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 原著：前英国驻中国大使 理查德·伊文斯 Richard Evans 原名：Deng Xiao Pi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翻译：武市红等 第十章 　 走资派 　 1965—1973年 　 假如毛泽东在1966年前去世的话，那么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就不会发生。毛泽东部署、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而且在指导这场运动中拥有比其他任何人更大的权力。 依照毛的观点，文革是从1966年持续到1969年。 它所带来的变化被党的“九大”所肯定，并被写入了修改 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根据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观 点，文化革命持续了整整十年，这是充满政治斗争和社会 动荡的十年，它最终以“四人帮”——毛的最激进的同事 们——的被捕而告终。依后一种看法，它是一场反复无 常的运动，其性质不断变化。即使在1969年前，它也具 有三重性质＊：它是一场超级革命，旨在创造一种观念和 ＊照原文译出。——译注 行为模式，列宁曾把这种观念与行为模式归类于左派社 会主义（他称之为“幼稚病”）。它是一场反革命运动，目 的是砸碎并重建50年代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 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许多制度。它是一场为革命而革命的 运动，毛认为这场革命有它自己存在的价值。 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所有目的中，有三个目的是显 而易见的。首先是更深入地教育全社会，认识社会主义 的价值，并设置一些与之相应的机构，这是从50年代以 来就一直在实施的。这些价值中，有四项是很突出的：平 等、共产、朴素和斗争。对毛而言，斗争是主要的。因为 他相信，没有斗争，就不可能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事情。他 也相信，社会主义不是一个稳定的状态，而且是很不稳定 的状态，所以需要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化。 毛是一位平等主义者，主张一切平等，如机会均等。 在他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中，社会成员的面貌，受教育的程 度和生活标准都应彼此相近。有鉴于此，他对共产社会 情有独钟。因为他深信，如经适当的激发和领导，人民群 众在任何事业中都能完成英雄业绩。他对个人主义极其 反感，把个人主义等同于自私自利。 毛对旧中国的知识阶层极为妒忌，不喜欢他们的墨 守成规和歧视百姓。相反，他赞美农民的朴素。他把他 们的力量与不受腐败影响联系起来；他想防止农民出身 的士兵们“进城”后的腐败，这些当年在旷野里战斗和工 作的士兵们只得到了少量的口粮和微薄的薪饷。在60 年代中期，他开始担忧中国青年的道德状况，因为年轻人 没有经历过战争。他对几位外国来访者说，他特别担心 这祥的情形：老革命的子女将变得自私和娇生惯养。 根据以上情况，毛喜欢无等级的制度。在工业方面， 他希望工人在管理上发挥作用，在决定目标和技术的利 用方面有重要发言权。在农业方面，他希望所有的活动 均按集体主义来组织。在公共卫生方面，他希望大量的。 受过最好训练的医生到农村去工作，并希望一批缺乏良 好培训的“赤脚医生”永远扎根在农村。在教育方面，特 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他希望取消入学考试，并设置大量 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 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 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 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 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 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 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 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 “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 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 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 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 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 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 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 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 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 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 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 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 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 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 