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 ———————————————— “写作组”初探 丁东 　　文革中的写作组，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仅就以下四个方面作一些 初步探讨。 一、为什么要研究写作组 　　文革是一段歧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黑暗年代，科学教育都受到严重摧残， 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文革发生的时间长达10年，在这10年当中，知识界除了受 冲击、受批判、接受“再教育”之外，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知识活动。姑且不 讨论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活动，仅仅就社会人文方面而言，我以为有两 种情况应当值得注意。一种是敢于独立思考，向当时主流思想挑战的知识分子， 老年的如张闻天、顾准、恽逸群，年青的如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他们留 下的思想遗产和人格遗产都是极其宝贵的。但在当时的知识界中，他们毕竟只 是凤毛麟角。另一种就是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服务的知识分子，本文要讨论的 写作组就是代表。过去，把写作组判定为“四人帮”的御用工具。其实，“四 人帮”本身也是御用工具。主宰中国意识形态的总体面貌，“四人帮”还不够 资格。所以，我觉得，把写作组判断为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工具比较恰当。写 作组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可以把它的性质定位为隶属于官方的 文人群体。其中有一些写作组，比如上海市委写作组、北大清华写作组、中央 党校写作组，直接在政权中枢的授意下写作，可以称之为御用文人群体。这个 群体的功能首先不是学术性质的，而是政治性质的。研究他们，对于我们认识 文革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典型意义。 　　参加写作组的人数虽然不多，但这些人的学术能力都比较强。文革刚结束 时，曾经嘲笑林彪、“四人帮”用的人是“草包”。这不尽符合事实。他们用 人的标准首先是听话，在此基础上也要看能力。张春桥、姚文元自己就是舞文 弄墨出身，谁学问多、笔头子硬，他们有分辨能力。所以，选入写作组的人， 肚子里都是有墨水的，一部分还是某一学科的顶级专家。文革时的中国是一个 封闭社会，政治信息不透明，学术思想信息的传播也受限制。但写作组成员在 为当时政治服务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较多的一般知识分子看不到的学术资料 和思想信息。与那些住监狱、蹲牛棚、下放劳动、不得不中断知识活动的知识 分子相比，他们是占了便宜的。就中老年成员而言，他们先他人一步回到读书 写作环境；对于青年成员而言，他们在特殊的政治背景里接受了一种特殊意义 上的学术训练。虽然这是一种有毒的训练，但毕竟不同于没有训练。到了80年 代，参加过写作组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在中国学术、文化界比较活跃，其中不少 处于领先地位。这也成为写作组值得探讨的一个原因。 二、研究写作组的难度 　　写作组的出现和消亡，距今时间不长。但有关的史实，披露得相当少。到 目前为止，只有冯友兰、周一良等少数人作了比较坦率的回忆。其余偶有文字 涉及，大都语焉不详。目前，写作组成员对自己这段经历，大多讳莫如深，不 愿提起。比如余秋雨，当时是石一歌的一般成员，在《学习与批判》和《朝霞》 上都发表过署名文章。现在他的散文影响很大，其中有几篇谈到他70年代中期 的往事，都巧妙地避开了写作组的经历。冯友兰、周一良先生写回忆录时年事 已高，回首平生，早把功名利禄看透，所以无需再遮遮掩掩。而年青一些的， 则还要面对社会生活。他们不能够坦言过去，似乎有失君子风度。但从实际情 况考虑，主要是因为内心恐惧。而这种恐惧，不无来由。因为写作组的经历毕 竟仍然是他们头上一片不散的阴影。从余秋雨的《家住龙华》（《文化苦旅》 263页）里看到，陈旭麓指导了100多个硕士生，在近代史研究中达到了全国第 一流的水平，却承受着“磨难、折腾和倾轧”。陈先生就是被人抓住这段经历， 一直评不上教授，直到去世前一年才勉强过关。余秋雨谈到陈旭麓如此动感情， 也是因为共同的经历所致。