此命,非死即逃”;“耿耿此心,终始不变”!同 在该年作《答李紫澜书》,有语云,“常叹有名不如无名,有 位不如无位”;“然后国家无杀士之名,草泽有容身之地,真 所谓威武不屈”。同年还有《春雨》、《井中心史歌》诸诗明 志,其中《井中心史歌》序言有句云:“悲年运之日往,值禁 网之逾密,而见贤思齐,独立不惧。将发挥其事,以示为人臣 处变之则焉”。此数书尚是友朋间内心真情的平和吐露。康熙 十八年,叶方蔼受诏出任明史馆总裁,叶氏又一次劝请顾亭林 入史局修《明史》,六十七岁的顾亭林作《与叶仞庵书》一文, 以“一生怀抱,敢不直陈之左右”的胆识,向举荐者、也向朝 廷宣示了一个终生以“行己有耻”为旨的士人最后的抉择,文 内有语云: 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抱嗣,为吴 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 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 “无仕异代”之言,载于志状,故人 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记》曰: “将贻父母令名,必果;将贻父母羞 辱,必不果。”七十老翁何所求?正 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刚烈之辞,掷地有声;孤怀遗恨,满纸激情。顾亭林既是 昭志,也是圆志——终于可以在“欠死”之年,以其“知”与 “行”的完美统一,完成了一生的塑造。 若说顾亭林愿以死来体现不仕二朝的意志,则顾氏更愿以 死来维护已成生命支柱的“为人臣处变之则”。 据清人全祖望所述,当朝中诸公争荐之时,“(顾)先生 预令诸门人之在京者辞曰:‘刀绳俱在,无速我死’。”(《 神道表》) 同年顾亭林有《寄次耕时被荐在燕中》诗,有句云: 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 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矢曾]; 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 为言顾彦先,惟办刀与绳! 顾彦先,晋人,曾有语云:“吾为齐王主簿,恒虑祸及, 见刀与绳,每欲自杀,但人不知耳”(《晋书》本传)。 全祖望所记,当为实录。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七十岁的顾亭林骑马意外失足坠地, 隔日去世。 三 和他那些挚友几十年前悲壮式的死相比、顾亭林死得很平淡, 但他晚年生命意义的余响则穿越二百余年一直延续至本世纪初, 甚至可能还要久远。顾亭林对传统文化的承传那份独特的忧患意 识,更跨越了两个世纪影响了整整一群人。本世纪的博学鸿儒王 国维、陈寅恪等人到底承续了多少顾氏的学术思想暂且不论,在 文化情怀、人格气节、道德精神等方面,王、陈等人身上赫然可 见顾亭林的影子。十分有意思的是,顾氏数百年间以痛恨大清的 明遗民身份垂于后世;而王、陈两人在本世纪却一直被认为对大 清充满了怀恋。由此可见,顾亭林的情怀与精神,绝不关乎一家 一姓之兴亡,而具有超越了时间、地域的一种文化精神。二百余 年前,顾亭林自感惟己在独守与苦守此精神,面对滔滔世象不免 [口敫]然而哭;二百余年后,王国维与陈寅恪同样自感惟己在 独守与苦守此精神,只是他们中宵之泣声在时贤听来所谓“陈腐 的气息”显得很浓…… 面对这样的古人,今人不知能说些什么!面对这样的前贤, 今人又能够说些什么? 顾亭林之业也许随着他所处时代的消失已成为过去;而作为 一个学者,顾氏晚年生命的升华,将永远今后人感慨不已。 在生前,顾亭林已将自己的一生划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其严苛的程度已有点“不近人情”。第一阶段包括青年及中年时 期,晚年顾亭林回首这段时期的人生,足可用四字形容——“悔 其少作”。“弟少年时,不过从诸文士之后,为雕虫篆刻之技。 及乎年齿渐大,闻见益增,始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炳烛之 光,桑榆之效,亦已晚矣”(《与陆桴亭札》)。这是一段很典 型的对中年以前人生的评述。顾亭林对青年时期“从诸文士之后” 的经历极悔之,在《与人书》中云:“《宋史》言,刘忠肃每戒 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 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在 这里顾亭林透露了重要的信息,晚年他眼中的“文士”、“文人” ,即是那些专为“注虫鱼,吟风月而已”(《与黄太冲书》)等 应酬文字之士。顾亭林笔下的“诸文士”应当泛指明季空浮的士 风,因为他早岁从游之士便有奇士归庄等人。归、顾过从甚密, 互为气类,在当时已成佳话。在漫长的晚年,顾亭林一直在忏悔 早岁的“雕虫篆刻之技”,并且越到暮年越苛刻。“年过五十, 乃知‘不学礼无以言’之旨,方欲讨论,而多历忧患,又迫衰晚 ……遂于此经未有所得”(《答汪苕文书》);“年逾六十,迄 无所成,如何如何”(《与黄太冲书》)。至今已不易追寻顾亭 林早岁“从诸文士之后”的确切生涯,虽然后世学者一般认为存 世的顾氏文集并非由顾本人最后亲定,但顾亭林在生前已对一生 之著述作过严谨的删削则是可以相信的。