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春秋》 第一章、浮出雾海的秦城 第二节 功德林——秦城预备班 <是监狱,还是看守所?> 秦城监狱到底是属于“监狱”,还是“看守所”?始终是一个疑 问。根据一九五四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规定, 看守所主要羁押未决人犯。另外,判处徒刑在二年以下、不便送往 劳动改造管教队的罪犯,可以交由看守所监管。看守所代为监管的 已决犯,应当同未决犯分别管押。而监狱主要监管不适宜在监外劳 动的已判决死刑缓期执行、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犯和其他重要刑事犯。 这个条例显然不适用于秦城监狱。在以后各个亲历者的回忆中,读 者将看到,他们许多人是在那儿住上许多年后,才得到“判决”的。 判决后,才被分配到正经的监狱中“服刑”。从这种处理方式看, 所谓秦城监狱,实际上还不是真正的监狱。而且他们中的江青也被 明确告知过:“你现在是在公安部的看守所”。当时,江青不知出 于什么考虑,听了以后“大发雷霆”。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判决后 仍然住在原地的。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它似乎既是监狱,又常常 被当作看守所使用。但是不管它究竟是什么,它最初是从“战犯管 理所”来的。 作为国内战争的牺牲品,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和解放全中国 的实现,一大批国民党将领和党、政、军、警、特人员被中国人民 解放军俘虏。出于对他们进行改造,以及对台湾工作的需要,一九 五六年初,公安部在北京设立战犯管理所,将原先分散在各地的重 要战犯都集中起来。这时的战犯管理所,地址选在北京德胜门外一 所名叫“功德林”的监狱内。 功德林原是北洋军阀时代段祺瑞执政时兴建的一所“模范监狱”, 又称“京师第二模范监狱”。这儿原是一座叫做“功德林”的庙宇, 后改为“顺天府习艺所”。民国二年改为宛平监狱。民国四年开始, 由当时监狱里的囚犯按照图纸重新建造,民国八年在司法总长罗文 干手里竣工。它占地百亩,四周有丈余高墙耸立,墙头灯火通明。 大门的前方有一个广场,南面三幢房子,前两幢是二层楼房,后一 幢是平房,三幢房屋之间有两个花园。据原国民党第四十九军中将 军长郑庭笈回忆,在后一个花园里还有一株梅花,枝繁叶茂,开花 时很是可爱……大门东面是一排排的平房,共十六座,呈放射形地 围绕在一幢几十公尺高的八角楼四周。这座八角楼实际上是一个十 六方亭,每方都对着一栋监房。亭的顶端只要站一个哨兵,就可以 把八条胡同、十六个监房情况尽收眼低。十六方亭下有两个小八角 楼,它们的大门都是正对着胡同,每个胡同都有一个铁栅。打开铁 栅,便是一个个由两壁胡同围成的三角形地带。每个胡同口都按甲、 乙、丙、丁、戊、巳、庚、辛的顺序编名。 功德林的十六座监房共有三百五十多间牢房,能容纳犯人一千以 上。举凡厕所、浴室、放风庭院等设施一应具备。 <战犯汇流功德林> 最早来到功德林的战犯,据文强回忆,除他之外,还有黄维、康 泽、陈长捷、梁培璜、林伟俦、邱行湘、沈蕴存、郭旭等人。他之 所以知道有这些人,是因为他们编在一个组里学习。所谓学习,与 后来真正的学习生活不同,核心内容是自我检讨。当时,他们没有 行动自由,不得到处串门,生活节奏都有严格规定。 当时,功德林内不单住着战犯,还有解放军犯错误的指战员。这 里的领导人是公安部第十三局局长姚伦。在战犯眼里,他称得上“ 是一位贤明的首长”。 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原国民党第十八军少将军长杨伯涛,也是 较早来到功德林的人。据他回忆: 一九五三年秋,“解放军官教导大队”撤销,总政来了一位首 长,集合全体战犯逐一点名出列,分为四组:一组是释放回原籍; 二组送华北军法处管押;三组押送犯罪地方处理;四组是我和宋 瑞珂、刘洁三人。首长对我们说:“你们为人民立了功,给予宽 大处理。”并让我们乘面包车到德胜门外华北军法处,和解放军犯 错误的指战员一道学习。 所谓“解放军官教导团”,是中共刘伯承二野部队在河北永年开 办的一座俘虏收容所。