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文化“圈子” 苏炜 八十年代北京知识界的“圈子”有许多形式:各种“编委会”、“学会”、 “协会”、“沙龙”、“书院”、“研究所”、“讲习班”等等。至少在组织形式 上,你不能说这些“圈子”都是反叛现存体制的。他们一般都“挂靠”在一个国营 机构的注册管理之中;至于个人性的“沙龙”聚会,则都是联谊性的。当然,俗称 “赵紫阳智囊团”的“体改所”、“政改办”、“农改办”、“中信研究所”等, 也算京中一个著名的“体制内”“圈子”;被称为“民间操作派”的陈子明、王军 涛的“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圈子”,也和上述各种文化 “圈子”发生多方面联系。另外,也有游离在各个“圈子”以外的“独行侠”式人 物如刘晓波、何新等。他们不被各个“圈子”所接受或者是自觉抗拒进入“圈子” 的经历,我相信都影响了他们日后的人生选择。 笔者仅就自己的经验范围,把八十年代北京几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圈子”和相 关事件,作一点基本介绍。 人文学界的“三大编委会” 八五年前后的“文化热”中产生了三个大的民间文化机构:先后以金观涛、包 遵信为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李泽厚等为主 力的“中国文化书院”编委会;以甘阳、王焱、苏国勋、赵越胜、周国平等为主力 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在五、六年间,上述三大文化“圈子”实际 上成了引领中国大陆人文科学各种思想风潮的主要“思想库”。 “走向未来”丛书,是在中国大陆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一套西方新思潮普及丛 书。编委会人员的组成颇为庞杂,科学界、人文学界、政界的许多热衷改革的人士 都参与其事(一个时间里,印象中胡耀邦之子胡德平、邓小平之子邓朴方,都曾是 其编委会或顾问)。其特点是,强调科学主义、贴近现实和向大众普及。最有影响 的当然首推金观涛提出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论;以及丛书翻译的《第 三次浪潮》、《大趋势》等西方未来主义著作,对当时的社会改革造成巨大的冲击。 学术界的“方法论热”,也直接得力于丛书所翻译的“信息论”、“系统论”、 “控制论”方面的西方著作。 由于偏重现实功用和普及性,丛书后来逐渐出现粗制滥造,“翻译”变“编译” 直到“胡编胡译”,使“走向未来”在八七年以后的影响力大为下降。另一个 原因是,“走向未来”编委会与当时的官方改革派关系很近,也造成了一部分强调 独立的知识分子对它的疏离(就此而言,它的“体制内”色彩是很浓的,包括它影 响、参与了《河殇》的创作也属一例)。 与“走向未来”打对台或特点相异的,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 这是以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等高等学府一批学有专精的青年学者为主要成员 的“纯学术”圈子(笔者当时虽非“编委”,但可算“圈子中人”)。其特点是, 强调人文主义、专业精神、学术独立与非政治化。主要的工作是翻译介绍二十世纪 西方人文学界的经典著作(由北京、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分专业性的“学术文库” 与普及性的“新知文库”两个系列。 可以说,就出版业而言,过去十年是自“五四”以后最大规模的一次翻译出版 西方学术著作的大潮,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又是其中质量最高、编选最严 谨、数量最丰富的姣姣者。数年之间,本世纪西方的主要思潮,但凡哲学、社会学、 政治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理论等等,从难度最高的大部头“天书” ,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及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到直接引发了 日后“新权威主义”论争的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以及女权主义理论 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译书出书达数百种,成为整个社会变革的一种全新的 精神资源。 “非政治的政治”是这个“圈子”明确提出的口号(暗合了捷克哈维尔提出的 同样口号)。他们每月的第一个周四总有一个学术沙龙聚会,围绕一、两个学术专 题开展认真的讨论;每一两个月总有一次到数次家庭或郊游聚会,高谈阔论,欢歌 达旦。大家每以出好书、写好文章作为“较劲儿”的谈资,而大多为《读书》杂志 (北京知识界最叫好的刊物)撰稿人的“圈子中人”,则每每以《读书》中发表的 文章互相评点。八八年笔者在《读书》上连发的“关于现代主义艺术的胡言乱语” 系列与赵越胜的“精神漫游”系列,曾蒙受读者偏爱;其实就是在“圈子”内 的文章品评之中写出来的。至于春、夏、秋的郊游,于古长城上狂舞、大水库中裸 泳;一直到八九民运当中一齐挺身而出,不避责任;都可以从中看出,在这个编委 会中,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新的健全的素质、新的独立品格,在开始生长。 角色处在上述两个编委会之间(同时人员也互相交错)的“中国文化书院”, 是想承接宋、明以来朱熹等先人创办的“书院”、“学舍”的方式,由梁漱溟任荣 誉院长,以函授与假期讲习班的形式研讨、传授学问。兼任的讲师都是海内外学界 关于中国文化研究的“一时之选”(包括海外的杜维明教授)。其特点是,强调从 传统的再出发,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和文化批判中的建设性。 林育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论和杜维明的“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论,都曾 引发了范围广泛的讨论而一度被认为是“中国文化书院”的“招牌主张”。他们温 和、渐进、包容广大的办学方式,不但被各方面广为接受,同时也带来了相当可观 的经济收益。据说每年寒、暑假全国各地报名听课的人数常达数百上千之巨(大多 是各地高校的教师),更不必说函授教材令一时“洛阳纸贵”。其造成的文化影响 也是不言而喻的。笔者曾参加过文化书院接待台湾作家王拓的活动(王拓当时不喜 欢由官方作协接待),从方励之、胡风夫人,各界名流到退休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曾 与会,可见文化书院的号召力与包容性。同类的书院还有更注重整理出版古籍的 “幽州书院”等。 《东方纪事》与《海南纪实》 “同人杂志”,是在各种“文化圈子”形成以后的必然产物。 八八年下半年,《人民文学》编辑朱伟承包了江苏出版社连年亏损的纪实文学 杂志《东方纪事》,移师北京,自搭编辑班子,决定由“圈子”中的朋友自己分担 专栏的组稿、编辑。朱伟、李陀、戴晴和我几位熟朋友,便为这本“大有可为”的 泛文化杂志忙碌起来。目前在欧美流亡的好几位知识分子都是当时的专栏主持人。 专栏计有:“封面人物”(李陀)、“四时佳兴”(林斤澜)、“文革研究”(戴 晴)、“知识分子”(刘再复)、“感悟与人生”(苏炜)、“人与历史”(苏晓 康)、“自然、灾祸、人”(钱钢)、“东方闲话”(刘心武)、“当代艺文志” (黄子平)、“文化潮汐”(史铁生)、“东西风”(林培瑞、查建英)、“读书 俱乐部”(陈平原)等。 详细记下这些专栏人事,是因为,此乃所谓“圈子”的组成、运作的一个具体 的实例。双月刊《东方纪事》新刊于八九年初甫一上市便造成轰动。除了刊出戴晴 的长篇历史人物评传《储安平》震动朝野,使文化界交耳相告、争相传阅以外,杂 志的编辑方式、人员组合的开创性也引起了广泛的瞩目。它确是开创了一条在现存 体制下,巧妙避开文化控制、挣大活动空间的“圈子文化”的新路子。《东方纪事 》在出版了四期以后,于“六四”后不久被官方查禁。不过那时,上述专栏主持人 大多数已经“不是在里面(监狱),就是在外面(流亡海外)”了。 与高水准的严肃读物《东方纪事》“南北呼应”的,是著名作家韩少功“下海 做生意”(他的自嘲)以后,创办的通俗刊物《海南纪实》。 八七年后韩少功带领一批“湘军”(湖南作家群)到新建省的海南岛打天下, 去实现他的“重新设计自己人生”的理想主义抱负。《海南纪实》(原名《大参考 》)是他计划中的“以商养文”的第一步;随后,他打算办一份高水平的纯文学刊 物和一份具开拓性的理论刊物;还准备在海南买地建“作家新村”,创立了一块不 受金钱、政治干扰的创作的静土。如果不是“六四”,韩少功的“乌托邦”之梦几 乎就要实现了。因为,《海南纪实》走出了一条“严肃的可读性”的路子,既有 “毛泽东与张玉凤”一类不无历史真实又不无可读性的“纪实文学”,也有探究西 单民主墙运动得失的“走钢丝”作品,一夜之间成为南、北报摊上最畅销的刊物, “暴得大利”。 