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春秋》 第一章、浮出雾海的秦城 第四节 “秦大”第一期 有天上午,科长宣布要我们第二天全体返回秦城,所有的东西 全部搬去, 这意味着我们再也不回功德林了,也说明我们从明天起 脱离监狱了!这是一个 多么令人兴奋的好消息啊!我感激的眼泪 几乎又要夺眶而出。……我们将去秦 城落户,不管还要继续改造 多长时间,总比在功德林使人感到舒适。秦城不仅 吃得好,而且空 气好。 …… 别了,功德林!别了,监狱! ——沈醉记述全体战犯告别功德林时的心情时,曾经这样写到。 秦城,到此时为止,仍是所有在那里劳动过的战犯都想念的地方。 到此时为止,战犯们对功德林也从不称监狱、拘留所、看守所一类 不祥不吉的名称。他们称他为“改造思想的医院”或“重新做人的 学校”。可是一到秦城农场,战犯们却不约而同地称之为“新生乐 园”。 对于花圃式的功德林来说,秦城充满了自由,充满了情趣,也充 满了欢乐。在那里,他们体味了劳动的乐趣,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 值。如果能在那里住下去,这些“老儿童”们还不知要创造出多少 奇闻趣事,谱写出多少自由的诗章! 公共汽车毅然决然地启动了,拉着满怀各种喜悦和憧憬的老人向 前飞驶而去。时间好像变得漫长,等待比以往更加不可容忍。 可是,随着时间的伸沿,汽车周围的场景逐渐变得令人陌生起来。 汽车并没有到达他们盼望着的农场,而是刚刚驶进了一个什么单 位的大门。此地似曾相识,但长大的树木又使一切变得陌生。汽车 在一扇大铁门内停了下来。由于没有思想准备,没有人仔细看清楚 了大门上或路标上写了什么东西。 <重返监狱> 他们糊里糊涂地下了车,接着,看清了:汽车停在了一片空地上。 这空地的四周是楼房和高墙,墙上还有电网。 ……高墙内又分四个院落,每个院子里都有一幢四层楼的房子, 楼前有一 大片空地。我们住在第三个院子。从功德林来的六十一 个同学,占住了下面一层楼,每间房间都很宽敞、明亮。整个环境 是那么安静,没有一点嘈杂的声音。 当时的秦城监狱,只有甲、乙、丙、丁四幢牢房。楼内有活动室, 室内有电视机。战犯的囚室是按级别分配的。从设备条件上看,比 功德林又略胜一筹。 据沈醉回忆: 第二天,管理员告诉我们说,这里也是一座监狱,休息时可以 在楼前空地 上活动,不要随便到其他院子里去,也不要上楼。 听到这里仍然是一座监狱,大家不约而同地产生了一种悲观情绪。 但管理员安慰他们说,这也只是暂时的。党的政策没有变,但问题 解决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他要大家安心。 到达的第一天中午,他们就领教了秦城监狱厨师的手艺,那是很 令人鼓舞的。这里的中饭也仍然有米饭、馒头,菜也很丰富。但与 在功德林时一样,他们每人的伙食是有定量的。三十二斤,也应该 可以吃饱了。但大家还是想往着在秦城农场的时候,放开肚皮吃大 锅饭——那是一种何等痛快的情景?! <三年困难,也捡过杨树叶> 但过不了一个月,人们开始感到饥饿了。有时晚上睡觉,甚至会 被饿醒。不久,犯人们发现,监狱的管理人员经常到外面打些杨树 叶子回来,洗干净捣碎后,与杂粮面和在一起,做成窝窝头吃。 原来,这时已经进入了一九六○年——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最严 重的一年。全国到处都在饿死人。但这些消息瞒着战犯们,所以, 他们并不知道什么地方,哪个环节出了什么差错。 有一次,管理科长也亲自带领囚犯们去打杨树叶。好在这片地区 人烟稀少,他们进住这里之前栽了许多树,其中就有一些是杨树。 但又有一些人图快,把地上的叶子也收了起来。科长一看,不行, 都倒了。 以后,犯人们也开始吃红薯叶同玉米面和在一起的窝窝头了。在 饥饿时吃这些东西,还是觉得很香的。 <“不能再吃剥削饭”> 对于坐牢,文强是有思想准备的。所以他不像有的战犯一样,对 没有到秦城农场,而是重新进入监狱那么意外。相反,他感到意外 的是监狱对他们如此“特殊化”的待遇。 文强住的是一个近二十平方米的套间——一个卧室加一个盥洗室。 室内有抽水马桶。