那里除聚集了淮海战役的俘虏外,还有山西 阎锡山部、新保安和天津等地的俘虏。最多的时候达到一千人以上。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淮海战役黄维的十二兵团被全歼,司令 官黄维、四个军长(除雄绶春被击毙外)吴绍周、覃善道和杨伯涛 全部被俘。其他师团一级的军官也一无遗漏。这群人之中,除黄维 被单独送往石家庄看管(后转送北京)外,所有军以下、营团以上 的均在这里看管。 所谓“为人民立了功”,指的是朝鲜战争期间,他们为支援志愿 军作战作出了贡献。因为杨伯涛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主持过由美国 军械装备的国民党十八军,以后又参加过湘西的雪峰山战役,对美 军的战术有所了解。所以,为了供志愿军作战参考,由他执笔写成 《美军战术之研究》一书,直接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同时,由于 他来自湖南的稻米之乡,略通炒大米技术,为志愿军炒大米也贡献 了力量。 自那以后,杨伯涛等三人在功德林“定居”,开始了他们“秦城 预备班”的生活。 刚开始,他们还是和解放军的犯错误的指战员一起学习。杨伯涛 回忆说:“他们对我们很和蔼,我和其中的王士之、边疆还交上了 朋友。”边疆曾是解放军的空军干部,曾在苏联学习,负责飞机场 的保卫工作。一次,飞机场起火,一位苏联专家在火中丧生。边疆 因此回国,受到撤职和三年半有期徒刑的处分。因他劳动成绩好, 受到减刑半年的奖励。但不久,这些解放军指战员结束学习,返回 部队。这时,各大行政区集中到北京来的战犯陆续到达。 原国民党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号称蒋介石的“鹰犬将 军”的宋希濂,是一九五四年由重庆松林坡——重庆战犯管理所( 原国民党开办的中美合作所所在地)——转到功德林的。开始被单 独关押。一九五五年后,功德林实行了一次内部调整,他便与邱行 湘、康泽、郭旭、梁培璜、沈蕴存、陈长捷等十人合住,并编为一 组学习。据他回忆: 不到十天,功德林陆续来了不少人,大约一百二十人左右。范 汉杰、廖耀湘等人从东北调来,王耀武、陈金城等由山东调来,早 已搬到功德林的杜聿明也搬来了,其他还有一些军长也陆续从重庆、 武汉、西安等地集中到了功德林。 组与组之间原来是不许会面的,这时也允许大家互相见面,随便 交谈了。来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的新成员中,还有从华东军区解放 军官训练团来的牟中珩、庞镜塘等人。还有从重庆战犯管理所来的 王陵基、曾扩情、徐远举、廖宗泽、王靖宇、孔庆桂等人。 在被捕前,这些人的表现也并不一样,王耀武是国民党第二绥靖 区中将司令兼山东省政府主席。战败后曾企图化装成老百姓逃跑, 他是正在换衣服时被俘的。他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国民党的报刊立 即刊出了他被共产党“五马分尸”的谣言。王陵基是国民党四川省 主席,以杀人闻名,是著名的“三.三一”惨案的制造者,绰号叫 “王灵官”。曾扩情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委员,蒋介石手下“十三 太保”之一。徐远举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军统局重庆特区区长、著 名的渣滓洞大屠杀的制造者,也是著名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中人 们所熟悉的那个徐鹏飞的人物原型。廖宗泽则是军统特务派驻兵工 署的警卫稽查处处长,重庆解放前夕,是他执行了重庆大破坏的指 令。 <正式成立战犯管理所> 最早来到功德林的战犯,起初的居住条件很优越,是两人一个大 间。但一九五六年一月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据文强回忆说: ……宣布集中之前,似乎感到将有喜事降临。隔着窗子看到清 香的一树红梅对雪怒放,成群的喜鹊飞来,使我们潜藏着民族习俗 传统的心灵,获得一种预感的欢悦。