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 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 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 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 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 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 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 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 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 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 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 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 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 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 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 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 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 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 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 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 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 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 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 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 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 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 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 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 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 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 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 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 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 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 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 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 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 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 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 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 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 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 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 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 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 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 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 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 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 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 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 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 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 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 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 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 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 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 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 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 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 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 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 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 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 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 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 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 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 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 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 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 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 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 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 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 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 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 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 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 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 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 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 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 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 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 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 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 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 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 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 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 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 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 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 《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 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的反应是召彭到上 海。在上海，毛严厉地告诉彭，他认为在吴晗的剧本中， 英雄和反面人物影射的是彭德怀和他自己，他现在想对 吴进行公开的批判。但是彭并没有被吓住。返京后，他 召集了一次文革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 汇报提纲》。这份“提纲”反对公开的点名批评别人，并引 用了彭去年秋天在毛泽东面前说过的原则，强调“真理面 前人人平等”。在由刘少奇召集的一次扩大会议上，这份 “提纲”被通过，并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文件下发全党。 这件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在该 “提纲”下发之前，邓小平及有关人员曾当面向毛请示过。 毛可能说过模棱两可的话。因为他知道，假如没有他的 明确表态而把“提纲”下发出去，那么他将沦为名义上的 领导人，再也无法掌握实权了。或许是邓和其他人想对 他进行挑战，因为他们知道，一旦最后摊牌，政治局常委 的大多数人将支持刘的决定。或许，双方都在试探对方。 不管真相如何，是毛赢得了后来的胜利。最晚在3 月中旬，他决定彭必须辞职，为此他派康生带着指示到北 京，旨在孤立彭，并把他置于攻击之下。康生完成了使 命。4月2日，留在北京的周恩来（刘少奇在国外）用电 话或电报告诉毛，他同意康生带来的指示。几天以后，彭 发现他自己在书记处的会议上处于受审的地位。会议由 邓小平主持，但周恩来、康主和陈伯达也出席了。