水龙头的开关是用脚踩的那一种。据他回忆,洗 衣也是电器化的。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很先进的设备。但更为特殊 的是,有少将以上级别的人,还有专人洗衣。 的确,他也怀念秦城农场。这里虽不像秦城农场那样自由,但过 的却是“老太爷一样”的日子。 入狱以后,首先的“课程”还是学习。记得有一次,他们学习了 列宁关于“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文章。在讨论中,文强表示,他也 不能忍受眼前这种“吃剥削饭”的情景。要求能够给他们安排一些 力所能及的劳动。在他的争取下,监狱弄来一些做火柴盒子的材料, 据说,这原是秦城农场的一个加工厂的业务。有战犯对此提出了抗 议,说这是在“剥削犯人”。但文强说,这是应该的,不干活才是真正的“剥 削”。 管理人员看出,文强与别的战犯不一样。他不仅能够讲解马列主 义,而且观念也类似共产党员。有一次,战犯管理所所长拿来一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指着上面的“大胡子”照片问这是谁,见 文强都能说出来,就很奇怪地问: “你怎么都知道?” 文强笑了笑说: “我一九二四年在湖南的时候就读过。” 不久,管理所让他当了高级战犯组的组长,全组共二十几人。文 强回忆说: ……监规也是我制订的。当时,犯人之间吵架,他们也让我出 面调解。我 要求给我们订阅报刊,他们就送来了《人民日报》和 《学习》杂志…… 由我经手,还办了个图书室。最早的书是我们大 家捐献的,后来他们也到城里买了一些。他们把出版的书目找来, 我就给他们选,在上面划杠杠。图书室的书,我们大家都可以借来 看,也是在目录上面划杠杠,管理员帮你借来。 我最早借过《列宁主义问题》。 ……以后,我们离开的时候,请监狱把我们私人的书还给我们, 但监狱说 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搞的,就说没有了。 <沈醉感动> 在进入秦城监狱以前,沈醉曾因痔疮到复兴医院动了一次手术。 手术做得很成功,一个星期就拆线了。在一次运送砖头的劳动中, 他的尾脊骨被“同学”的车把不慎撞了一下,疼得他当场一屁股坐 在地上,浑身直冒冷汗。一个姓刘的管理员立即派人把他扶进房内 休息,还找来医生进行了检查,被确诊无事后,才放心离去。 还有一次,战犯们往厨房里搬运红薯,累得满头大汗,连衬衣也 汗湿了。后来又到厨房的菜窖里,把红薯蔓上的小红薯摘下来,阴 冷的菜窖冻得沈醉浑身发抖。司务长见了,马上把自己的工作服脱 下来,披在他的身上。他不好意思披,司务长却一定要他披上,还 说:“年纪一年年不同了,要多注意,免得着凉。”只这轻轻的一 个动作,短短的一句话,沈醉感动得几乎又要流出眼泪来。 与同一时间进入秦城的犯人相比,战犯们的确享有较大的行动自 由。他们不仅可以在监区内行走,如遇需要,还可以到家属区去。 沈醉和王泽浚就是有这种机遇的两个。 有一次,一个公安干部家里从英国进口的老缝纫机坏了,没有人 会修理。因为他俩是缝纫组的,管理员就让他俩去看一下。 那天早上,管理员送我们到那个公安干部的家里,公安干部两 夫妇正要去上班,见我们来了很热情,并告诉那个在他们家帮忙 的农村女孩子准备我们俩 的中午饭。这两夫妇走了以后,管理员也 走了,那个农村姑娘把我们领到房里去修缝纫机,她自己却拿了一 根擀面杖站在门口。我问她:“你这是干什么?” 她说:“怕你们逃跑。”我说:“你拿个擀面杖就能拦住我们么 ?”她更害怕 了,忙把门关起来,把我们俩反锁在屋里。我们也 懒得管她,就在屋里修机器。 快到中午的时候,这个姑娘把门打开,送来了两碗饭,饭上夹了 许多菜。她把 饭碗往门边的地上一放,说了声:“吃饭吧!”就 又把门反锁上了。我们俩都很生气,谁也不吃。一会儿,干部夫妇 下班了,开门一看,两碗饭放在地上。他们很惊诧,问那姑娘是怎 么回事。姑娘告诉他们之后,他们连忙向我们道歉说:“小孩子不 懂事,我们是特意让她准备一些好菜一起吃的,谁知会这样。 对不起,请到桌上一起吃吧。”我们就跟他们在桌上一起用了饭。 以后,这两夫妇又笑着责备了那个小姑娘。