再读《陈旭麓文集》，这种压力就更清楚了。在 《陈旭麓文集》第四卷中，收有他给郑云山、左步青等人的信，从这些信中知 道，他因为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般性问题”，被折腾了7年，“代价是六十 岁变成了六十七岁”。可惜，文集附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将这一段略过了。 不知道是作者写了没刊出来，还是因为作者是陈先生的学生，爱师心切，故意 回避。写作组成员都是很能写的，他们能否让这段经历如实地见诸文字，除了 自身的勇气，更取决于社会如何对待他们。而有关写作组的材料不公开，写作 组成员回忆有顾虑，研究写作组就很难深入。 三、写作组的特点 　　写作组的出现并非始于文革。50年代到60年代，起草“反修”文章，都建 立过类似的机构。但文革中的写作组，又有其特殊性。文革发动的途径之一， 就是毛泽东通过江青组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写文章批吴晗发难的，尔后以这 些笔杆子为主，组成中央文革小组，进而取代中央书记处。这些人，对于组织 写作班子，造舆论，影响政治局势，可谓轻车熟路。所以，到了文革后期，他 们指挥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就更多地通过写作组写文章，发 号施令。写作组的文章，通常以化名出现，比如北大清华写作组化名“梁效”， 中央党校写作组化名“唐晓文”，上海市委写作组化名“罗思鼎”，其中的文 艺组又化名“石一歌”，文化部写作组化名“初澜”，北京市委写作组化名“ 洪广思”。除了基本的、常用的笔名之外，还有许多一次性出现的笔名。读者 虽然无从判断他们是哪个写作组，但他们的文章又分明口含天宪，各报转载。 在法治社会下，一篇署名文章，绝无法律效力。而在当时，写作组的化名文章， 却是不容质疑，不容讨论而必须贯彻执行的。初澜一篇批判晋剧《三上桃峰》 的文章，就使多少干部挨了整，下了台，有的还被关起来隔离审查。 　　写作组是由许多学者个体组成的，但个人的学术意志在写作过程中是不存 在的。让文人形成一个严密的组织，利用他们的学术能力，去表达统治者的政 治意志，这种做法不是写作组首创，却在文革中的写作组达到极致。知识分子 扮演这样的角色，还可以向更久远的传统追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从整体上 都处在御用的文化情结之中，科举制就是古代中国在这方面的制度性创造。哪 个文人如果能官拜翰林，直接为皇家效力，是光宗耀祖的事。文革中的写作组 当然有别于古代的翰林院。“梁效”、“罗思鼎”们的大块文章登在“两报一 刊”上，到处都转载、印发、学习，但他们毕竟并不像翰林院那样名正言顺。 他们担当着御用的职能，但就是在当时的政治体制内，还没有取得足够的合法 性。他们的某些观点，是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表达；某些观点，却只是表达了 身居高位的“四人帮”觊觎最高权力的欲望。因为当时的领导中枢并不是铁板 一块，而这些写作组又直接受命于其中的一个派别，所以才要写影射文章。如 果是翰林院，就用不着这么转弯抹角了。 　　这种又是御用工具，又是派别工具的特殊地位，就决定了写作组活动方式 的神秘性。周一良的回忆可以佐证这一点—— 　　梁效设立支部书记一人，由迟群、谢静宜手下的八三四一部队的一名干部 担任；副书记二人，北大清华各出一名。三十几名成员中，两校之外，还有少 数人民大学的教师。成员除老教授晚间回家外，都集中住宿，每天三段时间都 须到班。梁效纪律森严，不得随便请假，不得向外面（包括自己家人）透露工 作内容。集中驻地在北大朗润园的北招待所，门禁森严，给外人以神秘之感。 梁效主要任务是写作，由中青年同志担任，为“四人帮”制造反动舆论。写作 意图由迟、谢两人下达，或由《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的编辑口头传达， 有时甚至写成书面提纲交给各写作小组。几个写作组之外，有个研究组，后改 名注释组，几名老教授在内。江青听毛主席谈话，遇到她不知的人物或不懂的 典故，立即通过迟、谢两人命令这个组查阅报告，起了供顾问咨询的作用。梁 效还要求老教授对于写作组的文章在文献典故方面发挥所谓“把关”的用处。 （《毕竟是书生》，7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四、如何总结写作组的教训 　　打倒“四人帮”以后，写作组声名狼藉，其中的成员也受到这样那样的冲 击。除少数负责人外，多数人几年之后陆续回到学术或教育岗位，但对他们的 谴责至今不绝。如杨炳章1998年出版的《从北大到哈佛》一书里有一段谈到： “周一良教授是历史系主任，《世界通史》的主编之一，则另有一番独特经历。 