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 ———————————————— 那年奉命寻李讷 邢志远 “文革”前，我是《解放军报》驻广州军区记者组的一员，１９６６年夏秋，报社既要 出版，又要搞运动，人力紧张，就把驻外地各军区的记者调回北京集中使用。我们组四个人 先后到了报社，就在北京市军内外执行采访任务。 事情开始　莫名其妙 那是１９６６年１０月间，一天傍晚，记者处副处长宋琼问我：“你有便衣没有？”我 说：“有一件蓝色中山装上衣。” “那好！你快到摄影组去，请他们给你拍一张一寸半身便衣照，马上把照片给我！”我 跑到摄影组，穿上便衣，请他们照相。摄影组同志问：“你照这相片做什么？” 我说：“我也不知道！” 他说：“你们记者尽执行神秘任务！” 我笑了笑没有回答。 事实确实如此，当时的“中央文革”常常指派解放军报记者做一些调查。这些任务都是 通过解放军报代理总编辑胡痴、记者处副处长宋琼分派记者去干的，记者之间互不通气，谁 也不知道别人干什么，报社其他同志更不了解。 至于我自己这次要干什么，我也还不知道。 任务到来　我从梦中惊醒 我把照片交给宋琼，就回自己的临时宿舍休息。大约到次日凌晨三点钟，宋琼派人把我 从睡梦中唤醒，叫我换上便衣到他办公室。 我进他的房间一看，宋琼对面坐着一位个头高大、戴黑眼镜的３０多岁的人。 和我同时进来的，还有记者处内勤组的女同志金秀芳。她也穿着便衣。 一见我二人来到，宋琼便向我俩介绍说：“这是戚本禹同志！” 戚本禹！我吃了一惊。 对于此人，“文革”前我毫无所闻。“文革”开始后，他一跃而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成 员，一再在报刊上发表批判文章，经常在各种会议上出头露面，名字不断出现在大小报纸 上，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突然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那时我对他是十分仰慕，但难 得一见。如今他竟坐在我的面前，我马上肃然起敬，还有些手足无措。 我远远地站着，笑着向他点头，我不敢靠前，也没有伸手同他握手。 戚本禹一点也不讲客套，他不同我寒暄，只看了我一眼，就对宋琼说：“年龄大了，大 了！” 我莫名其妙，仍旧笑着站着。宋琼解释说：“在我们的记者当中，他算比较年轻的，而 且比较有经验。” 他看到戚本禹频频点头，就转身对我和金秀芳说：“你们俩随戚本禹同志去天津一趟， 具体执行什么任务，由戚本禹同志向你们交待，你们听戚本禹同志指挥！” 说着分别递给我和金秀芳各一本证件。我接过一看，是北京大学学生证，上面贴着我的 便装照片。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戚本禹说我“年龄大了”，那年我已３６岁，装扮一个大学 生，显然是年龄过大。 直到上路　我才知道要干什么 我和金秀芳随戚本禹坐上他的小汽车离开报社，向东开去。车到西长安街，东方的天色 已经发白。 戚本禹告诉司机：“到北京饭店停一下，咱们吃点早餐。”戚本禹的司机似乎很熟悉， 他带领我们进了饭店旧楼下一个小餐厅，大概是汽车司机吃饭的地方。戚本禹点了饭菜，四 个人默默地吃起来。 我心中纳闷，到底要执行什么任务呢？金秀芳没有外出采访过，这次为什么要带她出 来？ 吃完饭，戚本禹打发司机去结账，他开口向我们交待任务了：“老人家有个小女儿，是 江青同志唯一的亲骨肉，你们知道不？” “知道，是不是叫李讷的那位？”我回答道。 “你见过她？” “没见过！” 这时金秀芳笑嘻嘻地插话了：“我见过她的照片，前几个月，宋副处长给我一张她的小 照片，叫我给她办一张解放军报记者证。我给她办了，可没有见过她。” 戚本禹说：“对了，就是她！现在她离家出走了，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本来她想到外地 去串连，江青同志不放心，不允许她出去，不料她不辞而别，好多天无音讯。老人家很着 急，她是老人家最喜欢最疼爱的孩子！” 我恍然大悟似的插嘴说：“我们到天津去找她？” 戚本禹说：“就是！她从天津来了一封信，说她在天津。这次我们到天津找到她，先劝 她回来。如果她不想回来，你们二位就跟着她，她到那里你们就跟她到那里，陪伴她，照料 她，要保护她的安全。” 原来如此！我和金秀芳毫不犹豫，异口同声地回答：“好！好！坚决完成任务。” 当时我们二人都没有想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更没有想到这件事责任无比重 大，都很高兴也很荣幸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事实上也不容我们多考虑，我们都是革命军人，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我还是共产党 员，金秀芳也在争取入党，对于如此光荣而重大的直接为伟大领袖服务的任务，难道还能说 二话吗？ 