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的回答──1948年9月（节选）

钱理群

    今天人们反观40年代末的这些"混战"，确实有很多感慨。说"混战"并
非否认论战的意义（我们将在下文作详细讨论），其中确实有许多真知灼
见；但人们却注意到当年（1948年）所不可能认识的另一面：论战双方在
"势不两立"的同时，存在着也许是更为根本的一致与相通。例如，将"开展
无情的思想斗争"作为发展文艺的中心环节的战略选择，把"斗争"绝对化、
以至神圣化的概念，将复杂的文艺问题、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问题，简化
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模式（如"人民"与"反人民"，"现实主义"与"反现
实主义"）的直线化思维模式，以及"四面是敌"的"被围"心态，对于"论战
（批判）"的偏嗜，"八方出击"的迎战冲动，将"矛盾、冲突"的审美化倾向，
以至对"战争"语汇（自然地连同战争思维）、强暴的语言方式的醉心，等等，
都是惊人的相似，并构成了形成于那个激烈搏斗的战争年代的"革命话语"的
基本特征。在这个意义上，论战双方都自命为"革命作家"与"革命者"，这都
是有充分理由的。他们之间的论战也就带有极大的"内部"的性质，尽管最
后的解决方式是"非内部"的。而对胡风来说，这样的以"斗争"为中心的革
命话语是五四激进主义话语的一个自然发展，或者说，他所坚持并保卫的
五四话语还带有浓厚的激进主义色彩，与前述朱自清们的带有更多的自由
主义色彩的五四话语虽也有相通之处，但差别更是明显的。
    而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们现在所要自觉捍卫的，正是五四传统。胡风
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即非常明确地把问题归结为"对于国际文艺传统
（高尔基的道路）和中国革命文艺传统（鲁讯的道路）的坚持和号召"；路
翎在反驳《大众文艺丛刊》的"批判"时，也是尖锐地指责对方"取消了五四
以来的斗争传统"。而他们所急于捍卫的五四传统，又是有着具体的历史内
容的。这首先是五四"反封建"的传统。针对在民族斗争中以民族解放的要
求代替与取消争取社会解放的斗争的倾向，胡风强调，"并不是反帝反封建
的斗争现在仅剩下反帝，而是以反帝来更多并保证反封建"，因此，他一再
提醒人们要警惕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掩盖着的封建主义的阴魂，这警告自
然是十分重要的。而在1948年的这场论争中，"个性解放"的问题也许是更
加引人注目的。争论的焦点是，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五四所提出的"个性
解放"问题还有没有意义与价值？胡风和他的朋友认为，如果因为资产阶级
主张个性解放，就自动放弃了这一口号，那就会导致对实际存在的封建主
义的投降；因此他们提出：要"把反封建的任务从资产阶级底手中夺取过来
而完成它"，更高地张扬起"人们解放，土地解放，个性解放"的旗帜。在他
们看来，"群众底存在，工人底觉醒，两者并非宿命地违反的敌对的"，"人
必须理解自觉的'价值'，发挥自觉的'力量'，从而服从群众的利益，坚定
群众的立场"；"集体的英雄主义"不仅要"尊重着大众底利益，服从着集体
底命令，更要保留了自己底能动作用，和必须掌握着自己第战斗性能"。胡
风和他的朋友并不反对、毋宁说是拥护"战斗的集体主义"的，他们只有一
点保留：不能把其理解为个体对群体的无条件的服从与绝对的牺牲。他们
敏锐地从这样的要求中嗅到了封建专制主义的气息。因此，他们提出了要
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斗争"的命题，并坚持：只有与"封建主义底各种各样
的根须肉搏接战"，才能真正通向"明天"。──"与无形的封建的中国斗争"
的命题是有待展开的；在其现实的历史的充分展现之前，胡风和他的朋友
即已敏锐地抓住并提出，这是令人赞叹的，而他们自己却要为这样的"超前"
付出代价。
    胡风和他的朋友们最为注意的自然是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胡风有过一个
很好的概括：五四"以意识斗争为先锋的社会斗争，那基本的内容就是使人
民底创作历史的解放要求从'自在的'状态进到'自为的'状态，也就是从一曾
又一曾的沉重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下面突围出来，解放出来，挣扎出来，向前
发展，变成物质的力量"。现在，这样的启蒙传统却遭到了两个方面挑战。