第一回 合胜利后，毛在杭州召开了一次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决 定罢免彭真。 接着，在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也采取了行动。 会议由出访归来的刘少奇主持。刘或是不愿意阻止，或 是无力阻止康生按照从毛那里得到的另一套指示采取的 行动②。5月16日，会议批准了一个党内通知，其内容完 全符合了毛主席的所有要求。该通知对彭的报告进行了 批判，也对彭进行了指责，并解散了他所领导的文革小 组，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央委员会（不是书记处）之下成立 的一个由十八人组成的文革小组，并威胁说要对“混进党 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这样，毛控制了局势。但是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制造 了一起轰动事件。就在会议结束之前，他控告党的宣传 部长陆定一和书记处成员杨尚昆阴谋策划“反革命政 变”，并要求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一次彻底的调查。他宣 称，为了挫败他们的阴谋，他已征得毛的同意，把军队开 进首都的各电台和“公安系统”。几个月后，毛在给江青 的一封信中说他对林彪所说的话吃了一惊。或许他真的 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陆、杨免遭几乎是立即被捕的命 运。 对彭真和书记处的斗争已取得了胜利，毛泽东在此 时返京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他决定仍呆在杭州，让刘 少奇和邓小平去发动这场文革。对这件事他们两个人都 不愿意做，但又不得不去做。是毛想给他们一个机会以 弥补自己的过失，还是仅仅给他们一根绳子让其自缚手 脚，这是另一个谜。这个谜或许永远也解不开。即使他 们想弥补过失，但他们的做法也错了。他们不是去努力 取悦毛，相反，他们计划实施一项政策，其做法几乎是刘 少奇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起草的“后十条（修正案）”的 翻版。他们派遣了数百个工作组到北京的中学和大学， 要求他们建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并指导文化革命委员会 调查、搜集学校教师和管理人员过去和目前有无修正主 义的倾向，但并没想把群众卷进去。 但这项措施从一开始便遭到林彪、康生和陈伯达的 破坏。通过在民事机构政治部门中的军代表和中学、大 学里宣传队的工作，这三个人阴谋把自上而下由党委控 制的清理工作变成自下而上的对领导和教师的揭发攻 击。他们鼓动学生示威来反对他们的师长，并要求把 “牛鬼蛇神”揪出来批判，即使是党内高干也不例外。到 了6月初，由“好”的阶级背景的学生（非资产阶级的）组 成的一队队红卫兵遍布北京的大街小巷，并开始与工作 组发生冲突。在幕后，林彪和他的同伙也异常活跃，他 们重新改组了北京市委，并派军宣队员控制了《人民日 报》。 不久，刘和邓意识到，他们面对的是由毛最亲密的同 事们所组织的造反。因此，他们去见仍在杭州的毛，并请 他作指示。毛只是建议他们不要过份依赖工作组或把它 当成革命的工具，其余的事让他们自己想办法。他们不 能拒绝承担进一步的责任，因为那样做将意味着破坏他 们自己赖以成长的党的纪律。所以，唯一可能采取的方 法是：返回北京，并对红卫兵宣战。他们下达了两项命 令，禁止教师和学生秘密集会，并宣布所有的红卫兵组织 为非法组织。这项措施取得了效果，工作组深受鼓舞，重 新反击，阻止红卫兵上街游行。但由于军队控制在别人 手里，刘和邓则无力制止他们。 　 在这种情形下，毛最终返回了北京，在返京的路上。 他在武汉横渡了长江。长江的这段江面约有一英里宽， 从照片上看，他是浮在水上涉水过江而不是游过长江的。 对一位七十二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举动。 紧接着，大众传媒把他描述成了一个超人。经过陈伯达 及其下属宣传人员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人们对毛的崇拜 达到了顶峰。他被认为是具有神奇力量的人。在艺术形 式中，其形象被塑造得比周围的人都要高大，他成为人民 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在北上的途中，毛对他决意实施，而现在又能很快实 施的设想准确地作出了决断。7月18日，在他到达北京 后的一两天里，他告诉党的领导人，当他们进入社会主义 以后，他们还应使自己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同时他还对另 一群人发出这样严厉的警告：假如你们不革命，那么革命 将指向你们。他坚持解散刘和邓的工作组，并特意给红 卫兵战斗队写了一封信： 　 （你们的）两张大字报（激进分子们最喜欢 的一种表达方式——作者注）……说明对一切 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 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 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 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③ 　 在春季，毛在书记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委 员会议上均取得了胜利。＊现在他想在中央委员会（已经 ＊他自己只出席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原注 四年没有开会了）上取得胜利。他实现了他的愿望，但主 要是靠大批“高校革命师生代表”参加会议，并指挥他们 为他和林彪欢呼，嘲笑那些胆敢对他们质问或有抵触的 发言者。邓小平发言时他们就发出嘘声。邓坚持认为林 一再指控彭真和其他人阴谋政变是毫无根据的。经过十 二天紧张愤怒的辩论，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 由于《十六条》对革命的作法规定得含糊不清，使江青和 其他一些人日后有机可趁，但《十六条》却明确提出，革 命的政治对象是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④。从文化方面来说，它要求彻底清除“四旧”（即： “旧文化、旧思想、旧风俗、旧习惯”）。