寻找过程　相当费周折 车子向天津开去，戚本禹和金秀芳坐在后排，我坐前排司机旁边。 路上，戚向我们介绍李讷的情况，说她是北大历史系毕业，如今在中央文革工作；说她 生活非常俭仆，不讲究穿，不讲究吃，像普通干部的子女等等。 戚也询问我的情况，我告诉他我是山东半岛人，什么时候参军入党，参加过哪些战役， 什么时候当记者，等等。 我也反问他的情况，他回答比较简要，原来他是山东威海人，和我可算大同乡；而且他 也３６岁，和我同龄。 车到天津市中心，大约上午８点钟。 戚本禹叫司机把车开离大街，找到一条僻静的街道，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停下。 他叫我们在外面等着，自己进了学校。 这条街和这个学校叫什么名字，我早已忘记了，只记得行人甚少，比较冷清。 大约过了２０分钟，戚本禹从学校里走出来，满脸的不高兴和失望，对我们说：“她写 信没说实话，她根本不在这里，这里已经没有外地来串连的人了。” 他转身对司机说：“到南开大学！” 南开大学很热闹，校园内人来人往，有住在校内的外地的学生，还有本市来看大字报的 人，大字报的碎片、传单和垃圾遍地都是。 在南开大学　我们也碰了钉子 我们找到学校的接待站，自称是北京大学的，来这里找人，请他们把接待登记簿拿出 来。那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向我们要证件看，他打量我们一番然后说：“你们北大的老师也出 来串连啦？” 他显然不认为我们是学生，而是把我们当成讲师和助教了。 冒充学生，我们３人的年龄和形象，明显是不合适的。 接待登记簿一大堆，我们３个人动手翻阅，主要查看近十来天的。戚本禹告诉我二人： “她叫李小江，就找李小江！” 我们一本一本地翻，一行一行地查，一个姓名一个姓名地看，查了一个多钟头，看得头 晕眼花，就是没有查到“李小江”。 戚本禹大概也累了，提出到外地女学生住的地方去看看。 我们走进女宿舍，有的就是课堂改成的，看到不少外地来串连的女学生，但看不到我们 要找的人。所有的宿舍都很肮脏，空气污浊，臭烘烘的，很难想象我们要找的人就住在这 里。 茫茫人海　寻找谈何容易 中午，我们在一间小饭馆吃饭。我忍不住地说：“既然她会改名字，又不写明住地，天 津这么大，学校这么多，我们这样毫无线索地找，像大海里捞针一样……。” 不等我话说完，戚本禹就哈哈一笑插断说：“你是不是说，应当取消我们这次任务？” 我连忙解释：“我不是说不再找，但这样找很难有结果……。”戚大概也觉得我的话有道 理，就不再说什么。 下午，我们继续跑了一两所高等院校，校名我记不清了。反正进了学校先找接待站，翻 阅接待登记簿。也不知查阅了多少本，都没有发现“李小江”。只在一个学校的登记本上， 发现了一名“李小香”，也是位女性，但年龄和其他项目都不对，而且人早已离开，不知到 那里去了。眼看着找不到人，戚本禹又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要收集各种传单。 天色已经很晚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行人越来越少。戚本禹说：“咱们找个部队给北 京挂个电话吧！” 我长期驻广州军区，对天津驻军情况不熟。这时金秀芳说：“找６６军军部吧！”金秀 芳长期在北京工作，知道一些驻天津部队的情形。 我们找到６６军军部值班室。值班干部见我们三位穿便衣的人闯进来，开始神色有些紧 张和戒备，后来见我和金秀芳掏出解放军报记者证和工作证，就变得相当客气。戚本禹也有 证件，还不止一个，我只看到他有一本《光明日报》记者证，上写姓名为“向东君”。 直接通话　接电话人是江青 这时他什么证件也没有拿出来，全靠我和值班军人交涉。我说要向北京打电话，值班军 人同意了，戚本禹就拿起了电话。我已记不得他怎么要的电话，不久就接通了他要找的人， 头一句话他就说：“她骗了我们，她写的通讯处是假的……。” 他把在天津活动一天的情况给对方讲了，我当然不知道对方讲了些什么。戚放下电话对 我们说：“走，咱们回北京！” 我忍不住问戚：“你跟谁通的电话？” 他说：“跟她妈妈！” 她妈妈？她妈妈不就是“敬爱的江青同志”吗？戚本禹跟江青讲话怎么这样随便和放肆 呢？ 我有点不相信，便傻乎乎地问：“是她妈妈本人吗？” “是她本人！” 我们辞别那位怔怔地瞧着我们三个不速之客、有些莫名其妙的值班干部，出了６６军军 部大门就往北京奔。 在车上，戚本禹突然说了一句：“她妈妈叫我带着她、管着她，我一个人哪里管得了！ 以后交给你们胡痴管去！”车在京津公路上开，我们三人都不停地打瞌睡。 任务结束　一趟任务徒劳无功 回到北京，已经过了半夜１２点。 戚本禹把我二人送到平安里３号解放军报社大门口，说声“再见”就走了。此后，除了 在几次大会上远远看到他坐在主席台上，我再没有接触过他。１９６８年初，他从政治舞台 上消失，我更是无缘同他“再见”。 回到报社，按照记者处领导的规定，我没有向别人讲过我的天津之行，报社绝大多数人 也不知道我去过天津。 