《海南纪实》的编辑方针也一如《东方纪事》的“同人式”,出版“挂号”在 海南,整个组稿、编辑以至印刷发行都是全国性的,哪里有优势就在哪里编、印、 发,使得本来偏于一隅的“海南纪实”成了“中国纪实”。当然,它也无法逃脱 “六四”后被查禁的命运。 同在八九年创刊的“准同人”杂志,还有戴晴、吴国光等人筹办的《国情研究 》(编辑班子主要由“赵紫阳智囊团”系统的“圈子”组成);包遵信、远志明等 创办的《太平洋评论》(以“走向未来”部分班底组成);以及赵越胜、周国平等 (包括笔者)创办的《精神》(人文杂志,以“文化:中国与世界”部分主力组成), 大都因为“六四”而夭折。 “三峡建坝反对派”和“十二学者上天安门” 这节涉及的其实是几个似乎分量不一、无直接关联的大小事件,却又都与“圈 子”有关,其中心人物,则是我愿意特别提及的作家戴晴。 八七年九月,在“反自由化”运动中被整肃批判的刘宾雁、刘再复在香港《八 方》杂志上第一公开发表文章,回应“左派”的攻击和世人的关注。我和几位朋友 (包括戴晴)读罢深受感动。面对当时文坛一片压抑的气氛(刚刚又传来吴祖光、 苏绍智等被“劝退出党”的消息),我和戴晴几位一商量,决定在我的西郊小家开 一个“二刘作品朗诵会”,请“二刘”和文学界、社科界、文艺界的朋友们热闹一 场,为宾雁、再复两位兄长解解闷,也给大家解解气。 我的蜗居小屋当晚挤进了将近三十个人。我请来了几位话剧演员、钢琴家和唱 老生的朋友,他们在微弱的灯光下蹲着靠着,伴着琴声,把刘宾雁的作品集自序和 刘再复的散文诗《寻找的悲歌》平静地朗诵了一遍。在当时的重压下,当晚凝重、 真挚的气氛至今想来仍令人心动。台湾作家王拓和台湾的全国人大代表黄顺兴稍后 也赶到了(本来戴晴还请了方励之),他们后来把这个特别的家庭晚会实录,写成 了连载登在台湾《人间》杂志上,使得很多人由此担忧我们这种“在天子眼皮底下 的示威”(晚会上语)要“吃后果”。不过,至少在当时,当局无所表示。但这次 在重压下的小小聚会所产生凝聚力,却反映到了以后迭起的各次事件之中。自此, 我的京中小居,也就成了跨越两个“圈子”(文学界和社科界)的“沙龙”聚会场 所而一时蜚声遐尔。 八八年十二月,“上头”传来了主事领导人要强行通过修建长江三峡大坝的可 行性方案,“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吹风”。我和李陀、戴晴等几位作家 正在参加一次南方省市举行的笔会。在路上,戴晴和我们谈起这个话题(她显然对 此已思虑良久),说:我们总应该有所表示。这么一件关系整个民族经济、地理生 态的大事,不能就这样糊里糊涂让全国老百姓蒙在鼓里,要把反对的声音公开出来。 “他们硬要把钱往水里扔,也不能让他们扔得舒舒服服的!” 我们一路上商量过好几个办法:开座谈会、发文章、搞签名等等,都觉得来不 及,分量也不够。“出书,一定要把历年反对上马的意见出成一本书,这样才能面 广,有影响力。”戴晴当时的主张,我们几乎觉得是“天方夜谭”,至少也是“远 水救不了近火”:按中国的出版周期,一本书出一、两年是常规,何况又是“反对 意见”结集?而且,“反对三峡上马”已经开始被上纲为“政治问题”?可戴晴来 了她那股犟劲:“你们支持,我就干!” 随后就是春节长假。本来这是中国人最不能“出活儿”的时间,岂料就在仅仅 一个月的时间里,戴晴单枪匹马的,买书号(大陆特有的出版“缝隙”)、组稿审 稿、向朋友筹款募捐,连同印刷校对。 当我从南方度假归来,《长江,长江》这本四九年以后第一本关系到国民经济 大事决策的反对意见专集,已经开过了新闻发布会!并且及时赶在三月全国人大开 幕时与代表见面。《长江,长江》一书的出版,在出版史上破了好几个大记录。这 种合理、合法的“一人挑头、一人集资、一月出版、一派意见”的态势,其意义确 实早已超出了经济和出版的范畴。我向戴晴了解过一月成书的过程,发现在其中起 作用的,就是社会上各个“圈子”(包括党内的“智囊团圈子”)在关键时刻的协 调作用,而戴晴,恰恰是在各个“圈子”中穿针引线的人物(朋友们曾开玩笑:要 成立一个北京“搅和儿”协会,把善于把大家“搅和儿”在一起作事玩闹的戴晴选 为“会长”,李陀选为“副会长”,鄙人很荣幸,“捞了个‘秘书长’当当”)。 一九八九年二、三月,北京知识分子响应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信的要求,呼吁 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的三封签名信,曾在海内外引起过很大的震撼。这是四九年之 后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独立群体发出的集体反叛的呼声。