当时未宣布的其他 决定把政治局常委会闹了个底朝天。林彪的地位从第七 位升至第二位，刘少奇则由第二位跌至第八位，陈伯达 和康生成为常委，地位比刘少奇、朱德和陈云还高。邓处 在第六位，并保留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在他的朋友中地 位比他高的现在只剩下周恩来了。尽管周本人未受攻 击，但从这次会议看，周似乎不准备为刘、邓在过去两个 月中处理事情的方式辩护。 8月5日，在会议期间，毛采取了一项令人吃惊的 措施：他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标题为“炮打司令部”， 这比他以前所说过的或所写过的任何东西都更为明确地 表示：他希望红卫兵把下列人视为自己的敌人。他写道： 　 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 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 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 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 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 也！⑤ 　 五天以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 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 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 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拉开了两年混乱的序幕：在以后的两年里， 几乎所有的高级干部或有声望的人都难以逃脱红卫兵或 革命造反派的攻击。关于被杀或受伤的人数，并没有官 方的统计，也没有关于遭到破坏的公共纪念物和为公众 拥有的艺术品、文学作品的清单，更不用说私人财产了。 仅在街头暴力中死亡的人数就达几万人。许多人在相互 敌对的红卫兵团体之间的械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 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则奉命解 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 生于1967－1968年，其时红卫兵已夺取武器或发了武 器。但是有组织地利用武器是在1966年8－9月份，其 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展破四旧运动。他们经常随意 闯入私宅，粗暴地对待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并且 撕毁或焚烧他们的图书、图片和器材。就在此时发生了 第一批死亡案件。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老舍在遭到 毒打之后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 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林、周以及其他人出现在 天安门城楼上。他仍握有权力，他接着采取的行动表明， 他当时的当务之急是防止红卫兵分裂瓦解党。他当时的 处境不是无望的。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 党委书记明确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 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 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政治上处于被审查之中 的人为自己辩护。书记处已经改组，但只有一名新成员 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 而他的政敌们只是忙于向在夏末从各省涌入北京的上百 万红卫兵发指示。 但到9月底，毛意识到大多数省委党员干部对红卫 兵行动均不欢迎，而且拒绝与红卫兵发生任何来往。一 些地方官员甚至征集武装与红卫兵对抗。毛愤怒异常， 在北京召集了一次省委书记会议。那时，他已惯于采取 这种方法，并似乎认为他能很快镇住与会者。但他发现 他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这次会议持续了近一个月，最后 他才打破这种僵局。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作了 一个关于文革发展进度的报告，这招来了陈伯达和其他 几个人更严厉的批评。陈抱怨说想与邓进行平等的讨论 比“登天”还难，并认为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 锋”⑥。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恰恰是反对毛的， 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错误，仍然“试图反扑”，说在这两个 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说 法，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 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同情。似乎有一两天毛失去了对会 议的控制。他的反应是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毫无 疑问，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 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 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 毛度过了危机。 邓在作报告一周后，作了一次自我检查。他神情忧 郁地念他的检讨。 