首先是否认"精神的奴役创伤"的存在，将人民（农民）纯化（理想化）的民
粹主义倾向。胡风一语道破实质："如果封建主义没有活在人民身上，那怎
么成其为封建主义呢？"他指出，那种"只要'优美的'人民而并要带着精神奴
役创伤的人民"的理想，固然纯粹而美好，但"世界上没有只有阳面没有阴面
的事物，抛弃了阴面，阳面也一定要成为乌有，即所谓'观念化了的'东西"。
而将人民抽象化则是危险的：它容易为所谓"人民的代言人"（类似于上帝的
代言人）提供机会，将"人民崇拜"变为"人民的代言人的崇拜"，在"人民的
统治"的名目下实行"代言人专政"。因此，胡风及其友人一再强调，一定要
使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而不能"被动地"等待"人民代言人"来解
放，这里显然是隐含着某种忧虑的。而当有人试图将"人民"与"知识分子"对
立起来，总要引起胡风们特别强烈的反应。胡风针锋相对地指出，"知识分子
也是人民"，而且是"人民底先进"部分，他们掌握着体现了历史要求的时代先
进思想，不但是新思想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传播者。路翎因此而尖锐地指出，
"抹杀"知识分子的"存在价值及前锋价值"，也就是在实质上"否认理论"（也
即时代先进思想）"以及世界性的先进经验底领导"，这就必然影响中国思想
文化，以至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他们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问题
上绝不让步，原因大概也正在于此。──直到晚年，胡风与绿原谈起《论现
实主义的路》，他还这样说："我不过是为知识分子多说了几句话。真不知
到十多年来为什么要那样轻视知识分子，不知为什么离开五四精神越来越远"。
这"不知道为什么"里，又包含了多少历史的辛酸！
    正是出于对五四启蒙主义的自觉坚持，胡风和他的年轻朋友在文艺上也
特意强调五四新文艺的"新"质：它与世界进步文艺的联系，由此形成的它的
"异质性"。在他们看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基本立足点，必须
坚持而不容有任何动摇于让步。由此他们明确表示反对"文化上的文艺上的
农民主义"，他们并抱怨反对文艺一农民为反映于接受对象，但坚持要保持文
艺本身的进步性，而不能迁就农民的落后性。他们也反对将民间形式（于旧
形式）美化（理想化），强调"必须如实地理解民间形式的所有的本质，凡是
旧有的形式，都是昨日的文化，那是因袭的东西，新的东西不可能百分之百
地活在那里面，它也或多或少地限制了新生的东西的占领"。他们并不一般地
反对对旧形式的利用，但警告说，如果把"利用"变为"袭用"，"无条件的保留"
旧形式，那就等于"无条件的投降"，而在他们看来，"有条件的投降也是投降"，
都是不能允许的。胡风们的这些观点也许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但如果注意
到在当时其实存在着将民间形式绝对化的倾向，比如有人在评论绿原的诗歌时，
就指责他的诗老百姓"看不懂"，是"走错了路"，似乎"唯有走民歌才是正路"；
而在以后这一倾向还一进一步的发展，那么，胡风及其朋友的这些意见仍是
有预见性的。
    今天重读当年的论战文章，仍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胡风和他的年轻伙伴在捍
卫五四传统时，所表现的虎虎生气和锋芒。但终不难发现，在整个论战过程中，
他们（特别是胡风本人）始终也存在着几个"盲点"，或者说，对论战对方明确
发出的一些信号，胡风始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结果自然是悲剧性的。其
实，警告早已发出，据胡风自己回忆，在1945年第一次公开批评胡风时，周恩
来即已对胡风有两点相告："一是，理论问题只有毛主席的教导才是正确的；
二是，要改变对党的态度"。话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可惜胡风只注意到周对
他所提出的"客观主义"一语表示"理解"（其实，这也是胡风自己的一厢情愿的
解释，是否真是如此也还待考证），而根本不去注意也许是更带实质性的"忠
告"，胡风这里所犯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对于他几乎是致命的。据楼适夷回
忆，邵荃麟曾告诉他，这回香港之所以发起批判，原因是"全国快要解放了，
今天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十分重要，可胡风还搞自己一
套"，可见问题还是"对党的态度"，也即是否服从党的领导；邵荃麟们正是作