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完。 金秀芳同志从天津回来后，宋琼副处长又派她同两位刚从部队调来的年轻力壮的记者一 道，再一次外出找李讷。他们３人从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还是没有找到，只好无 功而返。这是以后金秀芳告诉我的。我想这必是江青坚持要派人去找。至于为什么要到上海 和杭州找，金秀芳没有说，我也没有问。因为有纪律，我不便多问，金秀芳同志也不便多 说。 现在有些报刊文章说，李讷是１９６５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报》社的；还有的 说，李讷在“文革”外出串连，一度同家中断了联系，江青下令派人寻找，最后由《解放军 报》记者在上海找了回来。 事实真相是她自己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她父母身边。她真正到《解放军报》工作，是１ 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月之间。 不期而遇　她竟然到军报来工作了 １１、１２月之间的一天，我外出采访回来，我的直接上级、报社驻广州军区记者组长 杨子才同志，突然找我说：“你上次到天津找的那位同志，现在到报社当记者来了！她如今 的姓名叫肖力，你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千万不能说出去，要保密。” 惊奇之余，我很快找到肖力同志所在的办公室，远远望去，只见她身穿新军装，白净面 孔，端庄大方，脸的轮廓像她爸爸，戴着白框眼镜，眉眼有些像她妈妈。 原来她是这个样子！我心里很高兴。能和伟大领袖的亲人在一个单位工作，我们是多么 幸福呀！ 以后我经常同她见面。我们都住在报社办公大楼的五楼，那是筒子楼，住在斜对面，可 以说是朝夕相见。但因上级没有安排我同她合作采访，我就没有主动找她谈什么。每次相 逢，只点头微笑而已。不知谁告诉她，我曾到天津找过她，有一次她正吃炒花生，就随手抓 一把塞给我，以表示谢意。 我顺便问她：那次你跑到哪里去了？ 她说：“我爬泰山去了。” 接着又说：“这次外出，对我锻炼很大，要自己找车坐，自己找住处，什么事都要自己 干，长了很多见识。” 当时我听了很感动。她这样严格要求自己，拒绝养尊处优，真不愧是无产阶级伟大领袖 的优秀女儿。我想起了社会上流传的毛主席给李讷的题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李讷同志正是按照伟大领袖的教导认真实践 的，她一定会成长为堪当大任的坚强的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长期保密　这在当时办不到 可是，她在报社要长期保密是办不到的。 “文革”以来，报社有的记者如杨子才等人上天安门城楼采访，见过她在伟大领袖身 边，有的摄影记者还为她父女拍过合影；同时，她自己要长期隐姓埋名，也是不可能的。随 着“文革”形势的发展变化，她身不由己，到报社不满两个月，就挺身而出，自我揭开了庐 山真面目。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她组织了“革命造反突击队”，贴出了题为“解放军报 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带头一举把胡痴、宋琼以及杨子才等人揪了出来，“开创了解放军报 文化大革命的新局面”。 由她领导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左右了军报的运动，同时，她担任军报版面组组长 （后担任解放军报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执掌军报编辑出版大权。从我奉命寻找“北大学 生”李讷，到李讷掌握军报大权，时间不到两个月。当然，几年之后，李讷同志离开了军 报，又经过若干年，胡痴、宋琼等人都获得了“解放”和平反，杨子才九十年代初期还当了 《解放军报》总编辑。这都是后话。 同时，随着“文革”的发展，我对许多事情和人物的看法也逐步深化。我庆幸那一次到 天津没有找到李讷，没有执行那个神秘而又神圣的使命。如果在天津找到了她，并陪伴她到 各地去串连，以后的遭遇真是难以设想。倘若在路上有一星半点差池，出点什么闪失，我如 何说得清？以后想到这一点，想到那个担子的千钧之重，我很是后怕，甚至有些不寒而栗！ 至于那本北京大学学生证，我曾经保存了几年，却一直没有拿出来用过，后来把它毁掉了。 现在我很后悔。我虽然不是货真价实的北京大学学生，但那本学生证却是真的，上盖北京大 学的钢印，无疑是当时在北京大学掌权的聂元梓那派人奉“中央文革”之命给办的，至少可 以作为一件“文物”保存下来，以纪念我那次不平常的天津之行。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