更可引以为据的是,学习生活 打破了常规,按部就班地开讨论会、 生活检讨会等等停止了,而改为自学。居住的房间由两人一大间 搬到六七人合住一间。管理人员望着我们笑容可掬,常来看看,要 我们打打扑克、下下棋、写写家信,在胡同里活动活动。有时我们 询问何时恢复正常学习,管理员有的笑而不答,有的则说,一切听 安排不必急躁。 一九五六年一月十日,公安部的首长果然向他们传达了全国重要 战犯集中到北京的消息。这批人中包括全国各地关押的前国民党高 级军官,以及党、政、团、警、特中的高级人员。总共不到二百人。 郑庭笈、李仙洲、卢浚泉是一九五六年进入功德林的。此前,东 北全境解放,四十七万国民党军队全军覆没。他们分别被捕后,与 几位国民党兵团司令范汉杰、廖耀湘、周福成和韩浚、马励武等关 在一起,由东北解放军官团看押着,到过哈尔滨、抚顺和绥化。 他们到抚顺时,正值朝鲜战争爆发。他们随解放军军官团高级队 离开抚顺,但由于没有公布去向,他们一度产生了悲观想法,猜测 会不会是这场战争充当了把他们送上刑场的催化剂?郑庭笈回忆当 时的情况说: ……我坐卧难安,上火车前还匆匆写了封诀别书,藏进行李, 也好一旦不测对妻子有个交待。唉,可恶的战争! 但是火车并没有把他们送上刑场,而是把他们带到了绥化。在那 里,被捕的战犯与军民一同投入了支援志愿军的工作。捐款捐衣, 磨米做干粮,写慰问信。同时还写些美军的作战弱点:怕夜战、近 战、埋伏战…… 当和平来临的时候,他们才被送进真正的监狱。 一九五七年国庆节后,沈醉和原国民党热河省主席、云南绥靖公 署副主任孙渡、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刘文辉、二十四军参谋长王 靖宇等四人从重庆被送往功德林集中看管。据沈醉回忆,这途中还 有一段插曲: 因他们一行沿途完全与自由人一样,都没戴手铐,在乘船经过三 峡时,沈醉在船头徜徉时,突然遇到一个他在重庆时的部下,正想 上去打招呼,突然想起自己的身份和管理干部的嘱咐,于是只好暗 暗向那人摆手,表示不要说话。这样一来,他的游兴倒是一扫而空。 到北京后,他们被径直拉往德胜门外。当一扇大铁门“铛啷”一 声在他们身后关上的时候,沈醉才意识到,自己这一回是进了真正 的监狱了。他感到“这一声像一桶冷水,从头到脚把我浇了个透心 凉”。 沈醉被捕前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云南站的站长,与特务头子戴笠有 密切的私人关系,并很受戴笠赏识。对于他来说,监狱并不是陌生 的地方,功德林也不是第一次光顾。早在抗战胜利后,他就作为国 民党军统系统的“接收大员”到此清点没收的敌伪财产。但他万万 没想到,自己也会作为犯人,被关进这所监狱。 <杜聿明死而复活> 管理所将先后到达功德林的近二百人编成十一个学习组,集体生 活和学习。每组选派出组长、副组长,由宋希濂、王耀武总负责。 沈醉被分到戊字胡同第二组,与原国民党的十二兵团司令黄维、 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王耀武和黄维手下的两个军长方靖、覃道善等 人住在一间房间里。睡的是大通铺。覃善道是个大胖子,夜里总是 鼾声如雷。搅的本来就心绪不宁的沈醉经常翻来复去睡不着觉。 头天早饭后,他听到对面第一组房内传出几声很熟悉的四川口音。 他一听便知是王陵基。便跑过去看他。一进门,一个更大的意外使 他震惊: 沈醉看见一个面孔熟识的人,躺在一个石膏模内,那石膏模足有 半个床铺那么大。此时,他心中蹦出的第一句话竟是:“此人难道 还活着?”因为在重庆时,他看到过一本一九五二年编写的《名人 字典》,在那个人的名下,明明写着他在淮海战役失败突围时,下 令放毒气全体官兵自杀。被俘后,因全体战士请求,他被处以枪决。 可眼前,这个人还好好地躺在这里。看见沈醉无声地向他走来, 那人从石膏模内缓缓抬起身来,与沈醉握手。这人与沈醉的上司、 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也有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就是功德林内的“ 头等战犯”杜聿明。 杜聿明身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徐 州“剿总”中将副司令。