为党的代表来批评、引导他们的。其实，胡风的朋友中，也有人看到了这一点；
据贾植芳先生回忆，他就曾这样提醒过："解放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党的文
化界本应该配合战争加强与国民党的斗争，现在忽然办了一件好像专门是冲着
胡风来的刊物，批判的火力也非常集中，这不会是几个文人的偶然冲动。"但胡
风却自恃"抗战八年一直跟着共产党走"，深信党始终相信自己，而把香港方面
的批判看作是纯粹个宗派主义的情绪，甚至是一中误会。应该说并不是胡风一
个人犯过这样的"错误"，正像后来周扬批判胡风时所说，包括胡风在内的中国
知识分子总是"抽象地看党"，不知道拥护党必须具体落实到尊重于服从党员个
人，党的领导权威是建立在曾曾党组织党员个人权威基础之上──中国的知识
分子恐怕要到"反右"之后，才普遍认识到这一点，但付出的"学费"却太多、太
重了。
    对另一个警告的漠视，胡风也许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据何其芳说，早在1945
年第一次批判胡风时，批判者即已断定，胡风问题的要害是"对毛泽东的文艺方
向的抗拒"。而这次《大众文艺从刊》发动的批判，一开始即旗帜鲜明地亮出"底
牌"："他们（按：即批判者所说的"主观论者"，又称"胡风小集团"）处处以马
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居"，实际上是在"曲解"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
想，因此，"我们不能不予以纠正"。这就挑明了这场论战的实质，是要争夺对"
革命话语"的最高形态"毛泽东话语"的权威解释权。而在胡风看来，批判者只说
对了一半；他确实是"以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文艺思想者自居"，因为这是他的信
仰所在；至于说到"曲解"，那这一说法本身即是一种"曲解"，不仅是对他本人，
更是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曲解"。胡风深信，他与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以至毛泽东本人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血肉般的联系，这是神圣的，
不容曲解与亵渎的。那是铭刻在胡风心灵深处的永恒的记忆：1940年，正在编
辑《七月》的胡风受到了一位署名"大漠"的读者寄来的一份毛泽东在陕北公大
所作的关于鲁迅的演讲记录稿。正是在这次演讲中，毛泽东把鲁迅与孔子并列，
赞其为"现代中国圣人"，并将"鲁迅精神"概括为"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
牲精神"。毛泽东的评价给胡风以巨大的心灵的震撼；他后来对别人说："想不
到毛主席对鲁迅有这样恳切的同志感情和这样高的评价"，"我喜出望外，解除
了多年以来心头的重压，及其高兴地发表了"。这就是载于《七月》第10期的
《毛泽东论鲁迅》一文，文章第一次在国统区报刊上公开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
袖对鲁迅的评价，这对增进中国共产党与知识分子之间相互了解与信任，起了
难以估量的作用。而一直把继承与发展鲁迅的事业视为责任与生命，并因此而
不断承受各种压力的胡风，更是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一种知己感。这种"知己感"
也许还有着更深刻的内容：胡风与毛泽东之间，确实是存在着某种精神上的相
通的，如前文所述，胡风对"斗争哲学"的信奉，那永不安宁的灵魂，内在的"迎
战"冲动，对战争思维、语言的迷恋，等等，也都是属于毛泽东的。甚至胡风
一再提及他年轻时的诗句："我从田间来"，也容易使人联想起毛泽东与土地、
农民的深刻联系。因此，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在《时间开始了》那一组长诗里，
高声歌唱毛泽东是"中国大地上最无畏的战士，中国人民最亲爱的儿子"时，他
是唱出了自己的心声的。而在文艺思想上，胡风也因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
论》等著作中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充分肯定（而在此之前，包括瞿秋白在内的
许多中国共产党人一直把五四视为"资产阶级文艺运动"而予以严厉批评的），
明确以"鲁迅的方向"为新文化运动的"方向"，而对毛泽东文艺思想有一种特殊