文革初期也遭受批判，后来江青搞‘斗批改’，邀请北大几位教授聚会，一大 半人找借口拒绝了，高兴不高兴由他去吧！惟有冯友兰、周一良几个人凑上去 了，以后组成‘两校’大批判写作班子。现时是一种荣耀，过后则是一种耻辱 了。许多年以后，我记得周先生去哈佛母校做过演讲，我也参加了。周先生说 他自己加入‘两校’是误受蒙蔽。此种解释，显然是肤浅了一些吧？” 　　周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态度，简而言之，一是说明他和另外几位老教授“主 要是起装点门面以为号召作用，同时供顾问咨询”，而并未参与阴谋；二是理 解知识界谴责“梁效”成员的义愤；三是如实叙述了他受审查的心态，包括视 为“无耻之尤”的郁闷心情。作为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我感觉，周先生的态度 是说得过去的。 　　参加写作组，当然是不光彩的事。但也要看到，在当时，知识分子渴望御 用是普遍的心理状态。至迟从延安时代开始，做党的驯服工具已经是一大批知 识分子的自律性准则。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时期的意识形态是以执 政党的名义建立的。多数知识分子巴不得被毛主席用起来。虽然到了文革后期， 不满“四人帮”的情绪已经在民间蔓延开来，“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之 类的民谣已经到处流传，但多数人的不满情绪也只是停留在针对几个“奸臣” 的层次上，而对毛泽东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是不敢怀疑的。真正从思想体 系、价值观念上能跳出来的人太少了。不能脱离中国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在 整体上已经被改造得失去了独立思考能力的历史背景来谈问题。总的来说，不 管老、中、青，当年进入写作组基本上都是怀着一种荣幸，都想成为为主流意 识形态服务的人。能被政权所用就感激不尽了，况且还是专业范围之内呢？应 该说，知识分子进入写作组时绝大部分都是这样一种心态。如果笼统地判断， 进写作组的人都是道德品质不端的投机者，那是不符合事实的。虽然其中确有 德性比较差的人。 　　当时写作组成员从年龄上可以分为三类，即老年、中年、青年。老、中、 青经历不同，背景不同，可以各自单独分析。像冯友兰这样解放前已经自成一 家的学者，进入写作组就面临着一个否定自己原来学术思想乃至整个价值观的 问题。关于这一点，冯先生在他晚年作过坦诚的自我解剖。老知识分子，在解 放后历次运动中，一再挨批，不得不夹着尾巴做人。文革中又被触及灵魂，甚 至殃及皮肉，早已是惊弓之鸟，噤若寒蝉。到批林批孔时，毛泽东突然要用你， 而不是整你。这时不说是受宠若惊，起码也有知遇之感。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 次论，这不过是解决了安全的需要而已。中年知识分子，从走上社会之日起， 所习惯的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精神 状态。当时进入写作组，不管是为毛泽东所用，还是为下面的各级政权所用， 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至于青年，在文革开始时，提倡与工 农兵相结合，不管是大学在校生，还是中学在校生，一律进了农村、工矿、军 营，接受再教育。参加写作组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进入他们本该进入的知识文化 界的机会，他们当然乐于接受，甚至求之不得。至于进去之后干什么、怎么干， 他们开始并不很清楚。 　　对于这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悲剧首先是由时代造成的，过多地追究个 人的责任不是历史的态度。他们遵命写作，有时也追求写出一点个性，追求与 众不同，但总体上不可能超出意识形态的框架。毛泽东的总体政策是舆论一律， 是按照自己规定的模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但对大前提符合己意，而风格上 又能显示个性才华的知识分子又颇感兴趣。所以有时某人文章被毛看中，称赞 只言片语，即刻身价百倍。在当时，把这当做荣耀并不奇怪。如果现在还当做 荣耀，未免可悲。毛泽东晚年爱读古书，谈什么问题通常不是直说，而是从古 典文献中的某些片段，引伸出一个意思，显得高深莫测。当时的领导层，包括 高级干部，都感到理解起来很吃力，紧跟慢跟也跟不上。