因为在现存的顾氏遗稿 中早岁之作少之又少,顾氏存世的四百多首诗歌按编年体例是从 崇祯十六年“甲申之变”起编定。近人徐颂洛以为顾诗“无一酬 应语”。可以推断,顾亭林一生为诗为文并非“无一酬应语”, 实为“酬应语”早经晚年的顾亭林全部删除了。删除得很干净, 也很撼人心弦,留下了一片巨大的教人浮想联翩的空白,映衬着 一个学者暮年时一尘不染的洁白灵魂!面对着这样的文字,面对 着这样追求真理的完美者与苛求者,无论何时,无论何人,都应 该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尊严,一种治学的尊严,一种人格的尊严! 《初刻日知录自序》云: 炎武所著《日知录》……历今六 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 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 书已行于世,不可掩……盖天下之理 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 达。故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 之成,不容以自限。若其所欲明学术, 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则有 不尽于是刻者,须绝笔之后,藏之名 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其无以是 刻之陋而弃之则幸甚! 顾亭林作此感想时已经六十四岁。《日知录》的著述已延续 了三十多年,此书在士林早有名声,顾亭林却仍旧这样说,“未 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同上)。 “老而益进”四字点题,它足以概括顾亭林晚年不凡的生命 过程。这种过程因了顾亭林亲历着一个天崩地裂的时代,所以顾 亭林“今是而昨非”的扬弃,其意义已超出了一个个体生命的独 善其身、自我完善,而开启了在历史大变局下一个有良知的知识 分子在对待民族存亡、本土文化,及为人气节等重大问题上“处 变之则”的一种新的文化精神;又因其晚年坎坷的经历,凸现其 情深如许的灵魂,使这种文化精神弥漫着博大的人格化的情怀。 此情怀数百年缭绕不散,印证着自明清以降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 子在现实中所经历的命运历程及在精神世界中走过的心路历程。 在这个意义上说,今人仍在慢慢体味顾亭林已体味过的历史情感 与文化情感。——若从长远的目光来看,没有谁可以否认中华民 族在二十世纪同样处在一个历史大变局之中! 唯一有所区别的是,今天芸芸众生中不知能有几人可以接近 顾亭林的境界? 三百年间,历史的条件、历史的内容已今非昔比,历史的精 神却依然始终如一——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一个思 想者,此话顾亭林说得极为亲切;作为一个学者,此话表明顾亭 林显然感悟到了冥冥中承中国传统文化之“命脉”的天意,顾亭 林一生有两次重大的自我否定:一为明末清初之际对早岁从诸文 士“步扬、班之逸躅”的否定,“扬、班”即汉代的扬雄、班固, 俱早年喜为汉大赋,扬雄晚年醒悟,以为雕虫小技,壮夫不为, “辍不复写”,这就是“悔其少作”的典故。扬雄晚年“意欲求 文章成名于后世”(《汉书》本传),这种人生观的变化,对汉 以后历代中国学者影响深远,在顾亭林身上亦可见其烙印。二为 当大清政权日见牢固、复明事业已不可为时,顾亭林遂转向“保 天下”的孤寂而又凄寒的极至追求。“孤寂”者,世既滔滔,天 仍梦梦,众人皆沉醉,惟吾独醒。顾亭林已强烈意识到在此分崩 离析之际文化、风俗、人心已到了“薪尽火传”的转折关头,而 以添薪传火、孤身救危亡之人自命。在那一刻,滚动着的历史之 流似乎也在这节骨眼上久久徘徊,将焦点凝聚在这张布满了人世 风霜、仰对着茫茫苍穹的脸上。这是很动人的一种历史定格。并 不是每一个朝代都能出现这样的定格。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进,每 到紧要处,总会出现一两个凝聚其精华、续延其命脉的关键人物。 文化的推进,在此时呈现“一脉相牵”的形态。因孔子降世,后 代儒者方有“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之慨。孔子没后一千年, 韩愈自负千年间只有自己能承续孔孟之道,“每言文章自汉司马 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后,作者不世出”(《新唐书·韩愈 传》)。至明末清初,“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顾亭林忧 切的目光越过了动荡纷争、最惹人悲欢愁肠的当世,在寂寥的历 史时空中追寻;追寻着“不可绝于天地间”的那一线历史之脉、 文化之脉,这种追寻构成了顾亭林晚年的生命本质:孤峭、痛苦、 悲凉,一句话,承受着裂变时代带来的沉重负载。同样这种追寻 也构成了顾氏晚年的生命意义:凝重、高洁、永恒,一句话,可 以“垂示后来者”!