的确切感。尽管他不同意不考虑具体时、空条件，机械搬用《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尽管他在个别问题上与《讲话》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他也认为
这是同志之间的正常分歧；就总体而言，胡风无疑是赞同毛泽东的《讲话》，
并努力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加以阐发的。他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以"从实际
出发"开题，这本身即是表明，他是在相应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的原则：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在他看来，他的批判者
正是违背了毛泽东的"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从而在根本上背离毛泽东思想（包
括无疑思想）的。在这样的"捍卫"心态下，胡风对说他"曲解"毛泽东文艺思想
的指责，置之不理，甚至不屑一顾，是可以想见的。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看似奇特、却发人深思的现象：论战双方──不论是
批判者还是被批判的胡风（及其朋友），都不无真诚地相信并坚持自己是在"
捍卫"毛泽东文艺思想与路线，他们各自按照自己的理解，对毛泽东文艺思想
作出了不同的阐释，而都已己方为"正确"，指对方为"曲解"。问题是谁的阐释
更符合毛泽东的本意？我们不妨看个实例。"知识分子的改造"是毛泽东思想
（包括文艺思想）的一个核心命题；论战双方自然都表示支持，但却作出了不
同的解释。胡风强调这种"改造"的必要性来自他所说的知识分子的"两重人格"，
即知识分子一方面具有"革命性"，但同时又有"游离性"的一面，"这种游离性
使得他们底思想立场停留在概念里面或飘浮在现实表面"，因此，必须通过"和
人民底内容深刻地结合，把握它，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同时使思想要求（按：
也即前述知识分子的"革命性"要求）经过人民性内容的考验以后，成为更是
人民底也更是自己的东西，使思想要求和人民底内容对立而又统一形成血肉的
'感性的活动'"。显然，在胡风的理解里，知识分子的"改造"既要从人民中吸
取，又要保持、发展"自己"，即便是"人民底内容"也最终要变成"自己的东西
（感性活动）"。因此，"他一方面要求作家深入人民，同时又警告作家不要
被人民的海洋所淹没"。而《大众文艺从刊》的批判者对"改造"的理解就要明
快的多；邵荃麟在《论主观》一文中直截了当地说，所谓"思想改造"就是"一
种意识上的阶级斗争"，"小资产阶级意识必须向无产阶级'无条件的'投降"，
"摧毁其原来阶级的思想感情，进而取得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
"同不是对等的斗争，而是从一个阶级走向另一个阶级的过程"。经过这几十年
的"改造"实践，今天我们来看当年的这两种阐释，大概无须论证，即可断定：
符合（或接近）毛泽东本意的，是批判者（邵荃麟们），而绝非胡风和他的朋
友们。这就意味着，胡风们当年所批判（反对）的不仅仅是几个批判者，而是
批判者所基本正确的把握了的毛泽东的思想与路线。在这一点上，当年的批判
者是不幸而言中了的：胡风和他的朋友们实质上是在与毛泽东本人"对抗"。但
他们却少说了一点：这种"对抗"不仅是不自觉的，而且对抗者在主观上还是真
诚地要拥护（甚至捍卫）毛泽东的。这种从"支持（拥护）"出发的"对抗"，不
仅充分显示了本书所要着重讨论的"共和国文化"的复杂性，而且本身即具有极
大的悲剧性。胡风（及其友人）就这样在违背自觉主观意愿的情况下，以这么
一种特殊的方式（心态，语言，等等），扮演了一个公开在理论上与毛泽东相
对抗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却也因此而在共和国思想文化史上获得了一种特殊的
地位与价值；而且，也同样不以他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由于胡风本人的巨大
人格力量，他对周围年轻人所形成的凝聚力，使得他们的这种对抗，不同于在
此之前的王实味、萧军等人，多少具有了某种"集团"的性质，也就具有了更大
的危险性。这就导致了最后的结局：由毛泽东本人，以那样一种方式来"解决"
胡风问题。当胡风和他的年轻友人终于发现自己在与谁对抗时（恐怕有的人至
死也没能正视这一点），一切都已经晚了。

----
输入：yanfen li
〖新语丝电子文库(www.xys.org)〗