自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在河南陈官庄被俘 之日起,一直是单独监禁的,不仅与外界极少接触,而且与其他著 名战犯不通往来。但战犯们集中到功德林以后,集体生活,集体学 习,彼此可以互相来往,管理员不加干涉,这使他的心情有了很大 的好转。 沈醉由于来得较晚,不了解功德林的各种情况,加之心头一直对 共产党抱有敌意,起初还以为杜聿明的那个石膏模是看守用来折磨 他的刑罚。第一次见面,他什么也没问,只是互相默默地握了握手 就离开了。但是,这件事情总挂在他的心上,所以,后来还是忍不 住问了一句。杜聿明知道了他的担心后,哈哈大笑着说: “这是为我治脊椎病的呀!我患了脊椎结核后,脊椎变形,管理 所特意为我订做了这样一个石膏模,用来纠正我的脊椎变形。” 原来,杜聿明曾两次自杀未遂。第一次是在被捕之时。自杀的原 因有二:一是因为战败,他出于对蒋介石的忠诚,为了报效蒋校长 的知遇之恩,保全封建名节,决心“杀身成仁”;二是因为一九四 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曾宣布应对此次内战负责的四十 三人名单,杜聿明就是其中之一。他料想自己如果被俘,也难逃一 死,所以不如干脆“自我了断”。但是,他的被俘使他未能如愿。 他被俘时,身患四种疾病。他自己知道的就有三种,即胃溃疡、 肺病、肾结核。但进入功德林后,在一次洗澡时,管理所的李科长 看到他双腿打颤,忙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一言不发。其实他早已感 到腰胀腿痛,但不愿意治疗,准备来个慢性自杀。李科长急了,命 令他站起来,双腿靠拢,终于发现他的臀部一边大一边小。第二天, 就用小车把他送进了复兴医院,诊断结果是骨结核。 开始,管理所没有告诉他患了什么病,只是在他的床上放了个石 膏架子,叫他躺下去,坚持数年。此后,管理员天天给他送来鲜牛 奶,医生护士也常来给他看病,送药打针。他有胃溃疡,不能吃硬 的,炊事员就给他吃软的;不能吃冷的,炊事员就给他吃热的。到 与沈醉说明这一切时,他已在石膏模中躺了将近三年。 杜聿明和范汉杰等人都患有严重的结核病,非常需要链霉素。可 是,当时中国自己还不能生产这种药。为了医治他们的病,政府专 门派人到香港、澳门采购药品。对此,杜聿明十分感恩戴德。从此 转变了敌视的态度。 <黄维留须,等待国民党> 在功德林,黄维是与杜聿明不同的另一种类型的人。这个曾经被 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指挥第十八军、十军、十四 军和八十五军的中将,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淮海战役中 被捕的。刚到功德林时,黄维回忆说:管理处宣布说:“政府作出 决定,要对你们实行宽大改造政策。”可是那时我对共产党的话一 点也听不进去。心想:“无非坐牢就是了,说改造只不过是好听一 点罢了。”功德林的战犯都看出,他寡言少语,一心并不放在考虑 自己的前途上。人们常常可以看见,他一个人双手反剪,在走廊上 长时间地来回踱步,或者坐在室内看书,一坐就是几小时。 据说,他初到功德林时,身患重病,不能行走。管理员扶他去解 手,他宁可摔倒在地,也不让人扶他一下。他还一直留着长长的胡 须。在他看来,胡须是靠吃国民党的饭长出来的,不能轻易剃掉。 后来,宋希濂在狱中发动了一次“斗胡须”的活动,其他几个人都 先后把长胡须剃掉了,惟独黄维那又黑又浓的、足有一尺五寸长的 胡须还挂在他的嘴上。直到有一天宋希濂指名道姓地把这个问题提 出来,他才依依不舍地将这把“爱须”割去。 在功德林睡觉,夜间不能关灯。对此,许多战犯也就默认了,但 黄维却提出了“抗议”。他先是指着一个管理员的鼻子大骂了一通。 管理员只说这是制度,并不理会他的“胡闹”。过后,黄维不得不 佩服那个管理员“有修养,够水平”。据他回忆: 有一天,我在笔记本上写了几首古人的诗,第一首是明朝于谦 的名诗《石灰吟》:“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 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这首诗的右下角,我写道:“这 是于谦骂狱吏的诗。”另外还写了石达开在大渡河兵败时自悲英雄 末路、壮志未酬的一首诗,我拿他这首诗来自况。 