邓（和刘）进行了自我检查之后，毛作出了宽宏大量 的姿态，他对代表们说，不能因为刘、邓过去所犯的错误 而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但他清楚地表明，他对他们，尤 其是邓，对待他个人的态度是何等的不满： 　 我故意下放（最高权力）。他们就建立独立 王国……从1959年到现在，邓小平什么事也 不请示我……（1958年）我对武昌会议不满 意……所以我回北京开（另一个）会。虽然你们 开了六天会，但你们仍不让我开一天会。不让 我完成工作没什么了不起。但我反对你们像对 待死去的祖宗那样对待我。⑦ 　 他还说应该给刘和邓一个机会，以便察看他们是否 真正改过。即使他真有这个意思，现在已经掌权的刘、邓 的死对头也永远不会为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在11月和12月，刘和邓在公开场合露了几次面。 但此后，他们便不再露面了。对刘来说是永远地消失了。 对邓来说则是事隔六年多后才在公开场合露面。此时， 外界实际上根本不知道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 80年代后，才有可能重新了解他们当时的遭遇。 1967年的1－8月，从理论上讲刘和邓仍是自由的 人。但是一旦出了中南海的围墙，他们便不再安全了。 即使在中南海，他们也受到了骚扰。早在1966年12月 初，刘和其夫人王光美身边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家里开“批 斗会”，批判他们二人。在大街上，红卫兵举行反对他们 的游行示威。官方和红卫兵的出版物还经常刊登诽谤性 的文章。刘是主要的目标，被打成“中国的赫鲁晓夫”和 “中国最大的走资派”。在红卫兵的宣传品中，邓被称为 “第二号走资派”，但官方报纸没有这样说。 反对刘、邓的运动是由江青、康生、陈伯达和张春 桥操纵的。张春桥是江青在上海的老朋友。他们都一祥 的阴险毒辣。张组织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 刘、邓的示威游行，并号召游行者“痛打落水狗”，“让 他们遗臭万年”⑧。4月，江青在一次红卫兵集会的演讲 中，罗列了邓的“十大罪状”。随着权力斗争进程的变 化，对刘、邓的这场斗争时起时落，这场权力斗争在 1967年初便爆发，使党和军队在这一年里经历了重大 磨难。每当激进派感觉到受威胁——正如他们在3月的 处境那样，在那之前，在由周恩来和其他一批副总理和 老帅们唱主角的会议上，激进派受到了面对面的抨击； 或者能对他们的敌人随心所欲地攻击——正如他们7月 份所做的，当时毛离京南下巡视——那么这场斗争就更 为激烈了。毛扮演的角色仍不很确定。从春天开始，他 当然赞成把刘的威信彻底搞垮，他认为刘是赢得党和国 家忠诚的另一个潜在的危险的中心。但他对邓的态度则 不那么极端，因为邓永远不可能成为他的接班人，同时 也因为他喜欢邓的好斗性格，哪怕是反对他本人的。数 年之后，邓本人也承认：假如没有毛的保护，林彪和江 青会加害于他的⑨。 事实上，江青所罗列的邓小平的“罪状”，归结起来是 四条：邓对毛不尊敬；反对高教和文艺改革；试图取消农 业集体化；1966年夏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 怖”。她引用邓的讲话和言论，以支持其莫须有的指控。 但这些引语挑选得并不高明。当江青的讲话发表在红卫 兵的宣传品上时，有些读者肯定会感到，这些话用来形容 江青本人恐怕最合适不过了。 　 有些人老爱批评别人来使自己出风头，或 踩在其他人的肩膀上爬上去。他们不注意别人 的本质，而只是要找别人的缺点（亦即小辫子）， 而使自己达到成功的目的。⑩ 　 到1967年夏，有组织地批斗刘、邓的运动达倒了高 潮。7月，成千上万的红卫兵首次被允许围攻中南海，并 且在刘、邓和陶铸的家里召开“批斗会”，批斗他们和他们 的夫人，还强迫他们的孩子旁观。在一次批斗会上，邓被 迫跪下，两只胳膊被反扭到背后。红卫兵们称这种姿式 为“喷气式”。此时，他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是：被赶出中南 海，在集会上受凌辱，可能还会被毒打一顿，然后被关进 监狱，遭受像彭真和其他被罢黜的领导人在1966年一样 的命运。 但邓躲过了厄运。他被迫搬出了中南海，被软禁在 一座小房子里，一直与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也被遣送 走。但卓琳以及邓的继母夏伯根被允许与他呆在一起。 渐渐地，报刊上对他的攻击消失了。 刘少奇的命运则要惨得多。早在1967年5月，在毛 的默许下，成立了一个调查刘的“专案组”。很快，“专案 组”便处在江青和康生的控制之下。专案组在报告中把 刘说成是“叛徒、内奸、工贼”。1968年10月，中央委员 会全体会议通过了这份报告，刘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开 除出党。仅一年之后，由于得不到药品和医治，他因肺炎 死在一家地方监狱的地板上。他的夫人王光美于1968 年被关进监狱，在狱中呆了八年。 就在这次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邓被撤销了党内和 政府部门的一切职务，但允许他保留普通党员的身份。 毛肯定进行了干预，使他免遭更大的迫害。打击已经是 够大的了，但接着又遭受了另一个更大的打击。9月，他 的大儿子邓朴方从北京大学的一幢房顶上摔下来，伤得 很重，其时邓朴方是北大物理系的一名学生。关于此事 的真相有若干种说法，但有两点是一致的：邓朴方正遭受 一群红卫兵的折磨；当救护人员最终把他从摔下来的水 泥地上送到北大医院时，他被拒绝接收入院。最后，当矫 正门诊部提供给他一张床位时，一切都太晚了，已来不及 使他的腰部以下免于瘫痪。出院后，他被送到首都郊区 一家残疾人福利院继续生活。当他病倒在床上时，他还 得用金属丝编制篮子为生，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1971年 夏。 1969年10月20日，经过整整两个年头的软禁，邓 小平、卓琳、夏伯根突然被赶出中南海，并在军队的监护 下，被发配到江西的省城南昌。这是林彪策划的行动中 的一部分，目的是把文革中许多被斗倒的老干部和几位 老帅，一个个遣送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 林的行动与他的总参谋长黄永胜在1O月18日发出 的一则命令密切相关。该命令宣布国家已处于紧急状 态，并命令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戒备状态。黄当然依林的 指示办事，但林没有征询毛的意见。