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眼里的大寨—— 世界上最封闭的村    当年在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接触陈永贵最多的记者之一冯 东书,最近在《今日名流》1998年第4期上撰文,描述了记者眼里真实 的陈永贵以及当年大寨的真实情景。现在从中摘录片断以飨读者。   “文革”中,我因为大寨报道受到过新华社总社的表扬,当时我 总是对朋友说,我还没有真正进入大寨。叫不出社员的名字。朋友们 不信,觉得我是在说笑话。其实,我说的是真话。别的驻大寨记者也 和我一样,深入不进去。这一点,和去全国各地采访绝对不一样。 “文革”中,大寨是一个封闭得十分严实的实体。记者很难去参加会 议,参加活动一般只是和干部谈谈,看看旧材料就发稿。   这和陈永贵的阶级斗争观念特别强有关。大寨党支部在他的领导 下,把全村组织得特严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里三层,外三层。中 心帅是陈永贵,围绕着他转的是党支部委员,再外一层是全体干部, 再外层是党员、团员,再外一层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最外一层是全 体社员。党内思想斗争比较激烈,组织纪律很严。大寨党支部的活动 外人是很难参加的,上级党委组织部的干部也不行,党员记者也不行。 记者戏称那是“中央直属支部”。我在陈永贵情绪好的时候,曾提出 应该让记者参加一些会,我说这也是个路线问题。他笑着说:“以后 一般性的群众会让你们参加。”可始终也没能兑现。   贾承让是大寨党支部委员、生产大队长。他也是大寨的创业老干 部。我去他家找他说:“你们支部不让记者参加活动,叫我们怎么写 稿子?听说你们有一本会议记录,能不能让咱看看?”他答应:“可 以。”可是过几天又说“不行”,他碰了钉子。1970年北京农业会议 以前,《山西日报》、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和我们一起搞一组报道。陈 永贵不在家,我们合推《山西日报》副总编辑郝占鳌去找贾承让,请 他给我们谈谈。郝是贾的老朋友,大寨出名前就采访过。老郝去找贾, 老贾说:“行,安排个时间。”可是拖着不谈。老郝第二次去找老贾, 老贾还说可以谈。又拖了一阵,还是不谈。老郝第三次去找老贾,老 贾为难地说:“老陈不在,不好谈。”实际上是老陈没定下口径,他 不敢谈。实在没办法了,我曾经去找大寨公社厚庄大队党支部书记和 红联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们和陈永贵是信得过的朋友,我和他们熟, 想通过他们来了解大寨的一些情况,还是不行。厚庄大队党支部书记 对我说:“我们也不了解大寨党支部里的事,就是知道一点,也不能 对你说。”   陈永贵曾指示大寨公社两任书记,叫他们负起责任来,在他不在 的时候,去参加大寨的党支部会(公社就在大寨),帮助研究工作, 他们两个不去找那个麻烦。大寨干部在陈永贵面前说一句话,分量比 他们两个公社书记重得多,万一说话不妥,大寨干部向陈永贵一反映, 自己就会受不了。所以他们也不太了解大寨的情况。   走群众路线,直接到群众中去不行吗?外面的人,包括我们这些 记者去找社员聊,社员会问你:“经过支部没有?”或说:“你们还 是经过支部吧。”我们直接找社员也是危险的,我们不知道社员的阶 级成分,不知道每一个社员的思想是先进还是落后,弄不好就会说我 们专找地主富农和思想落后分子。这又会出问题。   学大寨期间,全国各地来参观大寨的农村干部,每天成千上万。 统统由县里办的大寨接待站的接待员分批领着按一定路线去转一圈, 个人不能随便进村去串,基本上不接触大寨社员。   报纸上登过大寨党支部开会的照片,那不是要参加党支部会吗? 那是专门摆给记者拍的,拍完,记者就得离开会场,他们才正式开会 研究问题。1968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要拍大寨党支部委员开会, 实际上党支部委员三天两头碰头开会,但是新影的同志整整等了两个 月才拍成。那天在大寨接待站等着拍照片、拍电影、拍电视的都去了, 一共拍了20分钟,然后统统退出会场,他们才正式开会。   “文革”十年,小小的大寨村,除了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声音, 再就是只有大寨党支部和陈永贵的声音,在全国大乱中倒很安定。   昔阳县其他地方没有像大寨那样封闭得严,但重要情况的封锁也 很严实。像周恩来总理多次批评陈永贵闹派性,昔阳不能传,或者反 着传,说是批评了对立面。昔阳县在“文革”中大抓阶级斗争,斗死 了一些人,这个情况就对记者封锁得严严实实,直到陈永贵失势,才 传出来。   在这么个封闭而又不信任记者的地方采访,真能把记者憋死。记 者在那里既没有采访的自由,也没有不采访的自由,拒绝采访也是反 大寨,难!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