这些典籍的原意，对 于老学者们来说，很容易解释，但对毛泽东从哪个角度引伸，却不好琢磨。而 如果解释得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责任又是他们所承担不起的。所以，在一定 意义上说，他们早被毛泽东神圣的灵光照晕乎了。 　　杨炳章说到“一大半人找借口拒绝”江青邀请入写作组，是否有足够的事 实依据？我心存怀疑。因为谁有这等光荣历史，恐怕早该见诸文字了。还有一 种说法，学者进入写作组是严重的历史污点，和30年代周作人任伪职、当汉奸 相仿佛。我以为，把二者相提并论不甚恰当。因为历史环境毕竟不同。从整体 上说，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战中留下了可以自豪的篇章，就是在沦陷区的知识分 子，保持了人格操守的也很多，像周作人那样的失节者，毕竟是极少数，在当 时也为公众所不齿。在异族入侵时，坚持民族操守，乃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底 线。文革毕竟不同于外族入侵，而是内部动乱，是以政权和执政党名义发动的 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从50年代以来，就没有独立的空间，与政权的关系 成了皮毛关系。为政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效力，是几乎所有知识分子躲不开的义 务。尤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你不充当革命动力，就得充当革命对象，二者必 居其一，没有第三种选择。想要置身局外，可能性微乎其微。当时绝大多数知 识分子的苦恼，不是因充当革命动力，伤害了同事和朋友，引起了良心的内疚； 而是想充当革命动力没有资格。现在一些人提到历次政治运动，往往只说自己 如何“走麦城”，挨批斗，不提自己当年勇，如何过五关，斩六将。其实，50 年代的作家学者，哪个没有批判过胡适、胡风，没有声讨过右派、右倾？文化 大革命，包括批林批孔，与以前历次政治运动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就算是对站 在前台指挥的江青心理上产生了反感，而真正能够从思想上拒绝真正的决策者 ——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的，当时又有几人？写作组吸收学者到其中效力，是以 政权的名义，以执政党的名义，并不是以哪个帮派哪个团伙的名义，当时中国 的知识分子又都无可选择地隶属于所在单位，谁能拒绝以组织名义分派的工作？ 就算当时有人拒绝了，也不敢直截了当，只能找一点巧妙的借口。多数人的实 际情况是既不想拒绝，也拒绝不了。 　　有人总结写作组的教训是跟错了人。按照这种逻辑，似乎跟对了人就可以 避免悲剧，我认为，写作组的悲剧不过是中国知识分子大悲剧的一部分。问题 不在于能不能跟对人？怎样才能跟对人？而在于根本就不应该丧失自身的独立 性。毛泽东常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毛泽东的眼里，知识分子就是 “毛”，必须附着在“皮”上。他说这张“皮”应当是工人阶级，其实就是政 权。这就使知识分子进入了失去灵魂家园的可悲境地。今天，知识分子如果仍 然把自己定位成“毛”，不管附在哪张“皮”上，悲剧或迟或早总是难以避免 的。写作组作为一页历史，已经翻过去了。但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意识，放 弃独立人格，甘心充当御用工具，却不是一页被翻过去的历史。这就是我们今 天要重新讨论写作组现象的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使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空间宽阔了许多，不再像30年前那样别无 选择。然而，就是在今天，许多知识者仍然把递奏折当幕僚作为自我发展的终 南捷径，在如何接近权力、投靠权力上倾注了过多的注意力。知识分子应当向 社会贡献自己的才华和智慧，但这种贡献是从独立的立场出发还是从依附的立 场出发？是一味按图索骥、投其所好，还是独立思考、自由表达？这仍然是一 个未能解决的大问题。要说从上一代人陷入写作组的悲剧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 我想首先就是这个问题了。 ————————————————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www.xys2.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