还说:“他们是不会 跑的,如果他们要跑,别说你一个人,就是十个人也拦不住他们的。 缝纫机修好以后,管理员还没有来接他们。他们就自己走回了监 所。一路上两人心情都很激动。感到公安干部对他们的信任和尊重 并不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代表了政府和党。 <第二批特赦> 一九六○年的国庆节又过去了。第二批特赦仍没有消息。 战犯们仍然去农场劳动,看到自己亲手植下的葡萄、果树大都已 果实累累,心中不免暗想:自己十一年的改造,何时能结出果实? 分期收获的日子终于来到了。一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人民 日报》报道了国务院一百零五次会议公报,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已 经送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两天后,报纸上又颁布了刘少奇签署的第 二次特赦令。有了第一次的教训,这一次,大家虽然还是很兴奋, 但都不像上次那样狂喜了。激动是有节制的。沈醉为这次特赦专辑 墙报写了三首《西江月》: 个个欢天喜地,人人喜笑颜开,有无特赦正疑猜, 喜讯出人意外。 长念恩同再造,苦心换骨脱胎,十年无处不关怀, 能不终生感戴。 白日常开笑口,夜间梦更香甜,文章尽写感恩篇, 永遵党的路线。 论罪原不该赦,尽皆罪恶滔天,人民宽大史无前, 伟大崇高表现。 犹存个人主义,徒然枉费心机,英明政策不须疑,怎不包括 自己?何用担心着急,只须条件全齐,请看今朝第二批,肯定有他 有你! 从这最后一首可以看出,沈醉是做好了第二批仍然没有自己的准 备的。他认为自己罪大恶极,从世界观上来说,又是“个人主义”, 这原是难以改造彻底的。但这样的文章又需要有个光明的结尾,所 以他说“肯定有他有你”,但没有说有自己。 十一月二十八日这天,沈醉和一些人被管理员叫去打扫干部食堂, 布置特赦会场。由于他心中忐忑不安,在摆弄一个花盆时,竟失手 将他打碎。他忙向管理员道歉。可管理员却拍着他的肩膀说:“没 关系!没关系!” 这时,徐远举等几个同学突然被管理员叫去谈话。剩下的人心里 都以为自己完了。徐远举回来时,沈醉连忙向他祝贺,但徐只是笑 笑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战犯们集体列队进入会场。在会上,宣读了最高人 民法院第二批特赦战犯名单,共十一人。排第一的是原国民党第二 绥靖区中将副司令李仙洲,第二名是原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 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第三名是原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此外, 还有胡临聪、陈金城、李以匡、宋瑞珂、庞镜塘、沈醉、夏建绩、 董益三。 被特赦的人每人收到一份格式一样的通知书。沈醉的通知书是这 样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通知书 一九六○年度赦字第玖号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 院对在押的 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沈醉进行了审查。 罪犯沈醉,男性,四十六岁,汉族,湖南湘潭县人。该犯关 押已经达十一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 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六○年 在落款的地方,盖着一枚带有国徽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鲜红大印。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徐远举这一次没有被特赦。