笔者当时不期然地作 为第三封签名信的发起人,其“操作”上的原因,就是“拜”了“圈子”之赐(要 在一、两天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发动起范围广泛的签名,只有依靠这种非组织的 “圈子”力量)。随后,八九民运爆发,知识分子卷入学运,发生了“十二学者上 天安门”,“五·一六”,“五·一七”宣言,“知识分子联合会”等一系列事件。 作为“当事人”之一,我想这些事件已成历史,其功罪、意义、价值,还是交 给历史评价为好;但是,就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而言,“十二学者”事件确实就和 戴晴个人所涉入的“圈子”有关,有心者可以从上面的描述里理出它的线索。八九 年五月十四日傍晚,集体走上天安门广场声援学生并呼吁同学理性撤出广场的这十 二位作家、学者的名字是: 戴晴、李洪林、于浩成、严家其、包遵信、苏晓康、李泽厚、刘再复、温元凯、 李陀、苏炜、麦天枢。 文化“圈子”的意义 在我看来,这个意义,与其说是政治性的、社会性的,不如说是文化性的。正 如我同意余英时先生常常强调的论点一样:过去四十年间,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社会 造成的最大的毁灭性破坏,不是政治,不是经济,而是文化。那很可能会是一种万 劫不复的损耗,再用一、两百年的时间也不知是否可以复原、弥补回来。 有两点可以更详细地说一下。第一,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主要是 以一种“文人文化”的形态流传下来的(民俗文化的一翼,至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 视,这是题外话)。所谓“文人诗”、“文人画”,“清议”、“清流”的说法, 都说明,中国传统中的“知识分子文明”(“士”的文明)一向是很发达的。从先 秦诸子设坛讲学、“处士横议”、“学而优则仕”,一直到唐、宋以诗文取士、明 清以朝廷直辖科举,都体现了一种“得士者昌,失士者亡”的独特的“士”的传统 尊严。中国文明作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唯一一个数千年延续不断的文明形态,可能有 见仁见智的驳杂原因;但维护知识和知识者的尊严成为一种传统的“本体形态”, 我相信一定是其中很根本、很重要的原故。从这一意义上说,“圈子”是一种文明 的“生态环境”,是文明、文化发生、发展的温床。 第二,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的几个大的创造时期,都处在朝代相交的“乱世”, 已经有论者把这称为“法统虚而文统盛”的“文化转型期”(赵毅衡语)。先秦、 魏晋六朝即是一个显例。一如陈寅恪先生言:“政治之纷扰,孰甚于战国、六朝? 而学术思想之自由,亦惟战国、六朝为最;汉唐号称盛世,然学术思想辄统于 一尊,其成绩未必优于乱世。“而”文化圈子“这种东西,就是在专制者的权力控 制无以企及的时、空条件下,才得以产生的。 今天,我们谈东欧知识分子早在六、七十年代就深入研究过的“公民社会”理 论,自觉争取的“无权者的权力”(捷克哈维尔语),以及把知识分子的这种历史 的自觉意识迅速输送到工人和社会公众中去(如波兰、捷克、匈牙利),以至整个 东欧的变革被西方史学家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作为中国知识分子,这里面有 许多深值反省的东西。比如,是否在只有发现了“公民社会”的理论以后,才算找 到了从极权社会向民主社会过渡的灵丹妙药?对于东欧知识分子而言,“公民社会” 理论,不过是他们自古西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洛克、哈伯玛斯 所形成的“传统资源”的一部份;对于在一个完全相异的历史环境之下的当今中国 的现实改革,知识分子是否有可能从自己悠远的传统(比如上述提到的“文人文化” 、“士的文化”传统)里头,寻找到一些什么新的精神资源?(这里毫无贬低 “公民社会”理论的意思。)还有,捷克知识分子早在“七七宪章”运动前后,就 逐渐使知识分子的整体协调行动,从而使有组织的反对派活动得以产生;中国知识 分子在八九民运以前虽然已“圈子”林立,却彼此沟壑森严,以致在八九民运五月 前后的历史转折关头无法形成能动的、理性的抗衡力量,这里面,有些什么文化性 的、社会性的因素值得反省?是否值得深思“圈子意识”本身的狭隘性,深究“‘ 圈子’反被‘圈子’所误”的就里原因?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