当林于1O月19日 打电话告诉毛这条命令时，毛认为这或许是“发昏”了。 毛反对林擅自发号施令。无论如何，毛不希望在即将于 北京举行周恩来与前苏联总理柯西金关于中苏边境紧张 局势谈判之际有任何军事事件发生（自从3月份中苏在 珍宝岛发生激烈冲突以来，双方一直有小的磨擦）。毛的 反应使林大吃一惊，但这并没有使林中止将邓和其他一 些老将军以及政治家赶出首都的计划⑾。 假如边境事件真的发生的话，那么周恩来首当其冲 是第一位受害者。幸好，中苏边界冲突并未发生，周恩来 才有可能留下来照顾被流放的邓小平。否则，如果全由 林彪手下的人处理，那么邓将会很惨。在党内，由于周的 地位低于林，因此他无权取消林的遣送命令。但他打电 话给江西党的领导，要求他们为邓及两名女眷在南昌附 近找个流放地，而不是去原计划中的山区。通过让他们 与那些不是林的亲信的地方军人一起相处，周能为邓安 排一个宽松的环境。邓在飞赴南方时能带去一小部分图 书，这当然要归功于周⑿。 　 在江西，邓、卓琳和夏伯根住在一幢楼的四个房间 里。这房子原是一位步兵学校校长的居所。他们能得到 食物和燃料供应，但在其他方面他们必须自己照顾自己。 大多数饭是夏做的。邓劈木柴，敲碎煤块，以供火炉生 火，这是唯一的供暖资源。邓还做大量家务。卓琳刚来 时身体不适，不能帮邓做许多事，直到天气转暖，其健康 状况有所改善后，才接替邓和夏做一些事情，并和邓一 起，开始在房前庭院的空地上种些蔬菜。与此同时，邓和 她都在距住处约一英里的一个拖拉机修理厂里劳动半 天。 对三个流放者而言，生活可想而知是艰苦的，但警 卫人员并没有干扰他们。对邓而言，能够看到书是极大 的快慰，按他的官方传记称，在江西的三年里，他阅读了 “大量马列著作和其他许多古今中外的著作”⒀。从他重 返北京后所发表的讲话内容中可以看出，他从这段经历 中获益匪浅，因为这些讲话充满了对中外历史的精辟见 解。这与他在文革前的讲话有些不同。 负责看管他们的警卫人员与他们同住一楼，这些警卫 当然知道他们是谁，拖拉机修理厂的厂长当然也知道。但 那里的工人开始时似乎是一无所知。但不久，他们肯定意 识到那位老人（此时邓是六十五岁）和中年妇女（卓琳为五 十三岁）一定是党的前任总书记及其妻子。他们每天早晨 八点左右在警卫监护下前来上班，中午在警卫监护下离 厂。 1971年夏天，邓朴方被允许离京与其父母团骤。自 从他伤残之后，他们从来未见过他，他们肯定对他的状况 大为吃惊。从此之后，他们和夏伯根共同承担起照看他 的重担。他若去洗漱、上厕所或上床睡觉，必须将他从轮 椅上搬下来。在邓朴方到他们身边后不久，他们最小的 女儿邓榕（在家里称她为毛毛）和最小的儿子邓质方（他 一直在西北的一个公社里插队）也来探望他们。邓质方 不久就离开了，而毛毛获准与他们呆在一起。 与此同时，文革开始发生了变化。 1969年夏，即在党的九大上林彪成为毛的指定接班 人几个月后，毛开始失去对林的耐心，因为他缺乏改造党 和政府的热情，而这恰恰是毛现在非常重视的。林的野 心是继刘少奇之后出任国家主席（而毛想取消该职位）， 他还想插手外交事务（此时毛和周正计划打开与美国交 往的通道，促进尼克松总统1972年2月的北京之行）。 毛决定削弱林的势力。首先他发动了一个打倒陈伯达的 运动，因为陈很轻率地使自己成为林获得国家主席职务 行动的干将。毛采取名为“搬石头”、“渗沙子”和“挖墙 角”的措施，迫使林彪在政治局的军队党羽们作自我检 查，因他们与陈关系密切。毛还在几个重要的政治和军 事委员会上削弱林的支持力量，并改组了北京军区的领 导班子。 林对这些行动的反应是：要求他在空军任参谋的儿 子制订一项暗杀毛的计划。该行动计划代号为“571工 程”（因这个数字听似“武装起义”之谐音），由一批军衔不 是最高的高级军官来实施，且他们大多数来自空军。这 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但即使只是原则上决定实施这项 计划，经过毛、周与林彪及其家人的斗争，最终死的不是 毛，而是林彪和他的妻子、儿子及上飞机的七个人。 　 在江西，当邓小平听说1971年10月1日国庆节北 京不举行游行、毛和林均未公开露面时，他意识到国家正 处于危机之中。11月5日，在一个政治情况通报会上， 他和卓琳才知道林彪死了。刹那间，他大概清楚地认识 到此事对他本人的意义。他的主要政敌被除掉了，而他 的主要朋友周恩来的地位只会加强。毛仍是所有高层政 治权力的中心，他现在不得不为将来制订新的计划。不 久，邓通过毛以前的警卫员、现任政治局委员和8341部 队（该部队负有保卫党的领导人的特殊任务）领导的汪东 兴，写信给毛和中央委员会，要求准许他重返北京，并在 北京安排工作。 邓和他家庭的生活条件很快便得到了显著的改善。 1972年4月，又允许邓朴方住进北京的有良好设备的军 队医院；陪同哥哥来京的毛毛，在返回江西的时候，被允 许在南昌的一所医学院注册上学。但邓仍未收到有关他 的信件的任何回音。因此，1972年8月，他再次写信给 毛和中央委员会，重申了工作的请求。他说文革揭露了 林彪、陈伯达之流的真面目，他还讲了在过去若干年里自 己与林、陈的关系，讲了自己现在的心情。当然，这封信 到了毛的手里，他开始考虑“让他继续工作”之事⒁。从 毛的角度看，这一着有几个好处：能给那些严重缺乏管理 经验的人增加该方面的知识，毛正努力重新建设党的事 业，这在党内是受欢迎的，这将给更加热心重建党的事业 的周恩来提供一个有能力、忠诚的助手。周本人当然为 邓疏通关系，但邓小平一再表示，是毛泽东让他复出的。 邓之所以坚持这种说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1973年2月，邓离开了江西。在北京，他、卓 琳、夏伯根和毛毛搬进了朋友替他们找到的一栋房子。 这栋房子在中南海外面，但离中南海很近。他很快就恢 复了工作。这一次他被任命为副总理，同他二十一年前 从四川调进北京所担任的职务一样，他的顶头上司也是 同一个人——周恩来。 　 注释： 　 ①《剑桥史》第14卷，第462页。 ②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O页。 ③《剑桥史》第15卷，第14O页。 ④赖斯：《毛之路》第252页。 ⑤同上书，第264页。 ⑥齐欣（音译）：《邓小平》，第56－64页。 ⑦施拉姆：《毛泽东秘闻》，第266－267页。 ⑧《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尝试》，第35页。 ⑨《华盛顿邮报》，198O年8月31日。 ⑩科克：《邓小平》，第23页。 ⑾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⑿同上书。 ⒀《邓小平传略》第5O页。 ⒁同上书。 　 输入：上海－蔡哲炯 (zhejiong@163.net)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