后来他用妻子寄来的钱买来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看到这 个书名,他以为会合自己的口味。但没想买回看时,才知道里面尽 是些讲共产党人“如何如何”的故事。他大失所望之余,竟把书一 页一页地撕下来作了手纸用。这事被同组人发觉后,认为他是在“ 污辱革命”、“侮辱布尔什维克”,决定开他的批判会。他却坚持 说他已经看完此书,现在是在发挥它的“第二次使用价值”。 双方正争持不下时,那个曾因灯光问题被他骂过的管理员来了。 他只短短地讲了几句,便弄得双方“哑口无言”。那管理员说: “黄维手纸不够用,没有要求多发手纸,这是他的不对;可我 作为管理员没有发现,这是我的失职。至于那本书,黄维自己看 完了,可以借给别人看嘛,大家也不要因为他处理得不恰当,而作 出同样不恰当的结论来。” 功德林的这批战犯,年龄大多在六十上下,少数在七十以上,如 王陵基、曾扩情、范汉杰等人。多数患有各种疾病。一九五七年, 管理所让他们全部分批到公安部的职工医院——复兴医院进行了一 次体格大检查。最使战犯感戴的是两件事:一是补牙镶牙,医治牙 病;二是进行视力检查,给他们重配眼镜。这两样东西的改善,无 疑使生活下去又有了新的乐趣。 <老儿童的故事> 功德林的犯人都是有身份的著名人物,管理所对他们的看护也是 倍加小心。遇到哪个爱出花样的,不免时常闹出一些虚惊。 有一天,几个战犯正在八角楼的娱乐场所闲聊。突然有人跑进来 说:“快去看看,范汉杰在写遗嘱,他们的组长找管理员去了。” 原来,那一天范汉杰一个人坐在房间里抄东西,抄得有点累了, 就停下来揉揉眼睛。这时,正好学习组长——另一名战犯进去,以 为他在擦眼泪,就急着问: “你怎么啦?” 范汉杰看见他真的着急,就假装说: “唉,反正活不了多久了,先写了遗嘱吧。” 学习组长一听,大吃一惊,连忙跑去找管理员。等到管理员来问 时,范汉杰说根本没有那么回事。人们看看他桌上写的什么?原来 是在抄报纸上的社论。 在这里,沈醉的一大乐趣就是看这些“老儿童”出洋相。 据他回忆,有一次,他看见操场上有一条裤子晒了十多天也没人 收,就去一个个地问: “你们谁的裤子忘记收了?” 原国民党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廖耀湘也跟着起哄,说: “这人真糊涂,裤子晒这么多天都不收。” 后来有人指出那条裤子是他的,他过去一看,大喊到: “这是六号何文鼎的。” 何文鼎是原国民党骑兵军长,他听到喊声后立即跑出来看。没想 到他看了后却大声说: “这哪是我的呢?明明是九号的。” 原来,廖与何站的方向不同,一个看见的是“6”,另一个看见 的是“9”。 而“九号”不是别人,正是廖耀湘。 战犯管理所尽可能地让战犯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他们安排犯人 每周洗一次澡。负责排班的是原国民党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他是 海南岛人,说话吐字发音多带南音。每次洗澡前,他都会说:“第 一组先‘死’,第二组后‘死’。”两个组的同学都异口同声地说: “还是你先死吧,我们还不想死呢!”他也被弄得哭笑不得,于是 就回骂一句: “鬼崽子!让你们‘死’,你们就‘死’,不‘死’拉倒。” 据郑庭笈自己回忆说,他背地里练习这个“洗”字,却不知费了 多少力气: 一天,早晨起来,和我同睡一屋的王陵云突然绷着脸对我说: “你怎么深 更半夜里还喊叫我们去死?太没良心了!”说罢大笑起 来,我先是一愣,随即 也笑了。 在这些战犯中,级别最高的是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但他的独立生 活能力也最差。过去,他刮胡子、挤牙膏都是姨太太或副官代劳。 被俘后,他自己刮胡子,就常常把脸刮出一些血道道来,还得杜聿 民或沈醉帮忙,他才能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刷牙时,他连牙 膏也不会挤。有一次,他挤出的牙膏足有一尺多长多长,他连忙问 人: “有什么办法把他收回去?” 搞得在一旁刷牙的沈醉把漱口水喷了他一身。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