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三大志愿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 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 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 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 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 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1年8月在庐山和卫士张仙朋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实现的三大志愿: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 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   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那就是试图打 破他和外界的阻隔,进而沟通中国社会实际层面。个人威望到了至高 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   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在苏区,只要有几天战 斗的间隙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 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 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 在延安,他光着头,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 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 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那些时侯, 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 不同路线的纷争,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 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是兢兢业业走过来的。他走得扎实,从实践 中来到实践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妄诞,从不 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 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抗美援朝,证明美帝也不 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 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 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3年。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 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 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 然而,这时经济规律露出的绝不是纸老虎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老虎的狰 狞面目。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 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   毛泽东说过不止一次,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 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 他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 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只要有可能,毛泽东从不放弃出来走走的机会。1958年是他出京 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 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 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 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保驾 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的8月13日, 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 开和天津两所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饭是普通 的饭,因为事先并没有打招呼说是谁来吃。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 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 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顿时黑压压一片,万岁之声 不绝,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 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点,最后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 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据说,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7筐 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   毛泽东沉醉于其中。沉醉之余,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 引发了他冲出包围圈的渴望?当年骑马自由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岁月, 还能找回来吗?   为了扭转1958年“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 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 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 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 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 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 层。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 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 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 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 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   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 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 得顺利开得热烈,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 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 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 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们呀, 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少奇同志的好作风。我这个人, 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 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 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 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 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 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 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 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问题。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 “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 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再次提到 去黄河的事。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 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 他略停片刻,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 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 走一趟……”   1962年,毛泽东没有去。这年的9月,中国政治生活波澜再起,毛 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还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毛泽东没有去。他忙于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 “五反”,在党内搞反对修正主义。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为了实现毛泽东走黄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郊 山区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开始训练马匹。这一年8月,在北戴河, 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试着骑上了一匹大白马。但到年底, 视察黄河计划被取消了。骑兵大队解散,毛泽东骑过的那匹白马因病 而亡。   1965年,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叹息:我也有些好高骛 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   毛泽东终于没能走黄河。中国的历史,在1965年之后,再次拐弯, 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浩劫之中。   (摘自《追求》1998年第5期,吴小梅文。)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