“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天下之士, 于是乎不知今”(《日知录》“秘书国史”条),顾亭林痛心疾 首于“有明三百年之文人”的堕落,每每发出这样的痛呼:“君 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 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与潘 次耕札》)。也许顾亭林感受太深了,也许顾亭林太苛求自己了, 与其他同时期的文化大师略有不同,顾亭林的著述非洋洋洒洒之 作,多短小简略之论,但很多精粹的言论已包容着一个时代思考 的精华,蕴含着一生的思想总结——如“(吾)未尝一日忘天下 也。故君子之学,死而后已”;“故凡文之不关六经之指、当世 之务者,一切不为”(《与人书》)。 这是一块无法绕过去的思想碑石。 距顾亭林死后二百五十年的一九三四年,陈寅恪在《王静安 先生遗书序》一文中这样说道: 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 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 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 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 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 而示来者以轨则也。 所谓“托命之人”,自是指承传中国文化一脉相牵者。中国 文化屡屡演进至紧要关头时便出现的“托命之人”,他们的历史 地位与历史作用,到了陈寅恪的手里,才获得了比较详实的论述。 陈寅恪的提炼也非凭空而来,作为明末清初“托命之人”的顾亭 林,在他的著述中已多次强烈表达他的学说将会“转移一时之风 气,示来者以轨则”。“吾辈所恃,在自家本领。足以垂之后代, 不必旁人篱落,亦不屑与人争名。弟三十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 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 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与人书》)。而在《答曾庭闻书 》等文中顾氏自负地云:“一生所著之书,颇有足以启后王而垂 来学者”;“而有王起者,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 。顾亭林很自信,越到暮年,这种自信越化为浓浓的生命意志, 其活着,其老而益进,全部服膺于“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 王,自信其书之必传”(《与杨雪臣》)。 顾亭林的书的确传了下来,并已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顾亭林的天分,也许只有极少数者才可以领略;不过这并不妨碍 后世的学人,面对这么一位有血有肉的学者、这么一段艰苦卓绝 的晚年人生,去静听他那不绝如缕的传世遗音。这或者正是顾亭 林在“人”的意义上具有悠久审美价值的根本所在?!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如人主于其臣,授之官 而与以职。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 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己。故一病垂 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子此任已不可谓 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为稍能任事而不遽 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 《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写下这样的文字时,顾亭林的生命已接近尽头;未几,一代 大学者便撒手西归。这样的文字,已将一个学者的晚年所应有的 内容、意义全都包含在内了。 三百年前有这样一位学者作这样严苛的删削,留下的是这样 的文字;三百年后,同样世既滔滔,但对于现代许多为文者来说, 他们晚年的文字已不可以视作他们一生中最真实的心声,当然更 遑论是传世之音。本来,积一生的阅历,最好的文字,最好的思 想,应该产生于这段“老而益进”的人生时期。 由此可知,现代人并不一定比古人幸运多少。 由此也可知,在本世纪历尽沧桑、至今仍健在、仍在不断反 思一生、仍在对往昔作“否定之否定”的一些文化老人,他们的 暮年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当然,要对此作出客观的文化价值的判 断,恐怕要留待下一个世纪了。 “天下之事,有言在一时,而其效见于数十百年之后者”( 《日知录》“立言不为一时”条)。没有多少人会留意顾亭林的 这段话,但历史的确是这样走过来的。 写于广州桂花岗 1997年1月12日-28日 植字:追日剑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