他代表未获赦的 战犯作了发言。不过,这也是一个好的兆头,它预示着徐远举的表 现被认为仅次于已赦战犯,他肯定将在下一批中获赦。因为在第一 批战犯获赦时,庞镜塘是代表未赦战犯发言的,第二批里就有他。 所以,徐远举和被赦的战犯几乎一样高兴。 <为选择牺牲> 在“秦城监狱大学”,文强有三个黄埔军校四期同学。他们是廖 宗泽、陈远湘、陈林达。其中廖宗泽对文强一生的道路,还起过关 键的作用。当他们首次以战犯身份在功德林重聚时,廖宗泽曾就此 对文强表示过深深的歉意。据此,文强回忆道: ……记得有一次廖宗泽感慨地对我说:“我很对不起您,假定 我不拉您到 浙江省警官学校教书,您就不会登上贼船,您可能仍 在新闻界,或投靠了共产党和人民,决不会作阶下之囚。”我说: “怎能怪您?我们用不着怨天尤人,您我,也包括陈远湘、陈林达 在内,都是自作自受,物以类聚,阶级本质决定 的…… 文强为何如此信奉共产党的阶级论?为何又作出了与共产党南辕 北辙的选择?如果不探讨他的经历,是不会理解他,同时也不会理 解国民党内许多与他有同样经历的人的。 他一九○七年出生在长沙县的麓山镇,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第二 十七代孙。在读书时期,他就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 府主义。以后便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曾以一腔热血投 身黄埔军校,与李默庵、宋希濂、周恩寿(周恩来的弟弟)等人都 是同学。共产党员林彪,当时也在他的班上。为了一次违纪事件, 他还动手打过林彪。据他后来回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时,我是一个班的班长,林彪是我班里的一个同学。有一次, 我们练习 打靶。按规定,打完靶学员应该把剩下的子弹都交回来。 但林彪却私自留了一 颗子弹在他的手枪里。晚上睡觉时,我们只 听见“嘣”的一声,林彪上铺的那个人的枕头被打穿了。我们大家 都吓了一跳。我赶紧起来看他的上铺,还算万幸,那人不在,上厕 所去了。 我质问林彪是怎么回事。他态度很不好,骂我“湖南骡子,多 管闲事”。 我气极了,给了他一拳,揍得他翻到床的另一边去了。 那时我很高大,他很矮 小,所以他也没拿我怎么样。但我知道, 他一直生我的气,直到“八一南昌起义”的路上我们相遇,我对他 说“现在大敌当前,你还不和我说话吗?”我主动拉了他的手,他 还是很勉强的样子…… 后来,在中共党内王明路线的迫害下,文强脱离了共产党,当上 了记者。抗日战争爆发时,周恩来曾邀请他回去,他回答“打完日 本人再说。”当时,他内心对共产党内的倾轧、内斗是留下了阴影 的。但抗战胜利后,国共和谈又失败了,紧接着爆发了国内战争, 所在的党与他出身的党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他个人自然也无回天 之力。顺从这一命运,他先是在程潜部下,以后又到了杜聿明的徐 州“剿总”,被俘前是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兼 军统局北方区区长。 自一九六○年第二批特赦之后,一九六一、一九六三、一九六四、 一九六六年先后又进行了四批特赦,但始终没有文强的名字,他是 直到一九七五年最后一次特赦全部战争罪犯时才离开秦城监狱的。 如果特赦条件纯粹是根据所犯罪行的话,那么,无以理解沈醉、徐 远举、王陵基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人,竟特赦在先;如果 特赦条件依据的主要是改造时的表现的话,也无以理解为什么像黄 维这种长期“顽固不化”的人竟与文强一样几乎“把牢坐穿”。了 解文强的“老共产党员”身份,对于理解他的这一境遇,对于理解 共产党对于“自己人”的“背叛”的不容忍不能不说是至关重要的。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